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收入两极分化的危害及对策

中国宏观经济——当前我国收入两极分化的危害及对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二是分配不公较突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拉开收入差距对提高效率是必要、合理的，亦是不可避免的，但差距过大不仅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更与“共同富裕”根本目标相悖，会导致弱势群体增大、市场需求不足，使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增加，矛盾加剧，对经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极大威胁。

因此，客观而深入地探究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两极分化现象的危害及治理对策，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无法回避的战略性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下面，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状、特点、根源作一些的分析，提出解决两极分化的对策。

一、两极分化的现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转变为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收入差距扩大首先涉及的是经济学意义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起来，生活先好起来的政策，正是为了通过有效的激励，提高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效率。

事实表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鼓励先进，强调竞争，有利于激发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收入差距扩大虽有其积极意义，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收入增加的手段要正当，要通过诚实的劳动和经营致富。

如果是凭借不公平的竞争条件和不正当的经营手段获取不合理的收入，甚至靠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则会危及社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其次，过分悬殊的收入差距会引致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进入199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这种收入差距扩大不仅表现在由行业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更突出地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加速扩大。

十多年前，当时粗略估计是，10%的人拥有40%的银行存款。

到90年代中期，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存款。

而近10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更有逐渐拉大的趋势。

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呈现拉大的趋势。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92年到199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37.6上升到40.3；最低和最高的20%居民的收入份额分别从6.2%和43.9%变为5.9%和46.6%。

1998年，最低和最高的10%居民的收入份额为2.4%和30.4%，后者是前者的12.7倍。

按照中国的统计，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进一步上升到45.8，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

2000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2%，中低收入户占18%，低收入户占80%。

从当前家庭财产总额的差距来看，最高的达到158.1万元以上，相当于户均财产22.8万元的近7倍。

有资料表明，国内1％的最富有者和1％的最贫困人口收入状况，其悬殊已是天文数字。

以上数据说明，少数人占有了社会大量的财富，而多数人处于绝对或相对贫困当中。

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收入存在着两极分化。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一极是所谓“新富阶层”——私营企业家，文艺界明星，在位的以权谋私的官员等等；另一级是生活水准的低下、社会成员发展机会的匮乏以及发展能力的不足的社会成员，主要是不得温饱的农民，贫困线以下的城市下岗失业职工，劳动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差的其他弱势群体，等等。

二、两极分化的危害目前我国贫富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且改变起来难度很大。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必须面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

因此，关注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已经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不稳定的社会结构贫富差距决定着社会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

社会学家根据处于社会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的社会成员的比例，将社会结构形象地分为“金字塔型”、“哑铃型”、“橄榄型”三种类型。

其中，“橄榄型”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而“金字塔型”和“哑铃型”都是非稳定型的社会结构。

目前我国属于“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

即便以北京为例，目前也没有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因为，目前北京市处于中下层和下层的人数仍然较多。

全市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和农民比重仍较大，均达到60%左右。

因此，总体上来说，北京市属于非典型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

这种类似“金字塔型”的高低明显、底层较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仍然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

而且，由于社会底层人数较多，社会保障制度势必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庞大的低收入群体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

2、贫富差距过大容易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首先，当财富分配较为合理，贫富差距较小时，人们会把时间、精力和智慧集中放到如何创造财富上，这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而当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时，社会成员就会更多地把时间、精力和智慧放到如何使财富的分配对自己有利上，而对财富的创造失去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和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稳定造成强烈冲击。

其次，贫富差距拉大使少数先富者对自己拥有的财富缺乏安全感，从而抱着不良动机参与政治生活，而获得了政治资本的先富者，其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能力较强、影响力较大，能够运用自己的巨大能量为极少数富人谋利益，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为社会稳定留下隐患。

第三，贫富差距过分拉大将导致思想观念冲突和价值冲突日益激烈，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差别越大，社会意识的差别也就越大。

随着阶层分化的加剧，贫富阶层由于各自的经济、社会、政治生存状态的明显差异，其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分歧也势必越来越严重，这种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消解，必定会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形成挑战，进而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动摇社会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第四，贫富差距拉大还导致先富者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和先富者相关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已经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中国企业家的一项调查显示，自1995年以来，企业家遭遇人身威胁或伤害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表明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社会上很容易产生“仇富”心理，先富者往往成为一些社会矛盾的焦点。

而为了人身安全，一些先富者雇佣保镖，甚至暗地里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勾结在一起，为黑恶势力提供活动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黑恶势力的发展壮大，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破坏。

3、贫富差距过大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社会稳定与社会成员对现实状况的满意度密切相关，社会不满是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的源泉之一，大范围的社会不满是社会动荡的温床，在特定条件下，社会不满会由于某个或某些因素的刺激而突然爆发，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能量，使社会陷入不稳定状态之中。

当前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极易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我国的传统文化使人们对贫富差距较为敏感，承受能力也较弱。

西方的文化传统强调竞争和个人主义，重视权利和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因此社会大众往往把贫富差距归结为个人问题，习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去追究政府的责任。

我国的文化传统却不同，人们往往更关注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权利、机会的平等，同时，对个人的独立性强调也不够，而是强调对政府的依附和顺从。

正因为如此，当贫富差距扩大时，人们的承受力差，而且容易将扩大原因归咎于政府，贫困者也习惯性地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于政府的扶植和救济。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贫富差距的扩大必然伴随着大量社会不满的产生。

第二，导致贫富差距的不合理因素的大量存在，进一步激化了社会不满情绪。

权钱交易、体制性垄断等非公平因素的存在，使贫富差距不合理扩大，也使很多社会群体在改革中不仅没有共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有的甚至现实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们内心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出现较为严重的心理失衡。

据2005北京市社情民意课题组调查，有54.7%的被访农民认为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公平。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人们极易采取过激行为宣泄心中的怨气，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

第三，我国贫富差距产生和扩大的时间过程较短，也是易引起社会不满的重要原因。

在西方，贫富差距由来已久，有的甚至是代代相传下来的，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得到人们的承认和尊重。

而我国在改革初期，社会成员相互间在资产占有上几乎是无差异的。

也就是说，目前的差异是改革开放27年来才形成的。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人们相互间的资产占有从基本无差异迅速扩大到目前的状况，处于较差社会状况的社会成员对现实状况的满意程度必然会大幅度下降，而那些处于较好社会状况的社会成员也会对现实状况产生不满，社会矛盾和摩擦必然加剧。

三、两极分化的根源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其中，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场竞争的因素，也有行政垄断的因素；既有历史积累的因素，也有当前阶段的因素；既有正常的因素，也有不正常的因素。

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因素是：由过渡体制弊端和法治漏洞造成的公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竞争；历史地形成并继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由市场竞争造成的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上的分化；由某些倾斜政策和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由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差别；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乏和社会保障制度缺陷而未能抑制差别的迅速扩大等。

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收入市场化的表现，比如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收入出现差别，高端人才收入增长较快；技术工人比非技术工人明显挣得多等，这些现象体现出社会给予个人应有的回报。

这一群体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值得肯定的。

另一方面，高收入的快速增长还体现在一些隐性经济领域和垄断行业，大量的“灰色收入”也在加速收入差距的扩大。

另外，城市化过程也影响着农民的平均收入。

从收入差距的构成上看，全国的收入差距是由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所构成。

调查结果表明，2010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它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超过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

从一些资料显示，近年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缩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农村地区的逐步城市化过程，城市化过程不仅影响到农民的平均收入，而且引起高收入者流入城市后使得农民收入更加平均化了；其次是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大大增加，打工机会的普及化意味着农民打工收入的平均化过程，非农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另外，最近两年在很多地区实行的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