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先勇小说的复调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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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先勇《游园惊梦》叙事策略

论白先勇《游园惊梦》叙事策略

论白先勇《游园惊梦》叙事策略作者:徐思雨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17期摘要: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以其独特的叙述技巧为读者打开了昔日秦淮河畔昆曲名角在历史变迁和个人命运改变下的内心世界。

从内、外视角的交融到重复的叙事再到意识流的不断交织,在极具节奏感的叙述中,展现了人物情感深处的更迭,并揭示了时代背景下一种“人生如戏”、世事轮回的沧桑感。

关键词:《游园惊梦》;叙事手法;重复叙事;意识流;互文作者简介:徐思雨(1994-),女,汉族,湖北省仙桃市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文艺学硕士,研究方向:西方文艺思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02《游园惊梦》是台湾作家白先勇先生写于1966的一篇中篇小说。

小说以昔日秦淮河畔得月台的昆曲名角蓝田玉参加姐妹桂枝香在台北举办的一场聚会为切入,看着眼前的一场繁华,自感曾经的自己和如今的落寞:失去了青春、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地位、也失去了情人……写透了一番世事和人情,如戏、如梦。

其中这篇小说令人惊叹而回味的地方之一,就在于作者所运用的叙事手法:从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到主人公内视角的情感与心理活动,从现在穿梭到过去,透过酒醉微醺的状态翻滚着昔日的回忆碎片,等等手法的巧妙运用将读者带入一个历史变迁下主人公或是主人公所代表的这一类人已经经历、正在经历或是即将要经历的无奈、迷茫与伤痛。

一、全知视角叙述与内视角叙述相交融叙事学中认为:第三人称叙事可以同时具有“外视角”与“内视角”。

作为“内视角”的人物的眼光往往较为主观,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而作为“外视角”的故事外叙述者的眼光则通常较为冷静。

[1]小说开篇写钱夫人蓝田玉应昔日的姐妹桂枝香之邀,前往台北参加宴会。

小说中出场的这批人物,都是随国民党的战败而退居台湾的,在他们身上体现着历史变化的痕迹,要很好的表现他们如今在台湾的生活这种今昔之比和大环境的刻画,作者首选了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叙述。

论白先勇与郁达夫小说的感伤叙事——以《芝加哥一夜》和《沉沦》为例

论白先勇与郁达夫小说的感伤叙事——以《芝加哥一夜》和《沉沦》为例

8神州文学论白先勇与郁达夫小说的感伤叙事——以《芝加哥一夜》和《沉沦》为例李春苗青岛大学摘要:白先勇的小说以细腻的感伤情调和浓郁的抒情色彩自成风格,其小说中大多数人物或处于现实时空与往昔记忆的错位之中,或徘徊在社会边缘,这些“边缘人”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颇为相似。

本文以感伤叙事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沉沦》与《芝加哥之死》两篇小说的人物形象,探寻白先勇对郁达夫感伤叙事的继承和创新,挖掘其作品的伤感意蕴。

关键词:白先勇;郁达夫;感伤叙事;边缘人一白先勇短篇小说的人物,或处于现实与往昔的错位之中,或徘徊在社会的边缘,形成了忧郁的人格,这些“边缘人”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颇为相似。

而白先勇自己也曾坦言:“年轻形成期时,我喜欢郁达夫。

第一,他那个忧郁的气质,感伤,我很欣赏;第二,他的小说文字好,文字熟练、诗意、诗化。

”[1]“零余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形象,一直是以“忧郁的抒情主人公”的面貌出现的。

“他”是《沉沦》中苦闷徘徊、敏感怯懦的留学生,不仅面临着弱国子民身处强国的种种辛酸无奈,还在性的放纵与压抑中沉溺挣扎,最终心灵无所归依,只得一步步走向沉沦。

“他”的从竭力抗争到自我毁灭的过程,是一个具有民族意识和责任感的青年在强大敌国带来的精神压迫下,不断地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过程,也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在传统和现代伦理的畸形错位下,主体性逐渐走失的过程。

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写道:“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陷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

”[2]可见,郁达夫是将自己在强大异国的心路历程经由《沉沦》中的“他”之口哀哀切切地讲述出来了。

历史的变迁与生命的沉浮——白先勇小说的叙事伦理与文本建构

历史的变迁与生命的沉浮——白先勇小说的叙事伦理与文本建构

编 号:硕士学位论文题 目:历史的变迁与生命的沉浮——白先勇小说的叙事伦理与文本建构培 养 单 位: 文学院专 业 名 称: 中国现当代文学指 导 教 师: 胡玉伟 教授研 究 生: 郁葱葱完 成 时 间: 2013年3月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制类 别 全日制研究生 教育硕士 同等学力摘要白先勇是台湾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

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着白先勇观照世界、生命和历史的方式,同时也成为他叙事伦理观念生成的重要动因。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历史被推到远景,历史变动中人的命运的沉浮成为他文学书写的主要范畴。

本文旨在探寻白先勇叙事伦理的内部结构,进而探究其与文本建构抑或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

本文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叙事伦理的生成入手,分析白先勇小说创作的精神倾向。

白先勇的叙事伦理的生成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童年经历造成的时间与历史的无常感。

二是远离故土,造成的精神与文化的双重“怀乡”。

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的救赎思想。

这些因素,氤氲出了白先勇创作过程中的感伤情结,练就了他小说创作中的救赎意识;第二部分,论述叙事伦理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

在叙事过程中,作家遭遇到多种伦理困境,这也是小说中人物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为消解这种生命沉浮的焦虑,白先勇提出多种伦理构想。

从文本分析入手,梳理出作者在小说中建构的几种主要的叙事伦理关系,即死亡伦理、历史伦理、时间伦理和传统文化的伦理追求;第三部分,细致阐释出白先勇小说的叙事伦理策略,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白先勇主要运用三个叙事策略对历史、生命、文化进行自己独到的解读。

一是寓言化的历史阐释,本文从主题学角度探讨小说的寓言化使用,探究其诗学意义,对民族寓言与生存寓言的架构,是白先勇对历史与人类的存在产生的沉重思考,是与生命的一次次“对话”。

二是复叙事,一种生命生存状态的重复叙事。

白先勇将复叙事的叙事策略贯穿于他的小说世界中,分为“柏拉图式”和“尼采式”重复,运用文本细读,来寻找以上的复叙的原型。

论白先勇小说的复调叙事

论白先勇小说的复调叙事

论白先勇小说的复调叙事摘要:白先勇是世界华文文坛的一枝独秀,他的小说长久地被人们争相传诵和虔诚记忆。

本文在运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及对其小说中的重点篇目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得出白先勇的小说具有人物的主体性、情节结构的对话性等复调叙事特征。

关键词:白先勇、巴赫金、复调、主体性、对话性中图分类号:1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2-0000-01引言“复调”是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29年初版,1963年修订版)一书中首度提出的一大理论。

他在该书中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

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一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

”①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小说”,是与过去受到作者统一意识支配的独白小说截然不同的一种体裁样式,它具有下述几个特征:一是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仅是作家描写的对象、客体,同时也是表现自己观念的主体;二是复调小说的主旨不在于展开情节、人物命运、人物性格,而是在于展现那些有着同等价值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三是复调小说没有作者统一的意识,它是由不相混合的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声音组成的对话小说。

一、主人公的主体性与一般小说首先花大量篇幅对人物的来龙去脉、外貌性格进行描写,诉诸读者不同,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没有专门的身世介绍,甚至连肖像刻画也屈指可数,主人公总是直接在紧张的事件、问题的思索和探讨中出现,是一个个热衷于自我分析、自我意识观念极强的人。

作者也充分尊重主人公这种思想意识的独立性,让主人公成为观察世界的主体,充分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正如巴赫金所说,作者“重视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

论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论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论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白先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极有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注目的台湾作家之一。

其作品不仅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更有自身的特色,本文着重在系统上梳理和分析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首先总体概括了白先勇小说的三个创作特色:“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其次从白先勇的个人经历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角度,来阐述了其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传统于现代;再次从白先勇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悲剧性两方面来论述其小说的悲剧色彩;最后通过对历史流变下的“对命运的感悟和思索”以及异域文化下的生存和放逐的论述,来阐明白先勇小说的感伤主义色彩。

标签:白先勇;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一引言白先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极有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注目的台湾作家之一。

他自五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其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五八年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金大奶奶》,自此一发不可收势,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大多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后陆续汇编成册,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嫡仙记》,长篇小说《孽子》,《夜曲》,《骨灰》以及其它散文,戏剧作品。

作为台湾现代派的领军人物,白先勇的作品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那就是注重“描绘人与人性,注重发掘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复杂性。

在艺术上,从西方输入虚无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广泛采用意识流,暗示,象征等手法。

”[1]但是他与其它现代派作家如欧阳子,於梨华等人不同的在于他有其独特的地方,用王晋民先生总结的话来说,只有十二字:“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2]。

正是由于这样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使得白先勇成为台湾文坛上的一枚奇葩。

近年来有关白先勇的评论文章很多,但大多数都比较侧重于介绍他的生平和创作情况,或者是针对他的作品中某种倾向进行评论。

本文试图系统地梳理一下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二将传统溶于现代,将西方溶于中国(一)个人经历的影响白先勇,一九三七年出生在广西桂林,其父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自小他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在《蓦然回首》中他将少时给他讲演义的厨子老央看作是自己小说的启蒙老师。

试论白先勇小说的叙事视角

试论白先勇小说的叙事视角

2012.01学教育内容摘要:白先勇小说叙事视角运用圆熟。

其全知视角叙事有别于传统,有时有意限制叙事者的能力,达到别具一格的叙事效果;早期小说因人物性格内倾,运用主人公内视角较多,因为夫子自道是表现他们的最佳途径,而采用见证人内视角的小说使故事显得真实可信,有时因叙述者身份之特殊,而取得特别的表达效果;其外视角叙事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并且增加了读者参与的兴趣。

关键词:白先勇小说叙事视角张立新试论白先勇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视角(point of view,又称视点)是自二十世纪以来受到高度重视的小说技巧之一。

小说具有叙事的特质,小说中的故事需要叙述者讲出来,叙事视角就是小说的叙述者在叙述故事内容时所采取的角度和方式,如谁在讲故事,他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叙述,他与故事中人物的关系如何等等。

叙事视角的设置对于作者想传达给读者的含义和文学效果有着重大影响,因而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高度重视,如英国批评家帕西·卢伯克(Percy Lubbock)认为:“在整个错综复杂的小说技巧问题中,我以为占统治地位的乃是观点问题,即故事的讲述者讲述时所持的立场”[1]。

这里,“观点”、“讲述者所持的立场”都是指叙事视角。

打破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追求叙事视角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以达到特定的叙事效果,是西方现代小说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

白先勇曾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专门研习小说创作,受到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重要影响①,对叙事视角的运用非常重视,他说观点(即叙事视角)“……非常重要,西方现代小说非常注意观点,他们有许多书,特别讨论观点,……你选的观点已决定了写这部小说成败的一半。

观点的应用非常重要,因为观点决定了文字的风格,决定了人物的个性,有时甚至决定了主题的意义”[2]。

叙事视角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来研究者存在着诸多理论分歧。

关于其分类,这里采取简化的方式,将其大致分为全知视角、内视角、外视角叙事三大类。

下文将以此为基础,分析白先勇是如何出于对小说文本总体表达效果的考虑,通过对这些叙事视角的选取和变化,为读者创造出一个交织着缤纷复杂的生活经纬的小说艺术世界的。

白先勇小说的叙事艺术

白先勇小说的叙事艺术

白先勇小说的叙事艺术———古今穿行、融汇中西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中文0812 林晶晶2008510054摘要:白先勇的小说在叙事上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小说平中见奇,融传统与现代为一体。

在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中,还注重对人物环境、内心世界的描绘,同时大胆且适当的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汇以象征、意象等艺术技巧,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个精彩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命运故事。

关键字:以小见大,平中见奇、中西合璧、意识流。

美国著名学者夏志清先生曾评价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少见的奇才”。

白先勇的作品不仅构思精细,形式严整,底蕴丰厚,具有超拔脱俗的独特艺术魅力。

而且他还怀着一颗悲悯之心,融传统与现代为一炉,运用精妙的小说叙事艺术为我们展现出了独特的小说艺术世界,在作品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精彩的人物形象及人物命运故事。

以小见大,平中见奇。

白先勇的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风格,尤其是受《红楼梦》的影响。

在平凡琐屑的生活常态中展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表现之一是写作中基本上以写实为主,注重对日常生活进行真实的描绘和刻画,以此来表现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性格特征。

比如《岁除》描写的是除夕夜一个仕途不顺的国民党中级军官在朋友家借酒消愁;《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描写的是台湾夜巴黎舞厅一个晚上发生在金大班周围的事情和她对往事的回忆;《游园惊梦》描写的是钱夫人参加窦夫人的家庭晚宴等等[1]。

在白先勇的短篇小说中,他在传统题材与现实生活间自如地穿针引线,他很少回去写一些重大的事情或是曲折的情节、强烈的冲突,而是像这样“以小见大,平中见奇”。

表现之二是在刻画人物上,他善于对人物所处的环境、外貌服饰、言谈举止进行描绘,如在《永远的伊雪艳》中,在对主人公的冷艳描写上,他写道:“月白短袖的绒棉旗袍,襟上一排香妃色的大盘扣,加上也是月白缎子的软底绣花鞋,鞋尖却点着两瓣肉色的海棠叶儿,为了讨喜气,她破例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而耳朵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

试论白先勇短篇小说中的迁逝之感和乡愁情结

试论白先勇短篇小说中的迁逝之感和乡愁情结

试论白先勇短篇小说中的迁逝之感和乡愁情结
杨蕾
【期刊名称】《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4(020)010
【摘要】白先勇自觉地追求独特的创作风格,他的短篇小说中浸透着沉重的历史迁逝感和浓烈的思乡之愁,同时也蕴含了他对传统文化所做的深层次的思考.
【总页数】4页(P43-46)
【作者】杨蕾
【作者单位】玉溪师范学院,基础教育系,云南,玉溪,6531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
【相关文献】
1.浅谈生命悲剧意识——试论魏晋诗文的“迁逝之悲” [J], 孔令君
2.“大陆情结”的艺术审视与展现——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赏析 [J], 陈祥泰
3.从“无根”的吴汉魂到“寻根”的牟天磊——试论台湾留学生文学中的“文化乡愁”情结 [J], 刘灵昕
4.试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悲剧意识 [J], 温斌
5.试论台湾文学作品中的乡愁情结 [J], 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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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先勇小说的复调叙事摘要:白先勇是世界华文文坛的一枝独秀,他的小说长久地被人们争相传诵和虔诚记忆。

本文在运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及对其小说中的重点篇目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得出白先勇的小说具有人物的主体性、情节结构的对话性等复调叙事特征。

关键词:白先勇、巴赫金、复调、主体性、对话性中图分类号:1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2-0000-01引言“复调”是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29年初版,1963年修订版)一书中首度提出的一大理论。

他在该书中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

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一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

”①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小说”,是与过去受到作者统一意识支配的独白小说截然不同的一种体裁样式,它具有下述几个特征:一是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不仅是作家描写的对象、客体,同时也是表现自己观念的主体;二是复调小说的主旨不在于展开情节、人物命运、人物性格,而是在于展现那些有着同等价值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三是复调小说没有作者统一的意识,它是由不相混合的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声音组成的对话小说。

一、主人公的主体性与一般小说首先花大量篇幅对人物的来龙去脉、外貌性格进行描写,诉诸读者不同,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没有专门的身世介绍,甚至连肖像刻画也屈指可数,主人公总是直接在紧张的事件、问题的思索和探讨中出现,是一个个热衷于自我分析、自我意识观念极强的人。

作者也充分尊重主人公这种思想意识的独立性,让主人公成为观察世界的主体,充分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正如巴赫金所说,作者“重视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

②这种对主人公主体性的尊重首先表现在人物描写上,白先勇不是站在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用单一的声音讲述给读者听,而是大量地采用意识流等创作手法,将人物的身世、外貌、性格、经历等溶于主人公的自我意识里,通过内心的活动,让主人公自己说给读者,从而实现了“我”不是一个在”你”的眼中怎样、而是在“我”的眼中是怎样的人。

《黑虹》中的耿素棠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虽然在这篇小说中,白先勇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手法,但文中丝毫没有出现作者的“背后议论”,耿素棠的一切都是通过她的內心活动反映出来。

如文章自她离家出走写起,但作者并没有急于向读者交代她离家出走的原因,而是通过人物自己的回忆叙述出来:“‘这算什么?只有几块苦瓜!’她忽然想起刚才吃晚饭时,她丈夫对她这样冷冷地责问到,筷子王桌上一拍,脸绷得像块鼓皮。

……‘十块钱菜钱要买山珍海味吗?不吃算了,饿死你们活该!’她推开桌子站起来用力喝道,她觉得血管要炸了似的,全身发胀。

两个孩子吓得呆头呆脑,丈夫板得铁青的脸上冷得刮得下霜来,就是那样六只眼睛睁得浑圆向她瞪着时,她摔开房门跑出来。

”③这种自述性的回忆方式让我们看到耿素棠家经济的窘迫、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艰难以及她不堪忍受后的逃离与反抗。

这种以主人公自我意识为表达对象的小说,使得在环境描写上也呈现出一种向内的特点。

环境往往是主人公意识的外化,心理的外化,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具象化。

再以《黑虹》为例,耿素棠离家出走后,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逛到了一家酒吧门口,看到门上一对大黑猫时,作者是这样描写的:“那是一对独眼的大黑猫,尖眉尖眼,尖鼻子尖嘴巴,耳朵是尖的,尾巴也是尖的,尖得人好难受,耿素棠觉得眼睛都被这对黑猫尖溜溜的亮胡须刺痛了”。

③在现实生活中,这对猫应该是这个酒吧的标志,是作为艺术品来欣赏的,并非令人难受,令人讨厌的东西,这完全是人物内心的外化,是耿素棠当时带着惧怕、慌乱、烦闷的心情来观察的结果。

二、对话性复调小说的主人公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那么复调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和意识是如何展开的呢?巴赫金认为思想是通过对话展开的。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把对话视为陀氏小说的基础,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

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

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

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④这里所说的两个声音在白先勇的小说中随处可见。

(一)微型对话“微型对话”主要建立在人与人的对话关系、人的自我意识的双重性的基础之上。

就是说,主人公的这种自我意识每时每刻,都紧张地面向自己,面向别人,并形成了极有特色的“双声语”。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明显占着优势的,是不同指向的双声语,尤其是形成内心对话关系的折射出来的他人的语言,即暗辩体、带辩论色彩的自白体、隐蔽的对话体”。

⑤在小说《香港——一九六0》中,面对嘈杂、混乱、绝望的现实环境,余丽卿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要设法救你自己。

你一定要救要救要救。

救?救我的身体?救你们信教人讲的灵魂?在哪儿呀?我的灵魂?我还有什么可救的?我的身体烂得发臭,难道你还看不见我皮肤下面尽是些蛆虫在爬动?我像那些霍乱病人早就烂得发黑了。

”⑦这虽是余丽卿内心的自白,但听起来却像是无休无止地同他人辩论,与他人进行对话。

这种对话本来应当是一句接一句,由两张不同的嘴说出来的;现在却完全重叠起来,由一张嘴融合在一个人的话语里。

(二)大型对话除了在人物内心以双声语形式表现出的微型对话外,白先勇的小说中还存在着情节结构上的大型对话。

这种对话关系正如巴赫金所言,犹如音乐中的“对位法”,表现为“不同的声音各自不同地唱同一个题目”⑥,形成“多声部”,即复调,而不是独白式的“同音齐唱”。

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一个运用不同的调子来结构小说,一是表现为多主题、多线索的复式结构。

1.不同调子的对话正如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时所说的那样,那些各个章节内容不同、笔调迥异,看上去似乎联系不紧密,可分开来读的小说,它们“内在是相互胡呼应的,情节虽然不同却又是不可分割的”⑦,共同为小说主题的表达谱写了一曲多声部的交响乐。

2.不同线索的对话在白先勇的几乎每一篇小说里,都存在着两条线索、两个世界: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

“过去”是呈现在人物意识流动中的过去,是“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是大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是纯洁灵活的青春”;“现在”是现实中人物正在经历的现在,是“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是失去灵性的、斤斤计较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是遭受时间污染腐蚀而趋于朽烂的肉身”。

⑧这两条线索在小说中是平行的,是同时进行的,且二者之间相互对比,相互补充,小说的主题、人物的形象便在这种对话中呈现在读者眼前。

《游园惊梦》便是这两条线索中结构出来的经典之作。

小说自钱夫人参加窦公馆的宴会写起,现在的钱夫人已经是一个远离权势,失去荣华,偏居于台南的落魄妇人,她没有专车接送,只能坐计程车赶赴宴会;她没有绫罗绸缎,只能穿着过时的旗袍参加宴会……但接下来从宴会中的种种勾起钱夫人对往昔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这位技压群芳红遍南京的昆曲名角、锦衣玉食地位尊贵的将军夫人辉煌的过去。

这种今昔不同的状况在小说呈现的是一种对话关系。

如在写到客人入座时,窦夫人让钱夫人坐在第二桌的主位上,钱夫人很不好意思,连忙推辞,不肯就坐,最后实在推辞不过,只好坐下去,竟“一阵心跳,脸都有点发热了”。

随后她有想到过去“钱志鹏在的时候,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先占的。

钱志鹏的夫人当然上座,她从来也不必推让”。

b11在这种对比中,我们看到了人物身份的落差,以及这种落差在她心理上所造成的失落与伤感。

作者正是在这种无处不在的今昔对话中,表达了对荣耀美好的过去的无限追忆以及无法回到过去的无限哀痛;表达了对混乱委琐的现在的强烈批判以及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深深无奈;表达了对沉湎过去的人们深切同情以及对他们不敢面对现实的无情讽刺。

结语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白先勇的小说具有明显的复调叙事特征。

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是具有主体性的主人公,他们按照自我的意识建构自己,表现自己,让读者认识自己;结构情节是具有对话性的情节,不同的调子相互对话,不同的线索相互对话,从这宏大、深邃的对话中,小说的主题、人物的形象得以彰显。

注释:①《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29页②《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82页③《寂寞的十七岁》,白先勇著,花城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④《寂寞的十七岁》,白先勇著,花城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④《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344页⑤《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352页⑥《寂寞的十七岁》,白先勇著,花城出版社,2004年:第229页《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324页⑦《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78页⑧《王谢堂前的燕子——的研分与索隐》(《台北人》附录),欧阳子著,花城出版社,2004年:第195页⑨《台北人》,白先勇著,花城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参考文献:期刊论文:[1]《“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钱中文,《文学理论研究》,1983年第4期[2]《复调》,周启超,《外国文学》,2002年第4期[3]《去“独白”的决断与暧昧——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观》,郑润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12月专著:[1]《寂寞的十七岁》,白先勇著,花城出版社,2004年[2]《台北人》,白先勇著,花城出版社,2004年[3]《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4]《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程正民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董小英著,三联书店,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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