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悲剧与反悲剧意识

中国古代悲剧与反悲剧意识 ：柯汉琳

摘要：中国古代悲剧没有发展为巍峨的艺术殿堂，根源于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反悲剧意识，儒、道、佛及天命观等共同铸造了这种意识，不断冲淡着悲剧意识。中国古代悲剧诞生于悲剧意识与反悲剧意识的交接面，是这两种意识由对立走向调和统一所形成的文化内隐模式的外显形态，因而既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又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关键词悲剧意识 反悲剧意识内隐模式自觉意志

从宏观角度看，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象中国这样享有如此丰硕的艺术财富。但是，中国艺术也有其局限性。中国古代悲剧（本文所论悲剧是美学范畴的悲剧）就没有发展为巍峨的艺术殿堂，也较少留下具有雄浑风格和巨大影响力的作品。 这一特殊的艺术现象可以从中国特殊的文化体系中去考察。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曾指出：“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1）就是说，后代文化形式的发展变化是由先前形成的文化形式预先决定的。他又进一步指出，文化由“内隐”与“外显”的行为模式所构成，而“内隐模式”指的是历史地形成的、带有价值色彩的思想观念，它又是决定艺术等文明形态的内在依据。这一学说对于我们理解不同民族的艺术发展轨迹和风格，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悲剧的成就和局限及其总体风格，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正是由历史地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直接决定的，具体说，是由历史地形成的悲剧意识和反悲剧意识既对立又调和统一的“内隐模式”直接决定的。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否认中国存在着悲剧，其中有一种立论依据是，中国“没有悲剧意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悲剧曾有过它的“黄金时代”，“优秀悲剧成批出现”过。前一种观点看不到中国悲剧意识客观存在的事实，由否定中国悲剧产生的心理基础进而否定了中国悲剧的存在；后一种观点又显然看不到中国强大的反悲剧意识对中国悲剧繁荣发展的阻碍作用和对具体悲剧作品悲剧性艺术魅力的消解作用，夸大了中国悲剧的成就；此外，有的学者甚至把本属于反悲剧意识的观念例如一味追求“圆满”的“团圆主义”观念当作悲剧发展的积极因素，抹杀中国悲剧的局限性。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 毫无疑问，悲剧产生于悲剧意识。一个缺乏悲剧意识的民族是不可能产生悲剧的。中国并非缺乏悲剧意识的国度，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 何谓悲剧意识？悲剧意识或悲剧精神，不是指关于悲剧艺术的理论意识或悲剧观念，而是指对于人生的悲剧感和积极寻求对悲剧人生进行艺术观照和抗议的心理能量、动力和意向的总和。它应包括三个心理层次：首先是对悲惨现实人生的深切体验和由之产生的悲哀情怀，即现实的“苦难意识”或“人生悲剧感”。这是构成悲剧意识的浅层心理层次，却又是悲剧意识的基础。一个民族如果面对悲惨现实人生麻木不仁，悲剧意识就决不可能形成。但是，现实的苦难意识和人生悲剧感并没有产生悲剧艺术的必然性，仅有对苦难现实人生的体验和深哀，而没有对不幸加以追问和抗争的意志，甚至面对苦难逆来顺受或消极逃避，悲剧意识便荡然无存。真正的悲剧性心理图景的发光点在于那种既发现理想与现实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冲突，又面对苦难而不屈地挣扎、不倦地追询、勇敢地反叛并积极寻求自我拯救的心理意向。这是悲剧意识的核心精神，即深层心理层次。最后，悲剧意识还包括刻意表现苦难人生、陈示罪恶、高扬正义的艺术热情和勇气。它既是悲剧意识的一个构成或层次，又是引发悲剧创作意志的直接心理动力，没有这种心理动力，悲剧也不会诞生。 中华民族并不缺乏悲剧意识。千百年来，她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曾遭受过深重的苦难。尼采说，一个痛苦的世界对于悲剧是完全必需的。2）因为悲剧意识只能产生于悲惨的现实世界：残酷的阶级压迫与奴役，频繁的战祸与动乱，血腥的杀戮与毁灭，曾弥漫于中国古代社会；那“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蔡琰）、“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一页页记写着中国苦难的历史。中国人对这种悲惨现实人生有着至深至哀的体验，只要翻开一部精神文化史，就时时可以感受到这种至深至哀的体验和叹息：“人之生也，与忧惧生”（庄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伤今感昔兮三拍成，衔悲畜恨何时平”（蔡琰）、“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苏轼）„„。这是对苦难现实的深切体验和由之而生的对生命存在形式的低贱空幻、漂泊无依的“忧患意识”，是最深沉的“生命悲剧感”，它仿佛一条粗大的长线贯穿于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和“生命悲剧感作为一种心理“基因”历史地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悲剧意识。 中国人对悲惨现实人生也并非缺乏追询、抗议的勇气；对生命存在形式的意义、价值和正义之所在也绝不缺乏探究的热情。从《诗经》的变风变雅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开始，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追询、抗议和探究从没停止过；从“诗可以怨”到“意有所郁，不得通其道也”，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等的艺术主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不幸、不平现实的抗议的艺术热情，《窦娥冤》的悲剧主角临刑前发出的“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惊天动地的嘶喊，正是中国人对苦难现实强烈抗议的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千百年来，这种悲剧意识一直在我们民族的心灵中搏动着。 正是这种悲剧意识，使我们民族诞生了自己的悲剧艺术，其中也产生了象《红楼梦》、《水浒传》、《窦娥冤》、《桃花扇》、《赵氏孤儿》、《娇红记》、《雷峰塔》等这样优秀的悲剧作品。如果我们不是把希腊或文艺复兴时代的悲剧概念当作一张“普罗克拉斯铁床”来规范中国的戏剧，而是正视我们民族历史形成的悲剧意识和建立在这种悲剧意识上的艺术事实，那么，就没有理由否认中国悲剧的存在。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本来，如前所述，中华民族也许是遭受苦难最多的民族之一，中国人对现实人生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感也许是最深沉的，因而也是最可能走向辉煌灿烂的悲剧艺术世界的，但是，中国古代悲剧终于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它既没有早熟，也没有得到繁荣发展，而且多数悲剧作品缺乏震撼人心的悲剧性艺术力量，“大团圆主义”的结构模式屡见不鲜，悲剧主角普遍缺乏自觉意志的悲剧选择和斗争精神，悲剧冲突缺乏伟大宏壮的崇高感，等等。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存在一种与悲剧意识相对立的，根深蒂固的反悲剧意识。中国古代悲剧实际上是在悲剧意识与反悲剧意识的夹缝中艰难挣扎成长起来的，又是在这两种意识的交接面上诞生的。一方面，悲剧意识浇灌培育了中国悲剧之花；另一方面，反悲剧意识又以一种强大的反作用力压制着这朵艺术之花的正常成长，同时也给在艰难中成长起来的悲剧作品注下了一种消解剂，冲淡了中国悲剧的悲剧性色彩。 那么，这种反悲剧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其文化思想渊源是什么，它又是怎样影响中国悲剧的？ 中国反悲剧意识的根子无疑是早已形成的中国特有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精神，特别是儒、道、佛的学说。下面试作分析： 如所周知，悲剧产生于不和谐，产生于不可克服的现实矛盾和难以调和的冲突。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始终以和谐为理想。和谐观念萌芽于殷周时代，渊源于“天人合一”、“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其本义指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协调融合。后来由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推及社会、政治、伦理、美学各个领域，并作为最高的理想范式，其中以道德精神为核心，要求绝对按照和谐的理想规范个人的伦理行为，即所谓中道中庸、执用两中、不走极端、适可而止、行而有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等，也就是要求个人与社会、心理与伦理、情感与理性的高度和谐；一旦个人与社会发生矛盾冲突，不管是非曲直，个人必须克己复礼，服从群体，自我控制，不怒不争，或自我内省，委曲求全。这种从和意识和伦理行为规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价值基因和核心精神，就像一种集体无意识浸透了我们民族肌体的每个细胞，积聚于我们民族的心理结构之中，不仅相当稳定，而且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集体合力，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在各个领域的行为方式。很明显，这种观念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例如对社会具有稳定作用。但是，在塑造民族性格方面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它使人们缺乏对个体生命、情绪、愿望、价值的高度自觉和尊重，自然也缺乏那种对悲哀不能忍受和对罪恶不避正面抗争的生命意向；每个人都置身于“情境中心”（3）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把自我消融于首属关系和群体中，个人依赖于群体，快乐与悲哀共同承担，因而个人对现实苦难往往缺乏一种自觉的责任感，甚至面对苦难而缩身回避。这种心理素质与以正视苦难、反抗苦难为核心精神的悲剧意识显然格格不入，而恰恰成为滋生反悲剧意识的心理土壤。本世纪法国最出色的悲剧理论家之一卡尔·雅斯贝尔斯曾指出：“在人们成功地取得对宇宙协调一致的解释，并在实际生活中与之保持一致的地方，那种悲剧观点就不可能产生。”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古代中国”。（4）黑格尔也说过，“东方的世界观”“一开始就不利于戏剧艺术（主要指悲剧——笔者注）的完备发展”，“因为真正的悲剧动作情节的前提需要人物已意识到个人自由独立的原则，或是至少需要已意识到个人有自由自决的权利对自己的动作及后果负责”。（5 ）他认为东方人包括中国人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原则”。雅斯贝尔斯和黑格尔的论断有明显的片面性，他们看不到中国悲剧意识存在的依据和事实从而否定了中国悲剧产生的必然性、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但有一点是中肯的，悲剧意识和悲剧艺术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充满中道、中庸的伦理精神和缺少个人独立性的环境中生长发展确实更为艰难；而已经形成的悲剧作品，在这种和谐理想和伦理精神的灌注之下，也总是习惯于把矛盾冲突控制在中和景致之中，悲剧冲突还没推向尖锐对立和双方毁灭的程度就以和解、团圆的喜剧形式结束，或矛盾冲突进入强弩之势即转向舒缓宁静。这与希腊式悲剧很不相同，古希腊人也崇尚和谐，但他们强调，“最美的和谐”“都是斗争产生的”（6）。就是说，在希腊人看来，和谐不是产生于不同事物或因素间的协调同一，而是相反，产生于对立面的斗争，通过斗争达到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神的关系的认识上，他们都强调以斗争求和谐。因此，他们不强调个人对自然、社会和神的服从关系，认为个人的独立自由精神、个性的生命和价值应受到高度重视，从而养成了一种悲哀不能忍受、强权不能屈从的生命意识，他们面对现实人生的苦难必然表现出自觉的、强烈的抗争精神。这正是悲剧意识的核心精神所在，希腊悲剧的早熟与繁荣和希腊人这种文化意识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朗格所指出的：“只有在人们认识到个人生命是自身的，是衡量其他事物尺度的地方，悲剧才能兴起，才能繁荣。”（7）。中国悲剧没有早熟和繁荣，缺乏的正是希腊人这种观念。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家学说，其人生哲学无疑弥漫着人生悲剧感。在中西哲人中，没有谁比老子更早发现和体验到“生存即痛苦”了，他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8）。庄子对生之悲哀也深有感慨，他说：人“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弛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9）这种建立在对污浊、苦难现实深切体验基础上的人生悲剧感本可导向悲剧意识，但实际并非如此。面对污浊、苦难现实，道家选择的是逍遥无待、翩然避世的道路。于是，现实人生的悲剧感终于演变为一种貌以旷达实是无可奈何的人生态度，生存的痛苦体验终于变成一种消极圆滑的生存“智慧”、对现实的切肤之痛和清醒的批判态度终于异变为一种不负责任的惬意逃遁。在这种人生观的熏陶之下，人们不觉养成了苟且偷生、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对于人间世的苦难与邪恶，往往缩身回避，而当苦难落在自己头上时，也往往以老庄无为无争的哲学来抑制自我的情绪冲动。这种心理状态无疑与悲剧意识背道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