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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式微与教育民族性的转折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5-0095-07收稿日期：2015-06-30基金项目：2014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教育输入与教育自觉：中国近现代教育演进的逻辑研究”（2014SJB813）。

作者简介：陆道坤（1977-），男，安徽六安人，教育学博士，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史、教师教育的研究。

一、儒学与教育民族性：中华民族发展之树上的“连理枝”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地位快速上升、影响力也急剧扩张，并逐渐从“意识形态”化和文化大众化维度塑造民族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价值取向、行为规范。

它也由诸子百家之一上升为“民族之文化”。

儒学发展历程也构成了“中国民族历史演进之主干”：在吸收释、道等文化因子及不同朝代外来文化“精华”之基础上不断完善，儒学逐渐成中国民族文化之主脉[1]和民族精神基础[2]及“主导思想”[3]，对民族性塑造起着主要作用③。

必须承认，作为民族之学的儒学能够实现跨世纪的传播，并在延续传承中不断发展，最为根本的途径仍然是教育：借助教育，儒学以“化民成俗”的方式，从内外两个维度对人进行塑造，实现了可持续传承和发展。

封建社会中，儒学和教育民族性基于内在需求的“契合”逐渐走向“一体化”：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儒学需要借助“教化”的方式实现对民族性塑造，而民族性也需要儒学这样的集学术、思想和教育功能为一体的体系化的文化的长期而持续的滋养。

首先、儒学需要借助教育实现民族性塑造。

儒学“意识形态化”之后，客观上需要借助教育来实现自上而下的宣导和渗透，进而对民众的精神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塑造，“广播下层”以形成“社会风俗”[1]（P33-40），进而维系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

事实上，随着儒学的发展，其对教育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基于教育这一平台，儒学实现了对民族精神、民族行为规范、风俗礼仪等方面的塑造。

其次、教育需要儒学来完成其“合民族性”建设。

秦以后统一局面形成之后，以汉民族为核心的统一多元的中华民族逐步稳定下来[4]，而保证民族统一（推动民族融合）和稳定的关键则在以教育“行教化之责”实现民族性塑造。

此时，经过几代巨匠倾心打造的儒学，已与政治内在需求趋近一致，因此得以进阶为统治之学。

与此同时，处于制度化、体系化进程中的教育则自然选择儒学作为指导思想，并将其典籍作为教育内容。

随着大众对儒学的认可和教育对儒学依赖性的增强，离开了儒学的教育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教育的“合民族性”实际上就是“合儒学性”。

二、儒学大厦的“倾覆”与教育民族性“完卵”的破碎：基于发生路线的考察有研究认为，儒学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失去传统帝制社会政权的支持、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受到社会革命运动的批判[5]。

该观点从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形态等维度，揭示了儒学走下神坛的原因。

辛亥革命使得儒学失去了政权的支持，五四新文化批孔反儒运动和西方主流文化的合力冲击，最终使儒学大厦“轰然倒塌”，儒学也逐渐退守学术层面并逐渐式微。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儒学在制度层面的倒塌，使得权力儒学[6]（P91-101）成为过去，丧失了政治权力依托的儒学也在教育体系迅速被驱离，儒学塑造下的教育民族性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儒学大厦的“倾覆”：教育民族性危机的缘起。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化后，儒学逐渐依托封建政权建立起集思想、文化、教育等多维一体的“大厦”。

而儒学“大厦”主要通过“人的儒学化”和“制度的儒学化”两条途径实现发展壮大：前者基于精神层面（精神儒学），后者侧重权力（权力儒学）方面。

精神儒学通过塑造全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心理基本结构为权力儒学保驾护航，权力儒学通过制度设计、制定、实施，为精神儒学最大限度内发挥作用并上升成为民族精神提供平台和保障[6]。

这种相互依存格局一旦被打破，必然影响儒学在民族精神塑造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权力的丧失必然会影响到儒学精神层面的作用，而精神层面的式微必然反过来削弱儒学的政治地位和权力。

但无论从哪个层面看，儒学地位的保障和儒学自身发展的最终落脚点仍然在教育，即塑造儒学的人，贯彻儒学的各项要求并传播和发展儒学。

因此，瓦解儒学大厦必经由两个维度：通过思想运动、教育改革消解精神儒学，通过政治制度、文教制度等方面的变革削弱权力儒学――科举制度及其引领下的教育制度体系的变革包含其中。

无论从哪一个维度的瓦解儒学，都必然涉及教育。

辛亥革命使得儒学“大厦”摇摇欲坠，但袁世凯的“复辟”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挽儒学“大厦”于既倒。

但随着尊孔复辟闹剧的完结，儒学在制度层面完成“最后的疯狂”之后悄然落幕，由此也拉开了教育改革的大幕。

20世纪初叶，受西方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新生代掌握了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并策划了以反儒学传统为基本精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推动了精神层面的去儒学化[7]。

无论是民主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要求改革教育体系，以培养具有新思想的公民而非“儒学化”的人，确保反封建的胜利及政治主张的落地。

藉由此故，西方教育思想、制度也陆续被引入，并成为解构儒学化教育体制的武器和建立新教育体制的工具。

毋庸置疑，儒学的式微也预示着其必然会在以后的教育“变革”遭遇这样的问题：被从教育思想、内容、行为操守中驱离，也给与儒学水乳交融的教育民族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二）“完卵”何存：教育民族性危机的发生路径。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教育革新的最为明显的不足在于其所秉承的根本指导思想缺乏科学性和辩证性：将新教育与旧教育截然对立，缺乏辩证继承特征并体现为全盘否定。

因此，新教育必然将旧教育中的“合理内核”抛弃――其直接结果就是教育民族性的断裂。

1.顶层的断裂：教育指导思想、制度的“西化”。

批孔反儒为新教育思想引入腾出了空间，随着新教育思想的传播和新教育制度的建立，教育民族性在“顶层”失去了栖身之所。

首先，批孔反儒涤荡了文化、教育领域，儒学在精神层面失守，旧文化、教育遭到全盘否定。

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否定，造成了两个结果：“上一代的反传统的狂热，使得下一代对于本国文化的距离更远”[8]――文化传统历史性断裂;为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传播扫清了障碍[9]，从而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西方教育思想能够长驱直入，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推广。

其次，“西化”倾向下新教育思想的涌入及其对儒学在教育领域影响的消解。

批孔反儒导致儒学在教育领域统治地位终结，为西方教育思想的涌入创造了条件。

在来华西方教育家如杜威等人的推动下，教育思潮风起云涌，并促成了教育体系的变革。

新教育思潮中各派别（除国家主义教育等）虽主张有所不同，但在反儒、反传统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教育思想领域对儒学的消解主要表现在：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10]，儒学教育所提倡的精英教育思想，被教育下移面向大众的主张所替代，最突出的是平民主义教育思潮的传播;儒学所提倡和承载的人文精神为科学精神冲淡，明显的例证为“赛先生”的倡导和科学主义教育思想的兴起;教育价值由社会价值优先转向个人发展倾斜，关注人的自由发展，最为典型的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

毋庸置疑，对于封闭已久的中国来说，西方教育思想如一缕清风，为中国教育带来了新鲜空气，甚至有吹尽儒学在教育领域的影响之势。

再次，新教育宗旨的确立与教育民族性在“顶层”的失守。

指导思想的变革是新教育体系建立的核心工作，去“儒学化”自然成为其中的核心论题。

1919年，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的“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国民教育宗旨是英法美三国教育宗旨的混合物，即采“注重人格主义”的英国、“共和精神”的美国和法国“三国之长”而形成的[11]。

而“壬戌学制”的教育宗旨则是美国教育在中国的变种，建立在更为发达的西方文化基础上。

新教育宗旨的核心是“个人价值”，基本逻辑是立足“个人”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发展。

其哲学基础在于“新个人主义”，将个人发展视为根本目标，即教育要立足个人的发展和个性的生长，而以教育增进个人之价值就是发展个性[12]。

可见，注重个人发展和个性发展成为这一纲领的核心思想。

这一宗旨与儒家所强调的“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2]的观点正好相反：儒家教育着眼于个体，但最终指向是个体的社会价值。

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家的教育目的，“修身”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完善发展，而在于治人和治国，所以主体的独特个性和自由意志也就无足轻重了[13]。

随着儒学从教育指导思想层面的“消退”，与其对应的教育民族性体系也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被消解：在教育体系的顶端地位的丧失，也决定了其未来的命运。

2.民族性依存的物质外壳的没落：教育内容和载体的去儒学化。

民族性寄居于传统文化之中，传统文化则以儒学经典文献为主要载体，而这些文献绝大部分以文言文为叙述方式。

因此，无论是反读经和白话文运动，势必都会动摇民族性的根基。

无疑，学校课程之中取消读经势必会削弱教育民族性。

首先，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与民族性物质外壳的丧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废除文言文的呼声此起彼伏：推广白话文或者采用外国文字，前者无疑是主流，但采用国外文字的呼声也同样存在①。

在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努力下，国语②走上前台并成为语文教材的主要文字载体。

由于“吾国以文言纷歧，影响所及，学校教育，固感受进步迟滞之痛苦，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神之利器，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图文化之发展，其道无由”，教育部于1920年要求各省改国文为语体文，小学国文科改授国语，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

其后，京师先行设立国语讲习所，各省教育厅选派中学师范毕业生或小学教员到京传习国语。

同时，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新体国语教科书[14]。

次年，教育部要求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均应酌减国文钟点加授国语，语体文、注音字母、发音学、国音沿革、国语文法、国语教授法等，应分年学习[15]。

事实上，语体文代替文言文绝非简单的文体的问题，消解儒学所依存的物质外壳―文言文才是其真义所在：儒学以文言文为表达方式，而倡导白话文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从文字载体层面或者物质外壳层面进行反儒和反孔。

同时，白话文运动的“欧化”特征无疑对文字中所承载的传统思想产生冲击[16]。

其次，经学科、读经课程的废止与民族性“依存之所”的失去。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教育是反读经思潮主要阵地。

随着袁氏政权的土崩瓦解，教育再次回到辛亥革命初的轨道上，即“切实实行（民国）元年所颁行的教育方针”[17]。

191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废止《预备学校令》（1915）和《教育纲要》（1915），废止“读经”的决心在其中得到充分体现。

虽未明文规定，但作为《预备学校令》（1915）中的“教科目”内容“读经”[18]自然在废止之列，而《教育纲要》中关于“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19]也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