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_时评

包容性增長：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增長日期：2010-10-14 作者：陳憲來源：文彙報陳憲包容性增長，要求包容經濟、社會和生態，包容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包容本土化和全球化，對於現階段的中國和世界，最為重要的，是包容效率與公平，以實現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增長。

經濟增長無疑以效率為重要前提，但包容性增長是以機會公平為基礎的增長，而且只有做到機會公平，才能真正做到兼顧效率與公平。

胡錦濤主席最近在出席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開幕式時，發表了題為《深化交流合作實現包容性增長》的致辭。

在這篇致辭中，胡錦濤強調，實現包容性增長，切實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為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實現經濟長遠發展奠定堅實社會基礎，是亞太經合組織各成員需要共同研究和著力解決的重大課題。

“包容性增長”，這個在2007年由亞洲開發銀行首次提出的概念，由此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包容性增長，要求包容經濟、社會和生態，包容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包容本土化和全球化，對於現階段的中國和世界，最為重要的，是包容效率與公平，以實現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增長。

也就是說，在經歷了有失偏頗的高增長和全球化以後，要讓低收入人群在增長過程中更多受益，讓低收入國家在增長過程中更多受益。

包容性增長是以“機會公平”為基礎的增長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效率與公平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效率的標準是由經濟學給出的，指資源配置的最優狀態。

公平則有政治學的“羅爾斯標準”：一個社會的公平狀況，取決於這個社會中生活處境最差的那個人——因此要求政府幫助社會中處境最差的人；還有“機會公平”標準：如果機會公平的前提存在，那麼，結果就是合理的。

儘管每一個結果都是新的機會的開始，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之間難免存在矛盾，但機會公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經濟增長無疑以效率為重要前提，但包容性增長是以機會公平為基礎的增長，而且只有做到機會公平，才能真正做到兼顧效率與公平。

毋庸諱言，經濟學認為，效率與公平之間存在著替代關係。

1975年，美國經濟學家奧肯指出，“我們無法在保留市場效率這塊蛋糕的同時又平等地分享它”。

他還說，“為了效率就要犧牲某些平等，並且為了平等就要犧牲某些效率”。

顯然，這裏說的主要是結果意義上的平等，但他強調了機會平等的重要性。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K·墨菲指出：“當今社會，決定人們之間貧富差距的第一位原因，是由知識累積所形成的人力資本，而不是對物質資本的佔有。

”這一結論的形成，與促進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已從物質資本轉變為人力資本有關。

在現代社會，機會公平的重要性超過結果公平，而且，機會公平的內涵已經從市場競爭環境公平，擴展到獲取人力資本價值公平，後者的意義開始超過前者。

關鍵在於獲取人力資本價值的“機會公平”形成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的基本方式是人力資本投資，其具體途徑是對健康、教育、培訓和遷移等的投資。

在現代社會，獲取人力資本價值的機會公平，是實現人的基本權利的要求。

這裏，人的基本權利就是生存權和發展權。

共用均等的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以及自由遷移，正是現代社會賦予每個人的基本權利。

因此，設計公平獲取人力資本價值的制度安排，並努力加以執行和實現，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人力資本投資的公平，意味著更多的人的智力、體力得到開發和利用，這將直接決定經濟活動的效率；人力資本的各種投資形式都具有正的外部性（當事人的行為對其他主體造成直接的有利影響）和溢出特徵（數倍於投入的產出），因此，通過改革現行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安排，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的制度安排，建立公共財政的制度安排，提高在人群間、行業間、城鄉間和地區間分配公共資源的公平性，一方面將有助於形成獲取人力資本價值的機會公平，另一方面，將極大地有助於經濟的持續增長，進而有效地實現包容性增長。

當經濟學家說，“效率與公平”是經濟學的永恆主題時，事實上將增長這一人類社會的基本經濟活動分為兩個部分：財富創造和財富分配。

如果說衡量增長的指標只反映財富創造的規模的話，那麼，增長能否長期持續，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在於財富分配的狀況。

貧富差距超出社會容忍度，如基尼係數長期高於警戒線，社會就會出現危機，增長就不能持續。

儘管財富分配具有結果意義，但經濟學和其他相關學科都更關心這一結果是怎麼形成的，即機會是否公平，所以，當人力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且獲得人力資本價值的機會是公平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是一種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增長，在此基礎上可以實現人與人之間比較協調的發展。

國際經驗表明，機會公平具有積極現實價值的原因還在於，與結果公平相比，其實現方式的社會成本相對較小。

機會公平做得比較好的國家，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並持續地加以執行和完善，在較小社會摩擦和衝突的情況下，實現了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包容性增長。

當然，它們的經驗也告訴我們，與機會公平有關的制度設計，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準相適應，既要滿足機會公平的基本要求，也要防止出現超出實際能力或“養懶人”的情況。

在強調和推進機會公平的制度建設的同時，我們還要加強對收入分配結果的調節，在初次分配環節，特別要重視行業間和企業內部差距過大的問題；在再分配環節，應加強以直接稅（所得稅、財產稅和遺產稅等）為主要內容的稅制改革，使之對社會公平公正產生切實有效的作用。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執行院長）提高居民收入與緩解經濟失衡日期：2010-11-04 作者：石建勳來源：文彙報石建勳在出口導向模式和投資主導不可持續的特定背景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出路在於加快推進分配體制改革，提高老百姓收入水準，擴大居民消費過去30年，中國經濟成就斐然，但經濟失衡問題也相當嚴重，一大癥結是國內消費不足，居民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由改革開放之初的45%下降到了近年的35%左右，而發達國家一般在70%以上，中等國家一般是60%。

百姓的可支配收入不足分配決定消費，消費決定生產，中國居民消費不足的根本原因不是老百姓有錢不花，而是可支配收入不足，這與國民收入分配嚴重失衡有著直接關係。

在國民收入分配中，資源以不斷增加的速度過於向政府及企業傾斜，家庭和個人，以及地方政府所得的份額相對降低。

中國社科院最近發佈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09/2010》顯示，2009年按全口徑計算的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32.2%，不僅大大高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和歐美等發達國家比較也不算低。

一方面，政府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擠壓了居民收入和企業收入增長的空間，使得居民消費能力和民間投資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政府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支出的滯後，又導致居民消費傾向下降，儲蓄傾向上升。

內需的不足迫使政府不斷加大公共投資刺激經濟，也使得我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增強，需要更多的貿易順差來帶動經濟增長；對外貿和政府投資的依賴加強，又加劇了經濟結構失衡和居民收入受抑，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個稅改革已經不容再拖“十二五”期間，在出口導向模式和投資主導不可持續的特定背景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出路在於加快推進分配體制改革，提高老百姓收入水準，擴大居民消費。

如果取得重大突破，未來10年左右，居民消費率將從當前的35%提高到50%-55%，最終消費率將從不足50%提高到60%-65%，使得消費成為經濟內生增長的主要動力。

首先，各級政府在發展理念上，必須將發展目標由“經濟增長”改變為“居民收入增長”，把城鄉居民收入提高的水準作為一項重要的政績考核指標，改變單純衡量GDP指標的現狀。

其次，要加快稅制改革。

目前，老百姓意見最大的是個人所得稅蛻變成了“人頭稅”，工薪階層繳納了大部分個稅，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因為收入來源複雜、稅收征管不嚴，卻可以少繳稅或很容易避稅。

時至今日，要解決或緩解中國收入分配矛盾，個稅改革已經不容再拖。

除了大幅度提高個稅起征點外，還要在稅制的制度設計上作全方位更新，把目前實行的分類所得稅制改為國際流行的綜合稅制，同時加強稅收征管。

第三，加大初次分配改革力度。

主要應當採取以下措施：加強企業工會建設，積極穩妥推進勞動者工資集體談判制度；建立勞動者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有計畫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採取切實有效措施，限制壟斷行業高收入；降低中小企業稅收，激勵企業為員工加薪等。

第四，儘快提高國民的社會保障水準，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確保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讓百姓無後顧之憂。

除了要在農村更加積極地推進農村社保制度建設、在城市建立面向農民工的社保制度之外，還應考慮在社會保障制度中設立專門面向低收入者，特別是農村貧困人口的教育基金，支持低收入群體後代提高人力資本品質，避免貧困代際傳遞。

積極增加居民的資本性收入來源第五，積極增加居民的資本性收入來源。

未來，只要是有盈利、能賺錢、政府規劃必須要搞的各類專案，應通過各種金融創新，設計各種金融產品，鼓勵民間資金直接或間接參與投資，盡可能減少地方政府發債乃至不發債。

第六，提高國有企業分紅比例，分紅資金統一納入財政各級預算，專項用於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準或全體居民的消費水準。

第七，加快推進“城市化”、“城鄉一體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著力改革戶籍制度、農村土地制度、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及城鄉公共資源配置方式，打破城鄉二元的體制機制，走以城鄉一體化為目標的健康城市化道路，為改善民生奠定良好的基礎。

與此同時，要儘快制定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全國性規劃，儘快統一城鄉、區域和不同社會群體的公共服務體制，並由此加大基本公共服務的投資力度，力爭把城鄉、區域人均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投入差距控制在2倍以內，在實現制度公平的基礎上使全體人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水準大致相當。

經過30多年改革發展，中國經濟的總體實力已大大增強，當前走上實現共同富裕之路，條件已初步具備，我們已有能力進一步提升國民的收入、消費與福利水準——“十二五”期間如能積極作為，便有望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失衡問題。

如何健康地走過社會轉型期日期：2010-10-25 作者：辛鳴來源：文彙報辛鳴從國際社會的發展經驗看，社會轉型期一般是“黃金發展期”，但也容易變成“矛盾凸現期”。

理性、平和的社會情緒與國民心態，對社會轉型意義重大。

這不僅靠提倡和引導，更需要細緻、扎實地做好各方面工作，這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肩負起來的使命新的社會矛盾與社會問題不斷出現，由此引發的極端事件時有發生，個別地方甚至發生群體性事件……當探究其中原因時，不少人脫口而出“社會轉型期”。

如此含糊其詞，讓人摸不著頭腦：這些矛盾和問題的確發生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階段，但它們是“社會轉型期”導致的嗎？你在星期一摔了一跤，能說跌跤的原因是“星期一”嗎？從國際社會的發展經驗看，社會轉型期一般是“黃金發展期”，但也容易變成“矛盾凸現期”；而我國目前的矛盾凸顯，依我看與一些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老作為、不作為與亂作為密切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