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语境与历史20世纪后半期辛亥革命史的变迁

2011年第9期山东社会科学No．9总第193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193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政治、语境与历史：20世纪后半期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变迁

黄广友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辛亥革命史研究与社会变迁共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因政治主题演变、社会思潮交替和时代话语环境转换，大体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后

到“文革”结束、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三个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人们对辛亥

革命史的研究和评价各有不同，从而勾画出一幅生态各异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学术变迁的画

卷。

［关键词］政治；语境；辛亥革命史；学术变迁

［中图分类号］K257．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1］09－0015－08

辛亥革命发生迄今已有一百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大概没有比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与评价更具敏感性、更具政治色彩、党派纠结更加突出的事件了。辛亥革命一百年“研究”的兴衰与“评价”的起伏，与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本身的变迁，尤其是与这一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潮的涨落密切相关，甚至常常为后者左右。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史学界来说始终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而且西方学者也对此充满浓厚兴趣。

辛亥革命虽然已成过去，但在解决近代中国主要问题方面，它所揭櫫的“革命”路径，在人们心中不断地与“改良”进行比较着，一百年来，“革命”与“改良”孰优孰劣的问题始终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我们。而且由于辛亥革命之路径同中共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方法论上同为一种，因而更增加了其政治色彩，这可能就是人们对辛亥革命评价如此敏感的深层原因。我们究竟如何对待“革命”？如何看待“改良”？作为后人，在凭“后见之明”衡估前人历史之时，当作何思考？“革命”是“搞糟了”，还是“唯一正确道路”？“改良”是“更稳妥、更可行”的方法，还是“此路不通”？事实上，这些问题又常常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论题。由之，政治思潮、社会思潮与话语环境等因素规定和控制着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评价。20世纪后半期，我们的政治主题、社会思潮和话语环境，经历了多次深刻变迁：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是以“反西方”为主的“冷战”语境，这是民主革命时期革命与救亡语境的延展；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末，是以反思“文革”和为现代化建设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主要特征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20世纪最后10年以“反激进主义”为精神特质的保守主义语境居支配地位。①在每一个阶段，由于来自学术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人们对辛亥革命理解和评价有很大不同，从而勾画出一幅生态各异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变迁的画卷。

收稿日期：2011－07－15

作者简介：黄广友，山东滕州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厅科研发展计划项目《政治鼎革与学术变迁》（项目编号J10WE54）的阶段性成果。

①参见王学典：《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一

在新中国成立前，辛亥革命史是被视作国民党党史研究的，许多学者囿于党派偏见，著作很难说是科学的学术著作。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撰写的辛亥革命史创始之作，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出现：一是黎乃涵（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二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上海生活书店1948年版）、《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海洋书屋1948年版）。这三部著作具有明显的为革命呐喊的色彩，所掌握的史料也较有限，但是它们改变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观察历史的视角，为1949年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改变了近代中国黑暗之命运和发展之轨道，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对新中国采取冷漠、敌视与封锁政策，新中国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而且又有朝鲜战争及中国“抗美援朝”，因此，民主革命时期点燃的民族情绪不仅未平息下来，反而更进一步高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居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反西方斗争，整个社会弥漫的是“反西方”冷战话语。在冷战语境和除旧布新的思想潮流中，毛泽东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态度由民主革命时期侧重于褒扬，转而增加了对辛亥革命缺点的批评。②另外，由于国民党政权盘踞在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伺机反攻大陆。在高度敏感的政治环境中，1951年，中共出于现实的考虑没有举行辛亥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③这些政治变化对辛亥革命史研究产生的消极作用是明显的。

本来，政权更替已经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巨大冲击，“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④而1949年后，主管思想意识形态高层对知识分子又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运动，而且领袖毛泽东直接介入，并提出了他对新中国史学及史学家的期待，使原本就很敏感的史学家其阶级敏感性陡然增强。20世纪50年代初期，鲜有学者再愿意去研究辛亥革命史（解放前常被认为是国民党党史），直到1955年，发表的论文数量非常少，出版的著作中，除重印黎澍、胡绳等人建国前的著作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撰写的辛亥革命专史新著，只有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旭麓著《辛亥革命》。

但是，辛亥革命不同于普通的历史事件，它本身负载着很多政治因子。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经过一段低潮后，大体从1955年开始有了变化。其重要标志是，这一年，中共由周恩来主持，高规格举办了孙中山逝世30年纪念活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孙中山的高调文章。1956年，中共明确提出对台政策由“武力解放”改为“和平解放”，又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吴玉章发表《孙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精神》等文章。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评价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为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做出了丰功伟绩，并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孙中山的缺点，“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苛求于前人”。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的高度评价，有力推动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文章发表达二百余篇之多。但是，到1958年，史学界掀起“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运动，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热情迅速消失，对资产阶级整体评价明显走低。辛亥革命史研究又受到一次冲击，转入低潮，到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才又有所恢复。

196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同月，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汉共同主办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到会的有吴玉章、范文澜、李达等著名学者，还有来自湖北和全国各地的一批青年才俊，如章开沅、林增平、李时岳、胡绳武、金冲及等，这些人以后都成为活跃于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这两大纪念活动将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又一次推向高潮。而且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许多问题开始深入研究，有些问题引起了激烈争论，如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刘大年的《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系统论证了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从属于不同的阶级利益。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①②③④⑤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三十年》，参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卢毅：《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评价》，《百年潮》2011年第6期。

张海鹏：《50年来中国大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1472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1－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