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考研郭沫若专题复习

如何看待郭沫若文学史地位与民间评价（现代读者）的巨大发差？①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与历史剧作家，是鲁迅在20世纪初热切呼唤，终于出现的摩罗诗人，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

②《女神》主导风格暴躁凌厉之气，为“五四”新生代提供了痛快的情绪宣泄，满足了当时的审美追求，而五四退潮之后，我们从中体会到的反封建争民主，气魄雄浑豪放，空前反叛精神，强烈爱国情感表达，张扬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无疑是五四时代精神诗意的表达，其泛神论思想欧化语言，自由诗歌形式，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

③郭沫若在当今读者中评价偏低，在乎儒家君子须“德才兼备”。

郭沫若于1920年代后期投身于革命，并长期以文化名流的角度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有些读者反感于“趋时”与“多变”因而对于其文学作品评价也会受到影响。

④郭沫若本质作为浪漫冲动型天才诗人，其才华也多表现于诗歌创作中，而当他转身从政时时，诗人与政治人的歧途有时就难免尴尬乃至俗气。

⑤郭沫若吸取外国泛神论思想及学习简单自由诗歌表达，显得太直，太露，太粗糙，于传统温柔敦厚的诗风造成冲击，于中国传统诗歌追求意境浑厚的审美观念而言有不小的隔膜。

⑥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个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这两方面都还太少，正因为如此，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

同学A认为：1.儒家正统思想重视才性一元论，首先把"才性"解释为"德性"，在道德层面讨论性，才性是统一的，有德者必有才。

而郭沫若的才性不一不符合大众对其的期待。

2.单从其才来说，郭沫若的文学史地位是时代的需要与个人创作个性的结合而造就的。

其中时代的需要是很大的因素。

创作个性的极端浪漫化脱离特定的时代就不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同学B认为：关于郭沫若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民间差异，首先，是由于郭沫若的性格原因，从郭沫若学习文学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极易被煽动的人，因此在后面的政治动乱中，他并非是趋炎附势，却是真正的被煽动而感动而后成其事，并且由于郭沫若的文学史成就包括文学史学以及戏剧，由于民间对郭沫若的了解大概仅限于《天狗》等诗歌，因此，对其评价不高；其次，和民间审美不无关系。

中国传统诗歌审美追求意境，空灵，而郭沫若的诗歌大都直抒胸臆，于古典审美而言，大众并不是很能接受，因而评价不高同学C认为：第一，他在艺术的时代性上可以说很精准而强大，但涉及更具超越性的艺术价值，则有很大不足，他的代表作女神在社会最需要呐喊的时候出现，这是契机，在30、40年代，甚至建国后，郭沫若的创作手法和理念变化也能看出他随时代特点而变化的韧性。

第二，在诗歌艺术特色上，作为创作社领袖之一，他有自己独特的文风，情感饱满奔放，特点突出，容易激起群众的共情，这是风格，而这也成了他的标志，他极其强烈的时代性与宣泄咆哮式的诗歌表现手法正固化了群众对他的大众认识，适得其反。

第三，在艺术性上，他作为留学回来的进步作家，非常快，也非常准确地吸收了浪漫主义中最激烈的表达方法，同时这也是自己最擅长，最符合自己性格，也是当时时代最需要的精神出口，站在了文学研究会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对立面，形成了富有张力的文学对抗，即是中国新文学的内部制衡，也对中国文学进行了非常关键的精神补充。

但他的表现形式因为情感过于爆炸性的表达，已经超过了浪漫主义应有的热情，让人觉得一味地宣泄和咆哮占据了诗歌的主体，是一种本末倒置，纯粹的冲动和灵感激发的艺术，缺乏思考性与自我审查。

第四，由于郭沫若最大的成就，处于白话文尝试阶段，且作为一个留学生，他许多的中英杂糅和文法不通，又加之他所谓的“灵感”创作，让他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可读性与鉴赏性。

同学D认为：对于郭沫若诗歌在不同时期的接受状况我先是联想到了胡适的《尝试集》，“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句子现在看来也很幼稚，少有普通读者欣赏，但是它所蕴含的革命性意义超过了文本本身的审美鉴赏价值。

胡适当时受宋诗影响，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并开始白话诗创作的尝试，打破诗的格律，以白话写诗，以“散文化”和“平民化”为目标。

但是初期白话诗都有明白平凡的特点，缺乏飞腾的艺术想象力。

是郭沫若诗歌的浪漫激情与狂放想象打破了这一局面，现在我们普通读者大众所不欣赏的恰恰是它在当时具有石破天惊意义的原因所在。

同样给他的诗歌带来诟病的还有语言的“欧化”色彩。

但是“欧化”色彩恰恰也是展现了郭沫若主动学习西方进行现代白话诗创作的主观努力。

今天看到罗兰.巴特的一句话“没有哪一种文学是永远革命的”。

也许正因为文学的发展是处在不断的流动性时代性革命性背景之下，同一个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的也会有不同的文学接受现象。

至于郭沫若本人一直在民间受到的负面评价，我认为有的是有失偏颇的。

民间对于政治性话语本来就有种天然的排斥，而郭沫若一直都身处政治漩涡之中。

他活跃于政治舞台并且屡屡善变也是与他本人充满激情的浪漫性格和少年时的遭遇有关。

他少年时在参加（具体哪个考试我不记得了）考试的时候本是第一名，但是阅卷人出于私心给了他不公正待遇（不好意思具体给他第几名我也忘了…）。

这件事虽然小，但是对于当时才华横溢年轻气盛的郭沫若来说是个打击，可能也使他日后对于权力对于公正有了不同常人的理解。

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是，陈国恩老师讲课时有解释过，郭沫若在蒋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就敏锐的感受到了时局即将有变，他是在共产党最危难的时候毅然加入共产党，说他惯于政治投机显然是有些冤枉了。

至于他从日本偷偷跑回中国抛弃了妻儿，这个也应当全面的看待这个问题。

在革命的召唤下，对于他这样一个天生具有热烈激情的人来讲，是无法阻挡自己回国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当中的。

他对于妻儿也并非冷酷无情，他创作《蔡文姬》投入了浓厚深挚的感情，很难说这不是出于自身切肤之痛而展现的情感写照。

（其实抛妻弃子现象在当时革命年代挺普遍的，丁玲为此还创作了《三八节有感》）如何评价郭沫若“失事求似”历史剧创作原则？历史剧是根据题材内容划分的戏剧种类之一，黑格尔在运用这一名称时，把它界之为“自过去的时代取材”的作品，并把“维持历史的史实”作为一项重要的创作原则，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话来说就是“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滋混淆”。

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上，矛盾提出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结合”的历史剧的创作原则。

莎士比亚采用罗马历史的戏剧往往也会打上英国民族性格的印记。

郭沫若早在现代戏剧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写出著名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在历史人物的骸骨里吹进了“五四”精神，借着古人来说自己的话，过分表现自我和驰骋主观的想象力，没有适当处理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因此没有形成完整的历史剧创作理论。

在抗战时期，郭沫若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虎符》《屈原》等剧，明确提出“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而此时的“据古推今”是完全服务于政党需要的。

他曾十分明确表示“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因而提出“失事求似”历史剧创作原则，所谓“求似”就是力求对历史精神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和表现，包括历史的“人物心理和时代心理”，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相似点的寻求与表现，他认为“以史事来讽喻今事，根据是在从气质与人的典型于古今之间无大差异，因而只要历史精神有相似处就可产生直接的社会效果，所谓“失事”不违背历史精神的真实条件下，和“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需要艺术家根据历史精神加以改造，如历史剧《屈原》在真实展现历史与现实的悲剧精神的前提下，为了使悲剧气氛更为庄严肃穆，剧作家充分驰骋想象力，灵活运用具体史实，不违背真实史实条件下，大胆表现自己的人格个性，借历史之酒杯浇现实的块垒。

郭沫若的“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强调了历史剧主观性与抒情性，突出历史剧悲剧力量的表达，但于戏剧结构完整性，人物形象厚度不足应该宽容看待，在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谈理论创作原则是可取的。

同学A认为：关于“失事求似”：1.失事求似是郭沫若对历史题材剧作的一种创作理论，强调剧作并非单纯描述真正的客观的历史。

不有想到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过诗人不在于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要写可能发生的事情，因而诗更多哲学意味。

国外许多剧作名匠如莎士比亚都并不拘泥于真实历史事件的牢套，而是在一定客观基础上加以虚构加工，显然可以看到郭沫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很深。

2.“失事求似”是一个求“神“”而不求“形”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学一直都很重视“神韵”，形式好比载体是可以因“神”而变的，取两者契合为妙便出好作品。

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对郭沫若的影响。

郭实为中西文学艺术融合之大家。

3历史是真实客观的科学，历史剧是文学，是艺术，郭的“失事求似”的历史剧观有将科学与艺术这两者分开的意向。

历史剧是艺术，因而更多虚构改编，更讲究“艺术的真实”。

4.“失事求似”在《屈原》诗中的体现不免想到“比兴”手法，屈原喜用香草美人象征托物，郭的“失事求似”可看出他更重精神内蕴的“兴”。

同学B认为：至于学长提的第二个“失事求似”的问题，我想的是可以利用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再结合具体创作意义来谈。

所以我先把相关教材语言贴出来，当作抛砖引玉：文学作为审美创造的自由空间，作家完全有权利而且能够在不同的历史理性视点上去展现人文精神。

作家的使命毕竟不同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人们只能期待他们的人文精神同社会人生的某些本质的有意义的东西相联系，而不应该向他们提出诠释社会发展规律的非艺术要求。

文学的价值在于对真善美的追求，真善美固然需要历史理性的支撑（它们不是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外壳），然而作家各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历史理性又是个多侧面多层次的意蕴空间，在文学创造中，作家完全有权利根据自己的艺术个性让人文精神在特定的历史视点上展现。

文学不是整齐划一的精神领域，更不应该成为某种廉价的时尚观念的形象演绎。

单一的历史视点的观点，不仅违背艺术规律，有时还会导致对人文精神的伤害。

片面强调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就意味着真善美的毁灭。

在这里，历史展与人文关怀形成了一个悖论。

面对这一悖论，自弘扬人文精神为己任的作家总会以艺术的方式保持两方面认识之间的张力，在肯定社会发展的前提下，用审美的视角，对…，从而让人文与历史两种价值相交会。

这非但没有失去“历史理性”，相反有助于增进人们对于社进中悲剧性一面的认识。

总之，文学是人文领域，理应多一点向真向善的人文关怀的倾注，少一点非艺术非审美单视点的理性主义的偏执。

（虽然有点跑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联系到三国演义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