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
现代语言学始于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

索绪尔提出的把语言当作一个共时的静态的符号结构系统来研究的语言思想，扭转了语言学的历史走向，开拓了现代语言学的新格局，从而使语言学在20世纪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由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蔼根据索绪尔讲课的笔记整理而成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是现代语言学中的一部经典著作，这部被誉为语言学“圣经”的著作以它新颖而深刻的思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反响，索绪尔也因此被称之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和一位“使语言学科走向现代的大师”。

索绪尔生活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统治着整个欧洲语言学的年代里，他长期从事印欧语系主要语言的研究，深知当时青年语法学派对语言的特点和系统性缺乏精确地理解并害怕触及总结性的理论系统。

但是，索绪尔的力量并不在于他对自己的学术前辈采取批评的态度，而在于他提出了一整套新理论、新原则和新概念。

索绪尔首先从语言战士的两种基本表现形态即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来考察整个语言现象。

他认为：“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

我们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统一体。

” [1]因此，“言语活动的研究就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
理、物理的。

”[2]索绪尔指出：“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

”[3]这就是索绪尔语言思想的第一个岔路口：即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并不反对说有一种言语的语言学，但他指出固有意义的语言学应该是语言的语言学。

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后，他进一步指出，语言有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所以语言学也可以有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之分。

索绪尔把语言跟国际象棋相比，认为如果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这种改变是外部的；但是如果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影响到棋法，就是内部的，也就是说“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

”[4]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应研究内部语言学。

索绪尔还一反过去原子主义的语言观，把语言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符号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语言符号具有能指（语音）和所指（语义）两个方面，用什么样的语音形式表示什么样的语义内容是任意的，是由社会共同约定俗成的。

语言符号本身的物质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同其他符号之间所形成的区别和联系。

就像下棋一样，棋子是木头的还是骨头的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充当不同职能的棋子间的对立和关系。

也就是说，语言符号的价值不是由语言符号本身的物理性质决定的，而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在此基础上，索绪尔着重阐述了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他认为，在语言的结构中，一切要素都以“关系”为基础，这两种关系是语言系统中的两个根本关系，是我们观察、分析、研究错综复杂语言现象的一把总钥匙。

索绪尔在建立新的语言理论同时，还指出：“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
号学的问题，我们的全部论证都从这一重要的事实获得意义。

要发现语言的本质，首先必须知道它跟其它一切同类的符号系统有什么共同点。

”他认为“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

”[5]所以，人们认为索绪尔的符号学观点也为现代符号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索绪尔对语言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语言学研究方向，科学系统地阐明了语言学的研究任务。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完整的形式，一个统一的领域，一个自足的系统，它与有限的历史无关，与言语的主体无关。

语言系统的存在是自在的、自为的，至高无上的，人的具体的言语活动都将被置于语言的普遍关系和普遍法则之下，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找出那些在冥冥之中支配着人类言语行为的结构模式和关系准则。

在索绪尔之前，虽然有人试图朝这个方向努力，但都没有人像他那样明确、系统地阐述语言学的任务。

索绪尔对语言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语言学家莫罗曾列举过11个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和语言学学科的24位重要的语言学家，他们都自称受业于索绪尔，又列举出由索绪尔首次使用的35个术语，不仅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有明确的界定，而且被语言学界沿用至今。

难怪法国语言学家班韦尼斯特在索绪尔逝世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如此高度称赞索绪尔的功绩：“在研究人类和社会的各种科学里，语言学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成为在理论研究上及其技术发展方面最活跃的科学之一。

而这门革新了的语言学，肇源于索绪尔，语言学通过索绪尔而认识了自己，并团结成一支队伍。

在和语言学交叉的各种思潮中，在语言学众说纷纭的各种流派里，索绪尔所起的启蒙作用是明白无疑的。

这一颗光明的种子被几位弟子接受下来，已经化为万丈光芒，并勾画出一派处处有他存在的风光。

”[6]
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
（1）布拉格学派（布拉格音位学派）：特鲁别茨柯耶《音位学原理》（“音位定义、划分原则、音位音素的区别”等）、雅克布逊（“音位区别特征”）、马德（泰）修斯（“终身会长”“对比揭示不同语言的语言特征”）。

（2）哥本哈根学派：叶尔姆斯列夫《语言理论导论》哥本哈根学派继承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是形式不是实体等观点，并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学派。

因此，又有人把哥本哈根学派称为语符学派。

（3）伦敦学派：弗思“语境理论”“韵律分析”、帕默尔《语言学概论》、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韩礼德。

（4）美国描写语言学
美国描写语言学先驱：鲍阿斯：（1858--1942）《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语言事实要作客观的描写”；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

布龙菲尔德(1887—1949 ) “布龙菲尔德世纪”。

“直接成分”、“词的定义”等。

他们前三位于1924年创办了“美国语言学会”。

“后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哈里斯《结构语言学的方法》（1951）“美国新语言学的发言人”；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1958）“美国描写语言学的集大成人物”。

索绪尔对语言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他的语言观也有一定的局限。

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现代语言学界普遍接受了他的语言思想，并根据他的主张，倾注全力对语言系统内部各种结构关系进行同时的静态研究和描写，以求达到“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科学”的目的。

在索绪尔的语言世界里，他看重的是结构、形式、法则、共性、模式和系统，这使语言研究走上了一条排斥人文因素，离开社会环境，离开使用语言的人的路子。

如果说这条道路对于建立一门精确化的、“科学化”的语言学可能是便当的，但与生动丰富、不断生长变化着的人类的言语实际却拉大了距离。

语言学开始变得异常“贫瘠”、“干涸”。

有人这样评论说，索绪尔对待语言的态度，颇像医生解剖尸体，要在分析语言中剥露出语言的骨胳，他对于语法、结构、系统的关心，压倒了对语言表现人生意义的关心。

特别是个人经验这样一个使语言获得意义的重要因素，被结构主义所
制造的普遍性结构所扼杀，语言失去了和言语者和生活的直接联系，只剩下一个封闭、固定的语法系统。

[7]“纯粹的结构主义批评家们的追求目标是，操持‘抽象’、‘简化’的方法，从庞杂繁复的文学作品中提取出基本的、稳固、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命题，以揭开文学作品最终的谜底。

……然而，人们只要对这类批评稍加反思就会发现，文学作品中凡是打动人心、凡是激起幻想、凡是生气勃勃、凡是新鲜流动、凡是富有独创性的东西都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的努力是要用一种‘无信息的规则’来取代作品中那些‘无规则的信息’”，“结构主义批评朝着文学的海洋吃力地撒下一张沉重的网，托捞上来的仅是一些鱼骨头，一些庞大的鱼的骨架。

”[8]
当然，我们不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完全否定索绪尔，因为，作为一种“科学的语言学”，索绪尔应当有他特有的历史地位，而且是完成了相应的历史使命的。

问题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不应把索绪尔所建立起来的语言学模式看作是唯一可能存在的语言学，而应该“突破原有观察语言现象的视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考察语言想象，以求更全面地把握语言这一复杂事物的整体，建立起更为科学的多维视野的语言观，而不要固守一点、一线、一面的认识。

”[9]目前，从我国现代语言学发展态势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从索绪尔的语言结构分析扩展到了社会语言学、言语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

这一新的语言观念的转变，给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