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墓及其石雕研究的回顾及思考

霍去病墓及其石雕研究的回顾及思考沈琍【作者简介】沈琍，西安美术学院，陕西西安市710065【摘要题】中国美术史研究【英文摘要】This article conduct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Huo Qubing tomb and sculptures affiliated to this burial during last century. To be more specific, this review covers studies from the initial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nd naming of sculptures to later researches and concepts like designs, themes, factors in fash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yl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关键词】霍去病墓/石雕/百年/研究/回顾Huo Qubing tomb/stone sculpture/century/research/review位于陕西兴平县境内的西汉霍去病墓石雕刻群，上世纪初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成为研究汉代石雕艺术的主要对象。

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对其墓葬及石雕的研究，从最初的考古调查、石雕定名、到之后的设计理念、布局方位、题材内容以及艺术风格等等，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并以此提出问题进而反复地考证辨析。

作为汉代雕塑乃至中国艺术的杰出代表，其研究价值不仅仅是作品本身，也是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及时代风尚等相关问题探讨研究不可替代的珍贵物象。

时至今日，对霍去病墓及其石雕艺术研究做一个整体的回顾，进而提出疑问及思考，有利于深入探讨其雕塑形成的各种因素，进一步拓宽对汉代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的研究领域，解读汉代石雕的源流关系，还原石雕形成的历史面貌等等。

为此，本文试图就收集到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将当前讨论的主要问题及不同观点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考。

对霍去病墓石雕的调查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基本可确定在上世纪初至30、40年代。

近代对霍去病墓及其石雕首先展开调查并发表论著的是欧、美、日学者。

1914年3月，法国艺术史学家色伽兰(Victor Segalen)、拉狄格(Jean Lartigue)一行，开始了对茂陵及霍去病墓石雕的考古调查，并于1915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文章[1](图一)。

随之引起了国外相关学者的关注，由此霍墓及其石雕很快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法国的C. Hentze(亨采)[2]、J. Lartigue(拉狄格)[3]、H. D'Ardenne(阿登)[4]，德国的H. Gluck(格留克)[5]，瑞典的Osvald Sirén(奥斯伍尔德•喜仁龙)[6]、美国的C. W. Bishop(毕士博)[7]、J. C. Ferguson(福开森)[8]等相继赴霍去病墓考察并发表论述，在介绍霍去病墓石雕状况的同时，就石雕题材内容、造型风格等方面分别表述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图一1914年色迦兰拍摄的霍去病墓其实日本学者对霍去病墓的调查早于西方学者。

1907-1909年间，桑原骘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中国考察，第一站即是长安，并从1908年3月开始，在日本《历史地理》杂志分期连载他的旅行报告，标题为《雍豫二州旅行日记》[9]，后又整理成《考史游记》并于1941年出版。

另一学者足立喜六则于1906至1910年在陕西高等学堂任教，期间对西安附近的历史遗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地考察。

1910年回到日本后整理撰写成《长安史迹研究》[10]。

两位学者就当时霍墓及其石雕状况的描述，为之后研究提供了真实的参考资料。

1933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前往霍墓对其石雕进行系统研究，在对之前欧美学者文章进行评述的同时，阐明了与之不同的观点[11]。

海外研究成果的陆续发表，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霍墓及其石雕的研究逐渐转向国内，王子云、滕固、黄文弼等先后到此考察。

滕固于1934年在《金陵学报》上发表文章[12]，成为国内学者就此发表的首篇文章。

1940年初，王子云率领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到达西安后，曾几次到霍去病墓进行考察，此时西京筹备委员会已经在霍墓两侧修建瓦房，有9件石雕移至房内。

由于雕塑方位不再具有原始状态，考察内容大多关注于石雕艺术本身，考察及研究成果发表于数年之后[13]，考察团成员何正璜1945年在上海《旅行杂志》上撰写的《茂陵夜话》，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状况[14]。

由于这一时段对霍墓石雕进行的最初调查研究多为欧美西方学者，不免在石雕的造型、题材、风格等问题上带有西方学者的视野，显示出先入为主的导向作用。

此后凡涉及到此类问题的研究，大多是沿着这一思路，或是赞同或是提出异议而进行讨论的。

此外，这一时期的考古调查是在霍墓原始状态情况下进行的，石雕还没有进行收拢整理，因此，此阶段的调查为之后墓上石雕布局的研究提供了真实资料。

对霍墓石雕研究的全面展开，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上世纪50、60年代，可称其研究的第二时段。

1955年，王子云、顾铁符同时发表文章。

王先生从雕塑造型语言的角度，对霍墓石雕进行了详细的评述[15]。

顾先生则对水野清一所引述的格留克、拉狄格等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析论证[16]。

这一时期考古调查成果的出现，也为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陈直于1958年发表文章，通过文献资料，对1957年发现的石刻文字“左司空”及“平原乐陵宿伯牙造”进行了专题研究，这对霍墓石雕制作年代及组织机构的确定起到了关键作用[17]。

随着雕塑家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更加拓展了对霍墓石雕形体的认知。

1964年，傅天仇发表论文，以雕塑家特有的视角在“形和态”、“性格”等几个方面对石雕造型本身进行了分析[18]。

在同期刊物上，马子云发表了他20多年前所作《西汉霍去病墓石刻记》一文[19]，对早期霍墓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由于海外学者的文章时隔甚远，且受文字翻译的局限，加之上世纪30年代西京管理委员会已将石雕分置于霍墓两侧的廊坊内，国内学者对早期霍墓的原始状态了解有限，马先生的文章虽发表在20余年之后，但在新一轮霍墓石雕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进入霍墓及其石雕研究领域的均为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美术史学家及雕塑家，他们的专题研究不仅拓宽了研究领域，同时为之后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对霍墓及其石雕研究的第三时段，是上世纪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之后。

这一时期的研究逐步由深到广，显示出崭新的局面。

程征、包亚明、阎文儒、梁佐、何汉南等相继发表文章。

程征从设计理念入手对霍墓整体设计进行了探讨[20]，包亚明以美学角度对霍墓石雕进行了评述[21]，阎文儒对石雕的风格与题材进行了分析[22]。

何汉南将早期陈列的9件石雕及1957年修整陈列的7件统一进行了梳理，同时指出其石材出自秦岭北麓的河道和山口河谷中[23]。

随着丝绸之路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霍墓及其石雕研究所涉及的背景因素及相关问题，呈现出新的研究领域。

考古学家林梅村运用考古学与文字学的研究方法，相继发表多篇论文，探讨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的关系[25]。

又在之后的论著中[26]，以考古文献为依据，提出关于霍墓石雕艺术源流的新观点。

雕塑家徐人伯[27]、邢永川[28]，均对霍墓石雕的造型艺术特性进行了研究。

王鲁豫则从陵墓雕塑的规制方面，对霍墓及其石雕进行了探索[29]。

陈诗红总结了前人，尤其是海外学者的研究论点，对霍墓石雕的年代、含义、风格成因问题进行了探讨[30]。

沈琍对茂陵陵园整体布局与霍墓之间关系及其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31]。

王志杰则以考古调查及历史文献为依托，探讨了石雕的展示方式[32]。

李惠东对霍墓石雕形成的背景文化进行了探讨[33]。

沈琍从雕塑语言的角度分析，对深入研究石雕本身的语言特征进行了探索[34]。

林通雁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霍去病墓石雕的原来布局、主题与题材、文字题铭等问题进行研究[35]。

贺西林则大胆质疑之前学者以毕沅题字立碑之处视为霍去病墓，认为缺乏足够的依据，而只能作为一种假设等等[36]。

这一时段不仅研究领域更加拓宽，内容及问题也更为深入，方式方法更加多样，提出的新问题也在不断出现，反复考证分析探讨的紧迫感也随之而来。

时至近日，研讨的问题仍在继续，而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石雕定名及分布方位霍墓石雕的定名有一个逐渐明确的过程。

早期的考古调查，大多是根据观察者自己对石雕的理解而定。

就“马踏匈奴”而言，色伽兰首次对其描述为“足踏匈奴之石马”，之后有“马踏老人”、“石马”、“站马”等称呼；而“跃马”就有“起马”、“初起马”、“奔马”之称。

何汉南曾梳理前人所列石雕名称，根据造型特征重新定名。

当前陈列的名称，是由茂陵博物馆综合多位专家看法而定。

然而对名称的讨论并没有结束，林通雁在近期的文章中即认为，“怪兽食羊”因其更像一只长着弯曲双角的犊牛和舔护幼子的形象，当将其改称为“母牛舔犊”[37]。

如果说，早期对霍墓石雕分布的论述，是一个基本还原的探究问题，而后期石雕分布问题的研究则关系到石雕形成的最初理念。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于1907年9月30日来到茂陵，所记录霍墓“四周散乱地立着数十尊石兽，但大半已损坏”[38]。

足立喜六在书中描写当年状况：“系由累计天然土石而成，状如岩山”[39]。

拉狄格则将当时现场考察石雕分布绘制了平面图(图二)。

滕固真实描述了霍墓1934年时状况[40]，而马子云现场考察记录石雕的位置更为具体，分别列出各个石雕的方位及朝向。

并认为霍墓石雕自汉至明初完整无损，明嘉靖年间的关中大地震，一部分石雕如石马、初起马、卧牛、蝙蝠等在原位；卧虎、卧马、残野人、野人抱熊、卧猪均由原处倾倒于墓下；异兽食羊在原处倒置[41]。

图二拉狄格绘制的石雕分布图1.马踏匈奴2.卧马3.卧牛4.残立马(跃马)5.力士抱熊(图采自"J. Latigue. Au Tombeau de ltouoK'iu-Ping" Artibus Asiqe 1927 No. Ⅱ. p. 86.)程征根据分析整理的记录材料，分类列表，绘制出霍墓石刻分布图，进而提出霍墓石雕当初布局为两部分的设想：(1)立于墓的正前方，如现存的“马踏匈奴”；(2)陈置于墓冢上，以兽类题材为主，是现存石刻的大部。

并推测，霍去病墓上原本非“乱石”杂陈的面貌，而是列置有序的[42]。

林通雁则根据马子云记录、考古调查、文献资料分析，对霍墓石雕的原始布局进行了全新推测：(1)墓地东部的石雕有立马、跃马、石人、人与熊等，石马在前，石人居后，按照相对的形式进行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