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所谓“艺术的本质”，就是指艺术这种事物的根本性质，以及艺术这一事物同其他的事物的内部联系。换句话说，所谓“艺术的本质”，就是艺术这种事情内部的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规定着艺术之所以是艺术，而不是什么其他的事物。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之一，那么，它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个门类，它与其他的上层建筑，如政治之间有何关系呢？它们互相之间又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影响、作用、渗透呢？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艺术是属于政治的，是政治的附庸品；二是认为艺术是完全独立的，不受政治影响与控制。这两种观点在不同的政治条件和历史背景下都有所表现。这两种表现都没有找到艺术与政治的正确关系，我们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运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科学理论才能正确理解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从中外的社会发展史来看，政治对于美术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相互影响，而不是一种谁决定谁，谁控制谁的影响。在上层建筑领域里，作为“中间环节”的政治对于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最终决定艺术兴旺发达的显然是经济而不是政治。因为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承认政治对艺术的影响力，同时又能区分艺术

最终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只看到政治对艺术的影响，而看不到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中国古代的儒学家说的，大部分都是在强调政治对艺术的影响作用，“成教化，助人论”，“明劝戒，著升沉”，“文以载道”等观点与学说无一不是讲政治对艺术的影响的。

政治与艺术虽然在上层建筑领域属独立的两种意识形态，但它们的关系又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它们在上层建筑中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政治在上层建筑中处于一种住的地位，它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不可分割。“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艺术这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中则是处于一种与政治相反的，远离经济基础的地位，它并不能直接反映经济基础，只是通过政治作为中介才能联系经济基础，因此，艺术注定要是受到政治的强烈影响，它绝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任何艺术家或艺术品，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现地表现出的一定的政治观点或政治倾向，例如古希腊古典时期的雕塑、神庙建筑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掷饼者》希腊化时期的《米洛的维纳斯》、《拉奥空》等雕塑对人体表现的崇高、细腻、和谐、完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和同一时期的古埃及刻板平直的法老雕塑相比，古希腊的人体雕塑更带有人性化，这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雕塑作品显然与当时它们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有重大的关系。古希腊在公元前7～6世纪时就进入了奴隶军事民主制度阶段，而古埃及则是专制的奴隶制度

中国元代四大家中的吴镇、倪瓒与清初四僧中的石涛、八大山人

的山水花鸟画中潜藏着巨大的政治倾向和对异族入侵之后的愤懑情怀的抒写。石涛《墨荷图》中有题款诗：“韩园虽好梵宫荒，歌伎游归恨杳茫，堤外莲花千万朵，不知谁是旧人香。”八大山人的花鸟画中的形象总是形影孤吊、卓尔不群，仿佛是画家一生国破家亡悲惨孤独的人生写照。如八大山人《安晚帖》类似的作品所流露出来的政治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中表现主义的代表画家蒙克的作品如《呐喊》等流露出的对西方现实政治的深度厌恶。达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战争的诱惑》更是从潜意识出发创作出一张惨烈的人类面孔，这两次大战在人类心灵的投影，类似的作品均有对政治、战争的强烈控诉。

经济基础主要通过政治的中介影响艺术，而艺术也主要通过政治的中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积极进取的艺术总是与上升的经济基础相吻合，但这一定是通过积极进取、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政治来决定的，并反过来对政治及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古希腊的艺术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如此，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如此，中国20世纪的“新木刻运动”如此，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艺术同样如此。

从总体上来说，艺术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但艺术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同时还表现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人类情感生活。

参考文献:

《艺术概论》王宏建主编

《艺术的历史与事实》 20世纪中国艺术史文集编辑委员会编《美术概论》陈美渝编著

简析魏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简析魏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王凤霞摘要：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魏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政治时乱时治，分分合合，各种思想观念的汇聚和碰撞，造成了魏晋“文的自觉”。因而探究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典型的意义。关键词：魏晋文学政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中国文学与政治始终处于既相生相悖又彼此相互交融的关系之中，某一时期的文学必定离不开特定的政治背景。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命题，中国古代形成了三种基本关系：以“言志”说为代表的诗化关系，以“美刺”说为代表的批评关系和以“文道”论为代表的超越关系。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元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深于热情的时代。”鲁迅先生称这一时期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文学开始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成教化，明人伦”的道德功利目的转为非功利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形式。与“文”的自觉相对应的是“人”的自觉。虽然魏晋时期儒学仍为官方统治性学说，但其影响力已明显削弱。与儒家思想的式微相对应的是道家思想的升温和玄学的盛行，各种思想的汇聚与流行打破了汉朝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大解放了文人的思想，促进了魏晋时期个人的觉醒，这一切都促进了“魏晋风度”的形成。同时这一时期政治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从黄巾起义前后起，短短不足二百年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革，包括汉末大乱、天下三分、正始党争、晋承魏祚、三国归晋、太康之治、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晋室偏安、经略中原、南北分治、晋末大乱等等重大历史事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加上疾病霍乱，导致死亡枕籍，民不聊生。政治的黑暗可见一斑。因而研究魏晋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典型意义。一汉末传统价值体系崩溃社会动乱，战争惨烈，民生凋敝，官场倾轧，政治非

文艺与正政治的关系

（普遍）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我国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许多名诗，关汉卿的《窦娥冤》，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外国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河德》，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列甫·托尔斯泰的《复活》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范例。即使象巴尔扎克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他还不是很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同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然而他的艺术成就，即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恰恰正在于现实主义艺术与反封建政治的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这正如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所说：“不管他愿意与否，也不管他同意与否，这部庞大而又奇特的作品的作者，在他不知不觉之中，加入了革命作家的强大阵营文学与政治同为公共性的社会活动，都必须借助于语言加以表达与传递，文学家与政治家拥有同样的激情来从事各种活动，这种种相似使得文学与政治并不能完全剥离开来。在谈及“政治家的文学”时，王蒙先生列举了曹操、毛泽东、秋瑾、丘吉尔、季米特洛夫等政治家、革命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并指出，宽广高远的政治抱负有助于开阔文学家的创作境界，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可以充实文学家的创作内容，使之得以摆脱纸上谈兵、无病呻吟的困境。在谈及“文学家的政治”时，王蒙先生列举了李商隐、韩愈、王安石、苏东坡、拿顶。戈迪默、海因里希。伯尔、略萨、加西亚。马尔科斯等人的政治活动。他认为，文学家具有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批判现实的姿态成为他们参与现实政治的强大推动力，但恰恰是道德理想主义使文学家与现实政治存在相对的隔膜。王蒙先生强调，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既可以相生相长、相得益

艺术与政治语言

艺术与政治语言　　［英］弗朗西斯?哈斯克尔　　　　 “斯默克［Smirke］来访，他谈到‘展览目录’，并赞同其中的说法，即一直以来对透纳的绘画作品存在着某种‘恶意的批评’，而此类批评应用于控诉，但不论你多么讨厌一幅画，这种批评与之全然不相称。”　各位研究19世纪艺术的学者都将熟知这段1815年由画家兼日记作者约瑟夫?法林登［Joseph　Farington］所记录的谈话中更深广的含义，因为几乎所有如今享有极高声誉的画家的早期作品都曾遭遇极端的敌意，这已经在无数通俗传记中神化为传奇故事。这种情况也不完全是新出现的，忽视（而非敌意）的传统当然是历史悠久的。然而有时“恶意”真的达到了非常意想不到的程度，康斯坦布尔、透纳、德拉克罗瓦、库尔贝、马奈和印象派画家，马蒂斯，毕加索和许多其他广为人知的艺术家都曾遭遇。　这些艺术家大多也有他们忠实的拥护者，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批评的背景，就必须大大地矫正公认的观点。没有任何单一的解释，可以说明1800年到1945年之间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所出现的极为不同的敌意形式。然而，我们似乎有理由表明，“应用于控诉罪恶的恶意的批评”并非完全由美学问题所激发出来，其促成因素之一可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艺术变化与政治变化相联系。　艺术的品质反映一个社会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或者宗教的健康程度（然而这些价值是确定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比众所周知的皮金、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对此的大力宣传要早数个世纪。在此，我并不想讨论这个问题的价值或者它的影响力，而是关注它在一个特殊的上下文中的显露：即语言的出现，因为正是在这里其效应最有影响力也最不容易被察觉。迈克尔?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的《乔托和演说家》［Gitto　and　the　Orators］一书研究了15世纪意大利论艺术的人文主义作家可资利用的术语，以及这些术语是如何制约他们对艺术作品做出反应的。我们都倾向于对隐喻做出反应，有时甚至违背我们的意愿，这些隐喻从任何严肃的批评角度来说都显然是误导性的。我们只需要想想曾经运用于艺术讨论中的最常用的类比就能理解——譬如将艺术类比为人类的童年期、青春期、成年期和衰老期。并且（回到我所讨论的基本主题），就个人经历而言，我听说过的第一篇艺术批评是将毕加索说成一个“布尔什维克”；而事实上，许多年以后这位艺术家才对共产党表现出一些兴趣。　虽然这两者（艺术和政治）永远不可能完全分开，但是也不消说我将要讨论应用于在我们看来是非政治性新发展上的政治性术语。因此我将不触及那些似乎参与了政治事件、被认为是革命派而受到反对或者欢迎的人，例如画家大卫，库尔贝和毕加索。即使这样我必须先列出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在1819年，吉里柯记述了一件有趣而讥讽的事，说明了理由充分的政治反应是如何轻而易举地应用于明显的艺术风格问题上。在给朋友的一封提及《梅杜萨之筏》［the　Raft　of　the　Medusa］（当然这是一幅确实承载着强烈并且是蓄意而为的政治暗示的绘画，因为这次海难事故被断言是由政府的玩忽职守造成的）受欢迎的信中，他说：“在这样一件作品中，你领会到一篇自由的文章在赞美一种真正爱国的画法，一种民族的笔触。而由极端保皇分子来评判同一件作品，它只不过是一件遍染暴乱色彩的革命之作。”　显然只有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生活全盘政治化以后，那些沿用至今的有专门意义的词，比如“先锋”、“反革命”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等才能被艺术评论家广泛运用。此后风格和政治的等式非常迅速地生成了。早在1794年，当讨论哪些绘画应当在巴黎新落成的国家博物馆中向公众展出这个问题时，一份官方报

论文：文艺与政治关系

从毛泽东诗词分析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汉文0802 陈丽 20080001247 【摘要】本文通过对毛泽东诗词文章等部分内容的分析，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政治；关系文艺与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的一对基本关系范畴。关于二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文艺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早期对文艺的见解和思想脉络，可以从他的文章著述、演说报告，特别是他的诗词创作实践的文风和艺术风格中找到线索。而完整、系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则主要地体现在下列著作之中：《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此外，还有若干通信、批示、按语和为报刊代拟的社论。上述著作中，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表述得最系统、最具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与政治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文艺服从于政治，而当时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是革命。先是抗日，接着是解放战争。毛泽东的诗歌几乎都是对当时政治的反映。《清平乐·蒋桂战争》高度概括了当时的国内斗争形势。作者通过军阀开战与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力地生动地表现了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趋势。作者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首词中所表达的心情是复杂的。1930年7月前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十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因此党内滋长了乐观而盲目的情绪。这首词以浪漫主义的笔触，写出了红军各路大军互相配合，讨伐敌人的浩荡声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全词画面雄奇，风格豪壮，生动地概括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全过程，堪称是一首壮丽的史诗。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创举，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论述长征意义时写道：“长征时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告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七律·长征》是记录长征这次伟大历史的无比壮丽的史诗。这首诗高度概括了红军长达25000里的行军，抒发了无产阶级领袖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首诗也是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最为辉煌的美学总结。南京解放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标志着国民党以至几千年反动统治的历史彻底结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当家做主时代的到来。《七律·人民解

浅谈中国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论艺术可否脱离政治【内容摘要】在当前社会中，很多的人都会认为中国的艺术和政治是脱离不了关系的，中国当代社会的结构是政治至上，政治决定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事情。作为当代艺术，不可能对政治视而不见。乔治·奥威尔曾极端地讲：“所有的事务都是政治事务”所以中国当代艺术的工作恰恰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个人认为，虽说在当代社会里，政治一直都在影响着艺术的发展，可是在我看来，艺术要脱离政治也不是不可能的。【关键词】艺术政治意识形态雕塑脱离【正文】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在当今很多人看来，觉得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艺术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为，艺术与政治都是经济的反映，它们之间是同根相连的，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处于同等的地位，承受相同的作用，发生相同的反作用；但艺术与政治相比，从与经济的距离来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最近的，在全部上层建筑中处于主导的地位；而艺术与经济的关系却不是直接的，

它必须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才能达到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目的。正是从这一点上说，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艺术与经济关系的体现。还有，艺术归根结底是要表现人的，而政治生活渗透到了人的各个生活领域，给人以重大的影响，并突出强烈地显示出人的本质和特征，这也就使艺术与政治发生了阻隔不断的联系。一般说来，一定的经济，通过政治，决定着艺术的性质和发展；一定的艺术，又反过来通过政治，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艺术与政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大方向是相同的，如资本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艺术，社会主义政治与社会主义艺术，都是朝着同一个经济基础的目标发生作用的，故它们之间也是相互保护的。而产生于不同经济基础之上的艺术与政治，如社会主义艺术对资本主义政治，则会互相排斥甚至互相打击，反之亦然。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同一阶级内部发生矛盾冲突，这种激烈的矛盾斗争反映到艺术上，就会出现同一阶级内部艺术与政治的矛盾。过去，我们曾提出过“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曾被夸大并且将它绝对化，将“艺术”与“政治”等同起来，将艺术的其他社会功能忽略甚至取消了，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表现。根据形势的新发展，现在不再提这个口号，但艺术必须沿着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发展，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政治大方向是不能偏离的。在我看来，政治是在统治中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百姓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提高，是一种强迫性行为。而艺术则是以自身的蓄意美，来影响百姓，向人们传递一种文化、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渐

艺术与政治

艺术与政治不可否认，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政治了，我们身边的每件事都会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不懂得中国的政治，你会觉得周围很多事情都不可思议，或者说你很难适应这样的生存环境，你会很难融入这个社会。乔治·奥威尔曾极端地讲：“所有的事务都是政治事务”所以中国当代艺术的工作恰恰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当代社会的结构是政治至上，政治决定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事情。作为当代艺术，不可能对政治视而不见。严格地讲，当代艺术并不因为取材政治而自动获得强度和政治性，而是因为当代艺术与当今政治的格格不入才让当代艺术获得强度和政治性。从更广的视角来看，艺术与政治的格格不入，也许比政界内部人士的歧见更为深刻。在中国历史上，艺术实际干预政治，总会遭到政治的强势镇压，艺术从未退却，屡败屡战，明代学者吕坤说：“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吕坤所言，属于文人的自我安慰，学术、道理在世俗的政治权势面前从来都是不堪一击。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说，干预政治无异于螳臂当车，《庄子·人间世》言：“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艺术难以胜任对政治的干预，政治权势能够轻易地将艺术碾得粉碎。可螳臂当车虽然悲壮，价值却无限高。对古人来说，政治的镇压越残酷，艺术的声望越高。中国当代艺术因为对政治的干预，也遭遇政治的惩罚。艺术家在受到惩罚的时候，可以选择从容赴难，也可以选择委曲求全。我们不能强求艺术家都选择从容赴难，不能强求艺术家都成为义士，但站在同情艺术家处境的立场，姑息艺术家委曲求全，也会陷入反动的思维。齐泽克曾举例说，纳粹分子曾以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如果你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名德国人，将意味着什么?艺术对政治的干预需要国家提供生存的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文人的风骨尤盛：“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应归功于宋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基本国策。南宋以后，政治生态恶化，文人风骨从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耶稣的信条值得聆听：“恺撒的事归之恺撒，上帝的事归之上帝”，“我的王国不在世间”。我倾向于主张把中国当代艺术的政治关怀限制在理论层面，而不是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但对理论工作者来说，理论层面的政治思考已经具有政治实践的意味。我对实际的政治虽然不感兴趣，但我关心艺术家为了政治的进步而付出的代价。当前的政治已经沦为低级的龙争虎斗，不再是高级的治国之术，不再是智慧的价值商讨，很难吸引理论工作者从事真正的政治学研究，政治的堕落也导致公民的参政意愿低迷。梁启超曾提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中国当代艺术可进行塑造新民的工作，塑造新民属于日常政治，即哈维尔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不为追求世俗权力，而是注重潜移默化，虽然日常政治活动并不必然导致宏观政治的结构调整。政治始终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对政治的干预是过分的、危险的，实际上干预政治并不能偏狭地被理解为反统治，或者是反对所有的政治事务。中国当代艺术对政治的干预只是对社会不合理性的校正，是对整体性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建制的怀疑，她要衡量世俗政治与理想政治的距离，要求将政治事务在公共领域摊开讲明，要求看到管理层是怎样执行政治的。因为统治者总是告诫我们：完全透明的、没有敌意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当代艺术恰恰是对可能性的探索，她对不可能性没有兴趣，或者说，中国当代艺术探索的是怎样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透明社会的不可能，并寻求把不可能转变成可能。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总有艺术掮客觉得自己在政界行动较多，所以只有自己懂政治，别人因为未参与统治者的事务而不懂政治。没有人想为自己政治经验的欠缺而辩护，但总觉得只有自己懂政治肯定会导致对政治的偏狭认识，或者说自己会被自身的限制所限制。其实我们都身处其中，即便与政治打交道再多，也只不过是比他人的视界更宽，从本质上没有改变，

浅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浅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首先,我要声明,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与政治发生关系，而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就更是如此.好了,现在开始进行我们的话题。综观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当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这个经历了长时间封建制度统治的国度里，当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时代被炮火所轰碎，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时，文学作为始终不屈不挠地反映社会的变化的特殊意识形态，在新社会里却被一条无形枷锁所桎梏,这就是政治。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建国之后著名作家创作普遍大面积滑坡，为什么作品中缺少了鲜活的艺术性，为什么没有再出现像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学家，为什么中国作家始终无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难道反映不出文学对政治的干预吗？这些年每当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揭晓，总会在中国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躁动。有种声音颇具代表性，即国内的政治环境迟滞了一个文学盛世的诞生。是不是这样呢？曾为中国作家现为法籍公民的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在他的作品中曾经有如下的感慨，似乎可以窥见谜底：“出手的文学，要三思而后行，别随便投稿，你还不懂得文学的风险”“这是一个没有战场却处处是敌人，处处设法却没法防卫的时代”。这反映出中国政治对文学的伤害在作家心中的深深的烙印。那么，中国文学能否摆脱政治的束缚呢？可以说，直到今天，中

国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仍然没有停止；《蓝宇》、《天浴》等电影的被禁播，中国足球队世界杯铩羽归来却禁止媒体讨论，难道不能说明些什么吗？所以我赞同“淡泊文学”的观点，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主势力的敌人。所谓“淡泊文学”是指恢复了本性的文学，区别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的文学。“淡泊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被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自救的文学，是一种非功利的文学。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文学的本性

艺术与经济的关系

艺术与经济的关系【摘要】经济影响艺术，这是不辩的事实。经济的迅猛变革推动了艺术的快速发展，经济对艺术的制约作用进一步强化，艺术与经济的交融渗透进一步深入，艺术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有力地促进了国家文化教育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正确把握艺术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对于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关键词】艺术与经济文学艺术文学艺术的演进照以往惯用的理论和习惯的看法，最易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艺术活动截然分离。因为艺术活动是以满足人类的审美需要为目的的；而经济活动则将满足人类的实用需要为出发点。就是说，艺术所从事的是满足于人类精神需要的“精神生产”；而经济活动则是为满足于人类物质需要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不少现行的教科书就是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实践”理论做出了看似明了的上述划分。的确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都十分鲜明地指出；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人类诸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尽管我们也知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但何者为第一性、占主导地位仍勿庸置疑。也因此，艺术，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虽有其显著的特殊性，却归根结底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以下我们将对艺术与经济的关系运用思维的方式进行试解。艺术是属于上层建筑，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经济基础是指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则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即思想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以及与这些观点相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即政治上层建筑。毫无疑问，艺术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因此，社会精神现象好政治现象及其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言而喻，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它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的。经济基础对文学艺术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着文学艺术的内容。文学艺术作品所揭示的各种社会关系，表达的各种观点、倾向、思想情感、审美趣味，再现的社会生活的

艺术与政治经济关系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P30王） 1、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来看，政治对于艺术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不是决定于被决定的关系。艺术最终是由经济决定的。一种艺术，如果在其时代的经济基础中有着深刻的根源和力量，则是任何一种政治也不能将其消灭的。法西斯、文革。 2、政治与艺术虽然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但他们又不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它们在上层建筑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政治在上层建筑中处于一种关键的地位，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极为密切，而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中远离经济基础，不能直接反应经济基础，只有通过政治的中介才能联系于经济基础。因此艺术必然要受到政治的强大影响，它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在有政治的社会中，超越政治的艺术家是不可能存在的，超越政治的艺术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艺术作品，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或直接或曲折的表现出一定的政治观点或倾向性。如元代的倪云林、清初朱耷等。32页 3、经济基础主要通过政治的中介影响艺术，而艺术也主要通过政治的中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P32第二段） 4、不能把艺术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艺术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艺术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在表现方式上也不一样。（P32第三段）艺术与经济的关系（P25王） 1、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发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原始社会、青铜艺术、扬州画派、希腊艺术。 2、艺术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即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或阻碍作用，而且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改变后，旧的艺术形态并不一定会随之消亡，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影响。 3、艺术具有独立性，艺术的繁荣与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现象。（P7 彭）19世纪的俄国

李先明文学与政治发表会精选版

李先明文学与政治发表会 Document serial number【KKGB-LBS98YT-BS8CB-BSUT-BST108】

“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李先国 ? 开幕式 2011年10月15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主办，苏州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办的“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绍兴文理学院举行，来自日本、美国，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等研究机构与高校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主持了开幕式。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王建力教授在欢迎辞中介绍，绍兴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现代的绍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因此，今天的绍兴是一个古老与现代并存，宽度与深度并重的城市，绍兴文理学院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发展前景良好的充满活力的地方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硕士点建设学科，举办文艺理论会议可以促使该学科加快发展。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学对政治具有强烈的反作用。77岁的我国着名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首先指出“文艺与政治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随后又强调文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的附庸，文艺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的自由”，推动社会的发展。王元骧教授精辟的见解为整个会场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在随后的大会主题发言和小组讨论中，专家们围绕“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理论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经验”、“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的政治化观照”、 “从政治角度重释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等话题进行了深度交流与探讨。

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理解

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理解通过对十七年文学现象的深入了解与学习，我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新的、更加深入的了解。我认为：政治影响艺术，艺术反映政治。两者对立又统一，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十七年文学中，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明显表露出在题材上的政治化特征，在题旨上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文学的生产流通也时时隐含着一种政治权力运作的机制。因为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国人整体意识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了各种艺术创作中。例如作品《红岩》就时时刻刻地灌输给读者的“党”与“光明”的必然联系；以及其它的一些红色经典，如《红日》《创业史》等，都能体现出政治对文学艺术的领导与影响。电影《武训传》本是一部极富教育意义的电影”，武训也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但仅因为毛泽东认为电影《武训传》宣传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思想，就掀起了全国对电影《武训传》的极力反对与批判。可见政治对艺术发展的限制与约束。而历史剧《海瑞罢官》由起初毛泽东的大力赞扬到最后江青等人联手策划的批判，这种“由好到坏”的巨变，更是淋漓尽致的体现了政治对艺术控制的主动地位的绝对性。然而反过来看这些十七年文学现象中政治对艺术的影响，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实这同样是艺术对政治的一种反映。如上文提到的那些红色经典，其实都反映了全民相信共产党的那样一种政治气候；而无论是对电影《武训传》或者《海瑞罢官》的批判或者赞扬，都反映出了当时政治领导人物的某种政治主张。包括十七年间中国戏剧对外推广之深远，对世界戏剧的影响之广泛，也都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社会政治的相对稳定，尤其是艺术的对外交流方面。所以说艺术同样也是反映政治的。由此看来，艺术与政治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但它们的关系并非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政治对于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艺术对政治有着绝对的体现。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学绝对不能从属于政治，沦为政治的工具，而必须独立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朱晓进把二十世纪称为非文学的世纪。历史的教训让我们对这一点有着异常警醒的认识，但我们也同样该承认，文学无法回避政治，就像乔治.奥威尔在《作家与利维坦》中提出的，政治侵入文学领域，是总归要发生的事。这是因为，当我们面对世界上大量的不公和苦难而产生一种内疚感和负罪感时，我们不再可能对生活持有纯审美的态度。即使有人说文学与政治无关，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因此，我觉得只有承认了以上两点，才具有阐释这个问题的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认可乔治.奥威尔以及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观点。“使政治性写作成为一门艺术”，这是奥尔尔文学观的核心观念，也是他在创作中实际追求的目标。他在《文学与政治》这本书中提出所谓的文学独立于政治，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无涉，而是在表达一种政治理想：那就是摆脱各种外来的与内在的控制与压迫，进行文学写作上的自我选择。同时他强调，“你越是不加回避地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就越能一方面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一方面保持自己的审美和思想方面的独立性不受损害。”此外，虽然奥威尔一直在强调文学的政治倾向性和文学对社会与时代的积极介入，但他认为“信奉任何政治教条，都跟诚实的文学不相容”，明确反对作家对于政治政党不加分辨地简单依附，强调作家的自主定位、自我选择和自由诚实的写作。帕慕克继承了奥威尔对于这一问题上的大部分观念，而他对奥威尔的超越之处在于对“文学政治性”的理解上。奥威尔认为“文学的政治性”仅限于“作家的政治动机、政治意识”层面，而帕慕克则认为：文学中的政治性，只有作家对异己之人的书写中才能表现出来，最具政治性的小说是没有明显处理地处理任何政治主题、事件、行为的小说。就像他在“诺顿讲座中所说：“小说艺术不是在作者表达政治观点的时候才具有政治性，而是我们在努力理解某个与我们在文化、阶级和性别上不同的人之时才具有政治性。” 最后我想说，纵然文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不和调和的矛盾，但我们在现实中还是要不断突出它们之间的对立，因为如果我们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文学就容易沦为政治的工具，就容易被意识形态所利用。巴尔加斯.略萨在《谎言中的真实》说：“虚构小说是对任何政权的永久腐蚀剂，文学永远是一场阴谋活动。”对于这个纯文学生存环境艰难的时代，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对立比强调它的反面更显得迫切。卡夫卡不是曾说：“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改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只想维持现状。”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不同时期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反思摘要：文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在历史上出现过“从属论”“平行论”“想象论”等观点说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早已相互渗透在一起，很难用言语表达清楚，在不同的时期，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也并不相同。在文学与政治的地位相对平等的情况下，文学与政治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但若政治性过强，就会影响甚至禁锢文学的发展。关键词：文学、政治、十七年文学、文革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现世的人，或多或少与社会、政治有些联系，正如鲁迅当年批评“超时代”文学家的那句话，“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政治早已与渗入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人类的整个生活，无论是哪个朝代，即使是在钟南山上修行的道士，都会受到整治的影响，因而那种完全与世隔绝，桃花源般的生活是不存在的，因此，作为一个社会人，其文学创作必然脱离不了社会，文学与政治之间也就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又如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学活动由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要素构成，而政治活动有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源泉——社会生活。文学与政治之间一直都存在着激烈的论争，有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文学的从属论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达到了高峰。《讲话》中提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①虽然毛泽东也强调了文学的重要性，但一旦取消了文学的独立性而把文学依于政治之上，久而久之，文学作品将逐渐走向僵化、模式化。有主张文学与政治并行不悖的“平行论”，两条平行线之间是永远没有交集的，但文学与政治之间显然是有交集的，把文学独立的看待并不是孤立的对待，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因素并不是刻意而为之的，而是渗透于生活之中。最近又有学人指出：“文学的政治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或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的关系。”②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从广义的角度来阐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把文学作品放于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创作与解读。胡适也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写道：“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③就像“红色经典”小说一样，在17年时是风靡一时的，但那也正好呼应了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满足了群众精神上的需求，但它的这

政治文化视角观照下的20世纪文学史_评_非_省略_世纪_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

政治文化视角观照下的20世纪文学史评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王力 20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不断地被重写 ,在于它涵纳了中国文学各种现代性因子的发生和发展。人在历史中的确定性, 使得这个世纪的情感表达与接受无法摆脱政治的影响,这是研究20世纪文学史常感复杂的根由,也是展开研究首先要思考、解决的难点和重点课题。朱晓进教授等著的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以下简称非文学 ),就是一部以解决学术难点问题、澄清20世纪文学史本质为目标的力作。这部著作的独特价值,体现于政治文化视角对单纯以文学比附政治的超越, 清晰地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与政治文化复杂纠结的互动关系;体现了对文学现象背后深刻的作家政治心理、社会审美风尚、主流话语规范等因素的深入探究,显示了在原始资料中找原因、以典型现象总结规律、借独特视角直面历史真实的学术追求。这, 也许就是为文学史的研究找到了创新和突破的真正机遇。一非文学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该著之能够发现许多新问题、合理解释许多老问题,首先得益于政治文化视角的运用。这一视角使得研究者依据自己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本质特征的独到理解,确定了与以往文学史著作不同的研究重心。这一重心清楚地体现于各章节的设计中,并且通过对不同时代文学的内在延承关系的勾连显示出文学史叙事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如: 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与革命话语、 30年代文学论争的政治文化色彩、政治规范与制约下的40年代文学论争、新时期文学论争与政治文化等章节,紧扣创作主体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与不同时代政治文化氛围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但梳理出文学论争在不同时代的主要话题的历史延续性,而且着重探讨了文学论争政治文化诉求审美追求这种多体复合的历史关系,这种关系的中心就是政治文化对人的影响和人对政治文化氛围的呼应。关系是互动的,也在不断发展。不仅文学论争,每一题材的创作都有一个孕育、发展和转化的过程,对其发生期的各种重要特征、转化期的各种内在因素与外在条件的考察,最终决定了认识程度的深浅和结论的确当与否。非文学在这一点上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不同的作者虽然划分时段分别著述, 却都能够打破时段分割的限制,都表现出全史在胸的气度,这一点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对农村题材创作历史演变的把握上。农村题材创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典型现象,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兴替,富有文学史原型意义。农村问题并非30年代的中国所独有,而农村题材的创作却要到30年代

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之浅见

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之浅见导读：简单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的内里关系，即“文史不分家”的道理。摘要：纵观古代中国，文人政治无疑是社会最主流的政治模式。纵有武强文弱之时，也只是乱世的权宜之策，重文轻武依旧是大多数时候的情况。本文从文学与政治两方面出发，着眼于探讨文学与政治对彼此的影响，以及这种现象的源头、原因、发展，最后它为中国文化带来了什么影响和变化。一、文人政治的起源 1、孔子古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社会”，常言道“士农工商”，士子作为社会最上层的人物，几乎是主宰着整个国家政治的去向。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正式被确立为国之根本后，更出现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所谓文人骚客，从来都是政治的主力军，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注定了在古中国，文学与政治是绝对分不开的。这种现象的起源非常早，最典型的是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里的“优”并不是“优秀”的意思，而是“富余”，也就是“学习有多余的精力则可以管理国事，管理国事有多余的精力就可以学习”。可以说，孔子是第一个将学习与做官结合到一起的人。他本人的文学成就不必多言，而他也确实是个“官迷”。《论语》中曾记载一则故事：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贡以美玉比喻孔子，问这块玉（您这样的人才）是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找个能赏识人才的君主效力呢）？孔子会意，答得飞快，还重复了两次，“卖了吧！卖了吧！我正在等待这样识货的商人呢！” 2、屈原至圣如果是这样的观点的话，那么在后世，文学与政治绑定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追溯时代的长河，从春秋往后看，下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无疑是屈原。屈原的《楚辞》是浪漫主义的巨作，地位可与现实主义巨作《诗经》并肩，后人评曰“楚辞者，楚人之辞也。虽‘凤

浅谈艺术与环境关系

浅谈艺术与环境关系当代艺术及观念逐渐发展的中国，不论是教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生活当中的构成元素，都与各形态的艺术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的一股力量，然而不是所有的艺术都能够受到大众的接受，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各种形态也渐渐多元化，而些不同的艺术形态都本着理念、观念、信念传达的本质，将艺术家们对于哲学、历史、文学、经验等等各种知识或思想注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但在当代艺术的生态环境中，决定一件作品的好坏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也不是获得一时的肯定就能将艺术的寿命延续下去，不断的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创作的形态或是思维的方式，本着对社会环境、社会人文、艺术生态等各种方向，做分析及思考，将会在这样对于社会的分析及对自己的分析与艺术观众当中获得许多平常不会发觉的联系，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大多是理性的，有哲学家的思考，有工匠的精细、有诗人的浪漫，这是一位艺术家的基本要求，然而当代艺术的思维这样是不足够的，有政治家的理念、有社会民众的角度、有社会学家的分析，理性的思维当中，期望的是与社会并行的艺术甚至预见社会未来的艺术。关键词：当代艺术发展的中国艺术的寿命一、艺术与环境变化艺术在社会生态中存在一种循环作用，这样的循环作用使艺术史得以不断的推进，而这样的循环作用在大多数的艺术家、不论是自我内心为创作的艺术家或是社会取向创作的艺术家都共同在这样的艺术生态之循环作用当中，在作品未与观众达成沟通之前，所有使创作成形的思维及社会作用都使作品发生改变。而中国的当代艺术正处于开放系统型组织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使艺术家们的创作更希望达成社会认同。二、艺术信息的循环互动的外部环境：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结构、特质 ↓ 投入：原料及资源←←←←←←←←← ↖ ↓ ↑ 组织：利用对组织特有的资源及开发管理，将投入加以变化↑ ↓ ↑

文学的政治性

论文学的政治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刘婷婷摘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的的指导方针。将文学与政治相结合。从而可以发现中国的文学一直具有浓厚的政治性。本文探讨了中国文学具有政治性的原因及文学政治性的利弊，从而得出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政治性辩证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了文艺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后来将讲话整理成文，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解决了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等。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从《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毛泽东将文学与政治相结合，以文学的形式宣传自己的政治观念。使文学具有浓厚的政治性。《讲话》提出的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传统的文学就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一、中国传统文学具有浓厚的政治性中国文学自产生起就和政治密不可分。先秦时期的文学有很浓的巫术色彩，是用来维护周的统治。《诗经》中的作品，最初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实行教化的工具。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成熟的《左传》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并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总结经验教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褒贬。《左传》维护周礼，维护周的统治。孔子也提出要“学以致用”，即学到的东西应该用于实际，服务于社会。两汉时期的大赋，大篇幅的文章来展示汉朝的地大物博，赞美汉朝的统治者。中国的文学之所以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笔者认为有一下几点原因： (一)中国文学的创作主体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中国的上乘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大多是士大夫阶层的官僚知识分子，有些甚至就是皇帝，最高统治阶级。从夏商开始，中国文学的创作的担当者就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巫师，《礼记·表记》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了两汉时期，政府录用人才主要通过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有文采的文人得到重用，而所谓的文采就是看的谁的文章对统治者有用。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及以后的科举，都给中国的士大夫们提供了很多出仕的机会，这就使

应当重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编者按为纪念本刊创刊20周年,推动我国文艺理论研究事业的发展,/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理论研讨会0于1999年5月28日至30日在京隆重召开。来自全国文艺理论界与高校的专家学者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围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探寻学术资源与经验的中心议题,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老中青学者济济一堂,显示出会议的勃勃生机。下面我们将部分学者的发言整理为一组笔谈发表,相信广大的读者能有所得。曾经发生的政治动荡和政治专制所带来的沉重的创伤像梦幻一样地缠绕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可怕的政治运动和政治风暴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政治恶果,很大程度上引发和酿成了作家和群众的政治神经的脆弱和麻痹,政治意识的模糊和退化,政治良知和政治责任的消解和隐匿。一种厌恶和漠视政治的非理性和情绪化的心态不可遏制地弥漫开来。不管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都应当既反对文艺即政治的观点,也反对文艺非政治的观点。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文艺总是存在着与政治相联系的一面。这种看法是以坚实的学理为依据的。从性质上说,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政治。专制的非人的政治是不好的,而那种人民的、民主的、清朗的、廉正的、开明的政治正是人民和社会所需要的;从位置上说,关键在于把政治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文艺首先应当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服务,同时为能充分体现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服务。一方面要看到政治对经济的从属性和依赖性;另方面也要看到一定条件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换言之,政治是以集中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消解、躲避和排拒政治是不利于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腾飞的,从逻辑上说,政治是社会、历史和人生乃至审美的思想内涵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文艺不能脱离政治0,因为文艺有三种形态:即存在形态、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这三种形态,都是无法超越和躲避政治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0包括文艺为人民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如果文艺不为人民的政治服务,不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也谈不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0。从传统来说,重视和弘扬社会的政治教化、政治伦理和政治理性是中国重要的优良的人伦传统和人文传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理论研讨会应当重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贵山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