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社会囚犯的人权保护2

论法治社会囚犯的人权保护 1 一、引言 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世界各国人民为争取人权进步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就全球范围来说，现代社会还远没有能使人们达到享有充分人权这一崇高的目标。我国虽然在人权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继续推进人权事业的发展，仍然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我国囚犯人权保障事业。我国监狱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虽然五十多年来总体上较好地回应了各个时期国家与社会对其提出的历史任务与时代使命，但是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民众人权意识的提高，我国监狱制度的缺陷和囚犯人权保障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与国内舆论的关注，并被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关注和研究我国囚犯人权保障问题，对于提高囚犯人权保障水平，进而促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就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2 二、世界人权理论与联合国囚犯待遇标准中的囚犯人权

（一）囚犯享有人权是囚犯主体资格理论的内在特征 从权利本源分析，人权首先是具有主体资格的“人”所应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仅仅因为是人就应当享有的权利，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人们拥有权利的唯一理由是他们是人；人们之所以拥有人权，是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人权往往被定义为人之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 [1] 。既然一切人都享有人权，那么，囚犯作为人类的成员，尽管是因犯罪而被监禁的成员，同样拥有作为人的主体资格，当然享有人权。 从囚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角度看，同样应当享有人权①。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之所以犯罪成为一名囚犯，不仅仅是个人主观意志的选择，同时也是社会中恶性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将犯罪视为社会中诸多矛盾相互作用的产物，承认一定量的犯罪存在具有某种必然性，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已成为刑法理论界的共识。犯罪现象根植于社会本身，属于社会日常运转的一种特殊方式。犯罪属于社会中的犯罪，犯罪人属于社会中的犯罪人，依然享有基于社会共同体成员身份而享有的基本权利。同时，还要看到，既然社会对犯罪行为负有一定的责任，那么犯罪人对其危害社会的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应当是相对的和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 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公民”一词作为法律概念，是中性的，不论守法者，还是违法者甚至是犯罪人，有无国籍是衡量其是否为一国公民的唯一标准。只要一个人具有一国国籍，就是该国的公民，在该国中就具有公民资格，依照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囚犯虽然受到刑事惩罚，但其公民资格并没有被剥夺，依然享有平等的法律人格，其作为公民仍然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由此，囚犯在法律上的公民地位，就成为囚犯人权的另一个理论来源。 囚犯具有公民资格表明，刑罚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权力关系。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只是改变了作为公民的囚犯的权利形态，而非剥夺囚犯的公民资格。因此，国家在有权惩罚囚犯的同时，也负有保障囚犯权利的义务。由法治国家的性质决定，国家与受刑者传统的单向关系变成了在一定情况下的权利义务的相对关系：“国家有对囚犯执行刑罚的权力，也有对他们给予扶助和救助的义务；囚犯有依法接受刑事惩罚的义务，也有请求扶助、挽救的权利” [2]。退一步讲，在最低限度上，国家既然没有论法治社会囚犯的人权保护 3 剥夺囚犯的生命，也就意味着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囚犯生命权的存在，并且必须给予囚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其他权利。

（二）联合国囚犯待遇标准中的囚犯人权

囚犯人权一直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增进囚犯的权利，促进对囚犯的人道待遇，保障囚犯的基本权利。在囚犯待遇标准确立阶段，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了一系列涉及囚犯人道待遇的人权标准，对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囚犯人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主要包括《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囚犯待遇基本原则》、《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执法人员行为守则》、《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武器的基本原则》、《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全面规定了各会员国在执行监禁刑时应当遵守的各项原则和制度，强调对于囚犯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和其他主张、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而加以歧视，对于囚犯入监登记、分类关押和管理、惩戒和申诉机制、监狱工作人员等在执行监禁刑过程中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4 三 、中国囚犯人权保障现状

（一）中国囚犯免受酷刑权保障现状 所谓酷刑，指的是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员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对于禁止酷刑，中国政府一贯态度鲜明，坚决支持。早在1986年便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成为其缔约国，并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对其加以吸收，先后制定或修改了《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人民警察法》、《国家赔偿法》等一系列法律，对公民免受酷刑权予以保护。但是，在肯定我国反酷刑工作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反酷刑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囚犯免受酷刑权保障现状堪忧。 在实践中，有的监管人员明知其他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却不予制止甚至故意离开现场，假装不知情，有的甚至鼓励他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被监管人，致使牢头狱霸在某些监管人员的纵容包庇之下，为非作歹，严重侵犯其他囚犯的人身权利。对于此类行为，现行刑法却无法追究有关监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虽然监狱当局基于维持监狱纪律和秩序的需要，有权对囚犯施加处罚，但根据人道主义原则，监狱对囚犯的惩戒必须限定在必要限度之内。然而，过度惩戒囚犯现象却在相当大程度上存在于我国监狱日常管理活动中。我国《监狱法》第58条第1款规定，对囚犯聚众哄闹监狱、辱骂或者殴打人民警察等八类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监狱可以给予警告、记过或者禁闭等处罚，但对处罚囚犯的具体方式和期限却无明文规定，致使在适用程序上无法律依据，处罚随意性比较大，囚犯遭受处罚时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缺乏正当程序的保障。在监狱行刑实践中，少数狱警随意剥夺囚犯权利的行为经常发生，滥用罚款、禁闭以及其他行政处罚，打骂囚犯，甚至致其伤残、死亡。我国《监狱法》第58条规定了对囚犯实行期限为七天至十五天的禁闭，属于监狱处罚囚犯破坏监管秩序行为的方式之一。这种关禁闭常态化的做法显然与联合国囚犯待遇标准相距甚远，也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在监狱行刑实践中，关禁闭由于缺乏相关制度保障，随意性强，进一步加剧了其非人道性。 论法治社会囚犯的人权保护 5 人格尊严是20世纪以来各国普遍重视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采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规定表明，公民的人格权是不可剥夺的。对于囚犯，《监狱法》第7条同样明文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很显然，囚犯作为犯了罪的公民，仍然享有完整的人格权。然而，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陈规陋习的制约，我国监狱行刑实践对囚犯人格尊严的保障并不令人满意。主要表现在: 一是强制囚犯剃光头行为严重侵犯其人格尊严。囚犯被强制剃光头是我国监狱行刑实践中持续五十多年的不成文规矩，以至于剃光头成为人们观念中囚犯的标准形象。显然，这种做法不符合国际法精神。二是囚犯姓名权得不到保障。姓名权作为人格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一个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囚犯作为人，同样享有要求他人称呼其姓名而不是使用代号的权利。不过，在我国监狱行刑实践中，囚犯姓名权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监狱警察习惯以编码、代号称呼囚犯，同样伤害了囚犯的人格尊严。另外，监狱工作人员随意辱骂囚犯现象也相当普遍，同样侵犯了囚犯的人格尊严。

（二）中国囚犯劳动权保障现状

我国囚犯的劳动义务特征突出，囚犯劳动强制的过度化、惩罚全面化倾向明显。《监狱法》第70条规定：“监狱根据罪犯的个人情况，合理组织劳动，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 根据国际法精神，过于强调囚犯劳动的强制性、惩罚性明显不当。首先，与联合国囚犯人道待遇标准背道而驰。我国囚犯劳动强制属于过度强制，与联合国囚犯劳动的有限强制背道而驰。在联合国囚犯待遇标准中，尽管有囚犯必须参加劳动的规定，却有必要的限制性。《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1条第2款和《关于监狱劳动的总原则》第1条均明确规定，服刑囚犯都必须参加劳动，但要以医生开具的体质和神经状况证明为度。劳动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权利，而且主要是一种权利。事实上，在联合国囚犯劳动制度中，劳动主要是囚犯的基本权利，包括囚犯有参加以提高回归社会能力为价值取向的劳动权利，有选择劳动种类的权利、有劳动休息的权利、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有受劳动安全保障的权利，等等。同时，这种有限强制性集中体现在囚犯劳动不得具有惩罚性这一点上。《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在第71条第1款特别强调：“监狱劳动不得具有折磨性质”。因此，从联合国囚犯劳动制度看，将囚犯参加劳动理解为纯粹义务性规定并不妥当，与其说是一项强制性规定，还不如说是对囚犯在充分享有劳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