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

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分析

内容摘要：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卡列尼娜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她们生活的时代相近,都有表面似乎幸福而实际并不和谐的婚姻家庭,有对理想爱情的渴望和对个性解放的领导追求,有因爱情幻灭而自杀身亡的悲惨命运,但具体社会环境和家庭地位、对爱情的理解和追求以及引起悲剧的主要原因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精神境界和性格特征。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悲剧比较研究

两者共同的悲剧爱玛和安娜的结局都是自杀,爱玛在破产的绝望中服毒自尽，安娜在对爱情的绝望中卧轨。福楼拜通过爱玛的悲剧批判社会的冷漠，爱玛的悲剧，在于展现爱玛从天真浪漫到堕落，由堕落走向毁灭的悲剧，揭露金钱至上的社会戕害人性、腐蚀灵魂的罪恶。福楼拜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头面人物的丑恶嘴脸，他们将爱玛推向死亡，小说的副标题是《外省风情》，他为我们展示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外省生活的工笔画卷，那是个单调沉闷、狭隘闭塞的世界，容不得半点对高尚的理想，乃至爱玛这样对虚幻的“幸福”的追求，而以药剂师奥梅为代表的所谓自由资产者打着科学的旗号，欺世盗名，无往而不胜。妇女在这个社会中更是弱者，福楼拜自己就说过：“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二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忍受苦难，伤心饮泣。”爱玛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在另一个层面上，福楼拜也通过爱玛的浪漫理想的破灭埋葬了浪漫主义，昭示了浪漫主义的末路。与之相比，安娜的悲剧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悲剧，是对无能为力的人性的深刻批判和反思。

《安娜·卡列宁娜》描绘的是俄国“一切都犯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风貌，安娜的故事是其中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是列文的一系列矛盾和探索。同《包法利夫人》一样有着深广的社会意义，然而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在社会批判的同时，更可贵的是他深入微观世界，审视人的灵魂，有些评论说安娜无力对抗上层社会虚伪的道德压力，又无法脱离贵族社会，在极其矛盾的情况下走向自杀。我认为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结合固然会导致社会道德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未大到可以毁灭安娜，真正彻底毁灭安娜的不是社会道德的压力，也不是和谢廖沙分离的痛苦，而是爱情曾有的激情不可避免的消退。安娜陷入怀疑妒忌中不可自拔，她追求真爱的理想破灭，这是真正的爱情悲剧，导致这个悲剧的罪魁祸首是人性中的某些弱点。事实上作者安排安娜与渥伦斯基在站台上的第一次见面就已经预示着他们的结局了。

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死亡，列文一直想自杀，列文哥哥的死，安娜的卧轨，渥伦斯基想去战场吃子弹，全书闪现着噩梦，死亡和宿命的影子，在这里，安娜的自杀不单单是对社会的反叛，更是托尔斯泰对人生的深层思考。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都成功地塑造了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主人公形象，两者的悲剧在一定程度有都有着相似之处，都是当代社会制度下的牺牲品。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爱玛和安娜这两个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在十九世纪女性意识最初的觉醒，在文学作品中较早的探讨了女性的生存困境。这两个人物形象同时也反映了福楼拜和托尔斯泰两位现实主义大师的文学风格和人生思考。夏娃的觉醒与反抗----浅析艾玛与安娜的形象比较

摘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都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杰出作品，本文对这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艾玛和安娜的形象社会时代意义进行分析，探讨了这两个人物形象所反映的当时社会上的女性意识的萌动，通过对艾玛和安娜的反叛和悲剧进行探讨，对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艺术和思想的一些方面作了一些分析。

关键词：女性意识反叛悲剧同是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都成功地塑造了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主人公形象,这两部小说都是较早正面涉及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在情节上又都涉及到所谓的“婚

外恋”。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此之前的欧洲文学作品中，写过婚外恋的也不乏其例，大多是才子佳人，或在浪漫主义作品中宣扬个性解放思想的，如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而真正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着力表现女性的困境和挣扎却是很少，艾玛和安娜都对自己的婚姻状况不满，艾玛的丈夫夏尔·包法利和安娜的丈夫卡列宁都是平庸的人，夏尔作为一名医生，医术平平，平时就是为病人放放血之类，大病不会看，作为丈夫他又沉闷无趣；卡列宁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和很多当时俄国的上层贵族一样，昏庸固执。可笑的是他们在世俗的眼光看来还算上是好丈夫，夏尔对艾玛百依百顺，真心的爱着她，尽管他从来没有走进妻子的内心。卡列宁尽管内心冷漠，却也给妻子提供丰厚的物资条件，亲自给儿子授课，甚至在知道妻子有了外遇的情况下仍然维持家庭。然而所有这些，却将她们推向更加不幸的深渊。面对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安娜和艾玛都不甘于现状，作出了反抗，这两部作品都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宁娜》是时代造就的，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期，掀起了西方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虽然这次运动的主题还停留在争取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的范围，但至少说明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甚至更早些的时候，女性意识的觉醒已在欧洲萌动。

《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宁娜》在众多的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是较早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两部作品，在《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宁娜》中,艾玛和安娜是作为主要塑造的形象,并且作者在不同程度上试图深入到她们的内心，探究女性的困境，很可贵的对女性表现了一些理解。

福楼拜甚至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在作品中都试图深入到女性的内心世界，福楼拜被称为“自然主义的先驱”，注重冷静客观的描写，还原生活的原貌，托尔斯泰认为“没有细节就没有作品”，这两位现实主义作家都注重通过细节的描写刻画人物内心。《包法利夫人》中艾玛的心理活动完全是在她的行动和语言以及一些细节描写中不动声色的展现出来的，而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安娜的心理除了一些细节描写外，还有一些直接的心理活动描写，除此之外，托尔斯泰还通过梦境来展现安娜内心的焦躁不安。但在作品中有一些细节的描写还是有些出于性别因素产生的误解，例如，《包法利夫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艾玛由于对夏尔·包法利不满，看到自己的女儿，觉得女儿竟然也长得那么难看，甚至当蹒跚学步的小女儿走向她的时候，她嫌恶的推开自己的女儿，摔破了女儿的头。这位“客观性艺术”大师在这个细节的设置时却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尤其是不符合女性的心理特征，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性别误读。有一些误解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存在着一些偏差，这两部作品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还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两种反叛艾玛出生于普通的富裕农民家庭,在教会学校学习,喜欢读小说,脑袋里充满了幻想,渴望浪漫的爱情.她向往贵妇人的生活,却嫁给了既不懂得浪漫情调又不能提供贵族生活的夏尔, 艾玛对于家庭婚姻的反叛和对爱情的追求中不得不伴随着物质因素。安娜有着贵妇身份，嫁给虚伪冷漠却身份显赫的卡列宁，安娜生活在上流社会中，她从来没有受到过物质因素的困扰，当安娜找到她所认为的真爱时，她所受到的压力来自社会道德和母子割舍。然而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长得都十分美丽。美丽更带给艾玛渴望物质的虚荣，安娜的美丽则能被充分利用与她的个人魅力配合的相得益彰。社会环境和身份地位的不同使得她们对爱情的追求有所不同。相比而言，艾玛更贴近世俗的叛逆，安娜追求的更多是纯粹的精神之爱。处境和地位的差别也使得她们在各自的反叛和追求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艾玛自始自终是忧郁和软弱的，在对现实处境失望之余，为纨绔子弟罗道尔夫所惑，成了他的情妇。但罗道尔夫只是逢场作戏，不久便对她心生厌倦，离她而去。艾玛又成了赖昂的情妇。为了满足虚荣，艾玛借高利贷，导致债台高筑，最后服毒自尽。在这过程中艾玛几乎一直是

在偷情。安娜在小说中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十分有魅力、充满活力的女人，不管是为哥哥调解家庭矛盾还是在社交场，读者都可感受到她的美丽与激情，当她觉醒了，发现自己无法再忍受虚伪和欺骗，安娜表现出不顾一切的勇气，当小说中写到渥伦斯基在赛马会上摔下马来，安娜因失声大叫而暴露了“奸情”之时，有些疯狂的对丈夫说：“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随你高兴怎么样把我处置吧。”在安娜决定抛弃一切离开家庭的时候，当她不顾渥伦斯基的反对，不顾别人眼色毅然去戏院看戏时，都体现了她的勇气与激情。

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艾玛和安娜的性格都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艾玛从开始时有着浪漫的性格，心中追求的是真爱，虽然她也有着向往奢靡生活的虚荣心，可还是将爱情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她决定和罗道尔夫私奔，“即使是一起流浪”，她也愿意。罗道尔夫的离开打破了她心中的幻想，也成为艾玛性格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艾玛开始走上自我放纵的道路，到了最后几乎完全堕落，相反一向毫无情趣的夏尔·包法利却逐渐的有了一些浪漫的气质，拿着艾玛的一缕头发默默地死去。安娜开始是热情又有魅力的贵妇，当她觉醒并决定追求真爱时，她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激情，这种勇气和激情贯穿安娜性格发展始终，而且愈来愈强烈，当渥伦斯基的爱情有所消退时，这种激情有所扭曲，安娜变得多疑、反复无常。艾玛在无法对抗社会的时候走向堕落，而安娜是从反抗到反抗，走向铁轨则是她反抗的最强音。

三、一样的悲剧艾玛和安娜的结局都是自杀,艾玛在破产的绝望中服毒自尽，安娜在对爱情的绝望中卧轨。对于死亡的描写福楼拜作了精彩的自然主义风格的描写，艾玛怎样服毒，怎样痛苦的挣扎，怎样断气，写了好几页，非常逼真，福楼拜出生于里昂一家著名的医生家庭，对各种病痛非常了街，福楼拜还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妹妹死亡的过程，在对艾玛的死亡的描写中投入了强烈的哀思，然而始终运用冷静客观的白描，作者的感情融入字里行间而不溢于言表，将丑恶的生活现象照实描绘，这为19 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托尔斯泰对安娜的自杀的描写带有那么一点现代主义色彩——这一切好像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她去车站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去等候渥伦斯基。火车进站的鸣笛让她突然想到了死，于是她就走下了站台，她当时表现得异常“清醒”，她甚至感到自己手提包被什么东西挂了一下，又从容地解开了它，但这种清醒未尝不是一种悲哀的迷惘。安娜想惩罚他的情人，想让自己的死使对方感到悔恨。安娜认为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了，她做了最后一次反抗。同样的关于自杀的描写反映出这两位现实主义作家的各自的特点：

福楼拜的的作品大多是篇幅不算长的长篇小说，而又非常善于刻画人物形象，为此，他十分注意观察事物，搜集材料，注意细节的真实。他通常用白描手法，运用简洁的语言抓住特征，烘托气氛。他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为了锤炼语言和句子，常常反复推敲。他认为，“没有美好的形式就没有美好的思想，反之亦然”。因此，他用词精粹、明晰而准确。他曾是莫泊桑的导师，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读者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

然而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而且在于表现，特别是表现人内心的微观世界。他洞察人的内心的奥秘，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潜意识，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家，但他的文体的精美与和谐无与伦比，这并非来自作者对小说修辞、技巧、叙述方式的刻意追求，而仅仅源于艺术上的直觉。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初具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的一些特色，如表现主义理论家克罗齐的《美学》第二章的标题就是“直觉与艺术”，克罗齐强调直觉和表现是不可分的。

福楼拜通过艾玛的悲剧批判社会的冷漠，艾玛的悲剧，着重点不在艾玛的爱情故事，这不是爱情悲剧，而在于展现艾玛从天真浪漫到堕落，由堕落走向毁灭的悲剧揭露金钱至上的社会戕害人性、腐蚀灵魂的罪恶。福楼拜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头面人物的丑恶嘴脸，他们将艾玛推向死亡，小说的副标题是《外省风情》，他为我们展示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外省生活的工笔画卷，那是个单调沉闷、狭隘闭塞的世界，容不得半点对高尚的理想，乃至爱玛这样对虚

幻的“幸福”的追求，而以药剂师奥梅为代表的所谓自由资产者打着科学的旗号，欺世盗名，无往而不胜。妇女在这个社会中更是弱者，福楼拜自己就说过：“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二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忍受苦难，伤心饮泣。”艾玛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在另一个层面上，福楼拜也通过艾玛的浪漫理想的破灭埋葬了浪漫主义，昭示了浪漫主义的末路。与之相比，安娜的悲剧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悲剧，是对无能为力的人性的深刻批判和反思。《安娜·卡列宁娜》描绘的是俄国“一切都犯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风貌，安娜的故事是其中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是列文的一系列矛盾和探索。同《包法利夫人》一样有着深广的社会意义，然而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在社会批判的同时，更可贵的是他深入微观世界，审视人的灵魂，在这一方面，俄国作家走的要早一些，与托尔斯泰同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也都开始深入人的微观世界。有些评论说安娜无力对抗上层社会虚伪的道德压力，又无法脱离贵族社会，在极其矛盾的情况下走向自杀。我认为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结合固然会导致社会道德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未大到可以毁灭安娜，真正彻底毁灭安娜的不是社会道德的压力，也不是和谢廖沙分离的痛苦，而是爱情曾有的激情不可避免的消退。安娜陷入怀疑妒忌中不可自拔，她追求真爱的理想破灭，这是真正的爱情悲剧，导致这个悲剧的罪魁祸首是人性中的某些弱点。事实上作者安排安娜与渥伦斯基在站台上的第一次见面就已经预示着他们的结局了。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死亡，列文一直想自杀，列文哥哥的死，安娜的卧轨，渥伦斯基想去战场吃子弹，全书闪现着噩梦，死亡和宿命的影子，在这里，安娜的自杀不单单是对社会的反叛，更是托尔斯泰对人生的深层思考。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艾玛和安娜这两个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在十九世纪女性意识最初的觉醒，在文学作品中较早的探讨了女性的生存困境。这两个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形象塑造上又具有古典文学向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的过渡时期的一些特色。这两个人物形象反映了福楼拜和托尔斯泰两位现实主义大师的文学风格和人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