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与人治
法治与人治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问题：法治与人治的主要区别是什么？答案：法治与人治是两种不同的治理理念，其主要区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 权力来源和行使：法治强调政府权力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约束。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法律，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遵守法律。
政府官员在行使权力时应依法行事，法律是最高的权威。
人治则强调政府官员或领袖的个人权威和决策。
政府官员或领袖可以自行决定政策和行动，而不受法律的限制。
2. 法律平等：法治原则要求法律适用于所有人，不分贵贱、权势，法律是公平和平等的。
法律应该是一种普遍适用的规则，保护每个人的权益。
人治可能导致法律的不平等，政府官员或领袖可能会享有特权，法律可能会不公平地对待普通公民。
3. 法律的稳定性：法治追求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法律应该是明确和持久的，以便公民能够依据法律规则来规划和安排自己的生活。
人治可能导致政策的不稳定性，因为政府官员或领袖的决策可能会随个人意愿而变化，不受法律的限制。
4. 公共参与：法治强调公众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重要性。
法治社会通常倡导公开的政策制定过程，政府决策应受到公众监督。
人治可能限制公众参与，政府官员或领袖可能集中决策权，不容许公众对政策进行有效监督和干预。
5. 制度稳定性：法治有助于建立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因为法律提供了一个公认的框架，政府和公民都能够依赖法律来解决争议。
人治可能导致政治和社会动荡，因为政府官员或领袖的权力可能会受到变化和不稳定性的影响。
总的来说，法治注重法律的普遍适用、公平性和稳定性，以保护公民的权益和维护社会秩序。
人治则侧重于个人或领袖的权力，可能导致权力滥用、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
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国家倾向于采用法治原则，以建立稳定和公正的社会制度。
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
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
法治是指国家和社会各界依法行使权力、依法管理事务、依法办事，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制度。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最高准则，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法律，包括国家机构和领导人。
法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法治体现了一种秩序、规则和程序的理念，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解决争端，确保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
人治则是指以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和权力为依据，支配和决定国家和社会的运行。
在人治社会中，领导者或者特定的个人可以操纵权力，而不受法律限制，这可能导致滥用权力、腐败和不公正。
人治强调个人的意志和权力，而非法律和制度。
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利益和意志可能会凌驾于整体社会和公共利益之上。
总的来说，法治强调依法行政、依法执政，通过法律和制度来规范权力的行使；而人治则强调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和权力至上，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法治往往被视为维护公民权益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人治与法治
人治与法治人治与法治是法的精神最一般最本质的表现，同时亦是我们理解法的精神，把握法的本质的基本范畴。
人治是一种依靠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和能力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国方式。
法治是以民主为前提，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确保权力正当运行为重点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
法治与人治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1.领导人或统治者的地位不同。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或统治者都必须服从法律。
在人治社会中，领导人或统治者具有超越于法律的权力。
2.法律地位和作用不同。
法治社会，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是手段更是目的。
人治社会，法律充其量只是统治者实现社会统治的工具。
3.政治和观念基础不同。
法治以民主作为政治基础。
人治以专制集权作为政治基础。
传统中国法的根本精神是：人治。
根据现代法学，国家权力和政务可以划分为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分。
而在唐、明、清三朝国家机关与权力结构中，凌驾于一切权力至上的皇权的合法性，在传统中国是普遍存在的。
传统中国法人治精神与中国古代法同时起源并建立在性善论与性恶论结合的哲学基础上。
在现代哲学视野中，传统中国的专制政治和法律中的人治精神渐趋加强。
西方法的传统精神是：法治。
西方法治精神最早形成于古希腊城邦政治逐步确立的过程中。
法是在贵族与平民的不断斗争与相互妥协中生长起来的。
如何运用法律来实现有效的治理，答案即是三权分立。
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贯彻了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分权与制衡。
在现代社会，由于深受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相信，法治总体而言要优于人治。
因为法治所依赖的法律比人治所依赖的领导人的智慧和才能，具有更大的确定性、稳定性，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
法治和人治的理解
法治和人治的理解
一、定义与特点
法治，即依法治国，是指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通过法律来规范和限制公权力的运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法治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公开性和权威性，要求政府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并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
人治，即以人来治理，是指治理者根据自己的意志、经验和智慧来管理和规范社会。
人治强调个人权威和领导魅力，重视治理者的个人品质和领导能力。
二、运行基础
法治的运行基础是法律制度，它要求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
法治强调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公正的司法体系来保障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
人治的运行基础是领导人的品质和能力，它依赖领导者的智慧和魅力来引领社会。
人治强调领导者的个人权威和决策能力，但也可能导致权力滥用和个人崇拜。
三、决策过程
在法治中，决策过程是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的，强调公开、透明和参与。
法律通常规定了决策的程序和标准，政府必须依法制定政策、行政法规等。
在法治中，司法机关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来裁决纠纷，维护公正。
在人治中，决策过程更多地依赖于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和判断。
决
策过程可能缺乏透明度和参与度，领导者通常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四、公民权利
在法治中，公民权利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
法治强调公民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通过司法保障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法治中，公民可以依法行使权利、参与社会事务。
在人治中，公民权利的保护取决于领导者的意愿和政策。
人治可能限制公民权利的行使，或者对特定群体进行歧视。
公民在人治下可能缺乏平等的权利保障。
谈论人治与法治
谈论人治与法治一：人治与法治的定义及特征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合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换言之，指依靠个人的作用来实行政治统治，是除了法治社会状态之外的另一种社会状态。
在中国，人治思想来源于儒家文化。
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主要是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
一般认为，在人治社会的国家中，人数处于绝对少数的统治者掌握了国家大部分权力，是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主的，国家政权高度集中，这个时候的法是从属与统治者的存在。
法治，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
法治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即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
稳定性和权威性。
虽然法律也是有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到指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二：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讨论人治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治国理论，常见于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制度，并且被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主张君主以身作则，实行仁政，尚贤使能，主张把人治与礼治和德治相结合起来。
所以，人治社会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施政者的仁德贤能与否密切相关，并且极易导致专制现象。
法治具有其优越性，例如古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代，法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营造一种文明的法治社会氛围。
然而，如果说法治相对人治是具有绝对优势就不对了。
因为在黄金时代之后又出现了人治，这就说明法治也存在他的固有弱点和弊端。
其实，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都仅仅依靠一个领导人或者说统治者的才能和决策来说明问题是不全面的，因为制度的形成和建立是社会多种因素制约的产物。
近代社会发展的轨迹来说，法制文明的确是一个比较先进的道路，但是我觉得人治同样有它的优势，毕竟人治社会的重复存在和年代已久是有它的正确性的原因。
论法治与人治
1.有关“人治”与“法治”的争论由来已久。
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人治”思想逐步被否定，“法治”观念渐入人心。
1999年三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载入宪法。
这是党和人民对法治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实践上的突破，同时也体现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心和信心。
至此，“人治”“法治”之争始有定论。
一、人治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它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最高统治者个人意志实施国家管理国家。
在实行“人治”的国家中，一切依最高掌权者个人意志甚至个人的喜怒哀乐为转移，国家的安危治乱，盛衰兴亡完全取决于最高掌权者是否“贤明”。
它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国王或皇帝一人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实行个人专制或独裁；第二，国王或皇帝“言出法随”、“口含天宪”、“一言立法”、“一言废法”；第三，国王或皇帝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行使权力不受任何制度和法律的限制；第四，法律的实际作用取决于国王或皇帝是否重视法律，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实际上这种存在了几千年的“人治”向人们展示的仅仅是这样一种治理国家的方法或制度：掌握国家权力的国王或皇帝个人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兴亡，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马克思曾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下国王一人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的治国原则，作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他指出，普鲁士国王的“心意和愿望”就是“国家的根本法律”。
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惟一的政治人物。
总之，一切制度都有由他一个人决定。
“他所做的和所想的”就是“普鲁士国家所做的和所想的”，统治着他的全体臣民的，不是那合理化的法律，而是那充满了感情的国王的活的心灵。
这就是马克思对封建制度下“人治”的生动而真实的描绘。
马克思还分析了封建专制及其人治产生的经济根源——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
“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
”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
论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论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法治与人治的区别:①两者基础不同。
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
②两者特点不同。
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而法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
③二者体现的原则不同。
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
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在于，法治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整个法律与制度的好坏，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领导人是否贤明。
人治的理论则恰好与此相反。
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与方法，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要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与制度；并且特别强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包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内，都要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
这同那种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有法可以不依，凡事由少数领导个人说了算的人治是有原则区别的。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两者的差别是巨大的，一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人治论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法治论强调依法治理；（2）人治论主张因人而异，对人的行为作具体指引，法治强调对事不对人，提供一般性规则；（3）人治论推崇个人权威，维护专制体制；法治论弘扬民主，保障共和国体制。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法治的优越性十分明显，一般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即人治），……就是说，依法律决策优于一人的决策，法律不受人的感情因素的影响而能作出公正的裁决。
第二，法治有监督体系，能有力地防止个人专断和腐败。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已成为一条公理。
第三，法治能客观地反映和作用于市场经济。
因为市场经济要求主体平等、交换自由与主权明确，要求合法权利得到可靠保障，……而这些只有通过实现法治才能全面达到。
第四，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没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就没有保障，也不能发展。
论人治与法治
2012年思想道德与法律期末论文论人治与法治班级：11级金融本科四班姓名：***学号：*********摘要：对于如今的法治社会，关于“人治”与“法治”的问题，一直是广大人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关系，使社会更和谐，更加进步，是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义务，规范，统一。
“人治”与“法治”是相对而言的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规范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模式，其界定标准在于人的权力和法的权威最终的相互服从，即人的权力最终服从法律权威，或者是法律的权威最终服从于人的权力。
“人治”往往推崇领导者个人的能力，甚至发展到个人崇拜的程度。
实行法治意味对“人治”的否定，反对个人权力的扩中方方面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成为处理国家事务，规范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行为的最终标准。
建国初期，毛泽东虽然对法制建设相当重视，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依法治国，更没有采取措施把民主和法制制度化，使已有的成果固定下来。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随着党内“左”倾指导思想逐步发展和泛滥，以法制治理国家的方法受到冷落，法律虚无主义日益抬头。
到了“大跃进”时期，轻视法律的思想更在全党上下泛滥开来。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上层建筑问题时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
他甚至认为，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由于毛泽东及党中央对法制认识的倒退，导致了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议撤销司法部和监察部，原司法部主管的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
随后，我国的立法工作趋于停滞，司法工作实践也偏离了正常的法制轨道。
比如，我国刑法的起草工作在建国不到一年就拟定了大纲草案，到1957年6月已经写出第22稿，准备在同年7月由一届人在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予以公布，但是由于反右斗争正进行得轰轰烈烈，法律虚无主义思想迅速滋长，致使刑法“公布试行”的希望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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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治与法治
法治，其定义为：国家用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
法治的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依赖于法律制度与法治的本身的成本与优劣之外，主要就是要看人们的道德水准。
不管多么完善的法律制度与法治，对野兽是没有效果的，除非将其杀死。
道德水准极低的人们，其行为、其性质接近野兽，其法治成本其高无比。
所谓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
要使道德高度变为德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
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的好坏除了依赖于人们的道德水准外，主要看国家治理的道德水准。
只有贤德完善的人作国君，才有上梁正而下梁不歪的效果，社会秩序才会产生。
若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道德水准极低，形同野兽，弱肉强食，其人治成本就会极高，其人治也就无效。
一个没有贤君的国家，人治是无效的；一个没有清楚界定权利和义务的国家，法治是无效的。
人治与法治各有优劣，各有不同的前提。
一个国家，清一色的法治不好，也无效；清一色的人治也不好，也无效。
最有效的治理是要找出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重和不同的适用范围。
中国"为政在人"的积习很深，如果不对人治和人治思想进行彻底的清算，我们很难真正树立起法的权威，所谓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许多问题的是非曲直，不是依靠法律条文，往往得由领导人来裁决，从而也造成了许多问题上争论不休。
作为一个封建统治历史悠久的国家，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
有些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了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这种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家长制就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是人治的表现形式之一。
所谓人治，最基本的特征是当权者的个人意志超乎社会之上，处理事务和管理社会生活，完全以个人的意志、愿望、能力、政治素养、知识水平、道德品质为转移。
实现这样的统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很强的专横性。
人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每朝最高统治者无一不总揽全国军事、政治、经济、司法大权，所有政事听凭这个人独断专行。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唯予一人有佚罚"，"听予一人之作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历来的君主帝王一再削弱宰相的权力，致使"三公九卿，形同虚设"。
人治的另一个特征，是实行"亲贵合一"的组织原则和推崇"忠孝"思想。
由于皇权至高无上，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皇族和外戚分享着特殊尊荣。
汉、唐、明等朝代都有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的现象。
"任职终身"、"荫泽子孙"，是人治的又一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政治的变故和权力的倾轧外，没有哪位皇帝是活着时就主动让位的。
至于每一朝代的各级官吏的选拔和委任，无论是分封制、荐举制、九品中正制，还是后来的科举制，几乎无一例外地保障他们终身乃至世代为官的特权。
人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常常混淆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以礼断狱"、"以言代法"、"以人代法"、"重德轻刑"。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解决"人治"问题上采取了各种措施，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人治和人治思想依然有它的市场，人治是中国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经济现代化要求必须实行法治，彻底摒弃人治。
法治是近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近代西方的法治，推动了西方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自由竞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明确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责、权、利关系；必须实行商品的等价交换，保护企业之间的竞争；必须提高工作效率和商品信誉；必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经济、企业、社会……所有这些，都必须实行法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树立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
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所要求的。
人治与法治，并不是简单的领导制度的区别，而是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加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应当指出，我们至今对人治的危害、法治的意义的认识都还不够全面深刻，这也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人治，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法治的缺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贤明的统治者在给每个人分配权利资源、财产和荣誉时，可能实现正义。
在英国，"法"指普通法，平衡是一种制度，"每人得到应得之份，便是正义"，关键是，按僵硬的法律来考虑，法律无法确定每个人应得的份额是很多少。
古谚"衡平法的尺度以大法官脚的尺度为依托"说明了这一点。
创立衡平制度的基本思路是人对人的考量。
在不受僵硬的规则的管束时，法官能够提供合理的救济，因此大法官的良心很重要，他"是国王良心的保持者"，衡平制本身就是人治。
人治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人治论者相信，如果能找到一个伟大的领导或小的群体来给社会分配正义，就能缓和法律本身的缺陷。
第二，人治的另一好处是再也无需保持决策的连续性，决策不受已经存在的规则的约束，一切取决于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因而能更合理地进行考虑和判决。
法官没有义务通过司法的方式来创造规范，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员就是这样；毛泽东也说"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言下之意，用法律来束缚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手脚是不被允许的。
柏拉图讲贤人政治，"内圣是前提，外圣是结果"。
综上所述，人治与法治未必对立，是可以契合的，而契合点就是“法律职业共同体”。
通过探讨我们可以看出，法治大于人治，应尽快把我国的法治健全起来，使人们有一个更好的法律保障，使我国的经济健康有序地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