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扬州盐商与扬州八怪的依存关系

论扬州盐商与扬州八怪的依存关系扬州，古称广陵，是禹贡九州之一。

运河、长江交汇于扬州，在海运、铁路尚未兴盛之时，扬州成为交通枢纽。

隋唐以来，扬州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享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之盛誉。

扬州的繁华，主要得益于盐运和漕运事业的兴盛。

扬州滨临东海两淮地区，素来为我国食盐的重要产地。

时至清初，随着全国人口的增长，两淮食盐产量与日俱增。

扬州得水利之便，成了吞吐量极大的盐运中心，每年有十亿斤以上的海盐经过扬州转运到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地，两淮盐运使的官署也设在扬州，无疑，则给扬州经济带来空前繁荣。

清代著名学者汪中在《广陵对》里指出：“广陵一城之地，天下无事，则鬻海为盐，使万民食其业。

上输少府，以宽农亩之力，及川渠所转，百货通焉，利尽四海。

”①明清以来，盐业收入是政府税收的重要部分。

乾隆《两淮盐法志·序》中记载：“全国赋税之半来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

”嘉庆《两淮盐法志》也说：“两淮盐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捐益盈亏，动关国计”。

当时，来自各地的两淮盐商多聚居于扬州。

他们垄断盐运，大发横财。

清代史书记载：“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

当时扬州的八大盐商，拥资都在数百万乃至千万。

大盐商江春，曾奉旨借帑三十万给皇帝。

清代史书记载，乾隆南巡至扬州，江春一夜之间建成白塔的故事：“一日，帝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喇嘛塔耳！’纲总江春闻之，亟以万金贿帝左右，请图塔状，盖南人未曾见也。

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

次日，帝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

即之，果砖石成者，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②由此可见盐商豪富之一斑。

然而，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主要以功名、官位和文采取定威望与地位高下的社会。

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以经商而襄丰箧盈的商人，往往被人视之为暴发户。

他们纵有财富百万，但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为封建官僚所不齿，为诗书举子所藐视。

乾隆年间，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期间，曾与文人墨客举行“虹桥修禊”盛会，但规定“凡业鹾者不得与”，就是说，盐商不得参加文人士子举办的各种诗文活动。

因为当时社会上称呼盐商大贾为“盐呆子”，讥讽他们腰缠万贯却缺乏文化修养，故而遭到社会鄙视。

富起来的盐商，为了攀附官府，为了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便寻求走“贾而儒”的途径，兼商人与士子于一身，融厚利与富名于一炉。

他们仿效文人主持风雅活动，广交文友，与士子、书画家密切往来，并以雄厚的资财给他们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活跃了扬州文化气氛，吸引了广大诗文书画家，扬州八怪就是这时与盐商相互依存，生活上得以安定，艺术上得以发展的。

经济上依附于商人，本不是扬州八怪诸人的宿愿。

但他们之中许多人不能进入仕途，卖字鬻画也难以解决衣食住行，乃至潦倒不堪，时有断炊之虞。

即使象做过宫廷画家、当过县官的李鱓和做过乾隆书画史、任过县令的郑板桥，可谓“诗书画三绝”，但也不能在官场上“立功天地，官养生民”，终于被挤出官场，弄得官罢囊空，穷愁潦倒，橐笔扬州，“和葱和蒜卖街头”，“聊凭卖画佐朝餐”。

于是，当一些盐商附庸风雅，广交诗文画友，本来对盐商没有好感的扬州八怪，和其它许多文人画家一样，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不得不面对现实，和盐商相互依赖、携手共进。

郑板桥罢官之后，在扬州卖画为生。

当时扬州有句民谚说：“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

”因此，一些盐商富贾，不惜一切代价，求购郑板桥等名人字画。

郑板桥卖画，但不愿题款，不愿给盐商富豪装点门面。

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四中记述了这样一则异常生动的故事：“兴化郑进士板桥，善书，体兼篆隶，尤工兰竹，人争重之。

怀奇怪，嗜食狗肉，谓其味特美。

贩夫牧竖，有烹狗肉以进者，辄作小幅报之。

富商大贾虽饵以千金，不顾也。

时扬州有一盐商，求板桥书不得，虽转辗购得数幅，终以无上款不光，乃思得一策。

一日板桥出游稍远，闻琴声甚美，循声寻之，则竹林中一大院落，颇雅洁。

入门，见一人须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

板桥大喜，骤语老人曰：‘汝亦’老人曰：‘百味惟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请赏一脔。

’两人未通姓名，并坐大嚼。

板桥见其素壁，询其何以无字画，老人曰：‘无佳者。

此间郑板桥虽颇有名，然老夫未尝见其书画，不知其果佳否。

’板桥笑曰：‘汝亦知郑板桥，我即是也。

请为子书画，可乎？’老人曰：‘善。

’。

遂出纸若干，板桥一挥毫竟。

老人曰：‘贱字某某，可为落款。

’板桥曰：‘此某盐商之名，汝亦何为名此？’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时，某商尚未出’板桥即署款而别。

次日，盐商宴客，丐知交务请板桥一临，至则四壁皆悬己书画。

视之，皆己昨日为老人所作。

始知老人乃盐商所使，而己则受老人之骗，然已无可如何也。

”盐商何“皆以其曾为七品官人，争购之。

”购而不得，只好计取。

然而，现实生活不得不使郑板桥和其它画家一样，改变自己的观念，与盐商交友往还。

他在为一富商画兰既毕，题诗道：“写来兰叶并无花，写出花枝没叶遮。

我辈何能构全局，也须合拢作生涯。

”③这就反映了郑板桥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的心态。

盐商富贾结交文朋画友，多方面给书画家们创造条件，提供方便，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潜心创作，在艺术上得以提高。

首先笼络人心，在经济上给予很大资助，保证他们生活舒适、安定，得以专心致志提高自己的艺术才能。

他们以重金收买扬州八怪和一些名家字画，将一批生活潦倒乃至寄居于祠堂、古寺的文人画家供养在私家园林之中，让他们“出有车”、“食有鱼”。

扬州八怪中的华、陈撰、黄慎、李鱓、金农、高翔、边寿民等人，都曾在富可敌国的江春、贺君召、马曰等人家中下榻和寓居过，有的乃至一住多年。

他们可以在盐商提供的优雅舒适的画室里，潜心作画，提高艺术；可以随心所欲地鬻字卖画，增加丰厚的收入。

此外，盐商还出资为他们刊印著作。

汪士慎的《巢林集》即由马氏玲珑山馆刻印；金农的《画竹题记》也由江春镂版行世。

第二，盐商花钱收藏着大批字画，古书文物，从长远看，这是一种只能增值不会贬值的储蓄，是一种保存财富以备不时之需的方法。

如广交文友的马曰家有“马氏丛书楼”藏书百橱，达十数万卷，藏有《华山碑》中模拓最早、拓工最精的《马氏玲珑山馆本》，藏画有宋代李成《寒林鸦集图》、苏轼《文竹屏风》、赵子固《墨兰图》，元代赵孟《墨梅图》、黄公望《天地石壁图》，明代赵原《杨铁崖吹笛图》、文征明《煮茶图》及清代王鉴、徐枋、何焯等人的作品，其家“每逢午日，堂斋轩室皆悬钟馗，无一同者，其画手亦皆明以前人，无本朝手笔，可谓巨观”。

④程晋芳亦藏书五六万卷，且好招饮多闻博学之士，相互切磋；汪楫家设有“借书楼”，江春家亦有“读书楼”，均藏有极多名画秘笈，世间不传之本。

实际上这些藏书具有私立图书馆与美术馆的性质，慷慨供人借阅、研究，八怪诸家常借以观摩，学之所长，得益颇多。

其三，当时来往或寓居扬州的文人画家很多，仅书画家就有一百五十余人，盐商们常邀约他们到私家园林聚会、切磋、唱和，八怪诸家从中亦可得以提高自己的技艺。

其四，盐商还重金收藏扬州八怪诸家作品，增加画家们的经济收入。

马氏藏书楼中就藏有陈撰、高凤翰、郑板桥、金农等八怪诸家的作品。

此外，盐商还会提供随船旅行游览的机会，让书画家们开阔视野，增加创作灵感。

盐商礼才养士，文人画家们当然也会给他们以回报。

其一，赠送书画供他们玩赏和收藏。

扬州盐商均有扬州八怪郑板桥、金农、李鱓等人赠送的字画，且多为珍品。

其二，扬州八怪多是饱学之士，诗书画博学精通，他们热心教授盐商的子弟，使他们的许多子弟后来或成为书画名家，或科举及第，登上仕途。

其三，为盐商私家园林亭馆书写联匾，李鱓、郑板桥、杨法就为“勺园”、“汪园”、“黄园”题写过匾额和诗句。

金农、杨法、郑板桥、李鱓先后为贺氏“东园”各景题额或书联。

其四，帮助鉴别文物字画。

富商们喜以搜求文物骨董名人字画为尚，作伪者亦应运而生，需作鉴别。

陈撰、金农即是鉴赏家。

马氏所藏《华山碑》宋拓本，就是经金农鉴别而入藏的。

郑板桥称赞金农“九尺珊瑚照乘珠，紫髯碧眼号商胡”。

⑤其五，八怪对诗文造诣皆深，他们除了平时与盐商切磋艺文，帮助提高盐商的文化素养，还在酬酢中帮助盐商。

盐商喜交文人，但苦于自己才疏学浅，酬酢中难免遇到尴尬之事，八怪中人便从中帮助解围。

牛应之《雨窗消意录》甲集卷三中有这样的记述：“诸盐商慕其名，竞相延致。

一日，有某商宴客平山堂，金首座。

席间以古人诗名‘飞红’为觞政，次至某商，苦思未得，众客将议罚，商曰：‘得之矣：柳絮飞来片片红。

’一座哔然，笑其杜撰。

金独曰：‘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引用綦切。

’众请其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