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翻译的思考和认识----读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考与试笔》
翻译思考与试笔王佐良
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一、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
二、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
（3）●文体问题：似乎可以按照不同文体，定年同译法。
例如信息类译意，文艺类译文，通知、广告类译体，等等。
所谓意，是指内容、事实、数据等等，需力求准确，表达法要符合当代国际习惯。
所谓文，是指作家个人的感情色彩、文学手法、结构形式等等，需力求保持原貌，因此常需直译。
所谓体，是指格式、方式、措词等等，需力求符合该体在该语中的惯例，决不能“以我为主”，把商品广告译成火气甚重的政治宣传品等等。
（4）●意义是复杂的。
一个词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词典土的意义，还有内涵的、情感的、牵涉许多联想的意义。
一切话不只是其中单词意义的简单的综合，它的结构、语音、语调、节奏、速度也都产生意义。
一词一句的意义有时不是从本身看得清楚的，而要通过整段整篇——亦即通过这个词或这句话在不同情境下曲多次再现——才能确定。
（9）●常规与变异：语言的运用常有程度不同的个人变异，而变异的目的在于造成突出，引起注意。
每种语言都有运用上的常规，即有若干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惯例，但在运用时则各人的“表现”不一样，有些人为了造成强调或其它效果，总要来点或大或小的变异，而以文学作家——特别是诗人——所作的变异为最多最大胆。
变异即是对语言的创造性的运用。
（12）对于译者来说，他有双重任务：一是要有慧眼能在原作里发现变异之处，而这就需要他对那个语言的常规很熟悉；二是要有本领能在自己的译文里再现这变异所造成的效果，而这就需要他对自己语言的各种表达方式有充分的掌握。
（13）●比喻的好处，一是形象化，具体比，一见就明白，捉摸得住；二是高度集中，在纷纭现象用一二字就点出核心，语言的运用不能比它更精练了。
而要做到这两点，须有将两种不同事物联在一起——将熟悉的、身边的东西同生疏的、辽远的东西联在一（13）起，将琐碎的、实际的、无甚意义的小东西同一个大背景、大的精神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想象力。
论读书王佐良译文翻译及原文
论读书王佐良译文翻译及原文
【最新版】
目录
1.论读书的重要性
2.王佐良译文的特点
3.原文翻译的优点
4.对比王佐良译文与原文的差异
5.总结论读书的观点
正文
读书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阅读不仅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知识，还可以提升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审美品位。
在这方面，王佐良的译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阅读体验。
王佐良的译文以其流畅、准确和生动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原文的韵味和深意。
他不仅准确理解了原文的含义，还将其巧妙地转化成了中文，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既能理解原文的含义，又能感受到中文的美。
原文的翻译也有其优点。
它保留了原文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得读者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到原文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
同时，原文翻译也提供了另一种阅读体验，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体验到两种语言的差异和魅力。
对比王佐良的译文和原文，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
译文在语言表达上更加流畅，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而原文则在语言风格和文化背景上更具有独特性。
这两种方式都有其优点，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阅读体验。
总的来说，论读书的观点在王佐良的译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阅读不仅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知识，还能够提升我们的思维能力
和审美品位。
培根Of Studies三个译本的比较
培根Of Studies三个译本的比较摘要：王佐良先生的翻译尤其是《谈读书》的译文堪称翻译史上的一篇绝世佳作。
本文将其与水天同先生以及曹伦明先生的Of Studies的译文进行比较研究王佐良先生的翻译风格与特色。
关键词：Of Studies王佐良译文水天同译文曹明伦译文风格特色弗兰西斯·培根的《论说文集》（Essays）是英国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开创了英国文学的随笔体裁。
Of Studies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篇文章,因此至今已经有许多的翻译版本。
其中以王佐良先生的版本最为文化界推崇。
本文将其与水天同先生以及曹明伦先生的Of Studies译文进行比较研究王做良先生的翻译风格。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三位译者的整体翻译风格。
水天同先生的译文是以白话文为主,中间有个别文言虚词如“底”字等，也间或用文言文。
水天同先生抱定传达原作意思口吻之宗旨”。
水天同先生所谓的“传达原作意思口吻”有两层含义:一是忠实于原文的意思,二是符合原作的写作风格。
总体来看,水天同先生也是按照这一宗旨来翻译培根的Of Studies的；从总体上看,曹明伦先生的译文把握得不温不火,恰到好处。
他采用半文半白的语体,语言简练隽秀。
曹明伦先生在“译序”中提到:“译散文作品的原则也应和译诗原则一样,即在神似的基础上最求最大限度的形似。
”应该说在《培根随笔集》中曹明伦先生严格遵守他自己的翻译原则,以求最大限度的神似和形似。
而王佐良先生在翻译这篇散文时，采用的是“浅近的文言文”，从作者的历史背景契合的角度上来讲，选用文言文与原作的艺术风格最为接近。
他主张“尽可能地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
”这里“一切照原作”有两层含义：一是忠实原文的意思，二是符合原文的写作风格。
他还十分注重译者的地位，认为翻译不应该仅仅是机械的模仿，翻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
现在我们就以一些例句具体来比较一下三位译者的翻译，从而体现出王佐良先生这篇翻译为什么可以得到如此高的评价。
论读书王佐良译文翻译及原文
论读书王佐良译文翻译及原文读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翻译则是传播知识的桥梁。
在学习与传播的过程中，文献翻译功不可没。
在小说、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翻译领域中，良好的翻译不仅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还要将其精神与意境完美地传达出来。
本文将以王佐良对读书的翻译及原文进行论述。
鲁迅先生曾说：“认真地读一本书，就是在和著者精神交谈。
”读书的翻译就是在与作者对话的过程中，将其所想所写准确而生动地传述给读者。
王佐良是一位在文学翻译领域颇负声誉的译者，他的翻译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体验。
就在2021年，王佐良翻译并出版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
这本翻译版以其精准的译文和流畅的表达方式广受好评。
在这部小说中，王佐良不仅准确地译出了原文的意思，还充分考虑到了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
他掌握了作者的情感和意图，并将其完整地传达给了读者。
王佐良的翻译工作虽然在这本小说中只是语言的转换，但他成功地将奥威尔的思想和情感传达给了中国读者，为读者搭建了一座跨越时空和文化的桥梁。
在其他文学翻译领域，王佐良的翻译功力同样值得称道。
他翻译过的《红与黑》、《简爱》、《呼啸山庄》等经典著作也都广受欢迎。
他的翻译语言优美、准确，并且忠实于原文的风格与特点。
通过王佐良的翻译，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些世界文学作品的内涵和艺术魅力。
然而，对于一个翻译者来说，选择合适的译文也是一项挑战。
在进行文学翻译时，翻译者需要全面了解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特点。
王佐良在选择和翻译文学作品时，注重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其翻译的可读性，并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适当增添或删减一些内容，以使译文更适合目标读者。
他的翻译作品不仅保留了原文的风格和内涵，还结合了中国读者的口味和阅读习惯，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贴近他们生活经验的阅读体验。
当然，作为一位杰出的译者，王佐良的翻译工作并非完美无缺。
在某些时候，由于文化差异或其他原因，完全忠实于原文可能无法满足目标读者的需求。
对翻译的思考和认识----读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考与试笔》
一.辨证地看----尽可能地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
对于直译意译王佐良先生说“要根据原作语言的不同情况，来决定其中该直译的就直译，该意译的就意译。一个出色的译者总是能全局在胸而又紧叩局部，即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便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的。一部好的译作总是既有直译又有意译的；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处则放手意译。”
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一文中，王佐良先生说“他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的过程中，就要作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当。这当中，陷阱是不少的。……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他又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全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感情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而且了解得越细致、越深入越好。”
1989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王佐良先生的著作《翻译：思考与试笔》一书中收集了王佐良教授历年中所写的一个翻译的文章和优秀著作，在第一部分的思考中，从文体学的角度论述了若干翻译问题，也谈到翻译背后的文化异同问题，并通过观察，集中探讨了几位翻译家的实践，从中看到了译者所处时代、社会和本人思想对于其翻译的影响。对从事翻译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经典英译汉文章翻译赏析
英译汉文章翻译赏析时间:2009年06月01日【英译中选段六】原文（by Robert Frost）The Gift OutrightThe land was once ours before we were the land’s.She was our land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Before we were her people. She was oursIn Massachusetts, in Virginia;But we were England’s, still colonials,Possessing what we still were unpossessed by,Possessed by what we now no more possessed.Something we were withholding made us weakUntil we found out that it was ourselvesWe were withholding from our land of living,And forthwith found salvation in surrender.Such as we were we gave ourselves outright(The deed of gift was many deeds of war)To the land vaguely realizing westward,But still unstoried, artless, unenhanced,Such as she was, such as she would become.(原载 )译文（余光中译）：全心的奉献土地先属于我们，我们才属于土地。
她成为我们的土地历一百余年，我们才成为她的人民。
当时她属于我们，在麻萨诸塞，在佛吉尼亚，但我们属于英国，仍是殖民之身，我们拥有的，我们仍漠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我们已不再拥有。
浅析王佐良的翻译观
浅析王佐良的翻译观
王佐良翻译观是20世纪前期中国翻译理论界出现的一派翻译理论，它脱胎于
汉惠及后，更加强调以中国精神价值观理念为核心，探讨翻译这一文化活动的哲学性本质。
借鉴古今名家优秀的文字英豪作品，旨在实现翻译质量的深似海、精如毫的境界，践行维护民族文化的使命。
王佐良的翻译理论把翻译的主体从以往的传承主体调整为创新的“接受读者群体”，认为翻译应为接受读者群体服务，使之理解原文信息，而不是为原文作者服务。
针对外文本身文字特性或语言文化差异两种情况，他主张在翻译过程当中兼
顾文字语言和抽象信息两个层级，力求使其在接受读者群体中得以吸收，为此他强调翻译选取熟悉的标准语言表达，但不能牺牲原作的意境与精神内涵，争取实现“以原为先”的原则。
他重视翻译本质上的性质，倡导对比分析考察的方法，以求翻译结果的真实准确。
在整个翻译理论界来看，王佐良做到了“中国精神价值观理念”与“读者群体”的有机结合，在传统翻译理论研究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今新翻译理论当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王佐良翻译风格浅析
王佐良翻译风格浅析以《王佐良翻译风格浅析》为标题，写一篇3000字的中文文章王佐良（Wang Zuoliang），1921年出生于浙江金华，1943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外国语学院（现国际汉语教育学院），1959年获得上海外语教育学院国际文学及新闻言语翻译方向硕士学位，曾任上海外语教育学院教授、文学和翻译系主任、外语教研部主任，被誉为“中国翻译协会创始人”。
他是中国翻译史上最重要的楷模，也是翻译学和中国翻译史上不可多得的贡献者。
王佐良也是中国翻译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大师，以其全面而准确的翻译技巧、完美的文学翻译和深厚的文学底蕴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的典范人物。
作为一名著名的英汉翻译家，王佐良一生共翻译了300多种英汉著作，如《西班牙现代诗歌精选》、《英国文学史》、《哈姆雷特》，以及众多的文学名著、经典名译等。
他翻译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被业界称赞为“口译术艺无人能出其右”。
王佐良专注于文学翻译，翻译风格言简意赅、准确遣词造句，注重内涵有机、意思连贯，重视表达的恒久性和充分性，同时又维持文学作品的原有美感，不仅能求原文准确原意，也能把原文文学性渲染出来，使读者在感受到原文内涵和美感的同时也能对原文语言文学特点有所感受。
他的翻译技巧分析，能够有效地为其他译者提供一个更好的参考。
首先，王佐良极其重视准确性，他在译者中独树一帜，深入挖掘原文，精准把握文字，准确表达文字本身的含义，以及文字在上下文中的具体用法。
他特别擅长将英语的实际用语转译为中文，并增添一些额外的语言技巧，以便让译文更加准确，让意思更加明确。
其次，王佐良能够运用语言技巧恰到好处地表达原文表达技巧，比如在翻译英语谚语、格言、俚语等英语中的文学表达技巧时，他会结合中文的文学表达技巧，用中文传达英文的表达技巧，从而让译文的文学美感不至于受到影响。
他还擅长用一句话表达多种意思或用一个中文词表达英语中的多个单词，使原文的内容简洁而完整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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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翻译的思考和认识
----读王佐良先生的《翻译：思考与试笔》
王佐良，英国文学研究专家；浙江上虞人，1916年2月12日生。1929年至1934年在武昌文华中学读书，后进清华大学。抗战后考取公费留英，于1947年秋赴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于1949年9月建国前夕回国，应聘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授。曾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顾问兼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协理事，《外国文学》主编。主要著作有：《英国十七世纪剧作家约翰·韦勃斯透的文学声誉》，《英国文学论文集》，《英国文体学论文集》，《中外文学之间》，《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照澜集》
在“词义、文体、翻译”一文中，关于翻译的风格，王佐良先生说：“适合就是一切。文体学的灵魂在于研究什么样的语言适合什么样的社会场合。译者的任务在于再现原作的面貌和精神；原作是细致说理的，译文也细致说理；原作是高举理想之翼的，译文也高举理想之翼。一篇文章的风格只是作者为表达特定内容而运用语言的个人方式，它与内容是血肉一体，而不是外加的、美化的成分。因此从译文来说，严复的‘信、达、雅’里的‘雅’是没有道理的——原作如不雅，又何谈雅之可言？”
对翻译理论的新想法，在严复的“信、达、雅”和余冠英先生的“以诗译诗、以歌谣译歌谣，风格一致；不硬译；上口、顺耳；词汇、句法依口语”的基础上，王佐良先生提出的翻译标准是“可靠”，“可读”。“可靠”就是忠实，“可读”就是流利。这一提法比较中肯，客观。王佐良先生说翻译时要：
一.辨证地看----尽可能地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
同时他还指出“语言的运用常有程度不同的个人变异，而变异地目的在于造成突出，引起注意。每种语言都有运用上的常规，即有若干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惯例，但在运用时则个人的表现不一样，有些人未老造成强调或其他效果，总要来点或大或小的变异，而以文学作家——特别是诗人——所作的变异为最多最大胆。对弈者来说，他有双重任务：一是要有慧眼能在原作里发现变异之处，而这就需要他对那个语言的常规很熟悉；二是要有本领能在自己的译文里再现这变异所造成的效果，而这就需要他对自己语言的各种表达方式有充分的掌握。”
对于直译意译王佐良先生说“要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据原作语言的不同情况，来决定其中该直译的就直译，该意译的就意译。一个出色的译者总是能全局在胸而又紧叩局部，即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便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的。一部好的译作总是既有直译又有意译的；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处则放手意译。”
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一文中，王佐良先生说“他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的过程中，就要作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当。这当中，陷阱是不少的。……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他又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全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感情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而且了解得越细致、越深入越好。”
二.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
王佐良先生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翻译的《培根论说文集》已成经典，迄今为之没有更好的译文可以与之媲美。随意一个句子王佐良先生都可以翻译得既准确贴切，又符合汉语习惯，并且在没有改变原作意思，文体和口气的情况下，用最优美的汉语表达出来。王佐良先生翻译的“温泉胜地”里有一个句子：These things are notorious．王把其翻译为“这等丑事，尽人皆知”，既是朗朗上口的汉语，又充分表达出来了notorious的含义，让人钦佩。
1989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王佐良先生的著作《翻译：思考与试笔》一书中收集了王佐良教授历年中所写的一个翻译的文章和优秀著作，在第一部分的思考中，从文体学的角度论述了若干翻译问题，也谈到翻译背后的文化异同问题，并通过观察，集中探讨了几位翻译家的实践，从中看到了译者所处时代、社会和本人思想对于其翻译的影响。对从事翻译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对于译者，王佐良先生也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要为读者着想，看读者关心的是什么，做到译文可靠，可读。二是理解原作。做到这一点并不易，需要言语修养，文化修养各方面的知识，译者要虚心再虚心，不辞辛苦，勤查多问。三是要经常练笔。要从事实小事做起，运用语言不要繁琐，文字要干净，美不在文词，而在文词后面的思想。要语言锐利、新鲜，首先要头脑锐利、新鲜。同时译者还有深刻地体会原作者的思想感情，直至其最细微、最曲折处。”
其中“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是王佐良教授研究翻译问题的一个小结。文中提到“中国翻译家传统的三个特点：一是有高度使命感，为了国家民族的需要不辞辛苦地去找重要的书来译；二是不畏难，不怕译难书、大书、成套书；三是做过各种试验：直译，意译，音译，听人口译而下笔直书，等等。从现代看，若干第一流作家都搞过翻译：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田汉、曹禺、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卞之琳、冯至、李健吾等等都是。在许多情况下，翻译提高了他们的创作，或者发展了他们的创作。而由于他们也从事翻译，翻译的地位也提高了，出版社比较重视，译者在社会上也取得一定名望。在近代史上由于翻译引起了大的文化潮流和思想运动，如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