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三个层次研究墨家逻辑
论从三个层次研究墨家逻辑
案例和素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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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家学者善 于逻辑 思维 ， 墨子 》 篇 都是 论证 典范 。 后面 部分 的 充分 必要 条 件 ） 《 各 。墨 子首 先 反驳 道 ， 大 人 提 “ 不是“ 君子说话 ” 的充分 条件 ， 即大 人提 问但 君子却 不 日本学者 冈本 光生 教授认 为《 墨子 ・ 公孟 》 中包 含着 形 问”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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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０６年 ７月
安徽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Ｊｕｎ ｌ ｆ ｎ ｕ Ｕ ｉ ｒｉ Ｐ ｉ ｓｐ ｙａｄＳｃ ｌ ｃｅｃｓ ｏ ｒａ ｏ ｈ ｉ ｎｖ ｓｙ（ ｈ ｏｏｈ ｎ ｏｉ ｉ ｅ） Ａ ｅ ｔ ｌ ａＳ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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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和理论思维 ， 具有逻辑思维 的 自觉性 和主动性 ， 并且从理 见辱 ， 所攻者不利 ， 而攻者亦不利 ， 两不 利也 。 此者 ， 是 若 虽 必 ‘ 问焉 则言 ， 问焉 不 论上 总结 出大量逻辑应用方法和逻辑原理 。我认为值得从 不扣 ， 鸣者也 。且子 日： 君子共 己待 ， 逻辑应用 、 应用 逻辑 和逻辑理 论三个层次来研究墨家逻辑 。 则止 ， 譬若钟 然 ， 扣则鸣 ， 不扣 则不鸣 。 今未有 扣 ， ’ 子而 言 ，
先秦逻辑新论
先秦逻辑新论引言：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的发源地，也是逻辑思维的重要奠基阶段。
在先秦时期，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都对逻辑思维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先秦逻辑体系。
本文将以先秦逻辑新论为题，从不同学派的角度探讨先秦逻辑的特点和贡献。
一、儒家逻辑思维儒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秩序。
因此，儒家逻辑思维注重推理和辩证。
儒家经典《论语》中的对话和言行举止，体现了儒家逻辑的特点。
儒家强调道德伦理和仁爱之道，通过推理和辩证来达到理解和共识。
例如，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体现了一种推理的思维方式，通过对比和辩证来达到认识和学习。
二、道家逻辑思维道家注重个体的成长和自然的发展，强调无为而治。
道家逻辑思维强调直觉和体验的重要性。
道家经典《道德经》中的诗句和哲理，体现了道家逻辑的特点。
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直觉和体验来感悟和领悟。
例如，“道可道，非常道”就是一种直觉的思维方式，通过直觉和体验来认识和领悟道的本质。
三、墨家逻辑思维墨家是先秦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注重实用主义和公益思维。
墨家逻辑思维强调实证和实践的重要性。
墨家经典《墨经》中的论述和观点，体现了墨家逻辑的特点。
墨家强调实证和实践，通过实践和实证来验证和应用。
例如，“明主以百姓为重，百姓以明主为重”就是一种实证的思维方式，通过实际验证来得出结论。
四、其他学派的逻辑思维除了儒家、道家、墨家，先秦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学派，如名家、法家等，它们也对逻辑思维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名家逻辑思维强调辩论和说服的重要性，注重言辞和辩论的技巧。
法家逻辑思维强调规范和秩序的重要性，注重法律和政治的规范性。
这些学派的逻辑思维各具特点，丰富了先秦时期的逻辑思维体系。
结论：先秦逻辑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学派在逻辑思维方面各有侧重和特点。
儒家强调推理和辩证，道家注重直觉和体验，墨家重视实证和实践，名家注重辩论和说服，法家注重规范和秩序。
这些逻辑思维的不同特点和贡献，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和逻辑思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墨家的推类学说与三段论的比较研究
038《名家名作》·研究［摘 要］ 中国先秦逻辑学说的代表为墨家辩学，古希腊逻辑学说的核心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
由于产生于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两种逻辑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有很大不同。
对两种逻辑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认识和评价中国逻辑，把握逻辑学科的发展规律，并以逻辑进行创新。
首先介绍了墨家的推类学说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然后比较了两者的个性差异以及个性差异形成的原因，最后分析比较了两者的创新功能。
通过几个部分的探讨，以逻辑的共性为基础和前提，立足于求异思想，展现了历史文化在逻辑比较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逻辑思维方法在知识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 键 词］ 墨家；推类学说；三段论；比较墨家的推类学说与三段论的比较研究马丹洋在政治伦理化的先秦时代中，为对社会伦理与国家纲纪进行管理，墨家推理应运而生。
墨家学派首先把“类”这个概念引入逻辑学中，“类”是推理得以正常进行的前提，是其论说的依据。
墨家的“推类”是依据两种具有类同性质的事物，由一种事物具有某种性质进而推出另一种事物也具有某种性质的推理。
在《墨子·小取》中，列举了辟、侔、援、推等几种推理形式，并且还分析了“推类”中会出现的错误以及产生错误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由此得出，“推类”在当时已比较成熟。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学说是历史上第一种较为完整的逻辑推理学说，是其逻辑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逻辑形式，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特征。
三段论由以主谓判断表述的三个判断组成，其中分为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并根据中词在其前提中的位置，将三段论划分为三个格。
三段论是演绎推理的基本形式，集中体现了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方式。
三段论对其内容的关注度较低，而更多地关注其形式。
一、墨家的推类学说与三段论个性差异的比较（一）依据不同墨家推类的基础是类同，类同是推类顺利进行的前提。
《墨辩》以故、理、类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三者缺一不可。
墨家认为推理的实质是揭示类属关系的过程。
为了确保推类的准确性，他们总结出了三条需要注意的问题，分别是“同异交得”“异类不呲”和“类之大小”。
墨家逻辑思想
墨家逻辑思想墨家逻辑学又被称为辩学，“辩”的概念是《墨经》中一个重要的范畴。
“辩字”在《墨经》中包含有辩论和思辨的意思。
在墨家逻辑中，“辩”首先是一个思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次才是一个辩论、争辩的过程。
在辩的过程中，还要遵守唯物主义的原那么。
《墨经》的“辩”的概念直接源于墨子。
据先秦古书记载，墨翟是一个词锋锐利的辩者。
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墨子是自觉地认识到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规律的重要性的，并将思维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个写出具有体系的逻辑学说——《墨辩》六篇：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
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典型代表。
梁启超肯定墨家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科学价值，他认为墨家逻辑可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英国培根、穆勒和印度陈那的学说相比较。
胡适也曾高度评价墨家逻辑的历史成就和学术地位，说《墨经》作者是“科学和逻辑的墨家”“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
《墨辩》六篇各有所重，分别论述了关于思维形式〔例如概念、判断、推理〕、思维规律〔例如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和思维方法〔例如归纳、演绎、类比〕的认识。
从《墨辩》六篇的总体结构来看，墨子已经明确制定了概念、判断、推理三种基本的逻辑思维形式，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墨子具体论述了概念的本质、划分和作用，阐述了判断的实质、类型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了推理的三个范畴和各种推理、论证的具体形式，总结了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揭示了逻辑思维基本规律的内容。
这些，都可说明墨子逻辑形成了一个由基本概念和范畴所构成，以思维形式和规律为对象、内容的逻辑学体系。
墨家的逻辑纲要《小取》中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在这个逻辑体系中“名”排在第一位。
《小取》中所说的“以名举实”的“名”就是概念。
“实”就是客观事物及其本质属性。
“举”，《经上》里说：“举，拟实也。
”拟就是摹拟、反映。
山东省菏泽市2023-2024学年高三上学期11月期中语文试题及答案解析
山东省菏泽市2023-2024学年高三上学期11月期中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①随着西方逻辑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应用，运用中西比较方法进行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成果大量涌现，出现了单一运用西方传统逻辑知识框架来解读中国古代逻辑的现象。
但就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这一套完整论式来说，中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西方话语体系是以符号语言和形式逻辑作为基础的，西方的思维方式注重演绎分析、科学理性；中国话语体系则是基于汉民族语言的象形文字和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并重的思维逻辑基础，中国的思维方式偏重综合归纳、辩证整体。
因此，单一地追求中西逻辑思想之“同”，难以揭示中国古代哲学、逻辑思想的全貌。
②中华经典文献卷帙浩繁、学理深晦，梳理研究工作可谓艰难。
目前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成果涉猎的文献倾向于逻辑思想比较突出的文献案例，大多还是碎片化、未成体系的，较难呈现出一条清晰确切地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学派、人物之间逻辑思想关联起来进行比较分析的思路和方法，很难从历史广度中看清一种逻辑思想的传承演变及其现实价值。
此外，在立足中华经典文献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自身特点时，又容易出现拒斥中西比较研究或者片面“求异”的现象，这也不利于全面认识中国古代逻辑的价值和意义。
在运用中西比较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中国古代逻辑形成与发展的思想渊源和历史情境。
百家争鸣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救世”的现实诉求对于诸子言说论辩、思想交锋起到了支配和驱动作用。
将中国古代逻辑规则与西方的形式逻辑进行比较时，忽视中国古代逻辑形成、应用和发展的具体实际境况，诸子的政治伦理主张，中华民族的思维偏向等问题，难以窥见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样貌。
③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底层思维逻辑，不仅有言说论证需要遵循的逻辑规则，还包括明辨是非的标准以及政治伦理的应用逻辑等，这其中具有与西方逻辑学相通之处，更深层地揭露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广泛存在的政治伦理主张和道德价值标准。
墨家逻辑产生的历史文化研究
墨家逻辑产生的历史文化研究墨家逻辑是由中国先秦时代的墨子及其弟子创立、发展起来的系统逻辑学说。
墨家逻辑也可称之为墨家辩学，或者简称墨辩。
墨家辩学与西方的逻辑学相通，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质。
墨家辩学之所以具有如此这般的特点，正是由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背景所造成。
考察这个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是我们深入理解墨家逻辑内容的本质的关键所在。
一、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代，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围绕着如何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墨、道、名、法等，他们著书立说，互相论战，出现了中国学术史上的繁荣景象，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百家争鸣”。
沈有鼎说：“和古希腊、印度一样，古代中国的逻辑学是首先作为辩论术而发展起来的。
”在百家争鸣中展开论辩活动，是墨家逻辑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
名家的开创者，公元前6世纪的律师邓析擅长于“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列子力命》篇)。
到了公元前4世纪，名家的另外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惠施，承继了邓析的论辩作风，而且将论辩活动从司法或法律领域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
从得以流传下来的惠施“历物”十事而作出的十个论断看，都是一些和人们的感觉、直觉、直观、常识不同的自然科学论题或论断。
类似地，同惠施实行辩论的“辩者”，他们所提出来的“二十一事”，也是一些对于显然违背人们直觉和常识的命题实行论证或论战。
比如“白狗黑”(《庄子天下》)，从常识来说，白狗就应该是白色的，但“辩者”却认为，白狗有些地方也是黑色的，比如白狗的眼珠子就是黑色的，所以也能够说“白狗黑”。
论辩术的兴起是逻辑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必然会导致逻辑的产生。
只有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论辩术的探讨才能升华为逻辑的研究。
辩者学派所实行的各种论证或论争，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深入思考。
你说“常识不对”，那到底不对到什么水准？你说“理性可靠”，那到底可靠到什么水准？什么是推理？怎样的推理论证才是可靠的、准确的？怎样的推理或论证则是错误的、无效的？辩者们所实行的“推理”真的能够“驳倒”常识所能看得见的活生生的事实吗？在中国先秦诸子中，首先起来批判和总结百家争鸣的论辩学术成果的就是墨家。
胡适别墨逻辑思想研究
印度 因明的特 殊性一 面 ， 这意味 着 中国逻辑 史研 究的学科 自觉。但 胡适 将 惠施 和公 孙 龙 归入 别 墨
学派 中加 以研 究 ， 这种 混淆名 墨两派 的观 点招 致 了后人 的严厉批 评 。 关 键词 ： 胡适 ； 墨 ；小取》； ； 别 《 效 推 中图分 类号 ：２ ：２４ Ｂ６ Ｂ ２ 文献标 志码 ： Ａ 文章编 号 ：０ ３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３ １０ －９４ ２ １ Ｏ － ２ ４ ０ ４ “ 巨子 ” 首领 的宗 教组 织 ， 为 他们 继续 倡 导宣扬 墨家 的伦理学 说 ； 另一 方 面出现 了科学 和逻辑 的墨家 ， 他 们“ 俱诵《 墨经》 而倍 谲不 同 ， 谓别 墨 ， 相 以坚 白同异
辑哲 学。
・
２ ・ ０
杨红 玉 ： 胡适 别墨逻 辑 思想研 究
毕 沅之 说持怀 疑 态度 。他 说 ： 据庄 子 所 言 ， 似 战 “ 则
收稿 日期 ：０ ９１ －６ ２ ０ ．０２
于考辨与研究的问题。最 早提出《 墨辩》 作者问题 的当是毕沅 ， 他认为《 墨辩》 为墨子 自 著。孙诒让对
作者简 介 ： 红玉（９０） 女 ， 杨 １８ 一 ， 河南南 阳人 ， 讲师 ， 清华 大学人 文学院博 士生 ， 主要研 究方向 ： 逻辑 思想 史和逻
在 非儒 学派 中 ， 胡适 认 为墨子 及其 后 人建 立 的 思想体 系和西方哲 学界正 在流行 的实验 主义思潮有 很 多共 同之处 ， 由此他 对 墨子 及其 后 学颇 多 溢 美之
词， 而关 于墨子及 别 墨逻辑 思 想 的论 述是 上 述 两本
论墨子的_三表法_庄春波
齐鲁学刊1998年第4期 论墨子的“三表法”庄 春 波 内容提要 墨子的“三表法”是中国“轴心期”理性文化的精华,它可与同时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名的形式逻辑三段式相媲美,同时也有自己的特点。
本、原、用是墨子三表法的基本范畴,也是墨学的基本方法论工具。
道家的“守一观复”、儒家的“扣二执中”、墨家的“兼三尽用”构成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三大维度,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
关键词 三表法 三段论 本 原 用墨子对逻辑问题的思考,是从对老子的“无名”和孔子的“正名”两种观点的辨析开始的。
老子与孔子都没有把形式逻辑作为一门学问即专门化的认知对象看待。
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把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公理化的是墨子,而最初的逻辑论证公式就是墨子的“三表法”。
《墨辩》学派又对“三表法”及其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由此形成了《墨辩》逻辑体系。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低估了“三表法”的价值和地位。
其原因在于未得“三表法”之大本大原。
这是一个必须辨明的根本性问题。
一、什么是“三表法”?“三表法”是墨子理性思维逻辑论证的基本方法。
关于“三表法”的形式,人们常有误解之处,因此有必要加以清理、辨析。
“三表法”最初是由墨子提出来的,这没有疑问。
问题在于它的基本形式是怎样的,是在怎样的情势之下提出来的,它反映了墨子逻辑怎样的思想倾向?“三表法”见于《墨子·非命》上、中、下三篇,可见它由墨子提出之后,墨家后学三大学派都有所解说和传承。
三家原文不尽相同,引在下面:《非命上》: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于何原之?下原于百姓耳目之实。
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非命中》:“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
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
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政。
此言“三法”也。
《非命下》: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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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三个层次研究墨家逻辑中国古代逻辑是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墨家逻辑则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典型。
墨家在先秦诸子中最擅长逻辑思维和理论思维，具有逻辑思维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并且从理论上总结出大量逻辑应用方法和逻辑原理。
我认为值得从逻辑应用、应用逻辑和逻辑理论三个层次来研究墨家逻辑。
一、逻辑应用层次这个层次研究墨家学者是怎样来进行具体的推理论证的？中国人在思维层次上与西方人相比究竟有哪些一致性和特色？这种研究不但可以为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墨家逻辑的真实思想脉络，而且可以为我们进行思维训练提供典型案例和素材。
墨家学者善于逻辑思维，《墨子》各篇都是论证典范。
日本学者冈本光生教授认为《墨子·公孟》篇中包含着形式逻辑，而且认为这种形式逻辑与亚里士多德区别开来的地方是，亚里士多德逻辑是一种“名辞逻辑”，而墨家逻辑则是一种对命题逻辑的追寻。
[1] 我认为，冈本光生教授的见解是很有见地的。
不过我也认为，他所说墨家学者的“形式逻辑”实际上是一种逻辑的应用。
而且这种逻辑应用，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应用，还有其他类型的逻辑应用。
我们先看《公孟》篇的一段记载：“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
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
’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耳也，又未知其所谓也。
若大人行淫暴于国家，进而谏，则谓之不逊；因左右而献谏，则谓之言议。
此君子之所以疑惑也。
若大人为政，将因国家之难，霹若机之将发也，君子之必以谏，然而大人之利。
若此者，虽不扣必鸣者也。
若大人举不义之异行，虽得大巧之经，可行于军旅之事，欲攻伐无罪之国，有之也，君得之，则必用之矣。
以广辟土地，著税伪材，出必见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
若此者，虽不扣，必鸣者也。
且子曰：‘君子共己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
’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谓不扣而鸣邪？是子之所谓非君子邪？”这段话中的逻辑性非常强。
公孟子说，君子是“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扣则鸣，不扣则不鸣”这样类型的人。
所表达的可以说是一个充要条件假言命题，即大人提问是君子说话的充分必要条件。
“则”这个联结词可以看成是表达充分条件的。
令A表示“大人提问”，B表示“君子说话”，则该命题可以表达为：AB(符号表示前面部分是后面部分的充分必要条件)。
墨子首先反驳道，“大人提问”不是“君子说话”的充分条件，即大人提问但君子却不能说话即不能献谏，A且B(符号“”表示否定词“非”)。
因为大人行暴政，如果君子直接献谏，就会说他不恭顺，如果君子间接献谏，则又叫做私下议论。
然后，墨子又指出，大人提问也不是君子说话的必要条件，即大人不提问君子也要说话即也要献谏，A且B。
因为如果大人执政将导致国家发生灾难，就好像弩机将要发射一样急迫，这时虽然大人没有提问，但是君子却一定得劝谏。
如果大人想做不义的事，想攻打无罪的国家并且据有它，这样做对自己不利，对被攻打的国家也不利，双方都不受益，像这样，如钟虽不敲也一定会发出声音来。
墨子通过反驳指出了“大人提问”既不是“君子说话”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君子说话”的必要条件。
整段话从非形式逻辑来看墨子运用了归谬法。
即如果公孟子的话成立，则“大人提问”是“君子说话”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事实上或者不充分或者不必要，所以，公孟子的话不能成立。
从形式逻辑来说，墨子所运用的推理形式(符号“∧”表示“并且”，“∨”表示“或者”)是：最后墨子说，现在大王不提问，你公孟子也说了话，如果只有大人提问君子才能说话，则你公孟子就不是君子了。
墨子在这里又使用归谬法来反驳公孟子的言论，而且是用公孟子本人当下的提问作为例证，充分体现了墨家学派在逻辑上的敏锐性和高超的逻辑辩驳能力。
冈本光生教授主要注意到了《公孟》篇中以下两段话的逻辑结构。
有游于墨子之门者，谓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为明知，能为祸人哉福？为善者福之，为暴者祸之。
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子墨子曰：“虽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闻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对曰：“未之得闻也。
”子墨子曰：“今人有于此，什子，子能什誉之，而一子誉乎？”对曰：“不能。
”“有人于此，百子，子能终身誉其善，而子无一乎？”对曰：“不能。
”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犹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其多，将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
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冈本光生似乎认为上述两段话中，问者的推理合乎逻辑，而墨子的回答可能不合乎逻辑。
但我认为，问者的推理和墨子的回答在纯逻辑上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问者将“为善者福之”、“为善者赏之”这样的句子当成了全称句，作为充分条件命题看待，冈本光生也是这么认为的，而墨子则认为它们是概称句，当作一般命题看待。
概称句或一般命题是能够容纳反例的。
这样，即使问者做了许多善事而不能得福，也不能因此就说墨子所作的概称句不能成立；即使墨子是圣人也得病，也不能因此就说鬼神不明。
如果“为善者福之”、“为善者赏之”所表达的是全称句，是充分条件命题，则问者的推理合乎逻辑。
令A表示“鬼神神明”，B表示“做善事”，C表示“得福”，则问者的推理形式可表达为：墨子认为，问者做了善事却没有得福，并不能因此就说鬼神不神明，因为做善事和得福之间可能不具有条件关系，而仅是因果关系。
这样，“为善者福之”仅是一个概称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即A不是假的，而B→C却不是真的。
这就是说，“为善者福之，为暴者祸之”、“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这样的句子仅是个一般的说法、一般的情况，总的说法、总的情况，具体情况不一定是这样。
墨子在哲学上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
“为善者福之，为暴者祸之”是墨子根据大量的经验事实以及切身体会总结出来的“真理”，这种“真理”具有一般性、总体性。
墨家学派对于推理有效性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经上》篇说：“故，所得而后成也。
”这里的“故”是“大故”。
《经说上》篇说：“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
若见之成见也。
”要保证推出正确结论，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就像眼睛要见物的话，必须具备足够的距离、足够的亮度等各种条件。
就是说，要保证必然能够得到福，除了要做善事外，还需要各种情况都具备；同样，要保证自己不生病，除了要做善事以外，还需要其他各个方面如气候条件等得到保障。
《墨子》各篇中所包含的逻辑结构和对逻辑的应用值得深入研究。
这种研究既可以从严格的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方面考虑，也可以从论证的方式方法、对论据和论点的要求、对论证中所使用的概念的强调等多个方面分析，从而更好地把握墨家文本的真实义理，也能够更深入地领会和评价墨家逻辑在应用逻辑层次和逻辑理论层次上的具体情况。
二、应用逻辑层次这个层次也可以称为批判性思维、非形式逻辑或论证逻辑。
“批判性”这个词的英文是“critical”，它有两个希腊词根：一是“kriticos”，其意指“判断”；二是“kriterion”，其意指“标准”。
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基于标准的、有识别能力的判断力。
《韦氏新世界词典》把“批判性”定义为“以仔细的分析和判断为特征的”，“试图进行客观的判断，以确定正反两面”。
“批判性思维”的英文名称是“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通过对外界所给予我们的信息进行批判性考察，然后分清是非，同时也确定是非的标准，提高思维的技能。
分清是非是批判性思维的根本所在。
非形式逻辑(informal logic)这个名称意味着批判性思维不构造形式系统、不使用形式语言，而是使用自然语言，讨论非形式论证。
论证逻辑(argument logic)这个名称意味着批判性思维不仅讨论推理，还需要讨论论证，而且着重是要研究论证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也就是说，批判性思维比形式逻辑所研究的问题范围更广泛。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应用逻辑，它不仅要考察一个论证中所运用的逻辑形式和逻辑结构的有效性，还要着重考察论证的方式和方法的有效性、论据和论点的有效性、论证过程中所用到的概念的有效性等问题。
批判性思维和形式逻辑之间类似对象理论和元理论的关系。
形式逻辑是对批判性思维或非形式逻辑的更高一级抽象，形式逻辑理论是关于应用逻辑的逻辑。
墨家学派既有关于形式逻辑理论的讨论，更多的是关于非形式逻辑即批判性思维的理论和方法的阐述和总结。
沈有鼎先生正确地指出：“和古代希腊、印度一样，古代中国的逻辑学是首先作为辩论术而发展起来的。
”[2] 311墨家逻辑首先是作为一种批判性思维或者论证逻辑建立起来的。
《耕柱》篇说：“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
”墨子将“谈辩”作为“为义”的三件大事之一。
《小取》篇说：“夫辩者，将……”该篇可以说就是为了建立一门论证逻辑或者批判性思维，从而作为墨家弟子在“谈辩”活动中的方法、准则和要求。
分清是非是批判性思维的根本所在。
《小取》篇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
”将明辨是非作为辩学的首要任务。
“‘辩’的目标就是要判明两边究竟谁是谁非，谁的话‘当’，谁的话不‘当’。
”[3] 313要分清是非，就需要提出一定的原则、标准。
《非命上》说：“然则明辨此之说，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仪。
……故言必有三表。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墨子在这里所说的“仪”、“三表”，就是用来确定区分国家行政方面的真假是非的标准。
关于推理正确性的标准，墨家提出了“故、理、类”这“三物”作为根据。
《大取》篇说：“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
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
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
今人非道无所行，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其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
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墨家强调要论证一个命题成立，必须具备“故、理、类”三物，即三种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了哪一个条件，论证或推理都会陷入困境。
墨家把推理称为“说”，它是知识的三种来源之一。
《经上》说：“知：闻、说、亲。
”《经说上》说：“知：传授之，闻也。
方不彰，说也。
身观焉，亲也。
”通过亲自观察得来的知识叫做亲知，通过传授得来的知识叫做闻知，通过推理得来的知识叫说知。
“说知”是一种间接知识，它以亲知和闻知为基础，而又高于亲知和闻知。
《经说下》举例说：一个人在室外看到一个物体的颜色是白色的(这是“亲知”，相当于推理的小前提)，又听到别人说室内有一个物体的颜色与室外物体的颜色一样(这是“闻知”，相当于推理的大前提)，这时他就能够得出结论说：室内的那个物体的颜色也是白的(墨家把这样的知识称为“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