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
当前有关改革的几个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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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之 中 但 是 立 足 点很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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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化 改 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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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向 不 能 动 摇 因 为 正 如 前 面 所说 这 是 从 我
国 过 去 经 济发 展 的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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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 是从 无 数 惨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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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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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我 们 每 一 个 经 历 过 计 划 经 济的 人
自身的 利 益 诉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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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制 垄断 行 业 的 管 理 体 制 和 产 权 制 度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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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力和利益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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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 是 一 件 不 容 易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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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积极性 必 然受到影
基 本 经 济 资 源 的 市 场 化 配 置 等 由 于 障碍 重 重 而 进 展 缓 慢 缺 陷 二 是 现 代 市 场 经 济正 常 运
转 所 必 须 的 法 治 环 境 迟 迟 未 能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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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名 经 济 学 家 国 务 院发 展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员 吴 敬琏 ∀摘 自《 国 青 年报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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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 葵 要 强 调基 本 共识 要 深 入 改 革
解 决 利 益 群 体 矛 盾 的 时候 并 不 是 让 矛 盾
公 开 化 相 反 是 制 定 一 些 措施 否 则 可 能 会 起 到 负面 作 用 在 目前 的 形 势下 要 恢 复到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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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 被 一 些 社 会 力量 集 团所 左 右 甚 至 一 种扭 曲 改 革的 机 制 已 经
在开始 形成
加强信息横向共享提高电子政务效能
加强信息横向共享提高电子政务效能马皓莹【摘要】本文试图从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角度分析中国电子政务效能相对低下的原因,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电子政务效能不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部门间缺乏足够的信息共享.因此,必须建立信息补偿制度,改革行政文化,建立新的标准以评估电子政务建设以及完善立法等措施,加强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进而提高电子政务效能.【期刊名称】《长江论坛》【年(卷),期】2010(000)002【总页数】4页(P60-63)【关键词】政府;信息共享;电子政务;效能【作者】马皓莹【作者单位】武汉行政学院,行政管理教研部,湖北,武汉,43002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31.6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已经在电子政务建设上投资达到30亿美元，根据规划用于电子政务建设的专项资金额将达到200亿美元。
截止到2006年超过97%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已经建立内部业务网络，75%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已经建成区域政府之间和政府部门间的计算机网络，其中有超过85%的地方政府部门有自己的门户网站。
与之对立的是，在最近的一次网络问卷调查中，有大约37%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对于电子政务“很陌生”，而对接触过电子政务的人的调查显示，超过80%的被调查者认为电子政务“不像预期的那样方便”。
电子政务的建设目的是为公民提供高效率的行政服务，但是为什么巨大投资导致的是电子政务的效能相对低下呢？本文将从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的电子政务建设已经在 20多年的努力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其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电子政务的效能相对低下，究其原因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部门间缺乏足够的信息横向共享，存在“信息孤岛”的问题，并造成了信息资源建设的巨大浪费和电子政务效能的相对低下。
因此政府各部门间信息共享的障碍是需要进行研究的关键。
电子政务可以被划分为三个范畴，即政府各部门办公自动化，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介绍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及其介绍市营1131班刘俊张五常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
中文名：张五常出生地：中国香港出生日期：1935年12月1日职业：教授，经济学家毕业院校：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简介张五常（1935年12月1日－），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
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于1935年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从小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其著作《佃农理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
求学生涯他早年师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尔奇安和科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科斯、巴泽尔共事多年其思想互相影响与激励；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张五常香港的家往往成了他们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他多次陪弗里德曼来中国，与国家领导人畅谈中国改革之大要；他也应邀参加诺贝尔奖颁发大典，被奉为嘉宾；他被选为1997—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的殊荣，等等。
此等际遇，在中文世界的经济学家中，恐怕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最受欢迎的教授“最劣的教师”1991年，在香港大学一些所办的“最差教学奖”的选举中，张五常被选为“最劣的教师”。
张五常荣登劣座，几乎全香港哗然！其实，这十分自然，如果按照东方传统的教育模式及标准，张五常的教学肯定会与其要求不合。
张五常讲课，从来不备课，也没有讲义，更不在黑板上板书。
在他看来，自己天天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
即使是正式场合的演讲他也不会有多少准备（如：1991年到瑞典对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的演讲，1998年到美国任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
中国经济制度分析的第一人率先将新制度分析系统地运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第一人，非张五常莫属了。
好政策与坏政策
策 ，特 别 是 不 允 许 自 由进 入 的政 策 ， 也 不 是 好 政 策 。这 里 要 特 别 强 调 一 下 思 想 逻辑 。我 们 每 个 人 要想 幸福 ，
就 首 先 要 使 别 人 幸 福 ，前 提 是 要 有
的后 果是 ，并 非 由于 为别 人 创造价 值 而 获 得收 益 ，而 是把别 人 的收 入 拿到 自己手 中 ，所 以 它是坏 政 策 。现 实 中
由此 我们看 一 下中 国的未 来 。未 来 １】 年在 很大程度 上取决 于我们 的理 ｆ 念 ，因为政 策 是根 据理 念 制定 的。如
果 我们 相信 市 场经 济 ，我们 的未 来就
会 很好 。否 则 ，如 果 对 市场越 来 越怀
疑 ，对 企业 家精 神 越来 越 不信任 ，那
因为它减 少了就 业机 会 ，增加 了失业 ，
其 实对 年轻 人最 不 利。我 们说 高税 收 政 策不 好 ，是 因 为它抑 制 了工 作 的积
极性 ，不利于创 业 ，阻碍 了经 济发展 。
策 ，但 是 现 实 中却 有很 多坏 政策 。如
果 一 个政 策 我们认 为 是好 的 ，但 是效
的运 作 都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所 以 说 大 量 的 国 有 企 业 不 是 在 创 造 价 值 ，而 是 在 耗 费 价 值 ，它 们 赚 取 的 很 多 利 润 来 自财 政 补 贴 ，或 者 经 济 学 上 讲
的消 费 者 剩余 。
在 谈理 念 ，很 多政 策是 各个部 门 出于 对 自 我 利 益 的保 护 而 制 定 的 。 如 果 这 种 情 况 得 不 到 扭 转 ，那 么对 于 未 来 我们 就 不 能 太 乐 观 。 为 什 么 ？ 因 为 既 得 利 益 体 是 非 常 强 大 的 ，既 得 利 益 者 一 般 都 披 着 国家 利 益 、民 族 利 益 的 外 衣 。在 中 国 ，民 族 主 义 有 很 深 的 基础 ，一 打 民族 主义 的旗 帜 ， 理 念 就 不 需 要 了 ，其 实 背 后 掩 盖 起 来 的是 利 益 。 这 样 很 多 老 百 姓 就 变 成 了既 得 利 益 者 的 人 质 ，真 理 由 此 就 变得 非 常脆 弱 。
张维迎谈改革：既得利益者不改革,中国就没希望了。
张维迎谈改革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北大法学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前景》的演讲。
张维迎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和潜力，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劳动力成本等后发优势，现在这些后发优势在消失。
而如果一个国家用货币政策和利率来维持增长，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另一种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
他提到，未来一两年，中国还将承受之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更大代价，经济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张维迎认为，既得利益并不完全是改革的阻碍，相反，既得利益也可能变成改革的推动者。
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变成改革者，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
对于国企，他提到，"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是先有共产党执政才有国有企业，不是有了国有企业才有共产党。
"最后，张维迎总结道，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窗口期，新一代领导人或许会保持足够好的、强的领导力来推动改革。
如果我们错过未来这十年，中国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大家会越来越没有信心。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张维迎称，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企业靠套利和模仿创造了巨大财富，现在这种套利空间越来越少，更多的要依靠创新。
这就需要政府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创造更好的条件：把权利关进笼子里，保护私有产权，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
"我们的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面。
现在是有权力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别人。
"张维迎谈到。
年经济高速增长优势在消失支撑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优势在消失张维迎：我讲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前景。
首先讲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判断，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趋势性的，第二个是周期性的。
从趋势性的角度来讲，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增速有一个趋势性的下降、下调，大家普遍认可的在7%左右。
好政策与坏政策的评判标准
好政策与坏政策的评判标准好政策与坏政策的评判标准国家制定的政策大部分是好政策，但是现实中却有很多坏政策。
如果一个政策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是效果却不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标准评判？在这方面的认识，普通人跟经济学家可能有很多分歧。
普通人评价政策是基于政策的目标，也就是目的是善还是恶。
比如说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说是好的，要普遍提高工资，大家说好，建立和谐社会、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民社会福利、保护弱势群体是好政策，控制物价、房价也是好政策。
那经济学家怎么评价政策？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策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
比如说我们认为现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最低工资和限制雇工自由的政策不好，因为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失业，其实对年轻人最不利。
我们说高税收政策不好，是因为这抑制了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阻碍了经济发展。
我们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不好，是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最后一定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危机。
我们说计划经济不好不是说目标不善，而是说它根本不具有可行性。
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二个标准就是达到同样的目标，此举是不是成本更低，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第三个标准就是，企业家的决策一定基于对消费者的支付决策的预期，这样来看政府搞的产业政策不好，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鼓励企业家怎么理解消费者，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来制定投资，而是鼓励企业家根据政府的偏好来决定投资，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坏政策的表象为什么政策的目标非常善良，但是政策结果很不理想而且不一致？因为社会当中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己的信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都在利用政策，而不是在执行政策，而很多的政策制定者是被动的。
我们以最低工资规定为例，最低工资想保护低收入的劳动者，企业可以执行最低工资但是仍然可以减少雇员，就是政府并不能强制我雇多少人，我原来可能雇一千人现在只能雇五百人，实际上是损害了最低收入阶层。
经济学谬论七例
经济学谬论七例韩西林1．“先富带动后富”论。
“先富带动后富”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决策者们的一个理论，意思是：为了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可以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这个理论的动机无可指责。
允许收入有差别，是为了打破分配方面长期实行的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建立一种新的激励机制，以更好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经济的更快发展。
所以，用意是完全没有错的。
可问题是，先富带动后富的结果会出现吗？不会！因为无论从先富者的主观动机讲，还是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效果看，先富都不可能带动后富，先富者只会百般地压制尚未富者，使其不仅不会成为后富者，还会成为更不富者。
这个问题其实学者们早就有论述，比如韦伯斯特就曾经说过：“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态度多半取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自己所在集团的领导者去支配资源。
如果一个社会中某些人已达到了富足，那么他们就会力图通过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行动去保持对其他人的相对优势，这就会妨碍其他人的发展与升迁。
优势者将变为一个利益集团，即一个社会阶级或者阶层。
所以，在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应当考察现在或过去的殖民者阶层，看看他们为保持自己的优势曾经支配或正在支配什么资源。
因为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考察这种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是各个集团维护他们在国内外利益的结果，这一点很关键。
”（[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5页。
）就中国的情况看，人们之所以宣扬“先富会带动后富”，一开始是出于某种善良但实则又很天真的愿望，后来就夹杂进了功利目的：要尚未富者安于不富，然后听凭先富者的摆布。
所以，“先富带动后富”论可以休矣！先富者凭什么要去“带动”后富者？而后富者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先富者来“带动”自己？国际歌怎么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请注意接下来这句——“全靠我们自己”！所以，先富者不要有什么负担，尽管去富你的，你没有什么义务去带动后富者。
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财经界》2006年第6期）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
对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有情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1) 什么是理性思考？什么是理性思考？我理解的理性思考，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可行的替代政策(alternative)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
以讨论收入分配为例，设想社会由两个居民组成，考虑A、B、C三种状态：在A状态下，每人各得100；在B状态下，第一个人得120，第二个人得180；在C 状态下，每人各得150。
再进一步设想现在处于状态B。
那么，如果这三种状态都是可行的，社会最优的安排应该是状态C；但是，如果状态C不可行，我们就不能用状态C批评状态B。
如果不考虑可行的选择，非要两个人收入均等，我们只能走向状态A，两个人都受到损害。
当然，如果全社会的价值观是平均分配偏好于任何收入差距，由状态B退到状态A也可以，但我们绝不能把不可行的状态C当目标去追求，否则就是不理性的。
在当前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第二，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
俗话讲，“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
比如说，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就只考虑干部的利益，自己是医生就只考虑医生的利益；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农民就只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自己是患者就只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这其实也正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实质所在。
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求我们透过“无知的面纱”理解社会制度，不能“对号入座”，只从自身利益评判是非，否则就无公正可言，民主政治也会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
张维迎
张维迎：改革无需等待“顶层设计”2013-10-14导读：我们现在有一种思路认为，改革必须从一个整体的顶层设计来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
凤凰周刊：很多人在谈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您怎么看这个所谓深水区？张维迎：深水区无非是指改革比较难了，够不着石头了，阻力更大了，包括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在增加等等。
但是，好多所谓的深水区，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脑子里的深水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深水区。
我们现在老以为以前改革很简单，现在才难了，这是错误的。
就像我们好多人就是看别人做事、赚钱很容易，自己特别难。
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阻力也很大，有既得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阻力。
但当时领导人的领导力和理念很坚定，而且从上到下都是如此。
许多地方的县委书记、县长，都有很强的改革欲望，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他们面临的阻力都非常大，但他们敢作敢为，有一种改革的精神。
凤凰周刊：大家都对今年的三中全会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现在也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直疲弱，并非改良时机。
您是如何看的？张维迎：我们的改革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自此之后，这个体制形成了一个惯例，就是每个三中全会总要出点新东西。
客观上，一中全会是安排党内领导人，二中全会是安排每届政府的领导人，人事问题忙完了，就到三中全会了，三中全会才能够开始真正的工作布局。
我相信三中全会可能会出现一些经济改革方面的说法，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大可能有实质性的新说法。
不过，今天我们中央全会说了什么，和20年前、30年前说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事情下面在干，但是没得到正式认可，官方文件还不能说，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大家期待中央有新说法。
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正好中央说出来了，那就是说我可以合法地去干了，原来观望的人也就不再观望了，跟着干就是了。
好比说私营企业的发展，1988年之前宪法都不允许，是违法的，但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少私营企业，到了1987年秋，十三大党的文件承认私营企业是对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然后1988年春第七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承认私营企业的合法性。
揭密!中国十大经济学者与其背后的财团关系
揭密！中国十大经济学者与其背后的财团关系瞭望东方周刊报道，2004年1月20日，亚信公司（Nasdaq: ASIA）发布了其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的2003年第四季度季报。
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12月31日，亚信第四季度的总收入为3060万美元，同比增长30%，净收入（除去硬件成本）达到1620万美元，同比增长21%。
在亚信人的努力里面，应该还包含了一种特殊的贡献。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去年10月亚信庆祝成立10周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以亚信独立董事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
其时，业界把张维迎出任独立董事看作是亚信“打造最强董事会”的一步重要棋子。
亚信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董事长丁健表示，张维迎教授“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理解以及他在中国企业管理、战略规划方面丰富的经验，将为亚信的董事会创造很多价值。
”亚信仅仅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吗？张维迎教授是中国最有名望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助理，是经济学界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对于舆论最有影响力的公众经济学家之一。
他参与政府决策咨询，从而是一位对政府重大措施出台有影响的学者。
1998年，张维迎教授和盛洪教授在《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文中列举了中国邮电部的种种垄断和压制打击竞争对手联通公司的行为，最后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政策建议：组建新的“国家电信管理委员会”（或电信管理局）、将长话经营与市话经营分离、将中国电信分解为几个公司、将邮电部的一部分电信网划拨给联通公司，等等。
文中特别提到：“中国电信市场非常大，从长远看，双寡头的市场结构不足以形成有效竞争，需要引入更多的竞争者。
”看看今天的电信业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不对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力表示由衷的赞叹──中国电信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亚信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并在电信行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张教授在政策上的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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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作者：来源：《记者观察》2014年第12期人们普遍认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但若看一下中外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
以下节选自张维迎最新代表作《理念的力量》既得利益者是否能变成改革者？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正面的。
人们普遍认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当然没有错。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外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
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改革是没有希望的。
只有当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
为什么既得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我总结有三个理由。
第一，理念的力量。
我们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物质利益支配的。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会思考、有价值观、有理性，他的价值观和思考当然会影响他的行为。
所以，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在两百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
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
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推动者是梭伦和伯里克利。
他们都是大贵族，但把选举权推广到普通公民。
为什么？因为理念。
美国独立战争后乔治·华盛顿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两任，然后就回家种地，是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他的利益。
邓小平“文革”之后发起一系列改革，包括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也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改革也是理念使然。
我们讲到法国大革命，总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
启蒙运动是贵族性质的，知识阶层当中的好多人来自贵族，《百科全书》160位作者中有30位来自老贵族，几乎所有的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的家中举办的，卢梭30%的通信者、伏尔泰50%的通信者，都来自贵族阶层。
废除贵族的大革命是贵族自身努力的结果。
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它就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
大革命领导人米拉波本身就是贵族出身。
再看我们中国近代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我们叫“工人阶级政党”，其实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人基本都是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或他们的后代，这些既得利益者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军阀、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因为工人家庭不可能有钱送孩子上学、出国。
他们闹革命不是因为工人阶级要闹，而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和列宁本人也不是来自工人阶级家庭。
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很有钱的律师，岳父是普鲁士的贵族，他的合作者和赞助商恩格斯本人就是一位资本家，有好几个工厂。
马克思本人过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他在写《资本论》的时候每年的生活费400英镑左右，而当时英国最富有的1/10的人年平均收入是72英镑，这些生活费用马克思自己的理论说，是来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只有一个工人出身，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后来背叛了。
我们再看一下废除黑奴运动的历史。
废奴运动主要是由白人发起的，最早反对黑奴制的是天主教会，因为按照基督教精神，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1775年，在费城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反黑奴制协会。
1781年起，本杰明·富兰克林一直担任该协会的名誉主席直到去世。
英国是反黑奴的一个重要力量，从18世纪开始，英国国教内部的福音派、贵格会都在推动废除奴隶制。
1783年，贵格会向议会请愿废除奴隶制，之后工人阶级也参与进来。
1807年，英国议会废除了大英帝国的贩奴贸易。
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了殖民地的贩奴贸易，并派遣军舰在海上拦截贩奴船只。
1838年，英国政府废止《黑奴学徒制度》。
最终英国解放了70万奴隶，为废奴花费了2000万英镑。
类似的，20世纪早期中国妇女的放脚运动，并不是妇女努力的结果，而是男人努力的结果。
康有为、粱启超这些人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对他们来说，缠脚是一种国耻，有损于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
这就是理念的力量。
第二，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
我们谈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假定，好像他们是一个整体，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会全体一致地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努力。
其实不是这样。
既得利益者内部是分成好多派的，有时候不同派别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他们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
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
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斗争往往会成为制度变革的重要力量。
我举几个例子。
首先看一下西方政教分离的历史。
政教分离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
欧洲中世纪早期，政教合一，主教由国王任命，教会并不真正独立。
政教分离是后来教会和统治者相互斗争的结果。
11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就职后，决定在教会内部推行一系列改革，解决教会的腐败问题，但受到教职人员的抵制。
为消除改革阻力，格里高利七世宣布收回国王罢免主教的权力。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要将他罢黜，格里高利七世的回应是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
教皇与皇帝的斗争持续到下个世纪，格里高利的继任者再次将亨利四世和其儿子亨利五世逐出教会，皇帝再次罢免教皇，扶植自己的候选人成为对立教皇。
最终双方于1122年达成“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皇帝基本放弃叙任权，教会承认皇帝的世俗统治权。
法国大革命是法国贵族相互斗争的产物。
在革命前法国最重要的矛盾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国王不断剥夺贵族的特权，引起贵族的不安和不满。
而贵族之间也有很多矛盾，比如亲王与宫廷贵族的矛盾，老贵族与新贵族的矛盾，乡村贵族和城市贵族的矛盾，佩剑贵族（军事贵族）与司法贵族（穿袍贵族）的矛盾。
即使在大革命之后的19世纪上半期，保皇派和共和派都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和既得利益者，但正是他们之间的斗争推动了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
英国在19世纪之前的宪政改革、法治建设，主要是贵族和国王、国王和教会，以及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果。
所谓的“光荣革命”就是贵族对国王的胜利。
我要特别举一个例子，是公司制度的发展。
19世纪中期之前，在西方各国创办公司都是一种特权，也就是说，只有得到国王或者议会的特许，才能组建公司，只有少数有权有势者才能得到这样的特权，一般人是没有办法成立公司的。
所以公司本身就意味着垄断，如东印度公司垄断对东方的贸易。
这时候在精英当中就形成了不平衡，引起其他既得利益者的不满，最后精英斗争的结果，是把成立公司由特许制变成注册制，任何人都有权创办公司。
这一变化，英国在1844年完成，法国在1867年完成，美国在19世纪后半期逐步完成（美国公司注册由州法律规定）。
更一般的，根据诺斯等人的研究，西方国家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施的。
也就是说贵族内部先有了法治和民主，然后再逐步推到了整个社会。
为什么贵族要实行法治和民主？因为在专制的体制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是他们没有人权，他们相互斗争，其实都是在相互摧残。
普通老百姓在专制体制下感觉到不安全，但其实最不安全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特权者自己。
他们有时候是人上人，但突然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甚至人头落地。
时间长了他们认识到这样的制度对谁都不好，还是应该用权利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的安全。
实行了法治之后，统治者可以下台，但是被换下来的统治者仍然有安全感，仍然有人身自由，仍然可以过很好的生活，至少没有性命危险。
而在旧的体制下，既得利益者很少有好下场，即使你能有个平安的着落。
着落之后你仍然没有行动的自由。
这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治、实行民主的重要原因。
第三，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
经济学家埃斯莫格鲁和罗宾逊对此做了系统的研究。
以英国为例。
英国真正的民主化是从1832年通过的《第一改革法案》开始，这一法案将普选权扩大到中产阶级。
在1832年前英国爆发了持续的暴乱和群体性事件，包括我们都知道的卢德运动。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1832年改革法案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大的社会动荡甚至革命。
据说，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等人在说服政府认识到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1832年的改革并不能满足普通大众对民主的要求。
1838年之后，英国工人阶级发起了改革议会的宪章运动，提出了男性普选权、废除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实行议员薪酣I制（议员不拿薪酣i的情况下低收入者就当不起议员）等要求。
宪章运动持续到1848年，虽然没有成功，但对之后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1867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第二改革法案》，将选民人数从136万扩大到248万，从而使得工人大众成为城市选区的主体。
这一改革法案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严重的经济萧条增加了暴乱的威胁，以及1864年“全国改革联盟”（the National ReformUnion）的成立和1865年“改革联合会”（the Reform League）的成立，这些都使得政府认识到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1884年英国议会通过《第三改革法案》，将原来只适用于城市选区的投票规则扩大到乡村选区，使得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从此之后，60%的成年男性有了普选权。
导致这一法案出台背后的因素仍然是社会动乱的威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在1918年通过了《人民代表法案》，这个法案将投票权扩大到年满21岁的男性和年满30岁的女性纳税人。
这一法案是在大战期间协商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调动工人参战和生产积极性的需要，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因为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之后，英国政府也担心发生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实行民主化改革。
1928年，英国妇女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英国的民主化过程中尽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在起作用，但是社会的动乱、社会革命的威胁是英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驱动力。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英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次的让步只是满足当时“威胁者”“闹事者”的要求，如1832年的时候只要买通中产阶级就可以有和平，所以选举权只扩大到中产阶级；当新的威胁出现之后，再做进一步让步，直到1928年的全民普选。
总结一下，我讲的这三个因素，第一个属于理念，后两个属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