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存在的独特意义

中国画存在的独特意义

中国画存在的独特意义——兼论二十世纪以来对中国画的误读

1840年以来，西风东渐，国学式微，国力逐渐贫弱，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国家贫弱，便开始到西方去寻求真理，寻求救国救民的办法。找到了两把钥匙：科学和民主。科学和民主最优秀的代表是马克思主义，把这个思想带进中国。一百年来，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840年以后到五四运动前夕，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等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一百多年过去了，五四运动过去了将近90年，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发现一个问题：传统文化为什么会趋向断裂？国学为什么会式微？我们的学校教育已经西化了，我们的观念已经西化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或正在主宰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穿的衣服、我们住的房子、我们从生活习惯到思维习惯都在西化。我们的孩子把头发染了，习惯于麦当劳，从小就要接受英文课，否则考不上中学、大学更读不了博士。英语不好，中国画画得再好，进不了美院。想取得中国画的博士学位吗？必须要学英文，这是今天的基本国情。我们用不着再教育大家，如何重视西方，好好向西方学习，用不着这样大声疾呼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如何继承？这是中国画当下的大背景。有一句话叫做多元状态下的中国画，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它确实是多元的。比如中西融合的，彩墨堆积的，或干脆是纯颜色的。搞水墨实验的，把水墨和材料跟行为方式结合到一起变成一种综合艺术状态的，这种现象已经非常的普遍，如果都被归入了中国画。这就有一个问题，这些画与传统还有关系吗？我们要思考。中国传统文化还不只儒家学说，还包括道和释。佛家的思想还包括禅宗的学说。儒道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似乎离我们很远了。在我们的教材里，我们传统文化部分所占的比例非常有限，传统文化思想的延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所以，十六大时中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和谐作为文化主张，不是西方的，是中国的。与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和与自己心灵的和谐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古典艺术的精神。十六大提出了振兴民族文化，因为有了断裂才要振兴，有了衰微才需要振兴。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有一个弘扬的过程。弘扬过程的责任主体是谁呢？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一切对中国文化有责任感的人。在20世纪的美术史著述中，由于时代局限有一些误区，1840年以后的西学东渐造成用西方的认知框架来看待中国文化。由于角度错误，结论往往是错的。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待艺术规律所下的结论也是错误的，而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对待中国美术史仍然是违背艺术规律，不可能作出正确结论。重新思考中国美术史问题，思考中国画问题应是以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文化立场做学问的出发点。

二十世纪美术史著作中需要澄清的问题有这么几个部分：首先，元、明、清绘画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颓势，这其中不断有新的高峰出现，形成了宋以后的辉煌。中国画按自身的艺术规律始终在发展。1917年改良派的领袖康有为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也”，他这样写道：“中国画至国潮衰败极也，其精均益无文化人者。其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石涛、石溪）之糟粕味同嚼蜡。其不能传后，亦于今日欧美日尽剩其可为哉。”“概以四王二石稍存元人一笔，亦非唐宋正宗。比之宋人，亦同鄙下。唯恽蒋（恽南田、蒋廷锡）二男，略有古人意，其余则为一丘之貉无可取处。郎世宁乃出西法。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中西融合”论的发端大概源于此。清代初期，郎世宁到中国的时候带着他的画和一批古典主义油画给康熙皇帝看，康熙和当时的中国画家们并不以为然，宫廷画家邹一桂被康熙请来评论，问他到底画得好不好，邹一桂说：“虽工亦匠，不入画品。”匠气向来是中国绘画的大忌，欧洲古典主义油画虽不崇尚匠但强调逼真地再现。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可以取代相机。所以，后来有中国画家提出“不与照相机争功”。康有为又说：“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因遂

灭绝之。而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岂在今乎？吾嗣望之。”此后，陈独秀认为“对于画学正宗倪云林、黄公望、文征明、沈周、四王及南宗系列的画家，像这样的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实在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美术革命》，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说到“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四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中国画在南北宋及元初时代，那临摹、刻画人物、画禽兽楼台花木的功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自从学士派和文人专重写意，不尚肖物这种风气初倡于元末的倪云林和黄公望，再倡于明代的文征明和沈周。到了清朝的四王更加变本加厉，人家说王石谷的画是中国画集大成者，我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康有为鼓吹郎世宁，而陈独秀说中国画不能不采用西方国家的写实精神，陈独秀更激进到主张废除汉字，他认为汉字是东西方交流最大的障碍。如果真照他的主张办，中国文化也真就结束了。历史不是以个人意志转移的。

据闻最近有韩国学者向政府建议要求恢复汉字。为什么呢？因为韩国所有的历史都是方块字写成的，这一代的学生没法读懂古籍。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汉字文化影响着东亚的一些国家。在清代中期，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强国，由于西方有了工业革命，有了坚甲利舰，然后就有了扩张和掠夺，他们国力增强后，文化开始输出。而我们的国家当时处于弱势地位，在强势文化面前，艺术观念也一同随同泊来，许多观点一直影响到今天。可以思考一下，许多观念是对还是不对？或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陈独秀和康有为都没有看到黄宾虹和齐白石。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没有黄宾虹，没有齐白石，没有傅抱石，没有李可染，没有林风眠，没有刘海粟、潘天寿这些人。中国画艺术上的辉煌，即使他们在，如何看，也不可知。吴昌硕成为气候是上世纪初叶以后的事情，他深深地影响到齐白石。世纪初到新文化运动，一些极端的理论对中国画的消极影响非常大。鲁迅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姓轩辕，千秋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在地。”甚至鲁迅推荐给青年必读书这篇文章里建议少读甚至不读中国的书。当时真是激进得不可思议。可以说激进思潮一直左右了20世纪很长一段历史，以致于后来发展到怎么左都不为过。“反传统”几乎是整个20世纪的传统。徐悲鸿的文章更给了中国传统绘画致命的一击。他对南北宗论深恶痛绝，称“董其昌、陈继儒才艺平平，吾尤恨董其昌断送中国画二百年历史，罪大恶极。”他认为欲救目前之弊，“必采用欧洲之写实主义。尤其强调要以素描为基础。”他这种对中国画的改造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对中国画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画的造型观。当然徐悲鸿也没有否认黄宾虹和齐白石的高度，他很敬重他们，深知他们的贡献。但他的中国画理论尤其是造型观念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并形成负面影响。徐悲鸿写这个话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回国，而黄宾虹和齐白石成气候是40年代以后，最后的十年二十年才成就了黄宾虹和齐白石的高峰。持这种理论还有蔡元培，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进步主张，但他又说“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徐悲鸿继续着他的观点说到“中国画学颓败至今已极也，凡世界文明已无退惑。读中国画在今日比二十年前退五十步，比三百年前退五百步，比一千年前退八百步，民族之不振可叹也夫。”康有为、陈独秀等政治家的观点不能不放在当时政治变革的大环境下去认识，因为他们毕竟是政治家，对中国画学的认知有偏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批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持这种观点影响就大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中国画的研究和教学起了相当大的负面作用。事实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糟，他们无视黄宾虹和齐白石的高度，无视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刘海粟的存在，无视吴昌硕等等一大批二十世纪中仍按中国画传统正脉往前推进的画家，这就是美术史的局限。正本清源这个提法很好，对二十世纪的问题的确要正本清源。可喜的是，当代一批年轻画家正从历史局限中下头，正续接传统正脉，推进笔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