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中国文学的脚步，走到赵宋时代，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宋元话本。

这是白话文学第一次正式跻身文坛，也是市民文学初次显示出其特有的活泼，自如的风格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鲁迅先生说，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它开元明清三代戏剧、小说繁荣之先河。

从此始，以小说戏剧为代表的“俗文学”日益兴盛，以诗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很快就不得不让位于后起的强手。

可见宋元话本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话本”在唐代就有了，大量产生是在宋代，元代明代还继续发展。

之所以叫“宋元话本”，是因为话本不断进行加工，现在所见话本是元明时期刊印的。

这样就不大好截然划分话本的时代。

如宋代话本，在元代讲说，也可能又经过了改编。

因而一般文学史上就概括地称为“宋元话本”。

话本原是“说话”艺人的底本，是随着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也就是在志怪、传奇这种文言小说之外，从群众中产生的白话小说，可供案头阅读。

它从勾栏瓦肆中的“说话”艺术脱胎，已与明代的“拟话本”同属文学范畴，告别了伎艺界。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有两个系统，从采用的语言上看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

文言小说的来源很早，从神话、传说、野史、杂传发展而为六朝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

传奇小说到宋代、元代、明代都还有创作。

志怪小说又演变而为笔记小说。

到了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以说是集文言小说之大成。

另一个系统是由唐宋的民间“说话”艺术而产生的、以群众口头语言为主的白话小说，短篇的发展成为明清拟话本，长篇的发展成为明清章回小说。

这两个系统，不仅语言不同，而且发展源流不同。

当然，它们之间互相也有影响。

宋代说话往往取材于传奇、笔记；而像《聊斋志异》则又吸收了白话长短篇小说的描写技巧。

这里讲的“话本”，是志怪、传奇这一系统之外，从“说话”演变而来的白话小说。

但严格地讲，“话本”不完全是话本小说。

史籍中，“话本”是与“话”、“说话”混用的，它们都有一个通用的意义——用在演出上的故事。

“话”在宋以前就有一种词义——故事，它的这个意义至少在隋代就已通用了，宋元明也都保持此意。

“说话”，就是讲故事，这里的“话”是故事的意思，是宋以后城市经济兴旺以后的一个专用伎艺名词。

“话本”，就是讲故事用的底本，是说书艺人个人使用的只有故事梗概的演出脚本、底本，文字比较简略，只记录唱词和主要故事情节。

说唱时再由“说话”艺人灵活运用，即兴发挥，可以增添许多细节，描述得更详尽，甚至可以扩展好几倍。

“说话”艺人师徒相传，不断对已有话本进行修改补充。

话本是宋元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加入“书会”的一些穷困潦倒的下层知识分子，一方面编写话本，一方面又根据“说话”艺人口头说唱的材料，把流传的话本加以提高，写下来作为可供阅读的书面文学作品，我们称之为话本小说，也就是我国最早的白话小说。

它们是群众的集体创作。

现行的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著作中，把“话本”与话本小说通用，是取“话本”的一般意义，即指经过加工，刻印出来的文学作品。

“说话”的渊源很早。

先秦诸子中已有不少关于讲故事、说笑话的资料，不过，往往带有寓言的性质，而且这些讲故事、说笑话还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艺术。

在先秦和汉代，帝王宫廷中又有专门讲故事的人，属于俳优一类。

他们擅长于音乐歌舞或者滑稽表演，又极会说笑取乐，讲一些社会上流传的小故事。

四川曾出土一个汉代说书俑，一手抱着鼓，一手扬起鼓槌，满面笑容，张口作演说的形状，这说明民间讲故事有说有唱，渊源很早。

三国时的曹植能诵“俳优小说”数千言，隋代官僚还有擅长于说话的。

这些恐怕都不普遍。

到了唐代才有“说话”的正式记载。

安史之乱以后，唐玄宗回到长安，高力士常常以“转变说话”来为他排解愁闷。

“转变”当是唱变文，“说话”就是讲故事。

元稹有诗说到与白居易在长安的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就是说的一枝花的故事，时问长达五六个小时“犹未毕词”，还没有说完。

可知唐代“说话”已成为专门艺术。

“一枝花话”即李娃故事。

一枝花是李娃的别名。

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写有《李娃传》的传奇小说，元稹写有《李娃行》的诗歌，又由此可知唐代“说话”与传奇、诗歌联系紧密。

当时不止在帝王宫廷、官僚住宅里讲故事，也有在社会上讲的，称为“市人小说”，李商隐的《骄儿诗》描写儿童听了“说话”以后，“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张飞和邓艾都是三国故事里的人物。

《三国志平话》描写张飞“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

燕颔，指像燕子一样的下巴，长得肥大。

“胡”本指兽类颔下下垂的肉，这里用来形容张飞肥大的下巴。

陈寿的《三国志》上记载邓艾“口吃”，说话结巴。

李商隐诗中描写儿童戏笑模仿张飞下巴肥大和邓艾说话结巴的样子，显然是从听故事得来的印象。

他们印象很深，当作游戏的内容，可见唐代“说话”已有相当大的艺术效果。

唐代佛教盛行，寺庙里经常宣讲佛经故事，称为“俗讲”、“变文”。

“说话”又吸收了“俗讲”、“变文”的某些形式和技巧。

“俗讲”是在寺庙中对一般民众所进行的宗教宣传，讲佛经故事，后来也讲历史故事和现实故事。

“变文”是俗讲的底本，韵文、散文相互穿插，也有全是韵文或全是散文的。

“说话”的大规模发展是在宋代。

随着宋代都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各种民间伎艺在城镇里十分兴盛。

汴京、临安这些大城市里还出现了专门的游艺场所，称为“瓦舍”、“瓦肆”或“瓦子”。

“瓦舍”中又设若干演出点，称为“勾栏”。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京皇城东南角有桑家瓦子，近北是中瓦子，再次是里瓦子，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有的可以容纳几千人。

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南宋临安有瓦子二十三处，以北瓦子内的十三座“勾栏”最为兴盛。

各个“勾栏”中，分别上演杂剧、傀儡戏、诸官调、“说话”等，总称“京瓦伎艺”。

鲁迅说：“宋建都于汴(今河南开封)，民物康阜，游乐之事，因之很多，市井间有种杂剧，这种杂剧中包有所谓'说话’。

”这里讲的“杂剧”，应不同于元代繁盛一时的戏曲形式，而应包括各种伎艺在内的一个总名，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曲艺”。

在各种伎艺中，最活跃的也是最受欢迎的便是“说话”。

“说话”是有着广泛影响的一种伎艺。

市民阶层通过“说话”来表现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愿望；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也程度不同地反映在“说话”中。

宋代“说话”已不像唐代主要限于宫廷、宫邸和寺庙的活动范围，它有了专门的演出场所，说明它完全职业化，“说话”艺人以“说话”为谋生手段。

当时从事“说话”职业的艺人很多，《武林旧事》记载南宋临安的“说话”艺人将近一百名。

他们一般出身于小商小贩、城市贫民，也有落魄的知识分子，其中还有妇女，甚至包括和尚、尼姑。

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叫做“书会”或“雄辩社”。

参加的人称为“老郎”或“才人”。

“老郎”大约指艺人，他们在“书会”中互相观摩交流，提高“说话”艺术。

“才人”大约指下层知识分子，从事于话本的编写。

当时许多艺人的说唱艺术很精湛，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南宋一些著名“说话”艺人“谈论古今，如水之流”，内容很丰富，讲得滔滔不绝。

元朝人说元代的“说话”艺人讲说时，能“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惟恐不得闻”。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对“说话”的影响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说国贼怀奸从佞，遭愚夫等辈生嗔”，讲国贼奸臣为非作歹，可以使愚蠢的人都要发怒。

“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忠良被害，心肠硬的人也要感动得流泪。

“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讲鬼怪故事，求仙学道的人都吓得发抖。

“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讲男女爱情故事，多愁善感的女子就悲悲切切，哭哭啼啼。

可以想见“说话”艺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苏轼的《志林》早就记载北宋中期说三国故事的情况，小孩子听到刘备打败了就痛哭流涕，听到曹操打败了就拍手称快。

《水浒传》第一百一十回还写到李逵在东京听说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大受感动。

这些都说明了“说话”所具有的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量。

“话本”艺术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和表现形式，都为市民阶层所熟悉和喜闻乐见。

“说话”不仅职业化，而且进一步发展到专门化。

它分小说、讲史、说经、合生“四家数”，合生，带有更多的游艺性质，不重在说故事。

其余三家都有话本。

小说，即短小的说话。

它专讲较短小的故事，多取材于现实，一般一次讲完，所讲内容包括爱情故事、公案故事、英雄故事、神怪故事等等。

由于跟听众的生活接近，又能当时知道结局，所以最受欢迎。

它不光是说，而且还有唱。

散文与韵文相间，散文用来叙述事件，韵文用来描绘景物、形容装扮、刻画心理、渲染气氛、转换情节以及表示作者的评价态度。

小说又名“银字儿”，大约是因为其中包括用银字笙伴奏歌唱的缘故。

我们较习知的《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即是代表。

讲史，篇幅较长，专门讲述历史故事。

它又被称为“评话”、“诗话”、“平话”，“平”就是评论历史的意思，只说不唱。

由于有说有评，所以称之为“评话”。

它也说“新话”，如说南宋初年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故事。

讲史艺人中还有专门讲三国故事或专门讲五代故事的，分工更细了。

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由于历史故事的内容多，所以需要连续讲若干次，一次叫一回，以后就逐渐发展为长篇小说的章回体形式。

说经，是承继唐代的“俗讲”、“变文”而来，是讲宗教故事。

有的穿插讲笑话或滑稽故事，又称为说诨经。

合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可能是两人演出，一人随意指物为题，另一人应命即兴吟唱，有时或伴以歌舞，可能带些讽刺性质，好像不大侧重在讲故事。

“说话”的四家中，最主要的和最受群众欢迎的是小说和讲史，这两类话本小说，前者对后世的短篇白话小说影响极深，后者对明清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注惠颇多。

而小说的影响又比讲史更大。

话本小说保留“说话”的形式，有一套较完备的体制，后来的拟话本小说亦如此。

一般话本，尤其是“小说”类，一篇往往包括五个部分：(一)题目。

用一句七言或八言句子表明正文故事，如《王魁负心》，题目是《王魁负心桂英死报》。

(二)篇首。

以一首诗，或一首词，或一诗一词开头，用此点明主题，概括全篇大意。

如同唐代“俗讲”的押座文、解座文一样，起着安定情绪和加深印象的作用。

《简帖和尚》的篇首是一阕[鹧鸪天]词。

(三)入话。

置于篇首之后，对篇首的诗词加以解释，然后引入正话。

“入”即引，引入正题故事的意思。

内容与正文故事或者类似，或者相反，或者略有关联，大体上是用以等候听众和集中听众的注意力。

因为“入话”比起正文故事来无关紧要，随便听听罢了，所以又叫“要头回笑”，即“冒头一回”的意思。

“笑耍头回”，是未入正文，先资笑乐之意。

因为听众中多数是士兵、商贩，取其吉利，所以“说话”艺人又称“入话”为“得胜头回”。

“听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曰'得胜’。

”(鲁迅语)，有人把“说话”和“头回”区别开，恐怕都是正式故事前的一段引子，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自身是一回书，亦可单独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