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案例分析
案例1 帕累托的潜台词
好坏标准取决于价值判断，但价值判断来源于何处？一种看法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不能由人说了算，因为不管什么人都是狭隘的、自私的，因而是有罪的。因此是非标准应该由人以外的神灵来定。这一观点会引导我们去了解神的旨意，从神学或宗教教义中去寻找好坏的标准。与之相反的观点则是人本主义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价值判断源于人的要求和愿望。但即使在这一点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分歧仍然是巨大的。因为世上有很多人，每一个人的要求和愿望都是不同的。该以谁的要求和愿望来作为好坏评价的标准呢？一些人认为，世上只有某些人甚至是某个人的要求和愿望是明智的，而其他大多数人则不然。因此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要以那些明智人的理念和意志为标准。与此针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世上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每一个人的要求和愿望都具有合理性，没有好坏之分，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帕累托是在后一种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他的规范理论的。帕累托效率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人的要求和愿望是价值判断的唯一源泉，每一个人的要求和愿望都是合理的，应该得到同等的单重，社会资源怎样配置才好要由所有社会成员的要求和愿望共同来决定。可见帕累托效率决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特定状态，同时也是对一种社会伦理观念的认定。
案例2 中国的收入分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一直对个人收入分配变化趋势进行追踪研究，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得出如下结论：
1、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认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2、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从1995年到2002年，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然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
2.8提高到2002年的
3.1。
3、高收入人群收入超常增长
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的超高速增长。值得欣慰的是，农村的低收入人群组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
4、落后地区收入差距最为明显
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最高，高达58.3 %，而东部地
区最低，37％。也就是说，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加明显。
资料来源：李实、岳希明（2004 ）。
案例3 民间资本占杭州湾大桥资本金五成
2003年6月3日，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70亿元的建设项目贷款举行签字仪式。大桥项目计划总投资118亿元，其中民间资本占了50.26 % ，这是宁波市重大工程建设首次吸纳民间资本参与，表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体制实现了新的突破。
杭州湾跨海大桥全长36公里，计划项目资本金占35%，宁波和嘉兴两地按9：1 的比例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其余建设资金请银行贷款解决。有关银行在进行全面综合评估后，先后出具了由各总行签发的贷款承诺书，其中国家开发银行承诺贷款40亿元，工商银行20亿元，中国银行和浦发银行各5亿元。基础设施行业一直是民间投资准入的禁区。而作为国务院批准立项的国家特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民间资本的大规模参与无疑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信号：民间资本正向更多领域伸展。大桥经济利润诱人（25年内回报率12.5 %）是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首要原因。专家分析，从宁波到上海的莘庄，走沪杭甬高速公路约为304公里，从大桥走只有170 公里，而且收费还便宜30元到40元，大桥的竞争力显而易见。据估算，6车道的跨海大桥建成第一年，每日通过标准车量约为4 . 5万辆，2015年增至8万辆，到2027年将增加到9.6万辆，按此计算，25年内投资者年回报率约为12.5％。而且在大桥建成后，几乎没有同类产品可以竞争，使得回报极为稳定。难怪参与杭州湾大桥研究和设计的一家权威单位说，在他们20年来接手的近200座大桥中，杭州湾大桥堪称效益最好。
案例4 太原市污染权交易
2001年10月13日，中国第一个关于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的地方性规章《太原市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办法》发布。在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帮助下，太原市开展了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的研究，中外专家共同起草了二氧化硫交易管理办法。该“办法”在太原市经过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更加符合太原的实际。9 月19 日经太原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成为该市实施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的依据。该办法共29 条，目标是以最低费用实现二氧化硫总量控制。办法规定：“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是指在总量控制前提下排污单位之间进行的二氧化硫排放配额的买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计划、经济、法制、财政、物价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工作；由环保部门下达的年度排放指标中的每一吨二氧化硫允许排放量，即为一个二氧化硫排放配额，配额可以交易，余额可以储存，但不得提前使用。办法还对交易中的具体问题和违规行为处罚做出详细规定。
资料来源：https://www.360docs.net/doc/8f8174963.html,/gb/cydgn/content_723642.htm
案例5 北京申奥的关键一票
1991年2月22日，北京市向中国奥委会正式提出承办2000 年奥运会的申请。4月1日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12月4日，北京向国际奥委会呈交了承办2000年奥运会申请书。1993年1月11日北京正式向国际奥委会呈交了《申办报告》。3月，国际奥委会一行12人在北京进行了为期3天的考察，临走时留下一句“祝你们好运”。萨马兰奇先生对北京的祝愿并没有成为现实。北京时间9月24日凌晨2时30分，萨马兰奇宣布，悉尼获得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举办权。在前3轮投票中，北京的得票数为32、37和40票，悉尼为30、30和37票。最后一轮投票中，悉尼和北京的得票数为45和43，悉尼获得2000 年奥运会主办权，北京以2票之差落选。后来，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很轻松地在第二轮投票过程中就以56票的过半票数胜出了。资料来源：根据新浪网有关资料整理。
案例6 专家谈中国的行政成本
2003 年5月26日，中央电视台晚7点“新闻联播”的头条是不足1 分钟的口播新闻：国家主席胡锦涛离京出访俄罗斯等国并参加国际会议。这次国家领导人出访取消送迎仪式、减少代表团人员和交通工具等，对减少政府日常行政开支有多大影响？记者专门向财政部预算司咨询的结果是：在中央预算中，对这一类支出并没有单项成本核算，而且这一支出在整个政府行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很小”。而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辛向阳认为，行政成本改革的举措对政府行政支出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财经时报》重申：“目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健不再是精简哪一机构和哪些人，而是将成本概念引入行政管理和改革中。”而降低行政成本并不需要在体制层面上做大手术。“行政管理中被忽略的小细节，带来的往往是巨领的隐形行政成本。”他举例说，北京郊区某县改为区时，需要更换公章上百万个；一枚公章的成本低则几十元，高则过百元，总支出就要以千万元计。“类似巨额的隐形成本人们常常视而不见。一些地方官员更热衷于做大
文章，做形象工程；而减少、消除这类行政管理中的隐形成本，同样需要建立相应的处理机制。”
政府履行监管职能的成本有多大？“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 政治和行政问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行政审批制度是造成高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不仅直接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更因行政经费开支庞大而带来了行政效益的降
低。“目前看，中国政府降低行政成本的突破口应该是减少行政审批－这是有效途径，又具有可操作性。”杜刚建、辛向阳两位行政研究专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资料来源：杨眉.中国行政成本全世界最高.国家主席带头压缩，原载《财经时报》。
案例7 教育券制度与浙江长兴县案例
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 ）制度，是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于20 世纪50年代提出的。弗里德曼是针对美国公立学校系统办学质量和效率低下的现实，希望通过教育券制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教育质量。实施教育券制度，即政府把原来直接投入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按照生均单位成本折算以后，以面额固定的有价证券（即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家庭或学生，学生凭教育券自由选择政府所认可的学校（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读，教育券可以冲抵全部或部分学费，学校凭收到的教育券到政府部门换取教育经费。教育券制度的推行，给家长和学生更多的选择，也给公立学校更多的压力。私立学校通过获取教育券，可以获得原先难以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教育经费，与公立学校进行竞争可以在更加公平的基础之上进行。
2000年11月，浙江省长兴县教育局局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考察时学到了“教育券”这一概念，这个“拿来主义”使该县于2001年夏天出台了“教育券使用办法”：向就读民办学校的新生，发放面值500元的“教育券”，向就读公办或民办职业学校的学生，发放面值300元的“教育券”。入学后教育局根据教育券金额将经费直接发给相应学校。2002年，“教育券”的发放范围又扩大到贫困家庭学生。当年秋天，全县351名贫困家庭的初中生、小学生，分别领到了面值300元和200元的“教育券”，贫困学生无一辍学。实行这项制度以来，长兴县已发放总额达221万元的“教育券”，共有5046 名学生受益。
长兴县教育局局长表示，推行“教育券”制度的初衷，是给予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平等的待遇和发展机会，鼓励社会力量办学、调控普通高中和职业教育的招生比例。他认为，民办学校实际上也承担了一部分义务教育的责任。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面向每个学龄儿童，就读民办学校同样应该享受政府的教育福利。
浙江省教育厅于2002年12月初在长兴县召开了专题研讨会。目前，浙江省教育厅已经发文在全省推广“教育券”。国内“教育券”的实施对象也从基础教育中的各类民办中小学、职业学校扩展到教师培训、市民教育等领域。
资料来源：郭雀屏，2003 .“教育券”风暴冲击杭州．中国教育先锋网，2003 。案例8 智利的个人账户制度
1973年，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智利于70 年代末期开始推行全面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养老金管理的私有化是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推动这次改革的是一批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家（又称“芝加哥男孩，' ）。1981年，智利进行了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智利实行强制性储蓄，建立个人账户，由私人公司代替政府机构负责养老金基金的管理。其具体做法是：基金由私人养老金基金公司（AFP）管理。这些公司受基金所有者的委托，为他们承办养老金基金的投资运营，负责基金的增值，为基金所有者创造利润。基金管理公司还为投保者办理附加的工伤保险和家属的养老保险。与此同时，基金管理公司向委托人收取管理费用。收费率的高低取决于各公司之间的竞争。投保人有选择加入任何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的权利，还可以随时转换基金管理公司。AFP将它们受托的基金投资于资本市场。当基金所有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他可以从自己所选择的AFP按月领取养老金，或是将自己的养老金基金连本带利转向人寿保险公司，支取年金。如果到退休年龄时尚未交足养老保险规定的最低限额，只要其投保已满20年，不足部分就由国家予补齐。国家对于AFP 的活动进行严格的监督。
智利的改革成就有目共睹：第一，给投保者带来了较高的收益。1981 一1995 年间，全国养老金基金的平均回报率，扣除通货膨胀之后，高达13.3％。这就使新体系中的养老金发放标准大大高于旧体系。第二，养老金管理成本降低，服务改善。在私人管理公司的竞争约束下，管理公司收取的管理费用降低得很快。1981年开始时投保人激纳给管理公司的管理费约占工资8 %，到90年代中期约为3% 。第三，有力地推动了本国储蓄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第四，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育。第五，减轻了财政负担。在原有体系中，养老金支出让政府背上了沉重包袱，政府财政连年赤字。9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情况得到扭转。
案例9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
中国21世纪上半叶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l）高速：65 岁及以上老
（2）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速增长一从21世纪初期的7％增加到2050年的23 % 左右。
高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比例以大约等于65岁及以上老人增长速度的两倍超高速增长。（3）老人数量大：21 世纪中叶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3.3亿，80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l亿。（4）老年抚养比大：21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将等于目前的3－4倍。（5）地区差异大：由于人口迁移的影响，中国农村老人比例将高于城镇，相当一部分欠发达省区的老人比例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曾毅（2001）。
案例10 美国的401(k)计划
美国的401(k)计划，即“现金或延期支付报酬安排”( cash or deferred arrangement)该计划的参加者有两种选择：一是真接接受雇主付给现金报酬；二是让雇主把这部分现金直接以税前缴费形式存入其利润分享或股票红利计划的账户中。此名称来源于美国《国内税收条例》第401条之k款，该税法条款为雇主和雇员的养老金存款都提供了税收方面的优惠。401(k)与其他养老金计划相比成本较低，雇主为职工的存款可以按工资的15％取得税收扣除；职工的存款及其收益都延期缴税，等于减免了当期的税收。由于高薪职员比低薪职员更有可能向401(k)计划进行税前缴费，美国税法要求缴费者在满足其他税收优惠退休金计划的，除禁止对高薪职员进行优惠的各种要求外，还必须符合该计划特别附加的对缴费额数的限制和年度测试（调查）的要求。
安然破产也暴露了该计划的一个大问题：由于许多职工选择直接投资本公司的股票，一旦其服务的企业出现问题，员工很可能陷入养老积蓄与工作一起丢掉的困境。多年来，安然为其员工设立了流行401(k)养老金账户。按照公司的建议，员工用账户中个人所存入的钱购买安然股票，而公司提供的配套资金也全部以股票形式支付。该公司总值超过21亿美元的职工养老基金中，安然股票占了58％。随着公司股票的大幅贬值，安然2万名员工的40l(k)退休基金化为乌有，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
安然事件暴露401(k)计划一个暗藏的风险，那就是它没有限定将职工养老储蓄用于购买一只股票的比例。由于公司提供给员工的养老基金投资方式一般比较单调，购买自己公司的股份就成了职工最方便的选择。美国大公司职工将自己的养老基金中1/3的资金用于购买本公司股票。经安然一役，原来的401(k)条款可能不得不有所调整，已有参议员提议规定，每个职工的401(k)储蓄用于购买某一只股票的比例不得超过20％。
尽管遇到了问题，美国的养老体系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从实质上看，美国的401(k)是团体养老投资连接保险的一种。投资连接保险是一种金融服务产品，兼具保险保障与投资理财双重功能。企业和个人每月向养老金计划供款，而养老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等）通过投资行为对养老金进行保值增值，它没有固定利率，投保人的未来收益取决于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国内的平安保险公司在2001 年首推的团体退休金投资连接保险，一定程度上正是借鉴401(k)等的经验而进行的一种尝试。
全新的团体退休金保险产品，可以推动中国的养老制度由单一的现收现付制，向三大支柱体系（社会统筹养老、企业补充养老和个人储蓄制）过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表示，中国将在近期调整和完善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三个支柱中，国家的比重将逐渐下降，企业年金将发挥主要作用。未来3年内中国企业年金市场每年将增加1000亿元，到2010年这块市场的规模将达1万亿元。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已120年的历史。国际上，在政府设立的退休金计划之外，企业主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通过建立适合自己特点的退休金计划来充实其福利制度，政府则使用税收优惠的办法激励雇主和雇员加入各种职业退休金计划。
资料来源：林羿，胡泳．我的退休方案什么样．经济观察报，2002.10.4。
案例11 世界贸易组织《财政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财政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也将补贴分为三类：红箱补贴、绿箱补贴和黄箱补贴。红箱补贴又称禁止性补贴，针对价格补贴和进出口补贴，认为它们会严重扭曲价格机制，造成不公平竞争。绿箱补贴，即不可起诉补贴，这种补贴并不直接刺激生产，对价格和市场影响不大，成员国可以自由施行，其他国家也不能以此为由，而采取反补贴措施。拿农业来说，绿箱补贴有产品研究、人员培训、技术推广、检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食品供给的储存费用、自然灾害补贴、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补贴、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地区发展补贴等。
黄箱补贴，又称可诉补贴。它介于红箱补贴和绿箱补贴之间，指那些虽被禁止，又能自动免于质疑的补贴。评判其是否合理，就看该项补贴是否使起诉的成员国利益受损，若利益受损，就是不合理的，否则，就是合理的。比方说，中国的农药、化肥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对这些生产资料进行价格补贴，并不会造成不公平竞争，也不会使成员国利益受损；有的国家耕地很少，或几乎没有耕地，向这些国家出口粮食时，实行适当的补贴，出口商得了补贴，进口国享受低价，对当地农业发展影响不大。黄箱补贴基于互利互惠，只要贸易双方两厢情愿、心照不宣，世贸组织就不予过问。
资料来源：林毅夫，刘欢．适应加入世贸组织要求丰富和完善反补贴立法与实践．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2003.4.28。
案例12 林毅夫论中国的农业财政补贴
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根WTO的黄箱政策，中国政府对农民的收入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8.5％。目前，中国政府的黄箱政策补贴只占农业总产值的3.3％。有许多人建议把这个政策用足。2001年，中国农业总产值为26810亿元，3.3％的补贴是864亿元，如果提高到8.5%，补贴总额可达2225亿元。
首先，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无法支持这样大的补贴。相对于2001 年的中央财政收入8582.74亿元，3.3％的补贴，已占10.1%，如果加上地方财政收入，则占中央和地方财政总收入的5.3％。如果用足8.5%，那222亿元的补贴占2001 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将高达25.90%，占财政总收入的12.5 %。而且从效果上来看，即使用足黄箱政策，也仅是在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收2366元的基础之上提高7.2%，二者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其次，如果对农业进行补贴会导致农产品过剩，产生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农
产品一旦严重过剩，不是让这些产品烂在国内，就是低价卖到国外。
第三，如果对农业开始进行补贴，就很难取消掉，因为取消补贴往往会引发政治问题。欧盟、美国、日本的农业补贴经历表明了这一点。
第四，对农产品进行补贴，在执行上非常困难。如果我们进行反周期补贴，也就是对自然灾害等造成的减产进行补贴，会产生严重激励问题。由于农业生产本身的特
性，我们很难分辨一个农户减产是由于自然灾害还是其他人为因素，因而很容易出现故意减少投入造成减产而向政府要补贴的事例。如果直接对农民的收入进行补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经常会出现应该得到补贴的农民实际拿不到补贴，拿到补贴的往往是各方面关系较好的中等收入的甚至是富有的农民。美国的农业补贴就是这样的情形，美国每个农户平均得到补贴是12500美元，而占农户总数10％的大农场平均得到补贴高达85000 美元。
中国政府对农村的支持应该采取其他可行方式，如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支付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加大农业科研投入支持力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创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条件。
资料来源：林毅夫（2003）。
案例13 窗户税、奢侈品税的遐思
税收是有成本的。问题是谁是这种成本的直接承担者？在很多情况下，对这个问题的错误回答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1696年，英格兰开征窗户税―理由是房屋的大小和豪华程度与采光的窗户的数量和大小密切相关，因此税务官只需要在外面数数窗户的数量就可以确定房主应当缴纳的税款。面对如此“天才的发明”，房主也没闲着―除了买油灯、堵窗户以外，开天窗逐渐流行了起来。结果，除了在阴暗的房屋里培养出了一大批早早丧失劳动能力的近视眼并刺激了照明工业的发展外，英格兰的收税官所获无几。
在英格兰发明窗户税的整100年后，海峡对岸的法国又实行了门户税，并坚持了一个世纪之久。拿破仑的财政税务机关认为，房子的门和窗户越多，租金就越高。这样征税人只需要确定门窗的数量就行了。对此纳税人的反应同样是盖房子时尽量少开门窗。
这种例子在现代社会也屡见不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案例：
1990年，作为一种削减美国财政赤字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国会同意对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征收10%的“奢侈品税”。这些奢侈品包罗万象，从豪华游艇到私人飞机，从高级轿车到珠宝首饰应有尽有。
尽管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曾经估计，这一税项可以在未来五年内为美国国库带来约15亿美元的收人。然而事与愿违，在1991年，也就是开征这项奢侈品税后的第一年，有钱人总共才为购置奢侈品上交了3000万美元的税款。实际税收只达到预期的十分之一。如果将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和实施这一税收项目所耗费的费用计算在内，这 3 000万美元很有可能入不敷出。美国政府为征收这项奢侈品税实际上还倒赔了钱。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对于全社会而言，奢侈品的需求弹性很高―价格将直接影响人们的购买愿望，因为无论是豪华游艇、私人飞机，还是高级轿车和珠宝首饰之类的奢侈品都并不是离开了就没法过日子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哪怕由于税收带
来的奢侈品价格的一些上升，都有可能导致有钱人对于奢侈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这就是说奢侈品的销售量将会大幅度下降，而政府实际上将丧失必要的征收机会。因此国家的收人也就不会增加。
与府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是，原本预期由有钱人承担的税务负担最后落在了有关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身上，而这些人本身通常并不会富到可以支付奢侈品税的地步。1991年初，由于有钱人为了逃避税收转而前往巴哈马等地购买游艇，导致美国东海岸度假胜地―南佛罗里达地区的游艇销量迅速下降90% , 当地经济遭受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经济衰退。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美国为何要在两年后的1993年便宣布撤销奢侈品税，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有史以来最短命的税项之一。这似乎间接地证明了拉弗教授的理论―税收并非总是与税率成正比。
实际上，富有的人们有很多办法对付政府的税收政策。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税收承担者往往是那些中下层收人者―他们既没有富到能够消费他们的产品，也没有能力去大规模的避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下税收的间接影响：例如，当你把征收自行车税的桌子放到校园马路的中心路口时，你考虑到过对那些调换车头背道而驰的大学生的潜在影响了吗？当你倡导对于鲍鱼、鱼翅、燕窝之类的山珍海味重重征税时，你考虑过那些制造山珍海味的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吗？当你主张以税收来对付每年中秋节对“天价月饼”的公款消费时，你考虑过这样做对遏制公款消费真正起作用吗？当你主张对家庭小轿车征收重税时，你考虑过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吗？
……凡此种种，令我们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案例14 中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
中国目前的企业所得税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所得税制分立，尤其是外资企业比内资企业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不利于内外资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企业所得税制与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协调的地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统一的几个问题：第一，企业纳税人标准的选择。中国现行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制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为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或组织。这就是说，现行内资企业所得税制是以独立核算作为纳税人标准的。而适用于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制是以法人作为纳税人标准的。统一两套税制必须以法人作为标准。第二，企业所得税率的确定。比例税率是较好的选择。根据国际上各国降税的趋势和中国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情况，宜将税率调低至25％或更低。第三，企业所得税计税依据的确定应该转向依靠税法，而非行业财务制度。行业财务制度主要是为规范国有（营）企业的财务行为而设立，依靠财务制度确定计税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法的独立性。因此，在设计企业所得税制时必须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通过完善税法来解决计税依据的确定问题。第四，税收优惠的确定。税收优惠应注意与国家的经济政策相衔接，当前最主
要的是与中国的地区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2003 ）；张馨（2002）。
案例15 长江三角洲的问题
目前长江三角洲9万平方公里土地7000万人口，占全国GDP的20 %，达2 000 亿美元．既有上海这一经济中心，又有长江腹地，同在一个区域内既有浙江民营块状经济，又有苏南的世界工厂，还有上海这一交通与金融枢纽。而长江三角洲目前最大的动因将是大上海区域的增长潜力。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来看，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该地区也占了一半。但是，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背后，是行政和区域壁垒的四处阻隔，这一壁垒的弊端已经非常明显。港、水二例清楚地反映了这些弊端。
l、深水港之争突显区域壁垒
这一壁垒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深水港之争。一百年来，上海一直在追寻着建造一个深水港。由于上海长江口有铜沙问题，难以有深水港，目前武汉只有六分之一的货物从上海出口，而其余六分之五远道走香港，上海港口成为上海的天然缺陷，制约着上海成为真正的龙头。
当时宁波以能吸引湖南、江西货源为由引得国家投资于天然深水良港北仑港，结果却发现，湖南江西货源并没有过来，腹地不足使北仑港严重运力过剩，只用了10％潜力。而江苏沿江各市为了将市区面积扩大到江，重复投资了大量的集装箱码头，有的港口利用率仅50％。如果整个长江三角洲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那么，上海便可以选择张家港，或太仓港，或者北仑港，但目前上海为了拥有自己的国际深水港，选择了大小洋山港，并计划1300万标箱，规模超过香港。宁波的北仑港无疑也受到了影响，浙江省于是兴建跨海大桥吸收上海货源。这样上海到宁波小汽车费用可减少80元，大卡车费用可省353元。宁波港到苏州与大小洋山到苏州的时间是一样的。当时跨海大桥第一方案是桥头建在上海金山卫，但与上海没有谈成，只有建在嘉兴。但跨海大桥如果建成，单从成本考虑，有人认为大小洋山港的市场前景比较模糊。
目前大小洋山港最大的问题是台风。这里是台风的长年登陆口。1843年英国人因为台风而放弃了大小洋山港计划。大小洋山港距大陆30千米，将建造世界上最长的栈桥。
有人认为，大小洋山港是各行政区域协商乏力的结果，也显示了“大上海”需要的整合远远超出自然经济的范围。
2、水的呼声
水是长江三角洲的血液。和人一样，长江三角洲的问题在它的血液上充分反映出来。浙江嘉兴与江苏盛泽镇分属两省，河流从盛泽流向嘉兴，两地人文与地理条件完全一样，以前均以印染行业著名。嘉兴严格控制印染业的污染，印染业渐渐姜缩。而盛泽镇对印染业基本不治理，全国印染业于是向盛泽集中。每年900万吨污水从盛泽
流向嘉兴。从1993年开始，嘉兴的外水系鱼与珍珠蚌基本死光。
为什么污染10年不绝，与盛泽镇坚持以印染业为资本积累方式有关，两省之间为了经济利益难以协调。这一公案最后在国务院直接干涉下才解决。这个事例让专家不得不呼吁：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急需一个跨省的协调机构。长江三角洲区内15个城市要合作不要对抗之声鹤起，越喊越亮，但被外界认为“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目前，长江三角洲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已经共建并参与了4个区域性合作组织：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及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而且，各地方政府之间的走动也越来越频繁，不过，上海社科院流通所的汪亮仍只给了两个字的评价：“务虚”。有关人士分析，务虚在所难免，原因是，现在江浙沪竞争的成分大于合作，都能算出合作的收益大于搏杀的收益，但大家都走入“囚徒困境”，于是都指望别人先走出第一步。上海市政府政策研究中心咨询部负责人张兆安认为，经济运行与管理机制要做到一体化，是推动大家要合作不要对杭的机制保证。比如，构建沪、苏、浙主要领导联席会议制度；建立都市联盟来统一行使跨界职能等。还有呼声传来，其做法是改变目前的行政区划，将长江三角洲诸城市都圈进来，上海说了算。这种提法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诸侯经济看起来是由行政区划问题而产生，实质与中央对地方政府设立的考核体系相关联，地方官要政绩，就得拿出GDP, 拿出引资额、就业率等。
2002年10月17日，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杭州举办的“2002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整合、产业配套必须有全球化的视野。龙永图指出，长江三角洲也好，珠江三角洲也好，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放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两个大的背景下考虑。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其实是生产全球化。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今天的长江三角洲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也是世界的长江三角洲。政府应该用全球化的思维，发展全球化的战略。只有这样，才会有最好的发展战略。至于通过行政区划改革来破除区域壁垒的呼吁，龙永图认为，行政区划是长期形成的，想消除是不可能的。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的话，应该大大削弱行政区划的一些东西，比如行政区划的观念、行政区划下的考核体系等，但龙永图认为，如果不解决观念问题，仅仅从行政规划的角度去考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今天可以把苏州划过去，明天可以把无锡划过去。如果不转变观念，没有一个全球生产的观念，单想靠扩大地域来发展一体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资料来源：王丰，翟明磊．“大上海”之路受阻何方？南方周末，2002.12。
案例16 地区间的财政竞争
地方政府一旦具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就会相互之间展开竞争来谋求本地区的利益。据报道，为了争夺外商资源，在长三角、珠三角许多城市都活跃着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招商游击队”。拥有1.5万家外资企业的东莞市，每年有300多个招商团组上门举行招商推介会，有的将招商办事处直接安插到了30多个乡镇。这些“招商游击队”怀揣优惠的引资政策，行踪隐蔽，尽量避开当地政府的视线，时常到外资企业“敲门招商”。德国一家IT企业已与在某市投资的跨国公司中芯国际集团签仃了产品配套协
议，并准备在当地高科技区投资10亿美元建设集成电路厂，但在谈判一年多快要落户时，附近一个地区以更优惠的条件把项目“拉走”了。该市外经贸委外资审批处一位负责人说。那个地方开出的条件是土地更便宜，减免税收的优惠也增加了一倍。对这种地区间的财政竞争，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一些人认为，税收优惠使得地方财政的收入减少，低价出让土地使国有资产的价值受到了侵蚀，中央政府应该制止这种恶性竟争。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地方之间的财政竞争是一种积极因素，它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尽可能地降低当地的税收负担，同时在使用财政资金时更加注意满足公众和投资者的要来，有效率地使用财政资金。如何规范地区间的财政竞争依然是改革过程中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案例17 “大众化”还是“产业化”？——中国高等教育短评
『天涯杂谈』作者：翰林编修提交日期：2006-3-30 14:30:00
2006年3月19日，周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上介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在最近几年实现了又快又好发展，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办学质量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实力显著增强，成为自主创新的生力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保障。他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1％，在校生已超过2300万人，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今后，国家还将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然而政府的声音并未主导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看法，大多数人更喜欢用“产业化”一词来描述现在的高等教育现状。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主张要按或者要像兴办工商业一样兴办国民教育，要按或者要像办企业一样办学；企业可以多种经济成分，国民教育也应该搞私有制学校；企业讲投资讲回报讲利润讲分红，学校也应讲投资讲回报讲利润讲分红；企业搞股份制，学校也可以搞股份制；国有企业搞改制，公办学校也可以搞改制。总之，凡是企业可以搞的事情，学校也大体这样去做。在他们的眼里，教育与经济、学校和企业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在规模经济时代，“大众化”和“产业化”这两个词汇在形容教育规模的现状上是相同的，即都代表着教育规模得到了充分的扩张，受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它们的不同在于“大众化”强调的是在校学生总数与政府规定的该级学龄段人口总数的百分比，即通常所说的“毛入学率”，而“产业化”则侧重于教育培养模式，主张采用商业经营的方式来开办教育。其实这两个评价教育的指标是不具有太高的相关性的，但在我国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人喜欢把两者看成是“水火不容”的呢？好像两者之间必然需要取舍似的。而且在中国这两个词也代表着不同的感情色彩，“大众化”一词表征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现状的自豪，而“产业化”则意味着教育改革的失败以及对现状和前景的悲哀，一个代表着褒奖，一个代表着批评，所以两个原本学术化的词汇现在却代表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立场。作深入的思考我们不难发现，用“大众化”一词的人更加看重的是教育的规模、受教育的人数，觉得认为教育太产业化的人纯粹是危言耸听，高等教育的发展完全在可以控制和容忍的范围之内，他们认为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最核心的追求，而用“产业化”一词的人则更关注教育规模盲目扩张的缺陷，他们认为鼓吹“大众化”的人无意或有意地回避教育的固有属性，违背大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大众化”来迷惑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教育的健康发展，“质重于量”是他们制胜的法宝。
规模论的疑惑
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通过一系列的指标来评价的，这些指标要具有目的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比性。现阶段世界评价高等教育的指标一般有规模、效率、速度指标，规模指标主要包括毛入学率、每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人数、校舍总面积、在校教师总人数、在校生总人数、教学仪器资产总值、固定资产总值、图书资料数、科研经费、论文、专著数等，规模指标的确是评价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比如毛入学率就成为衡量教育是否进入“大众化”阶段的核心指标，按照国际通常标准来看，21%的毛入学率的确已把我国提升到了教育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也是主张我国高等教育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证据力量。可是规模与效率是并进的吗？任何理性的人都会否认这一点，一系列效率指标严重怀疑着单一规模论，生师比、校均规模、专职教师比、高级职称占专职教师比重、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比、百万元固定资产在校生人数、仪器和设备利用率、科研成果转化率、教学与科研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重等效率指标时刻挑战着规模论的权威。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得到了极快的扩张，不可否认，在此扩张过程中效率指标也得到了政府及高校的重视，但其重视程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规模的追求。对规模的盲目追求必然导致高等教育步入产业化的轨道，因为巨大的固定资产支出需要更多的招生数量来分担，产业化的运作必然要求巨额的校园建设支出，需要大量资金来扩充师资队伍，而这一切都需要资金，资金的来源不外乎五个途径，即财政拨款、学费、校办企业盈利、捐赠、借款。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来看，财政拨款、学费、贷款基本上是其最主要的资金来源。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工作目标，这个4％并不是一个高的标准，只不过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1986年我国的这一比重就已达到了3．43％。就在提出4％的目标之后，这一比重不升反降，1995年降到了最低点的2．41％，此后虽然缓慢回升，1999年达到2．79％，2002年达到3．32％，2003年却微降为3．28％；对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调整后，该年的这一比重又回到了1999年2．79％的水平。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一变化比例来的，这个数据证明高校的扩张显然不能靠国家的拨款来支持。当然，作为理论最前沿的高校是知道如何在市场上筹资的，坐拥大量存款的银行和渴求资金的高校则不谋而合的走到了一起，从而发放了一笔以学费为担保的贷款。既然是贷款，当然就有风险，这一贷款是建立在借贷双方假设未来学生会持续入学并提供高额学费的基础之上的，就中国学生的偏好来看，这一假设还是很合理的，毕竟上大学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这样，在大学就多了一个经常与银行结算的财务机构，既然高校已成为需要详细核算收支的机构，现在我们就可以为高校列一张资产负债表，来显示其财务状况。国家审计署于2005年5月30日发布的《四城市高教园区开发建设情况审计调查结果》(以下简称《调查结果》)，四市(即杭州、南京、珠海、廊坊)高教园区建设计划投资中的银行贷款占近三分之一，截至2003年年底，实际取得银行贷款152.76亿元，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59.42%。其中，南京中医药大学新校区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堪称贷款建校的“楷模”，它们分别已贷款7亿元和6.28亿元，分别占已筹集到建设资金的93%和94%。江苏省审计厅曾对全省省属高校负债情况进行了一番调查，审计厅向外透露，南京财经大学贷款规模达8亿元左右，南京邮电大学也有7亿-8亿元，南京工程大学也有3亿元之多。南京中医药大学为在仙林大学城建设占地1500多亩的新校区，目前除欠银行7亿余元贷款外，还欠各施工单位款项上亿元。该校领导也曾经向媒体承认，学校每年的收入除正常开支外，只能还清银行贷款的利息，还本金不大可能。因为学校每年学费收入为1亿元左右，政府年拨款6000多万元，除去1000多名教职工一年内近亿元的工资奖金和教学、科研、行政开支，所余款项只够偿还贷款的年利息。学校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据一位老师介绍，近年来，学校教职工的待遇明显走了下坡路，不但原定的教工工资的调整迟迟不能到位，连原先的课时费也一降再降，助教的课时费由原来的40元降为25元。由此可见，高校的资产负债表的确让人沮丧，资产
负债率如此之高已使“大学”成为一个高危产业，我不禁发问，我们的大学会破产吗？
制造产品还是培育人性？
在经济学理论和商人看来，遵循标准、产品性能的稳定是企业生存之道，成功的企业都会有一条条的流水线，用来生产符合统一标准的产品，如同麦当劳做汉堡包、炸署条一样。对高校实行产业化的运作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录取
按标准加工推向就业市场”的标准培养模式使一个个的可塑之才变成了什么？古人在上千年前就知道“因材施教”的道理，难道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还不明白祖先的箴言？有人可能会反驳道：“产业化与因材施教并不矛盾，我们为每个人量身定做适合他的教育方式不就可以了吗？”然而遗憾的是这位反驳者并不知道在筛选学生、制定多元培养方案的过程中会花费巨额成本，而这是与产业化经营相违背的，因为产业化要求每一项成本降低到极致，而标准化则是其最优选择。一个大学生，应该融知识、思维、方法、原则为一体，知识要宽而尖、思维要全而独、方法要多而特、原则要明而坚。可现状呢？在大学教育制度中，高中生被千篇一律的分类方法划为某一类型后又被千篇一律的教学方法训练成千篇一律的大学生，人性中的积极因素未得到发掘，消极情绪却不断滋长，在追求利润为旨归的教育产业化过程中，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措，学校功能变异，学术精神沦丧，难道大学的任务就是要灭亡这个物化世界中那仅有的人性因子？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就业决定一切
正如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真理一样，就业检验着大学期间的教育成果，再辉煌的理论如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则只能呆在过时的书本里。供给需求原理同样适用于人才市场，就目前人才市场的现状来看，情况不容乐观。我分析就业情况是从接受大学教育所花费的成本与毕业后工作收入的对比出发的，只有花费的学费能够以较快的工作收入来弥补，我才称这位毕业生真正的算就业。例如一个学生花费了五万元读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是每月500元的话，那么光要弥补大学开支则需要近九年时间，还没有算那已支付的五万元的时间价值和这些年的生活开支，所以这个学生不算是真正的就业，至少不是以真正大学生的身份去就业。唯一支持这位学生干这一工作的理由是他预期未来的收入会很高，将来的收入会持续增长，但可悲的是，现阶段大多数毕业生做着自己认为没什么前途的工作，前景很暗淡，可为了生活，他选择了不需要大学知识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属于“知识性失业”人士。而从社会发展来看，经济增长带来的人才需要远低于人才供给，毕业生将来整体收入持续走高的可能性很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就业者从就业率的统计数据中剔除后，理想的就业者还有多少？当然，单纯的抱怨“供大于求”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加剧求职者的恐慌和阻碍更进一步的分析，因为总体的供大于求并不能掩盖某一专业的紧俏，所以这一普遍的分析是允许若干例外的。一些赞同教育“大众化”的学者并不认为就业与扩招有什么相关性，理由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结构中大学生所占比例明显偏低，大学生并不存在供大于求，这些学者如此言语是一种缺乏具体分析问题勇气的表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状况是独特的，这种削足适屐的比较是可笑的。也有一些话语权较强的人对扩招有另一种见解，如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认为，“现在大学生就业困难，总的来讲，可能和我们这几年的扩招没有必然联系。原因是你上不上大学，这些劳动力供给的总量是一定的，你上大学只是把这个劳动力退后了几年，我觉得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此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姜小巍有言论反驳，我引述之：“大学扩招，表面上看，正如顾老师所
言，并没有改变劳动供给的总量，所以对大学生就业困难没有必然联系。可是，仔细想想却不然。大学扩招，从更深层次上讲，关键是对劳动力受教育结构的改变。简单点讲，就是到底怎样的学校扩招、怎样的学历扩招，各种学校扩招的比例是多少。而这些问题，却恰恰是这几年扩招中被忽视的问题。由于扩招结构不当，仅仅四五年内，职业教育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专科和本科教育却急剧扩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的数据，2000－2003年，仅四年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从95万人急增至187.7万人，增加了近一倍，研究生毕业生也从58767人增加到111091人，也有近一倍的增幅。然而，中等职业学校和技校不仅毕业生人数没有增加，学校数量反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扩招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造成了这种发展极为不对称的结果。然而，现阶段国内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真有这么不对称吗？现实是，大多数岗位需要的仍然是职业教育的学生。这就使得本来只需要职业教育的岗位却招收专科甚至本科教育的学生，本来只需要本科教育的岗位招收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形成了如今用人单位的用人“高消费”。这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受教育成本，也增加了用人单位的用人成本，更形成了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
所以说，扩招也许并没有改变劳动力供济总量，可是它对劳动力受教育结构的改变却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绝对与大学生就业困难有必然联系。扩招也许并不错，可是盲目扩招却是不对的。几年来盲目扩招，造成了如今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局面，浪费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如果教育决策者能直面问题，及时改变如今这种盲目扩招的局面，合理分配各种教育层次之间扩招的结构，使扩招与就业需求相适应，那么通过扩招提高劳动力质量又何尝不可呢？”
理念决定走向----中国高教的未来之路
不可否认，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规模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宏大的校园和漂亮的建筑已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大学的财大气粗也已为社会所知晓。不过这些美丽的校园极有可能成为大学沉重的负担，陈旧的运作方式和巨额的债务使一些大学成为名符其实的“负债机器”，根据路径依赖理论，要摆脱目前这种运作模式是困难的。减缩招生规模吗？可能不行，因为沉淀的成本已太多，覆水难收，更重要的是这有损教育大众化的美誉。继续扩大规模呢？十年内方案还是可行的，因为中国的人口还在增长，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也还比较多，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招生压力会越来越大，大学空置的情况可能会局部出现。不过以规模养效益的作法不太符合大学的发展之道，因为大学之“大”不在规模而在其大师，在其科研创新实力。如果进一步盲目扩大规模，就业终端却不能有效衔接，那么大学就可能会沦为失业者的“制造工厂”，丧尽其教育职能。那么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定位？奉何种理念作为自己的圭gui臬nie(标准)呢？扩招以后，大学的教育现状已颠覆了以前那种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培育社会精英的目标，新的定位应该是什么？大学能把“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作为自身的定位吗？我想如果这样定位的话大学将来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颁发毕业证书的认证机构，这将是我们极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的大学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就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操作模式、为自己重新定位，而这一切也只有靠改革去完成。具体的改革是很繁琐又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教育界的精英和关注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广大的教育参与者都提出了很多有启示的建议，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者只要留心并尊重、接纳，就能产生相当好的效果。总而言之，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会因为某位政府官员、大学管理者、著名学者的言论而改变，大学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实事求是。
案例18 明星税案
明星演出缴税不含糊田震献艺南岳及时纳税7万多
千龙网 (2002年10月09日)
自刘晓庆税案发生后，明星们对演出缴税都极为小心，不敢打丝毫的马虎眼。昨日，记者从南岳当地税务部门获悉，参加南岳寿文化节“相逢就是缘”大型文艺晚会的田震，在晚上表演结束后，第二天就主动地向当地税务部门缴了7万多元的个人所得税。
据介绍，前日的南岳寿文化节“相逢就是缘”大型文艺晚会云集了田震、羽泉组合、腾格尔和相声泰斗马季等明星。在晚会现场，田震演唱了《野花》《执着》等3首经典老歌。由于演出是在晚上进行，加上国庆7天大假，田震当时没有缴税。
据南岳当地税务部门介绍，昨日是大假后的第一天，一大早，田震就派助手到当地税务部门按规定一次缴清了个人所得税7万多元。
聚焦明星纳税：明星算算你该交多少
https://www.360docs.net/doc/8f8174963.html, 2002年07月26日07:15 四川在线-天府早报
如果，一名歌手到某市演出，一个月内在剧院演出5次，每次获劳务报酬20000元，共取得收入100000元，应当怎样计算个人所得税？该歌手因在一个场地、一个月内演出5次，取得收入属于同一项目连续收入，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其应纳税额具体计算如下：(1)计算费用扣除额100000×20%=20000元；(2)应纳税所得额100000-20000=80000元；(3)应纳税额80000×40%(税率)-7000元(速算扣除数)=25000元。
广告税怎么交
法律对个人所得税的具体规定是，任何人为企业做广告之所得，在《个人所得税法》上都归属于劳动报酬所得，该法规定对劳动报酬畸高的要加征税收。《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对“劳动报酬畸高”的规定是：个人一次取得劳动报酬，其应纳税所得额超过2万元的。对“劳动报酬畸高”的征收标准为：应纳税所得额超过2万元—5万元的部分，依税法规定计算应纳税额后再按照应纳税额加征五成；超过5万元的部分，加征十成。(新新)
演员属于重点纳税人
日前，北京市地税局在媒体上明确给出了北京重点纳税人的界限：年收入10万元以上、有多处取得收入的或需要二次申报的人员及外籍人员为重点纳税人。而据调查，目前北京市大约有3万人的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也就是说，在北京，至少有3万人的纳税情况将被重点监控。高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税的监控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九类高收入个人是：规模较大的私营业主、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个体工商大户；企业承包、承租人员和供销人员；建筑工程承包人；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董事会成员；演员、时装模特、足球教练员和运动员；文艺、体育和经济活动的经纪人；独资或合伙执业律师；医生、导游、美容美发师、厨师、股评人、乐手或乐师、音响师、装饰装修设计师等具有专业特长的自由职业者。有的地方还把乡镇书记、乡镇镇长列入高收入者的监控范围。(欣华)
明星逃税第一案
1989年4月，出道4年的毛阿敏遭遇了第一次税案风波，正值事业鼎盛时期的她因此开始走下坡路。随后，逃税、数钱又再次破坏了她的形象，而她后来在MTV中的性感出镜更是招致许多非议。1997年，她的第二次税案还在秘密调查取证阶段即被媒体“捅”了出去，新华社向全国发出通稿，一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案例19 展望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来源：新浪网点击：258 更新：2006-1-21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南方论坛
贺雪峰
如果不出预料，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部署一年的农村工作。2006年可望在新世纪连续第三年为三农问题发布中央一号文件。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开局年。三农问题是涉及九亿农民的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事关中国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开局如何，重要的不在力度而在方向。经过2003年以来连续强有力的中央农村政策调整，目前的农村形势已大为好转，但决定农村状况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也很难)得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形势依然严峻。
概括地说，当前三农问题主要是九亿农民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背景下形成的问题。一方面，城市化意味着农村人、财、物向城市的转移和流动，市场化不仅制造了大量的消费欲望，而且替代了农民传统的获得福利的途径；另一方面，主要依托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农村人口数量，却非短期可以转移进入城市，农民相对收入减少，经济社会地位边缘化，而支出压力增加。
2006年全国农村取消农业税，是十分重大的事件，意味着中国已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变。而可以期待的越来越多的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由工商业反哺农业的资金，将成为改变农村内在发展困境，缓解当前三农难题的有力外部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造成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在农村以外(城市化和市场上)，缓解三农问题的手段也在农村以外(依托城市和工商业税收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我们需要客观地分析当前三农问题的这种内外在条件。仅仅从绝对生活水平上讲，当前农民或许处于中国历史上经济条件最好的时期，衣食住行皆如此。但当前的中国农民却并不认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农民。原因有三:一是相对处境日劣，二是文化上的边缘化，三是传统合作的解体。在传媒发达、流动频繁的当代中国，农民不是以自己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以相对收入水平来衡量自己的经济福利。正是因为相对经济收入较少，而迎合高收入群体的现代传媒将农民置于文化上的边缘地位，农民传统的观念被说成是愚昧落后的，不正确的。而传统合作的解体，使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风险骤然增大。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以上问题并非当前存在的，也非短期内可以解决的，而是随着进一步城市化和市场化，亦会进一步加深与严重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面，如何让九亿农民从整个
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而减少因城市化和市场化带来的痛苦，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战略举措的根本落脚点。
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作为外部资源，投入到改善农民福利的事业中，其关键就是方向要对。要在保证当前农民“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着力减少农民的支出和支出压力，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降低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风险，以此来部署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规划。
当前农民所面对的支出压力，很大一部分来自靠广告、时尚所推动的消费主义压力。消费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以消费本身为目的，消费主义必然带来片面的拉动内需的思路。中央提出建设
节约型社会，即有经济学家撰文说节约型社会是指生产环节的节约，消费环节不能也不应该节约。不考虑消费节约对于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和环境压力方面的重大意义，仅仅从社会中大多数缺少消费能力的群体尤其是农民的角度来看，中央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与中国占大多数人口缺少消费能力的穷人经济学相适应的，而消费主义则是地地道道的富人经济学。在中国尚有9亿农民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阶段，在城市有大量下岗职工的情况下，提倡节约型社会，包括在消费环节的节约，应该是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基本构成部分。这个部分可以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功夫在农村以外的一个方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需要在农村内部建立和谐的关系，改善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当前农村中，绝大多数农民不仅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而且体力劳动不重，闲暇时间很多。如何让农民的闲暇时间过得愉快，如何将当前农村严重过剩的劳动力组织到改变他们生产生活条件的事业中来，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
可以通过组织各种以文化娱乐为基础的群众性组织，来推动农村大众文化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民闲暇生活的质量，为他们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主体感受，并提高农村的社会资本。
必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在农村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农民传统的合作能力日趋瓦解，这就使乡村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乡村组织的作用在于，可以借作为行政组织的位置，来组织农民进行生产生活上的合作，尤其是为农民提供最为紧缺的公共品。
总之，展望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我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方向，是在市场化和城市化以外，为九亿中国农民寻找出路，起码要让九亿农民可以在短期内也分享到现代化的好处。因此，仅仅从经济方面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远远不够的，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及方向，在于建设一种对农民有利的适应他们经济基础和生活条件的文化，为他们提供最基础的公共品，并因此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来主持、策划、安排与实施这些事业。
案例20 日本环境事业团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森彰(广岛修道大学)
一、日本控制污染的经验
日本的环境污染控制政策是在严重的健康损害问题而导致的日益增长的公众压力下发展起来的。这些政策同时考虑了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资金能力。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些机构支持企业的技术和资金，这些措施的具体落实则留给了地方政府。
1.法律措施
1958年制定的水质保护法和工厂废物控制法是在全国范围对付污染的第一部法律。对于空气污染，是在1962年制定的烟尘规则中指定了地区和规则。在1965年通过了建立污染控制服务公司的法律，即PCSC。根据法律规定建立的污染控制服务公司，也就是现在的环境事业团(JEC)，1967年通过了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到1970年，内阁专门成立了集中对付污染的部门，即所谓的公害内阁。在公害内阁期间，通过了14项法案。总的来说，这些措施主要从两方面来制定：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环境质量标准以保护人的健康和生存环境，另一方面赋予地方政府根据地方的情况通过地方法规制订更加严格的标准的权力。
2.资金支持机制
工业化国家采用多种经济手段对企业进行资金支持：征税或付费，排放量交易，押金或
资金返还及补贴。在日本则普遍采用补贴的形式进行资金支持。因为：1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使用国民账户(税收资金)；2私营市场资金；3某些方面的经济效益。中央政府开始通过日本发展银行(1960年)、小商业财金公司(1961)、人民财金公司(1963)提供软贷款，随着需求的增加，建立了污染控制服务公司，即现在的环境事业团(1965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为污染控制提供贷款计划。
3.税收减免
日本政府采取的另外一种财政支持手段就是免除税收。1972年，对以下情况采取了优惠的税收政策。(a)对污染控制装置采取特别的减税(国家税)；(b)对固定财产所征收的税(地方税)。1998年，对所得税、公司税、土地财产税等国家税采取了优惠的税率，而对固定财产、特殊土地持有、商业、机动车、小型机动车、机动车购买等地方税也实行了优惠的税率。
4.地区环境污染控制计划与合适的产业地域
由政府指定某些环境污染严重、需要采取措施的地区。这些地区有资格获得地区环境污染控制计划的资助，并可获得比未指定地区优惠的政府资助。根据该计划，指定地区现有工厂的扩建及新厂的建立都受到限制，并且鼓励现有工厂在合适的地区重建厂房。
5.制度措施和监测系统
1961年制定的特定工厂控制污染组织法规定，首先那些排放的烟尘、废水、噪音和震动超过政府的法律有关规定的工厂对他们的污染控制计划负有主要的责任。其次，每个企业需要有环境管理人员，他们应通过通产省组织的高水准的技术及有关法律的考试。同时采取的措施还包括应对居民的抱怨及其他现场检查与惩罚。
6.技术发展、支持和指导
处理废水和排气所需要的技术是于60年代后期在政府和私营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起来的。首先，日本政府采取了兼有规划与支持功能的政策，为私营企业控制污染而又不损害其生产活动创造了条件。其次，由政府和私营企业联合发起的技术发展项目使得污染控制装备产业迅速地发展。某种程度上说，由这个部门带来的正的效应大致能够抵消其他行业为了购买环境污染控制设备所增加的投资而带来的负经济效应。表明促进环境控制装置产业的发展不失为控制污染的有效方法。
二、日本环境事业团提供的技术和财政支持
在日本政府采取的环境政策中，建立污染控制服务公司(简称PCSC，即环境事业团的前身)是主要的措施之一。PCSC是一个独特的政府组织，其使命是针对环境问题，对私营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技术和财政上的支持。
PCSC作为政府的机构在1965年根据《建立污染控制服务公司法》成立。当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不仅仅限于治理污染，而是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时，在1992年修改了该法律，并将该公司更名为日本环境事业团(简称JEC)，又重新规定了公司的业务范围。该公司的主要的监督机构是日本环境厅。在30多年的时间里，JEC通过日本政府的财政与投资贷款计划，主要从事：(1)建设和转让项目；(2)贷款项目；(3)以环境保全为目的的全球环境项目。本文将着重论述(1)和(2)。
1.环境事业团的主要业务
(1)建设与转让项目
增建污染控制设施，对于中小企业(简称SMEs)和地方政府来说主要的困难在财政与技术方面。针对这个问题，JEC为其顾客建设了必要的设施，然后将设施以优惠的条件转让给顾客。建立成本的5％由顾客支付，而剩余的95％由JEC通过政府贷款支付。贷款来自上述的财政与投资贷款计划，该计划由财政部管理，一般是20年的长期贷款，低利息并且固定。根据设施的种类，
还会从国民账户中给予一定的补贴，JEC的部分行政费用也由该计划支出。建设转让项目主要包括五类设施：(1)工厂设施建筑；(2)绿色缓冲带；(3)空气污染防治绿地；(4)工业废弃物处理设施及绿地；(5)公园的综合设施。
(2)贷款项目
JEC亦为私营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政府贷款。这部分贷款比私营银行提供的激励污染控制投资的条件更加优惠。在接到申请之后，JEC将从信用及技术两方面考察。JEC的行政费用完全由国家支出。对于地方政府及其附属实体的贷款走“直接贷款系统”，而私营企业则走“代理贷款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私营银行作为JEC的代理在全国各地都有支行。对贷款的需求则根据每年的问卷调查及地方政府的污染控制计划进行。
(3)建设转让及贷款项目的期限和条件
从环境政策的角度看，优先项目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主体优先：对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贷款期限和利率相对于大企业来说要优惠。
2合作项目优先：特别对中小企业的。数个企业合作建造污染控制设施显然比一个企业更经济。对于合作项目的贷款利率和贷款比例比单个企业更优惠。
3紧急原则：1990年后，固体废物燃烧产生二恶英的问题引起社会广泛的重视。针对这种紧急情况，JEC的项目贷款也为增建削减二恶英的设施制订了优惠条件，比如提高贷款比例及降低抵押。
2.业绩
(1)建设与转让项目
九十年代建设与转让项目每年的预算在350亿日元到550亿日元(有15到30个项目)。从1967年到1998年共有515个项目，全部项目的成本共有7860亿日元，其中工厂设施占全部项目的40％。
(2)贷款项目
环境事业团的贷款在1975年达到1270亿日元。在70年代，主要申请者为安装污染控制设备的重工业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工业企业的污染控制投资逐渐固定，贷款的总额开始下降，中小企业渐渐地成为JEC贷款项目的主要申请者。90年代每年的贷款预算平均在200亿日元到400亿日元(30到100个项目)，总共有4000多个项目，实际的贷款额有1兆日元。
(3)项目的补充
JEC的项目需要经过政府的评价。当环境政策领域的需求变化时，将加入新的需求项目，废弃需求降低的项目。目前JEC的项目集中在废物管理和全球环境方面。
3.对环境事业团的评价
(1)带动了市场上的私有资金
通过JEC和其他公共财政机构提供的政府贷款在引导污染控制投资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引进了私人市场的资金。当政府制定严格的标准并给予指导之后，JEC的方法在及时介绍必要的污染防治手段上确实非常有效，从而向企业和私营的金融机构证明了污染防治投资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初期公有投资所占的比例要高于私有投资所占的比例，但是慢慢地转变为私有投资占的比例高了，JEC提供的资金占到私营部门污染控制全部投资的10％。
(2)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渗透效果
80年代以后，JEC主要的顾客是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贷款项目中的利息补贴是其中主要的手段。从商业纪录来看，主要贷款申请者从大企业转为中小企业，JEC在拉动中小企业的污染控制投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考虑到中小企业在日本的私营企业中占90％，JEC在带来中小企业的资金渗透效应上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