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

社会学]西方社会学史上几个标志性的时代西方社会学自诞生以来的发展进程，曾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对此，社会学史家有过不同的划分。

然而，如果从社会学的知识特征尤其是研究范式的演变以及流派的分化与综合，而不是历时特征，我们可以把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发展进程划分为五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时代，它们之间不仅存在着特有的逻辑性关联，并且每一时代都呈现出各自的特征，从而构成了西方社会学富于变迁性格的历史。

一切学科成果都是具体时空条件的综合产物。

从时间维度上看，社会学是特定时代精神和历史条件的结晶；从空间维度上看，社会学是特定地理区域和具体社会形态的自我意识。

此外，作为学科发展规律的结果，社会学还是自身知识传承与演变的产物。

一部学科发展史常常由一些标志性阶段所支撑，而每一个标志性阶段又常常由一些标志性人物所彰显。

一、创始初期的社会学：原创体系大师倍出的时代社会学的产生，是特定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特定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思结果。

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诞生于西方，具体而言，19世纪初期的欧洲。

对于社会学的产生，启蒙运动确立了基本的思想源泉和知识动力，法国大革命成为主要的政治动因，而工业革命则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社会学诞生于一个激剧变迁的时代，从问世的那天起，它就是在参与现代社会的设计与建构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是社会学从其开始就思考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te）把他心目中具有最高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大部分，这种划分其实不仅只是表达了纯学理上的意义，而且似乎也蕴含了作为社会学创始人对这门学科所赋予的使命：将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作为关注的核心。

这一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也是第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大师及其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孔德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马克思（K.Marx）的资本主义理论、韦伯（M.Weber）的合理化理论、迪尔凯姆（E.Durkheim）的社会团结理论、斯宾塞（H.Spencer）的社会类型理论、托克维尔（A.Tocqueville）的民主社会理论、帕累托（V.Pareto）的精英循环理论、滕尼斯（F.Tǒnnies）的社区与社会理论、齐美尔（G.Simmel）的形式社会学说[ii]等等。

他们富于原创性和体系性的学说具有三个较鲜明的特征：一是，宏观取向，重点考察社会结构的广泛领域与面貌，而非细小的社会现象与过程；二是，变迁关怀，关注人类社会在历时维度上的演替轨迹与发展规律。

从实质内容上看，这一时代社会学大师们集中关注的主题就是现代性的发生学；三是，问题意识，他们不同程度地预见到了现代性进程中所可能隐含的各种阴暗面相，然而，从总体上看，他们所充满的乐观精神使他们相信现代时期开创的机会面相将会超过它的消极特征。

这个时代的社会学大师们所提出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社会理论[iii]层次，这一情形无疑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他们处在人类知识发展从总体性哲学向具体化学科的演变阶段，二，他们对现代性这个宏伟目标的构想需要涉及极其广泛的知识层面。

由于原创型、体系型社会学大师倍出，尤其是这个时代所存在的“价值领域的诸神斗争”，因此，导致了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就是一门存在多重范式的学科。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作为社会学发源地的欧洲，产生出了后来一直影响着整个社会学发展进程的三大经典性作家即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从而形成了社会学三大传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与此相关，社会学中形成了三种基本的方法论：唯物史观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

总之，这个时代的确为后来的社会学发展创下了雄厚的基业，为后继者们不断地开发、加工和创新提供了一种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二、帕森斯范式主导的社会学：第一次综合的时代就西方社会学发展在地理布局上的表现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以学科发源地欧洲的社会学传统的发展为主导地位的。

到两次大战之间，社会学传入美国，随即在美国完成了社会学的本土化。

此后，西方社会学发展的中心区域便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

随着芝加哥学派和制度学派的兴起，人际互动、邻里关系、社区发展和越轨犯罪等等一时成为研究重点，库利（C.H.Cooley）、米德（G.H.Mead）、帕克（R.E.Park）、凡勃伦（T.B.Veblen）等成为了代表人物。

在从经典社会学向当代社会学转折的过程中，帕森斯（T.Parsons）是一位关键性人物。

帕森斯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完成了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一次综合和创新。

在20世纪30--50年代他努力将相对隔离的欧洲经典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韦伯、迪尔凯姆、帕累托、马歇尔（A.Marshall）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对功利主义、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了重审，在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论（以取代心理学主义的行为理论）。

他致力于回答现代社会秩序何以形成这一问题。

在社会系统理论中，他强调共享价值的一致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

将社会系统视为以制度化价值体系为标志，认为其核心是规范化的角色关系。

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又是更加一般的行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后者包括四个基本亚系统：有机行为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

这些亚系统分别满足他提出的著名的AGIL四个功能必要条件。

他认为任何系统必须执行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的功能。

AGIL模式可用来分析小至两人之间大至两个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受文化模式和人格系统的渗透，他在致力于说明所有行动系统的性质时，提出了一套度量这些系统特征的概念，即“模式变量”，表明了行动者在互动情境中必须明确地或隐含地采取的选择。

情感涉入与情感中立、集体取向与自我取向、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先赋性与自致性、扩散性与专一性。

尽管这些模式变量的直接作用主要在于分析人际层面的互动，以说明互动情境中行动者的主观取向。

但帕森斯认为，它们还可用于分析社会结构层面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每一种模式变量都能运用到人格（需求意向的选择）、社会系统（角色期待的选择）和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三个层面的分析上。

帕森斯系统性地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理论，[iv]成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他的理论核心就是关注社会的稳定、整合与均衡。

在帕森斯的工作中人们似乎又可以某种程度地看到孔德赋予社会学的使命。

帕森斯不仅通过他的模式变量将现代性的量度具体化了，而且他还以乐观态度描绘了一种似乎具有普适性[v]的现代性的理想模式。

由于帕森斯的强势影响力，结构功能主义很快成为了社会学的“正统共识”，变为占据引领地位的理论和学派。

结构功能主义进一步在西方社会学界得到普遍传播，当时广泛开展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研究，基本上都是按照结构功能分析模式进行的，以致于“结构功能分析”几乎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的同义语。

这是社会学开始具有一种主导范式的时代。

帕森斯另一方面的贡献就是促进了社会学一些具体研究领域的定形。

如果说经典社会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理论的话，那么，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表现出了从社会理论向社会学理论转变的特征。

不仅如此，除了帕森斯本人的开拓性努力之外，他在哈佛大学培养出的一批著名社会学家，也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墨顿（R.K.Merton）、斯梅尔瑟（N.Smelser）、戴维斯（K.Davis）、莫尔（W.E.Moore）等等，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变迁、分层、组织和家庭等诸多领域进行的探讨，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流派，而且促进了社会学学科一些专门研究领域的逐渐成形。

三、后帕森斯社会学：第一次分裂而多元并存的时代帕森斯学说对于当代社会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还从相反的方面表现出来，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成为了战后西方社会学界论战的靶子，不同学派的许多社会学家都以帕森斯学说作为挑战对象，力图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

广泛地说，对于战后西方社会学的“危机”意识，逐渐引发出了后帕森斯社会学的诸种流派。

古尔德纳（A.W.Gouldner）1970年出版的《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来临》，与米尔斯（ls）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共有的基本思想取向就在于，代表着社会学激进主义思潮，他们都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对传统社会学奉为指导性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展开了批判。

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最主要表现就在于：以实证主义为原则和方法指导下发展的社会学必然出现想象力的枯竭，因为把一切研究对象都定量化的结果，无疑将忽视对于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和主观意义的理解及其阐释。

从20世纪60年代起到70年代下半叶，在对“正统共识”的广泛怀疑与攻击中，西方社会学发展进程步入了一个后帕森斯时代，更准确地说，是反帕森斯时代，[vi]这是一个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强势地位丧失，并随后呈现出理论流派或研究范式多元化的时代。

正是出于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对均衡论的过分强调，达伦多夫（R.Dahrendorf）、科塞（L.Coser）创立了冲突理论，达伦多夫注重的是权力和权威而不是资本分配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而科塞以强调冲突的正功能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将冲突与整合进行统一的学说。

旨在重新恢复社会学中人的地位，霍曼斯（G.Homans）、布劳（P.Blau）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

霍曼斯试图用心理学原理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并用经济学的交换范畴来分析一切人际互动。

布劳则力求把交换理论从微观个体层面的运用扩展到宏观社会层面，尤其是大规模的复杂组织。

米德（G.H.Mead）强调心智、符号及其意义对于人际互动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布鲁默（H.Blumer）提出了“符号互动论”这一名称，并与库恩（M.Kuhn）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为强调社会结构是互动中的人们的产物并将人视为自我生成的能动者的理论。

戈夫曼（E.Goffman）则从拟剧的角度并基于理性人假设来阐发符号互动论。

由舒茨（A.Schutz）创立的现象学社会学，旨在探讨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以及行动者主观意义的形成。

另外两个代表人物伯格（P.Berger）和卢克曼（T.Luckmann）将微观层次的现象学理论与宏观层次的经典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结合，并努力运用于经验研究层面。

加芬克尔（H.Garfinkel）基于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语言哲学，所创立的常人方法学反对以往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和统计技术等对社会现实真正本质的扭曲，而旨在探索日常生活环境本身所产生的而非外在所强加给社会世界的意义，从而把社会行动者视为社会世界的能动创造者。

在这个后帕森斯社会学时代，不仅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得到了改观，呈现出诸多理论流派的兴起，而且在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倾向重新受到重视，进一步出现了多元化特征，在社会学各种流派中，现象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等学科方法得以并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