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民法典的立法体例问题
民法典的体例结构
民法典的体例结构
1.民法典体系包含了总则篇、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
2.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源于现实生活之中。
现有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基本可分为两种:一是法国民法典的“人——物”对应结构;二是德国民法典的“总——分”对应结构,这两种结构均有法典目的缺失的缺陷。
我国民法典的结构设计应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中心、以责任为手段的思想,以此设计的民法典实行三编制:第一编人法,第二编权利法,第三编侵权行为法。
这一结构既具有民法文化的支持,也能使我国民法典结构具有一定的原创性。
民法典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一国的民事法律体系化的过程。
在没有民法典的国家中,并不意味着没有民事立法。
民法典就是现实中的实在法以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外壳。
要将这些杂乱存在的实在法组合在一起,就得为其提供一个体系框架,使每一民法材料都能在这个体系框架中各得其所,和谐共存,这就是民法典的体系结构。
有了以一定结构构成的体系,各种民法材料的加工才有一个归属。
因此,体系结构的设计是民法典制定的基础。
制定民法典的主要难题
制定民法典的主要难题[摘要]民法典应合乎市场经济的要求，制定民法典应从实际出发符合国情，应重理性、重科学、重立法技术。
如果我们所采纳的民法观念和民法知识体系还没有从根本上跳出前苏联法的基本框架，如果我们不了解社会情况，未进行认真的社会调查，如果我们在起草中一味强调非技术化和所谓的“人性化”、“感性化”，那么民法典的制定是令人担忧的。
[关键词]民法典，法律技术，同一主义，区分主义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这是很正常的，对于这一关系到社会基本关系的法律，不论是学术界还是一般的人民群众，都应该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
但是有一些基本的问题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我认为目前民法典制定中还有三个大的难题需要我们共同来解决。
一、意识形态和法律政策方面的难题民法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经济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系。
但是建立在前苏联法学体系基础上的民法观念和制度体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法观念和制度体系完全不同。
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我们的民法典当然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制定，但是我们所采纳的民法观念和民法知识体系，还没有从根本上跳出前苏联法的基本框架。
坦率地说，我们长期受到前苏联法律意识、观念和体系的控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法学界从来没有彻底清理过这些残留物。
依我看来，前苏联法对我们制定民法典的消极影响主要有如下方面：（1）前苏联法不承认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把一切法律均当作公法，这一点不但妨害了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作为基本法的地位，而且还妨害了我国整个法律体系的科学化。
如果一切法律都是公法，那么最重要的公法当然是宪法，民法就只能是宪法下面一个可怜的部门法。
但是如果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以此为根据建立法律体系，就可以得出公法的基本法是宪法、而私法的基本法是民法的结论。
所以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由于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民法和宪法一样都是国家的基本法，民法绝不是部门法。
另外，如果把民法也当作公法，那么民法当然应该像公法那样以命令服从关系作为基本规则依据，这样民法应该以强制性规范作为基础。
民法典的体例和几个主要修改内容
民法典的体例和几个主要修改内容一、划时代的法治宣示和法治洗礼法典编纂在法制史上都是法律整合的巨大工程，罗马法的法典编纂和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编纂，都在世界法制史上产生巨大影响。
虽然说现代以来，单行法的立法模式也是一种立法的发展模式，但是法典编纂的立法意义也同样重要。
我国毅然决然地决策进行民法典的编纂，而且毅然决然地在法名上赫然冠名‘典’字，极尽法律渊源的彰显功能，深切回应了中国社会对民事权利发展的迫切需求。
其实进行编纂，不用典字，命名民法，也是法典，以前的草案曾经也没有典字，我国刑法也是一种法典。
但一个典字，非同小可，从两会审议通过民法典到现在，中国掀起了民法典的热潮，街谈巷议，形成人人议法，人人说典的蔚然景象。
国际上也非常关注，中国的立法活力和法律进步令世界印象深刻。
民法典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法治宣示和法治洗礼的效果非常明显，社会法治意识被空前唤醒。
民法典已经隆重出台，典章巍然挺立，它是民权宣言、维权利器、规范指引、诚信镜像、执法必读。
对执法者而言，尊重老百姓的权利，依照法律办事，践行政府信用，成为官员的必然责任；对老百姓而言，明确自身权利和民事行为的诚信义务，增强维权意识，敦促政府守信，成为合格公民的标准。
我们都在感受这种宣示的效果和接受这种法治教育。
我们都要为推进这种效果而努力。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和为什么应该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是一次中国民事权利的集中展示，因为中国民事权利的成熟度已然达到了一个高度，因为中国的民事权利还需要再提高再升华。
我国制定民法典，还有以下的缘由：一是我国基本上还是属于大陆法制定法的立法模式体系，而在这种体系中的国家，大多制定有民法典，这也是和国际接轨的需要；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统领各单行法的民法体系，需要系统化的整合，协调各法间的内容，把司法解释的规则加以适当地收纳，使民法规则更加体系化和相对固定化，解决了单行法单行修改势必带来的顾此不顾彼的问题。
民法典的立法体例问题
民法典的立法体例问题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谈一谈中国民法的现代化问题，一个是民法典的立法体例问题，一个是民法典现代化的判断标准及条件。
所以，这里是在形式意义上使用民法这个概念，即形式意义的民法。
首先是民法典立法体例的现代化问题，这也是民法现代化的判断标准问题。
大陆法系崇尚法典法，此一传统肇始于罗马法。
而大陆法系国家编民法典都有一模式或范本选择问题，特别是自从有了第一个较完备的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此后各国的民法典编纂似乎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有关的论争也由此开始。
当初德国民法典制定、日本民法典制定都如此。
到底需不需要制定统一的民法典。
从各国的论争情况来看，首先遇到的并不是采取哪一范本或模式，好范本的孰优孰劣问题，而是到底要不要制定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制定时，蒂堡与萨维尼之间的论战主要就是要不要在德国制定统一民法典，蒂堡力主制定民法典，并极力推崇法国民法典，而萨维尼反对制定民法典，强调私法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反映，不能凝固于机械的法条之上；纽约民法典制定时，菲尔德与肯德之间也引发了类似的论战。
当然萨维尼并不是反对私法法典化的，他主要是强调当时德国尚不具备起草和制定统一私法典的条件，法学家尚担当不起这一历史重任。
日本民法典制定时也产生过论争，但焦点主要是法典的施行时间，由此产生了延期派与施行派之争，当然根源还是对法典体例与内容的不同看法导致的，特别是涉及到亲属法和继承法部分。
90年代很多国家修订或制定民法典时同样遇到了模式选择问题，像荷兰民法典、俄罗斯民法典、越南民法典。
我们现在的情况与上述论争有些类似，所以徐国栋教授把它称为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大论战。
我们的论战中同样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制定民法典。
现在给人的感觉好象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学者已经达成了共识，现在争论的只是采取哪种模式的问题，是罗马式还是潘德克吞式，其实不然，至少从梁慧星教授所披露的情况来看，有的学者主张松散式或邦联式，在我看来就是不主张制定民法典的，是反对私法法典化的，充其量是法律汇编，而不是法典编纂。
民法典体系问题探讨(龙卫球)
民法典体系问题探讨龙卫球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上传时间:2003-7-9一、当下探讨民法典体系问题的意义目前，我国立法机关正在着手中国民法典的制订。
其目标，当然是要达成世界先进，即依据参与起草学者的表述应该是“适应20世纪以来的社会生活的新发展，借鉴20世纪以来的最新立法经验。
”[*1]所以，这部民法典制订成功，必将实现中国法制建构的飞跃。
基于此，中国民法学者踊跃参与其中，积极展开理论思考。
其热点论题，既有法律内容的，例如应确立哪些类型的物权，也有形式方面的，例如应否采取民法典形式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2]本文打算探讨其形式问题中的法典体系问题。
所谓民法典体系问题，是指民法规定或者法条在采取法典外在形式时以什么方式组合在一起，即依法典外在表现的整体结构问题。
我国学者目前一定程度上探讨了这一问题，提供了不少有益建议，但仍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研究重点还只停留在更粗略的问题上，例如还只探讨民法典的编章结构问题，即探讨民法典是采用五编制（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还是七编制（总则、债权、物权、合同、侵权、亲属、继承）或者其他结构问题，以及在人法与财产法体例次序上如何处理问题；二是对民法典体系的现代转向的信息和理论方面，考察不多。
这样，可能导致忽视体系问题处理中更为精神也是更为基础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仅仅从我国现有的有关体系的制度和理论的历史遗产中还不能直接获得，只有通过悉心考察域外基于长期体系实践所形成的理论思考，才能受到启发。
二、历史遗产中的民法体系知识我国在清末变法之后，曾沿袭1900年德国民法的形式逻辑体系。
1911年起草的《大清民律草案》、1926起草的北洋政府民法典草案以及1929年正式制定实施的《中华民国民法典》，不只是在体例结构上直接吸收德国的民法体系，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而且是在体系的更内在的细微的方面，基本上遵循了概念化体系的路线，即首先形成类别法律概念，然后借着不同层次地类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构成体系。
刘专委关于民法典规范性质的论述
刘专委关于民法典规范性质的论述【讲解内容】一、关于民法典的总体架构二、民法典的规范性质的识别三、民法典的时间效力即溯及力问题四、民法典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即规范冲突的解决问题一、关于民法典的总体架构（一）立法体例：民商合一以是否有独立的商法典为判断标准。
1．民商分离：德国、法国、日本。
2．民商合一：瑞士、中国台湾地区。
我国实为不完全的民商合一体例，即把大量的商事法律规定在民法典之外。
有以下三个特点：（1）民事主体三分法。
一是自然人（含个体户、承包经营户）；二是法人（营利性法人、非营利性法人、特别法人）；三是非法人组织。
（2）把大量的、传统上认为属于典型的商事合同，规定在民法典合同编的典型合同中。
例如：融资租赁合同、保理合同（接受了最高院的建议）、仓储合同、行纪合同等。
（3）民法典中的代理制度统一适用于商事和民事。
总则第170条，属于职务代理（属于委托代理的下位概念；特点：概括性授权、不需一事一授权），不同于商事代理（显名代理、间接代理）。
重点探讨二个问题（1）外观主义。
外观主义，是商法的一个原则。
最典型的：票据、提单。
外观主义概念：为了保障交易安全，以免无过错的交易相对人遭受不测之风险，根据一个意思表示的外观，或者权利外观，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外观主义四个要点：①是一个学理概括，没有上升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或基本规定，但一些具体制度和规定体现了外观主义；②外观主义适用于民事交易行为，是为了平衡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防止无过错的交易相对人遭受不测之风险，外观主义不能适用到强制执行及其他非交易行为；③从民法典看，外观主义可以区分为意思表示外观与权利外观，前者涉及合同效力的判断，如表见代理、表见代表，后者涉及物权的变动，如善意取得制度；④防止外观主义泛化适用，适用时看相应的法律制度与具体规定。
（2）关于在平等原则下倾斜保护问题。
在平等原则之处，考虑主体的个性，作出特别的规定，对弱势群体作出倾斜的保护；在商事主体上，淡化这种倾斜。
论中国民法典的体例结构
论中国民法典的体例结构作者：苏凯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8年第01期摘要：《中国民法典》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以确保立法质量。
《中国民法典》基本结构的设计是要能容纳全部《民法》内容的，严格来说这不是一种设计，而是一种发现，即从现有《民法》规范内容中去发现《民法典》的基本结构。
关键词：中国民法典；体例；结构《中国民法典》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以确保立法质量。
《民法典》将由总则编和各分编（目前考虑分为合同编、物权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组成。
编篡工作拟按照“两步走”的工作思路进行：第一步，编篡《民法典》总则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将于2017年3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争取通过；第二步，编篡《民法典》各分编，拟于2018年上半年整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分阶段审议后，争取于2020年3月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一、《民法典》的体例概述基于学理视角，体例是遵循某种逻辑及顺序规则而形成的系统。
它表示着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在诸多领域中均得到了体现。
国内学者王利明通过研究得出：体例在《民法》是一种系统化的构成，按照《民法》特定的逻辑规范，实现《民法》的逻辑化、标注化及系统化，进而使得《民法》在宏观上形成一种结构化的体制安排。
二、面向大陆法系的民法体例的确定目前，大陆法律体系是由涉及各领域的多套法典共同组合而成。
而针对于体例在《民法》中的运用研究，需要以大陆法系为切入点，充分考虑其运用背景，着重研究体例在《民法典》中的运用。
三、关于《民法典》编篡的模式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经济社会活动越来越广泛深入，迫切需要一部全面系统规范民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
论中国民法典的体例结构
论中国民法典的体例结构中国民法典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它是用于调整和规范人民在民商事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法典。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民法典，中国民法典的体例结构在其编纂过程中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讨论，旨在为社会提供稳定、公正和可预测的法律环境。
本文将论述中国民法典的体例结构以及其在保护公民权益、规范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国民法典的体例结构主要分为三个层次：总则、人、物权。
总则部分包括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法律关系主体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
人部分涵盖了个人权益的保护，包括自然人的人格权、名誉权、生命权、健康权等，同时还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权益保护。
物权部分则规定了财产权的保护和交易的规范。
总则部分是中国民法典法律体系的核心，它为整个民法典的实施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指导。
总则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平等自由、公平正义、合同自由、责任追究等原则，这些原则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
总则部分还明确规定了法律的适用范围，包括国际民商事规则以及军事、行政等特殊领域法律的关系。
人部分是中国民法典的重点，它关注的是对个人主体的权益保护。
其中包括自然人的人格权，即民权中最为重要的权益之一。
人格权包括了人身自由、姓名权、肖像权等，这一部分的出现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基本人权，保障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尊严和自由。
此外，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权益也在人部分得到了保护。
物权部分是中国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权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保护财产权益的规范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
物权部分规定了财产权的保护和交易的规范，涉及的内容包括房地产物权、动产物权、知识产权等方面。
通过对物权的保护和规范，中国民法典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中国民法典的体例结构既重视了保护公民权益，也关注了市场经济的规范。
它通过对不同层次内容的划分，确保了法律的条理性和系统性。
中国民法典的体例结构还体现了民法典的现代性和法治性，旨在为全社会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测的法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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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民法典的立法体例问题
中国民法典的制订是民法学界最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是否制订民法典、何时制订民法典以及民法典的具体体例成为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我作为一个法律研究生对于这些问题不敢说有自己的创见，但总归是有所倾向、有所想法的，在此就以上几个问题说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是否应制订成文的民法典。
对于这个问题近年来学者们的意见基本已经趋向一致，即应该制订一部成文民法典。
但实际上还是有不少学者主张应采用所谓“松散式、联邦式”的法典结构，其实主张采取这种松散式的结构并不能算真正支持编撰民法典。
这是因为民法典必然是一部体例明确、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重要法典，如采取松散的编撰方式，实际上不过是把现行的规范进行一次汇编而已，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法典制订。
我觉得制订一部面向新世纪的民法典需要的不仅仅是面对实用问题，还要彰显新时代市民社会的权利精神，如只是对过去法律规范的整合，而没有这一统一的价值内核，则民法典的价值意义则失落大半。
从实用角度来考量，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也多有冲突矛盾之处，需要一部逻辑严谨的法典给予梳理、规范，如采用松散的编撰方式只怕也不符合实用主义的要求。
二、现在制订民法典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对于这个问题我比较同意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的意见，即现在制订民法典的时机并不成熟。
刘教授从历史分析的角度谈的这个问题，我个人作为一个法律实
务工作者，从实务角度出发也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民法典作为市民社会的权利宣言是民主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但就我国现在的政治环境和司法实践环境来看，认为市民社会已经成熟、民主生活已经达到未免言之尚早。
多数民众的法律意识仍然不高，老百姓遇到民事纠纷的第一想法往往是找领导，而现实之中也确实是领导比法院管用，打官司不如上访。
在这样一个普通民事权利仍需要行政权力进行全面干预的社会，即使制订出一部民法典，其所能代表的精神内核也仍然是“治理式”的。
普通民众也不会觉得这样的法典对自身的权力保护有何进步意义。
我认为只有等待社会改革进一步推进，民众权利意识进一步觉醒，民主建设进一步深化之后，民法典的制订才显得更加成熟，才不会受到过多外在因素的影响，而真正成为民众权利的宣言书。
作为一个三、民法典编撰的具体体例应是怎样的。
这个问题可谓众说纷纭，从三编说一直到九编说，可谓每种都有各自的道理所在。
抛开具体的编撰体例不谈，从编撰的指导精神而论，我赞成梁慧星教授的现实主义编撰思路。
法律实践工作者，对于现行的法律规范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和掌握，如果新编撰的民法典与现行法律的体例有很大区别，对于我们这些法律从业人员来说无疑会造成很多不便。
而且现在已经颁布的法律，由于实施时间较长，许多法律观念已经深入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比如普通民众已经很习惯债的观念，如果按某些学者的想法不再设置债法，只怕会造成民众观念的混乱。
所以我个人倾向于以现行法律为基础，面向新世纪的社会生活要求编撰民法典。
至于具体采用几编制，知识产权是否编撰入内，
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这些热议问题，我感觉反而不是根本问题。
实际上只要是言之成理的具体法典编撰方案都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对于一部重要的法典来说，内容的重要性还是大于形式的。
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浅见，对于民法典编撰这样的大课题而言只怕也无什么助益，只能算是法律实务工作者对于法典的一点想法吧，不足之处请老师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