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回顾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回顾
【摘要】：文章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对我们认识中西文化交流有所帮助。

【关键词】：中西文化；背景；特征；重大事件
一、历史背景
近代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的形态出现的，而是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交织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

从近代历史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诸国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在政治上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樊篱，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

同时，经济上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与市场扩张的强烈需求，西方列强凭借其武力继续着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资源、占领市场、分割殖民地的行动。

而当时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积贫积弱的中国，正是其侵略与瓜分的对象。

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近代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鸦片战争前，中国作为东方的大国已经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文明史，它的文化曾经一度辉煌，对周边邻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具有不言而喻的优越感。

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关闭的大门，使中国看到了自己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开始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学习西方的行动。

可见，鸦片战争不仅是西方国家对古老中国的军事入侵，从文化的角度说，也是西方异质文化对中国东方文化的入侵与征服，引发了之后半个世纪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

勿庸置疑，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中国文化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传统文化已经难以适应和支持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少有真正平等的交流，更多的是伴随征服与抗争的激烈冲突。

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从根本上讲，是一场广义的文化冲突”。

二、当时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特征
1. 中国文化特征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中国文化指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封建文化，这种文化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
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是一种道德伦理型政治文化，它在维护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延续的同时，也抑制甚至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天性发展和文化创造力。

尽管在针对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比较强劲的力量，但是无论如何，在与以民主、科学和制度建设为核心内容，在当时代表着世界发展潮流和方向的西方文化相比之下，中国文化表现出无可置疑的封闭性、落后性和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性。

一句话，近代中国社会要发展，文化必须变革。

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开放不久，而且是被迫开放，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有较多知识和见识的部分官僚层和知识层，在广大民众中没有广泛的基础。

同时，当时的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观念，以及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类问题，在理论上还是相当模糊的。

他们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没有看到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体系转换道路的独特性。

2. 当时西方文化的特点
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化。

政治上，资产阶级进一步确立了其统治地位，同时开始大规模殖民扩张，逐步树立西方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经济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带来科技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规模超过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变得尖锐。

同时，西方思想文化开始经历重大转变：如在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广泛深入地影响了西方的历史、社会、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与政治；在自然科学领域达尔文的物种论，进化论动摇了宗教在人们心中的根深蒂固的地位；在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运动对文学创作、音乐、美术、雕塑、建筑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中西文化接触的特征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的进入，一度中断的”西学东渐”潮流又再度兴起。

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强烈碰撞，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其背景、方式、深度、广度与以前各时期的文化交流相比都具有自身的显著特点：1.是在西方列强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进行的；2.中国近代处于文化”入超”的不利地位；3.中国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是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

三、文化与翻译的重大事件
1. 基督教与《圣经》的翻译
十八世纪末，随着基督教来华，圣经的中译本可说是百花齐放。

继《马殊曼译本》后，有马礼逊的《神天圣书》及其修译本《新遗诏书》和《旧遗诏书》、郭实腊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太平天国删改的《旧遗诏圣书》及《新遗诏圣书》。

十九世纪中叶，第一部由不同差会宣教士联手翻译的《委办译本》
面世。

译员不但把圣经重译，更统一了经文中的名称和名词。

十九世纪中叶，传教士不遗余力地翻译官话圣经，先后有麦都思和施敦力合作改写《委办译本》的《新约全书》、当代有名的汉学家：包约翰等以《麦都思、施敦力官话译本》为蓝本翻译的《北京官话新约全书》、施约瑟依照《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体裁翻译的《旧约译本》、英国圣公会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和施约瑟的《旧约译本》合印的《新旧约全书》、杨格非将其浅文理新约以白话文重写的《杨格非官话译本》、萧静山的《新经全集》等，以及一直沿用至今天的《官话和合本》（后称《国语和合本》，现简称《和合本》）。

《官话和合本》可说是中译圣经的一个重要里程，为圣经翻译掀开新的一页。

2. 理雅各与中国典籍的翻译
理雅各（1815-1897），早年毕业于英国亚伯丁大学，精通拉丁文，后来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学习中文，1836年作为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来到澳门，任英华书院院长。

1843年随该书院迁至香港。

与德庇时和翟里思，并称为英国汉学的三大星座；又和法国的顾赛芬、德国的卫礼贤并尊为汉籍欧译三大师。

后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培养出了新一代的汉学家，译过《四书》、《礼记》、《书经》、《孝经》、《诗经》、《易经》、《老子》、《庄子》、《离骚》、《佛国记》等等。

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思想，著有，《中国人的神鬼观念》（1852），《孔子的生平与学说》（1867），《孟子的生平与学说》（1875），《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述评及同基督教的比较》（1880），第一次全部译出了《诗经》。

中国近代翻译事业是伴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开始的。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有识之士从痛苦的屈辱中通过反思逐渐觉醒，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有二：清王朝政治、军事腐败；洋人船坚炮利。

于是魏源在林则徐”师敌长技以致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致夷”的策略，明确主张学习西方。

所谓学习西方，其主要内容是学习其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也就是自然科学，当时称为格致，即声光电化等。

此期的译书有算学、测量、汽机制造、水陆兵法、天文学、重学、化学、光学、医学等。

近代早期最大的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的163种著作中，绝大部分属于自然科学类。

据统计，自然科学译书占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