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马寅初

马寅初

（上集）

（题词）权然后知轻重学然后知不足——马寅初

1952年，北京马寅初的家里来了一位年轻的苏联女教师，她是来教马老俄语的。这时的马寅初已经71岁了，他既是赫赫有名的北大校长，同时也是中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采访】《陈云与马寅初》作者诸天寅——

当时的俄语老师就是陈云同志给他请的，他就表示为了研究苏联的建设经验，得看一点俄文原版的著作，要是翻译的就是第二手的，有时候不准确，所以他就是跟他的秘书表示有个愿望。后来就反映到财经委主任陈云那里，陈云同志说那很好啊。

后来马老曾说，我学俄文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学会的。马寅初公务非常繁忙，但他每天清晨和晚上各拿出一个半小时学习俄文，在经过这样两年的努力之后，马寅初能阅读俄文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原著了。

新中国成立之前，马寅初曾经长期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和经济顾问，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后来马寅初与国民党割断了，他选择了跟共产党走。但新社会对他来说毕竟是陌生的。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翻天覆地的，这唤起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巨大热情。1958年，马老为自己学俄文作了这样的说明：我们决心要把这个古老的农业国改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但要这样做，又缺乏先进经验，非向苏联学习不可，尤其是从事研究社会科学如我这样的人，更非从头做起不可，非读俄文不可，于是我决心学习俄文。

这时的马寅初地位很高，但他像小学生一样学俄语，学马列，学习政治经济学。七十多岁的老人，为自己订了一个十年的学习研究计划，先用四年的时间学习俄文和阅读经典，再从1955年起用两年的时间建立思想体系，到第八年，他要写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书，最后两年，他要写中国财政专著。

这时的马寅初对新社会充满希望，对自己也满怀信心。其实，新中国的建设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新课题。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里，马寅初以他的学识和经验为稳定物价、制止通货膨胀以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采访】《马寅初全集》总责编徐忠良——

建国以后我们最要紧的问题就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西方的经济理论里可用的部分用出来了，但他也发现他的资本主义的一套理论和共产党所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之间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那时开始他就拼命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

翻开马寅初19世纪20年代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主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提出劳动是神圣的，资本也是神圣的，他认为中国之患不在资本主义，而患在资本不足，他相信资本主义能改造贫穷的中国，马寅初的这些思想显然不是天生的，它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不能不从他的经历和他所接受的教育中寻找答案。

1907年，马寅初25岁，他作为北洋政府的官费留学生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他在美国看到了与自己祖国形成鲜明对比的现代工商业，他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他据此选定了自己一生的学术方向。三年后的1910年，马寅初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财政、金融专业继续深造。

【采访】马寅初纪念馆马大成——

到了1912年，国内就把这个官费留学取消了，他就没办法就只能去洗碗打工，就是靠这个来维持学业。

转眼，留学美国已经八年了，马寅初以《纽约市的财政》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因为他知道，崭新的纽约市财政动作过程可以为少年中华民国之省及中央政府提供珍贵经验。马寅初全面而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他接受了将学术与公共服务相结合的理念，以后这个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总是努力用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去影响社会。

马寅初1915年回国，1916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传授银行学、货币学等应用经济学课程，这在当时还是很新的专业，但引起国内朝野的注意的是他关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公开演讲和文章。仅1920年至1927年他的演讲就汇编出版了四本书，他是以此希望普及经济学这门在西方已有几百年历练的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表达的思想是构筑在中国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上的，马寅初因此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成为民国时期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他也因此进入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讲他为自己上经济课。

【采访】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孙大权——

实际上，30年代初国民政府公布的很多商法，比如说交易所法、银行法、工厂法都是在马寅初组织之下通过的。马寅初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通过这些法律牵涉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马寅初事前要调查，事后要进行解释。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马寅初提供了舞台，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正好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

【采访】徐忠良——

他回来以后所做的工作，一个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要扶持我们的民族经济，这是他在抗战以前主要的立场，抗战开始以后他就是要怎样在抗战过程当中从经济上经够支撑这个战争，这方面的言论比较多。

【采访】孙大权——

在抗战初期，马寅初他的学术特点就是把现实和未来结合起来研究和考虑，他在抗战爆发之前一直关注的重点是战时经济怎么办？爆发后关注的重点就是战时和战后经济怎么办？

1938年，国难中的马寅初全家流亡到重庆，不幸的是，紧接着来到的1939年大后方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恶性通货膨胀出现。一方面，人民生活日渐艰难，而另一方面，一批官僚资本家开始发国难财，他们借战时统制经济之名营私舞弊、中饱私囊。

【采访】徐忠良——

当他发现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的时候，他觉得前方战士在浴血奋战、普通的人民在那里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的时候，四大家族在背后发大财，他觉得他不能违背了我们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以他要站出来说话，言人之不能言，言人之不敢言。

【采访】孙大权——

他说，现在保管外汇之人自己买卖外汇，虽加获五七千万元，将留给子孙作棺材本。说这话的时候声泪俱下。保管外汇之人主要是孔祥熙，他当时在主管中国的外汇。那么在另一篇文章里面讲，一个执金融之牛耳，一个握财政之枢纽。实际上就是指财政部长孔祥熙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他们这些人的贪污误国之罪远在汉奸之上，马寅初就希望把这些人的财产没收，或者增收财产税作为抗战的经费，以避免多发钞票。

马寅初公开提出了征收发国难财者的财产税的主张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他在公开场合一而再再而三地抨击政府，蒋介石终于下令秘密逮捕他。

【采访】孙大权——

蒋介石在抓马寅初的时候，他并不是直接把马寅初抓了，而是马寅初到前方去考察经济这个名义，把马寅初带走。

1940年12月，马寅初在他任教的重庆大学商学院被带离，结果是被送进了贵州息烽集中营。1941年又初转移到了江西上饶集中营，直到1942年8月马寅初才回到重庆自己的家里。这时他对蒋介石政府已极其失望。

【采访】马寅初的孙子——

在重庆他接受了大量的这方面的信息，当时共产党的主张，包括共产党为了建立新中国所做的一些努力，共产党提出的经济发展的想法，对我爷爷的影响非常大，爷爷认为中国的前途如果按照共产党当时讲的这种方式，中国是有前景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促使他跟国民党毅然决然地分手了。

这位1913年就加入国民党的老党员，在1948年年底秘密前往解放区，1949年3月，马寅初等民主人士一行到了刚刚解放的北平。

新中国的天是晴朗的天，68岁的马寅初觉得自己青春焕发，精力充沛，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马寅初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他出席了开国大典，10月19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他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与陈云等人一起共同为新中

国的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努力。

1951年马寅初被任命为新中国首任北大校长，在6月1日的校长就职典礼上，70岁的马寅初意气风发地讲到：我虽然年龄大了，每天还坚持洗冷水澡，经常爬山，我要争取再活三十年，服务三十年。

1953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国家正式进入了大规模建设时期，尽管五年计划是效仿苏联老大哥的做法，但1953年至1957年的五年间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就。这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从1950年的36岁延长到1957年的57岁，马寅初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多次写文章发表演讲，以经济学家的眼光阐述人民政府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优越性，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

【采访】马大成——

他心里非常感激共产党，对毛泽东对共产党心里面很崇敬的，认为是共产党让老百姓有好日子，也是共产党让他有了发挥余热的机会，他能够把自己的主张实施出来，这是他心里最高兴的。

1956年12月、1957年5月《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马寅初的两篇长文《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再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这是马寅初把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状况相结合，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规律所作的阐述。

1957年春天，马寅初对登门拜访的北大经济系学生这样说到——

【采访】《马寅初》作者朱正直——

他说我们现在向苏联学习，包括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学习。马老鼓励我们学英语，他就是要了解包括社会主义，包括西方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各种学术观点。

马寅初毕竟是一位有着深厚功底的学者，他不是那种躲在象牙塔里不问世事的纯粹理论研究者，他一生治学有两大特点，一是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撰文立说公诸于世。二是高瞻远瞩，特别重视对未来问题的探讨。据秘书姜明回忆，马老订了好多报纸，每天还要阅读大量的内参，但他还不满足。

【采访】原马寅初秘书姜明——

参考资料里头主要是讲内部的情况，他说报纸上是不是事实，人家写得不一定，他要实际调查，实事求是，所以他要自己下去看。

从1954年至1958年，马老每年都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深入城市、乡村视察工作。

【采访】原马寅初秘书姜明——

我都是跟他一块儿去，一块儿去都做记录，有一次到了海南参观一个矿场，他讲的话有口音，很厉害，他看了之后，我有些东西没有记下来，他就叫我拿去跟那个讲话的人核对一下，所以他对事，实事求是，很准确的。

马寅初后来备受争议而又最具影响力的《新人口论》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的。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首次人口普查，有口达六亿多，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已经成为历史。这个数字同时也让马寅初感到意外，看来人口增长比自己预想的要快，他在以后的基层调研中重点关注人口问题.

【采访】原马寅初秘书姜明——

最明显的有一次他回家去了，回到嵊县的那个他的老家农村去，好多小孩子都围进来了，他一看这么多的孩子啊，就问了他们，一家生七个八个，五个六个，生了很多。回来之后他就跟我说，那还了得啊，生下去，国家负担多重啊，生一个孩子国家都要负担的，粮食生产如果跟不上吃什么啊？他就跟我讲了，我想呢应该抽税控制人口，我来研究这个人口论，所以他就开始写了。

孩子多，在学者马寅初眼里是个问题，可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没这么想。

【采访】浙江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会长徐爱光——

那个时候因为刚刚解放，大部分地区都进行了土改了，然后农民分到了土地，娶了妻子，那么中国的农民呢那时提出来有一句话，叫做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坐坑头，就满足了。所以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生育率是提高得非常快。

马寅初对185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再加上几年来自己从基层调研中得来的材料，他判断中

国人口每年净增1300万。

【采访】徐爱光——

大家都认为是好事，但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算了账，人口以这样的速度猛增，将来必然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就学问题，就医问题，就业问题等等，等到这一些问题你都解决不了的时候，马老有一句名言，就是老百姓把共产党的一切恩德化为不满和失望。

马寅初认为，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1955年，马寅初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二次会议，在浙江小组讨论会上，提出书面发言稿《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

【采访】马大成——

那时候大家都认识不同，都认为马老的人口问题跟马尔萨斯有点相同的，有的说是苏联都不谈人口问题，中国也不要谈。还有人说马老谈人口问题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不满，更有人说马老幼稚，你把中国人口多这样子说，让帝国主义有了攻击中国的借口。争论得很激烈的，争论了四天，马寅初觉得当初的气氛不适合，所以他说我收回这个发言，但是不是说我现在收回以后就不说了，我还要调查，以后我在下次人代会还要讲出来。

【采访】张友仁——

解放后研究人口被否定了，研究人口的单位被取消了，社会学系都被取消了，那时候认为这些学科好像没有用，甚至于反动似的，当时跟学习苏联也有关系，苏联教科书里头认为社会学的人口规律，什么人越多经济越发展，好像人越多越好似的。

转眼到了1957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下，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面，就控制人口问题作了发言。毛泽东听后表示，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从前他的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今天看来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当时马寅初是深受鼓舞，他开始在各种场合宣讲人口论。

【采访】朱正直——

1957年4月27日，那个时候是在学校的大饭厅，他当时写了一个海报，马老自己贴的海报，就是说我要做学术报告，讲人口问题。大家都好奇，哟，马老要讲人口了，所以当时北大的学生大概有八千人，但是大饭厅只能容纳四千人，那坐不下了，所以里边都坐得满满的，我们没办法进去，就在外面听的。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第一次作公开的学术演讲，他还多次接受记者的采访，畅谈自己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采访】徐忠良——

实行在生育方面、控制方面的一些奖励政策，生两个孩子应该给奖励，生三个要征税，生四个要征很重的税，那么拿这个征来的税去奖励生育二个孩子的，这样来平衡。

马寅初告诉《文汇报》的记者，他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再次就控制人口问题提出议案。然而，这时已经有人发出了“事情正在悄悄起变化”的警告，很快，鸣放的空气就被反右运动取代。

【采访】马大成——

人口问题又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所以有好多朋友就提醒他不要谈了，但是他觉得我要是再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因为他差不多快八十，再不谈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下次他是不是再是人大代表呢？第二个，你要这一次不讲，人口更膨胀了。所以他觉得有必要，他有这个责任要提出来，他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国的大问题，所以他不能不讲。

言人之不能言，言人之不敢言，马寅初的一生就是这样。但当他再次提出控制人口的问题，等待马寅初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上集完）

在建国整整三十年后，中国人终于在1979年夏天，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要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奖励只生充一个孩子的夫妇的工作任务，这距离马寅初提

出人口控制的办法已过去了整整22年。

22年前，马寅初大声疾呼，忧心如焚，他无畏地坚持了真理，但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下集）

这是中国记忆中不能抹去的影像，那时他要活到一百岁，因为他要为新中国再服务和工作三十年。但是在这些年里，他到底是怎样过来的？他今天还好吗？

【采访】杨建业——

领导给我的任务就是采访马寅初，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许多外国来宾访问中国，都问到马寅初，想了解他的情况。

杨建业，新华社资深记者，他就是在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里第一个奉命采访马寅初的人。

【采访】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建业——

马寅初在22年前就是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以正式人大代表的身份就做了提案，就是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而且这个写了书面的提案，叫《新人口论》，就遭到批判，至今没有出来。所以叫我采访的时候，包括马寅初先生的近况，还有他对人口问题的看法都写在里面，然后给他见报，表示平反的意思。

但毕竟马寅初已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多年，杨建业颇费周折才得到了马家的电话。

【采访】杨建业——

1979年6月4日上午，拔通了马寅初家里的电话，我说要找马寅初先生，我是新华社记者，把我这个采访意思告诉他。后来接电话的人，就是他的次子马本初大发其火，电话里头就很大的声音说，马寅初不是被人们遗忘了吗？你找他干什么？火气很大，好像要吃人的样子。我们不希望你来，也不能报道。

杨建业并没有就此放弃，经过努力，马家总算让他进了门，但进了马家的门，杨建业却没见着马寅初。

【采访】杨建业——

要采访马寅初可以，但不是现在，我们商量过，说你已经过来了，就提出要求中央复查马寅初的问题，能够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公开赔礼道歉，把这些事情完成以后，马寅初所有的事情我们第一时间全部告诉你。

采访的任务没有完成，杨建业的心里也很不痛快，这在他的记者生涯中还是第一次碰到。吃了闭门羹的杨建业回社后，写了一份内参，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了马寅初提出《人口论》的经过和后来的遭遇。

这时的马寅初已经98岁了，他奇迹般的活下来了，这时他的耳朵聋了，双腿已不能行走了。

1957年马寅初遭到了错误的批判，但中国在人口问题上所发生的一切却不幸被他言中了，最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的国家错过了人口控制的最佳时机，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人口问题已经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沉重的包袱。

【采访】张友仁——

新人口论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是切中要害的。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首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人口已超过六亿，这个数字引起了马寅初的警觉，他在人大代表基层调研中着重关注了人口问题，同时开始提笔写有关人口问题的报告，他以科学家的严谨反复调查，数易其稿。1957年夏天，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马寅初就人口控制问题作了发言，7月5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他的发言，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采访】张友仁——

他主要的论点就是解放后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人口也迅速增长了，可是要是这样增长下去，要是不加控制，就会影响我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马寅初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人口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的，而且他也看到了其后果的严重性。根据1953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每年的人口净增加率在百分之二，已经过到六亿，到1957年马寅初根据自己的调查，中国人口增殖率高于百分之二，马寅初说，如果按照百分之二计算，中国人口总量五十年后将达到十六亿，如果按照百分之三计算，五十年后将达到二十六亿，那时将超过1957年世界人口的总和。

马寅初说因为人口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直接影响了国家建设规模，他大声疾呼，人口多是我们

的致使伤，他连用三个“非控制不可”——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更可贵的是，马寅初对如何控制人口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采访】徐忠良——

第一个方面他觉得应该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要让国民破除原来的这种多子多福，或者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观念，传统的生育观念有大的改变。在这个基础上来实行修改我们的婚姻法，实行晚婚，这个是他提出来的，就是男同志25周岁，女同志23周岁属于晚婚。

马寅初认为，国家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而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本身也是驳斥了当时从苏联照搬起来的观点，那套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

1957年在百家争鸣的气氛下，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带动了中国对这个问题的一场讨论，马寅初也由此遭到了报纸上不点名的批判，因为反右开始了。但马寅初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2月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马寅初还是就人口问题，作了《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的发言。这一年的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毛泽东说，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了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候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采访】徐忠良——

实际上就说人口多不是坏事，是好事。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内专家们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人除了有口以外，还有双手，手是可以创造的，口是需要消费的。

显然马寅初的观点与毛泽东是相悖的。也就在这时，大跃进开始了，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人很豪迈地提出了十五年内赶超英美的口号，并真诚地坚信自己能创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而奇迹的创造者就是亿万人民群众。最初的“人口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此时完全逆转。

【采访】张友仁——

陈伯达康生这些人当时以中央领导人的面貌出现，号召批判，通过组织上发动不讲道理的批判，不是以理服人的批判。

1958年在这样的形势下，马寅初还是本着一个学者的责任和良知，和往年一样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去基层视察了。

【采访】姜明——

我们去了山东、江苏、江西、河南，一直到广东，再到海南岛，这一路上他都很注重批判他的文章，他就叫我收集各个杂志，各个报纸，凡是批判他的文章都买来。他看了后，他说啊，这写得比较科学，我没有想到的，这点补充得好。有时候都是漫骂，他说根本没有水平，根本不懂得这个人口的严重性。

【采访】诸天寅——

我记得批判的时候，北大的大字报比反右时还要多，校园里头凡是墙上都是批判的内容，而且一直贴到他住的地方，贴到他床栏杆上，贴到他办公的地方。但是马老这点就是很了不起，他不是怒气冲冲，也不是好像垂头丧气，我这个还有印象，他去看大字报面带笑容。

【采访】朱正直——

那时候的批判大字报已经不是纯粹地对人口论批判，包括说马老的经济思想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等于把马老历史上的观点拿到现实来批判，等于算马老的政治老账。

除了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报刊上也出现了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光明日报》还特意开辟了专栏，整个舆论是一边倒的。

【采访】诸天寅——

好多批判他的文章，而且有些就是北大的经济系的老师学生，马老都是认真看，但是马老说你们没有一篇能说服我。

【采访】杨建业——

有人宴请他，叫他写检讨，说你只要写我错了，就几个字就行了，他把这个饭桌弄倒以后，拂袖扬长而去。

【采访】马寅初孙子马思中——

我想在这件事情，在这么大的压力下，来劝他的不是一个朋友，也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有他的下属，同事，有领导，在这种压力下肯定会有很多人为了他考虑或者其它的原因，来劝说他希望他能退让一步，但是他一直是坚持，他说这就是学术讨论，而不是政治，所以他一直没有退却。

【采访】诸天寅——

马老说了，他不是说头脑一热，心血来潮随便提的，他是有理有据的，有这个理论的支持也有事实的依据，农民具体的生活情况，他都做了具体的调查研究的，所以这样的话，他就是相信自己的观点并没有错。

1959年秋天，马寅初写了长达五万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刊登在《新建设》杂志上，这是他对全国性大批判的郑重反击。文章后面有两篇附带声明，第一篇就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他写道：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采访】徐爱光——

为了维护他的正确观点，马老是敢怒敢言，这也非常的了不起，我们有些科学家或者知识分子，他不是有些问题没有看到，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面他不得不违心地发表一些意见，马老不是这样的人。

第二篇声明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马寅初特别提到了他的一位好朋友。

【采访】杨建业——

这位朋友过去对我有很多帮助，就是我在蒋介石把我关起来的时候他营救了我，我从香港北上参政是因他的电召而来，以后他各个方面都很关心我，至此，是碰到学术问题，碰到真理问题，为了维护学术尊严，我不能写检讨，我对我的理论有把握，是没有错的，我是对的，所以我不能写检讨，我愿这位朋友再能够虚怀若谷，不要把我拒绝写检讨视为抗命。

马寅初提到的这位朋友就是他一直敬重的周恩来总理，不久之前，周总理找马老谈话，让他辗转难眠。这篇长文是马老反复思量之后给出的一个沉着、坚定而又动情的回应。

马寅初谢绝朋友的好心规劝，坚持自己的观点，但马寅初的不认错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顽固抵抗。

【采访】诸天寅——

到1960年的时候，北大大饭厅就贴出一个布告，说是经教育部批准，马寅初不再担任北大校长的职务，所以实际上他也不是辞职，实际就因为他坚持他的观点等于就是把他免职了。

很快，他的人大常委的职务也被罢免，他公开发表文章的权利也被剥夺了。1962年，81岁的马寅初又去实地调查了，他这次去的地方是他的老家浙江嵊县，这是他最后一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进行调研。

这时的中国人民开始尝到了大跃进所带来的后果，中国的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采访】马大成——

当初家里面都不赞成的，这么大年纪了，人家也不希望听到你的声音，对不对？但是他觉得有这么一个责任来提一点建议的，所以他又到农村来了。

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出了意外。

【采访】马大成——

年轻的时候他就养成了一个洗热冷水澡的习惯，因为在乡下条件不大好，那么冲冷水的时候井水冲的，在外面受了一点风寒，就发展成肺炎。因为他不大生病的，一生病比人家厉害，而且这次可能风寒很重。

马寅初只得中断调查，回北京接受治疗，这场大病对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大伤元气。人老先老脚，这场大病后马寅初一只脚不能走了，不久另一只脚也不能动了，从此他很少出家门。

新中国成立时，马寅初有一个学习研究的计划，其中就有他要为这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写一本农书。不能出门的马寅初开始了他农书的写作。

【采访】朱正直——

他说我现在也没有地方发言了，我现在就写我的农书，我要把我对农业农民问题的研究要写成书。

【采访】诸天寅——

他是用宣纸用毛笔，而且他是裁成一条条的，竖着写，写完以后就是卷起来，一卷一卷他接起来，这一章用浆糊接起来，然后一卷一卷的。

从1962年开始，他用了3年的时间写了一百万字，经过二次更改，写了一本农书，阐述他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

【采访】马思中——

我爷爷曾经讲过，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两个事情是影响到中国发展和中国人民生活的最大的两个问题，所以他在人口论告一段落的情况下，他着手写他的农书，但是非常非常遗憾，这本书没有留下。

因为在文革破四旧的时候，这本书的手稿连同一些书信和字画被马家自行销毁了。

【采访】诸天寅——

烧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家里是自己烧的锅炉的暖气，那个暖气片都热得手都没法摸一下。

百余万字的《农书》手稿被扔进了火炉，吞噬了，自毁手稿，反映出马寅初的内心该是怎样的悲哀，该是怎样的绝望，或者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平静如水。然而历史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实据可考的记载。

客观地说，马寅初还算是平安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因为他和宋庆龄、何香凝、华罗庚、邵力子等一起被列入受保护的爱国人士名单中，拟定这个名单的，还是他的好朋友周恩来总理。1971年，他九十岁时还患了癌症，也是周总理给他安排了治疗，得以奇迹般的康复。

马寅初因提出《新人口论》而被打倒，中国的人口问题研究从此被看作是禁区，这门学科的研究也就此中断了，但马寅初大声疾呼的担忧很快就变成现实中的大问题。《新人口论》发表22年之后，鉴于人口问题的紧迫性，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独生子女奖励政策。会议召开前夕，新华社记者杨建业接到了采访马寅初的任务，于是就出现了本片开头马寅初拒绝采访的一幕。

在新华社记者为此写的内参送上去之后，陈云、胡耀邦等同志很快作出了批示。

【采访】马思中——

因为他当时已经98岁高龄了，中央考虑他年纪的情况，所以分两步，第一步是由中央派人来告诉我爷爷，他的平反已经进入程序了，先给他一个信息。第二步，是正式派人到这里来宣布他被正式平反，他的理论得到认可。

1979年9月15日，北大的校领导和师生代表一起来到东总布胡同32号，看望马寅初先生，向他正式宣布平反的消息。

【采访】马思中——

我可以看到他笑得非常开心，但是我觉得他对平反并没有感到吃惊。

马寅初平反后，荣誉接踵而来，他先是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接着又重新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他的《新人口论》也一版再版。

1981年，马寅初一百岁了。自他1915年留学美国归来后，一生恪守了学术与公共服务结合的理念，一生在为贫弱的中国的富强而奋斗。

党和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祝寿活动，在这些热闹的场面上已经见不到马老了，他长住在北京医院，在那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马寅初活了101岁，他的寿命足够长，看到了自己的名誉被恢复，历史还他一个公道，但是，所有的这些对马寅初是重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