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研究的新思考_林家有
《西安事变》观后感范文精选5篇
《西安事变》观后感范文精选5篇《西安事变》它讲述了西安事变这一爱国运动的起因，经过、结果，让我更加的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局势。
观看《西安事变》你有什么感想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西安事变》观后感范文精选5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
《西安事变》观后感1近来无事，我就观看了《西安事变》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深有感触。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
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
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
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
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
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
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看到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达到西安后，联想到国民党中那些所谓哥们的表现，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共产党最仗义!而重新拍制的《西安事变》也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最讲民族大义的张学良也是最讲哥们情谊的人。
张将军为了抗战，扣压了他的“大哥”蒋委员长，应该说是一种为民族大义牺牲哥们情谊的表现，不过从以后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他的这一壮举也是最够哥们的，由此成就了蒋委员长的历史地位。
西安事变80周年心得体会
西安事变80周年心得体会2016年是11月12日是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下面是大全整理的关于西安事变80周年心得体会，欢迎借鉴!西安事变80周年心得体会一昨天是西安事变80周年纪念日。
当日上午，杨虎城将军亲属、张学良将军旧部亲属及来自西安、山西、北京等地的各界群众百余人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纪念活动。
当日的“纪念西安事变暨杨虎城17路军英烈史迹座谈会”上，人们以默哀致敬、书画寄思等方式深切缅怀了“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中华民族千古功臣”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
杨虎城将军长孙杨协先生说，作为将军后代，他们将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继承将军遗志完成未竟事业。
宋绮云烈士(《红岩》中“小萝卜头”之父)之女宋振平追忆了父亲与杨虎城将军影响中国抗战史的革命往事。
原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之子孙存汉表示，杨虎城会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魂录。
西安事变80周年心得体会二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爆发80周年纪念日，12月11日机电工程系团总支学生会干部一行，前往西安事变纪念馆参观学习。
在讲解员的生动讲解下，同学们参观了《历史的转折——西安事变史实陈列》主题陈列和《赤诚爱国无悔情——张学良将军生平陈列》等专题陈列。
张学良公馆的小巧别致、展厅内珍贵的图片、资料以及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曾经使用的佩刀、物品，都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参观的最后，馆方还特别为我们播放了叙述张学良生平的影片，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两位将军矢志不渝爱国情怀的敬仰之情。
整个参观井然有序，大家兴致很高。
通过这次参观，大家重温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过程和中国现代史的重大转折。
在参观过后，大家一致表示，无数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和学生干部必须时刻铭记在心，继承和发扬革命英烈留下的光荣传统，并以此来鞭策自己更好地工作和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百年回眸，勿忘昨日，珍惜今日，这次参观活动旨在激励着各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学生干部时刻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号召大家学习、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近代史纲要实践报告关于西安事变的讨论
中国近代史纲要实践报告——关于西安事变的讨论【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西安事变的发生改变了当时中国历史的军事格局，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它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对于当代大学生我们应正确认识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重大意义。
【思考与讨论】：1.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
2.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的意义是什么？3.如何评价张学良?【关键词】：西安事变背景一致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历史意义【讨论要点】：一：西安事变爆发的背景1.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1931年9月18日，驻守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东北军大北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日日军侵占沈阳，段时间内占领吉林、长春等地。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数十万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致使不到半年东北便全境失守落入敌手。
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调往陕西剿共，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感召下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2.社会各界主张抗日救国。
九一八事变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改变了各党各派的政治态度，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几个月内就占领了东北全境，面对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纷纷成立，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声明，号召各阶级，各党派和其他各界人士团结抗战。
由此全国迅速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
3.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击了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揭露了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阴谋，全国民众纷纷响应。
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归纳：①日军占领华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根本原因）②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影响；③中共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④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主张一致抗日；⑤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剿共”。
西安事变新探读后感
西安事变新探读后感《西安事变新探》读后感。
《西安事变新探》是一部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作者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重新探索和揭示，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物的悲欢离合。
在读完这部小说后，我深受感动，对历史事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书中的人物产生了共鸣。
小说以西安事变为背景，主要讲述了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将领在西安扣押蒋介石的故事。
作者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重新梳理和解读，使得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同时，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十分生动鲜明，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书中，作者对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的刻画。
张学良是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将领，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敢于与蒋介石对抗，敢于站出来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而杨虎城则是一个忠诚而又犹豫不决的将领，他在面对抉择时，既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又要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复杂性和人物的真实性。
在读完这部小说后，我对历史事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这部小说，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也对当时的人物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同时，我也意识到，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其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复杂性。
每一个历史事件背后，都有着无数的曲折和变化，每一个人物背后，都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纠葛。
除了对历史事件的重新认识，我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也对书中的人物产生了共鸣。
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物形象，他们的坚定信念和内心挣扎，使得我对他们产生了共鸣。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面临各种抉择和挑战，我们也需要保持自己的信念，敢于站出来，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信仰。
同时，我们也需要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一颗善良和坚强的心，不被外界的压力所左右。
总的来说，读完《西安事变新探》，我对历史事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书中的人物产生了共鸣。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实践报告(4篇)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实践报告(4篇)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实践报告篇1 刚看完《西安事变》这部电影，深深地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精神所折服，他们明明白以下犯上是不允许的，一旦兵谏不成功就意味着他们会面临着人头落地的危险，但他们为了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存亡，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去进行了兵谏，他们的爱国情怀是多么的深，中国哺育了他们两个，他们誓要保卫自我国家的领土，保护自我的民族，保护自我的国家的尊严。
这是多么伟大的爱国精神啊，身为和他们相同种族的中国人的你我，难道不就应弘扬爱国精神吗他们为了国家的存亡，最终却落得客死异乡的收场，但相比之下，使我想起了那个可恶的中国汉奸——川岛芳子，中国可恶的女汉奸，纵观她的一生，同样是中国人民，但她却丝毫不爱国，多次策划大阴谋，完全不把国家人民的生命当作一会事，多次卖国，真是令人发指。
她的爱国精神去了哪里竟然为了利益而放下自我的祖国，试问这与杨虎城和张学良根本是天壤之别。
身为现代主义的中国人，我们务必向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强烈爱国精神学习，大力宣传爱国精神，了解中国当年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史实，明白他们的英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弘扬爱国精神。
虽然在社会飞速发展的这天，也许不再需要学《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那样为中国而献身，可是我们有职责爱国，在胡锦涛***所提出的“八荣八耻”当中也有提及到了“以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所以弘扬爱国精神是现代社会中不可却少的，我们虽然是未成年人，但也务必拥有爱国精神，也有职责去弘扬爱国精神，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使中华民族成为屹立在世界强大民族之林吧!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实践报告篇2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
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
西安事变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1. 引言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西安举行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
该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本论文旨在对西安事变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影响以及历史意义。
2. 西安事变的背景2.1 国共内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的关键时期。
国共两党在逐渐失去对日军的抵抗战中，意识到必须达成共同合作的需要，于是于1937年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然而，由于双方的矛盾与差异，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2.2 张学良的困境张学良是东北被占领时期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逐渐激化，张学良面临着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压力，无法独立行动。
这使得张学良不得不依赖其他势力，例如共产党。
3. 西安事变的经过3.1 符合亲共要求的书信共产党利用张学良的困境，通过与其进行书信往来来表达共产党的诉求，并向其施加压力。
这些书信中，共产党明确要求张学良脱离国民党，与红军进行合作。
3.2 张学良被软禁由于张学良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支持态度，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强烈反对。
国民党将张学良软禁在西安，并试图通过施压和威胁来迫使他放弃与共产党的合作。
3.3 刘少奇的到访与国共合作刘少奇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西安与张学良会面，并进一步沟通了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合作意向。
在刘少奇的劝说下，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3.4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应对面对西安事变的发展，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抗议声。
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同意释放张学良，并与共产党达成了停战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4. 西安事变的影响和历史意义4.1 停止内战，抗日合作加强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中国的历史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
国共两党的合作加强，内战得以停止，共同抵抗日军的力量得到增强。
4.2 社会各界的反应和支持西安事变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看西安事变观后感范文
看西安事变观后感范文西安事变观后感一“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
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
”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
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
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
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
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力量和挑战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力量和挑战西安事变，也称为“二·二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事件之一。
这次事变的发生，既反映了国内政治的混乱和掌权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反映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不同观念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事件经过及其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这次历史事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力量和挑战的体现。
一、历史背景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合作与抗日斗争的关键时期。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问题的长期积累，中国已经变得非常脆弱和不稳定。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区域虽然广阔，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与磨合一直难以解决，执政党的体制也存在问题，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总之，在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压力下，中国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挑战。
二、事件经过西安事变的发生是有诸多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蒋介石带领的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和其他反对派的打压和迫害，以及对人民命运的狂妄干预。
同时，日本已经在国内的一些地区展开了蚕食和渗透，形势十分危急。
其中，国内又存在着不同观念和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当张学良率领的北平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二十九军都被要求前往湖南进行训练时，他们意外地相遇，并在交流中发现了共同的问题和不满。
张学良和杨虎城暗中通信，并约定会晤于西安，要求蒋介石平反共产党、释放被扣押的中国红军和其他抗日力量，同时，要求蒋介石交出实际的军队指挥权。
结果，蒋介石没有同意这些要求，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其软禁，并逼迫他们进行谈判。
最终，张学良等人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并达成协议，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同意了张学良等人的要求，并释放了被扣押的中国红军人员。
三、产生的影响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件非常特殊而具有意义的事件，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西安事变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力量和挑战。
除了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问题之外，事件还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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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社会科学 2007年第3期 西安事变研究的新思考林家有[提 要]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对近代中国历史发生什么影响?对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
学良等人应该如何评价?学术界,尤其是海峡两岸学者的看法不一。现在有关人员都已经作古,事变的前因后果也大致清晰,对此我认为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淡化党派意识,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给予正确的评析。目的在于为西安事变和经历者的是与非,求得一个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读,尽量避免非此即彼的两种纠葛。[关键词]西安事变 张学良 蒋介石
[中图分类号]K2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3-0149-08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的事变。西安事变震惊海内外,并“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结束了长期的互相厮杀,并化干戈为玉帛,再度携手合作,联袂投入到了抵抗外侮的时代洪流中,从而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坚实基础”①。西安事
变的真相经过70年来学人的研究已经明晰,但对一些当事人的评价则相差甚远。比如对张学良的评价就很不一样,中共的周恩来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挽救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他说:“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②。国民党的秦孝仪则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
变之功罪,至今尚未完全论定”③。还有人认为,“西安事变使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侵略提早进行”,
“张学良的罪过实在是太大了”④。本文拟就西安事变和评价张学良等当事人,在综述各方研究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目的在于求教,并无强人就已的意图。
一、关于西安事变的评价问题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由多种因素的作用,逼迫出来的。首先是日本侵略加剧了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起初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须安内”政策,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1931年9月28日,北平各界240多个团体共20万人举行市民大会,张学良对于北平市民大
149会提案提到应积极对日宣战时表示:“积极对日宣战,乃国家大事,当转达中央,想蒋主席亦必以国民之意见办理”。又说:“事前为防止日人挑衅,故令其取不抵抗主义,此可证我方之酷爱和平也。现在军队已至相当地点,诸事均听命中央”。尽管张学良自有苦衷,但他表示:“个人无论地位生命,皆可牺牲,但决不做卖国之事”⑤。可见,“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
不抵抗主义政策属于不得已而为,但也表明无论如何他不会卖国。随着日寇的进逼,张学良感到“学良守土无方,罪行山积”,对不起国人,表示要“与中央筹计妥善应付办法。许身为国,宁计其他,一息尚存,誓与周旋,大敌当前,愿与共勉”⑥。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虽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但人不在东北,而是“驻在北平主持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首领,执行不抵抗主义很快丢掉了东北,他难辞其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当国人对此政策责骂和谴责时,则把不抵抗的罪责全部推给张学良,并乘机贯彻排除异已来削弱东北军的政策。结果张学良代人受过,三降其职直至被解除兵权,心里自然不满。1931年11月16日张学良被免去中华民国陆海军空军副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11月20日,张又被免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改任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1933年3月12日张又被免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从此张学良则下野释兵权降为“平民”。东北军在日寇的军事进逼以及政治诱降下由近40万人下降为25万人。张学良被国民指斥他为卖国主义者。他虽强调“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不统一不能抗日,并解释“我姓张的诸事均是愿意自己干,如有卖国行为,你们将我杀死,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⑦。虽然他对东北失守作了解释,但无法冰释东北军将士的怨言和由此带来的悲伤。
其次,是东北军不愿追随张学良剿共,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被日军炸死,他又由于执行剿共和不抵抗主义带来的地位和名声的流失,其苦闷心情有口难言。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下野,4月11日离开上海出国考察。1934年1月回国后继续追随蒋介石“剿共”,1935年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这个时期蒋介石对张学良极为信任,张对蒋也顶礼膜拜,听从指挥。正如蒋所言:“余对张(学良),尝念其17年(1928年)自动归附中央,完成统一之功,因此始终认其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当蒋介石将西北国防重地全权给张时说:“望尔能安心作事,负责尽职,以为雪耻救国之张本”⑧!后来,张学良的
思想发生变化,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不能简单的以道德如何作为判断。过去人们一般都将张学良思想的变化说成是由于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父亲张作霖,与日本有家仇,以及对蒋介石要他专门“剿共”、不抗日不满;也有人解释为张学良受到共产党的拉拢、煽动思想发生了动摇。“九·一八”事变,使由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从民国时起经营的奉系军阀,以及东北军的损失和分裂,张学良自有他的仇日情结。尽管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追随蒋介石执行“攘外必须安内”政策,但他毕竟与投降派不同,他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对日寇侵略造成的家仇国难,耿耿于怀。此外,东北军分裂,大部追随张学良在鄂、豫、皖“剿共”的东北将士,既失去了家园,又由于“中国人打中国人”损兵折将而对张学良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如果继续剿共不抗日,必然众叛亲离,因此,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思想产生既是时局变化的结果,也是东北三省丢失后,东北军将士要求联共抗日思想的体现。正是在军事上受挫和心理上陷于苦恼的张学良,由于受到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所影响,才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再次,蒋介石对张学良的逼迫,使张不能容忍。东北军将士一致要求张学良停止内战,抗日
150复士。张学良在极端的苦闷之中,不得不考虑与中共商谈停战⑨。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一直追随
和服从蒋介石,但由于东北军将士要求抗日,停止内战,以及不愿跟随蒋介石“剿共”毁灭自己。张学良虽没有放弃“剿共”的主张,但不能不听从东北军将士的劝告,产生联共、联蒋抗日的思想。由此张学良与蒋介石发生政见分歧。蒋主张“安内攘外”,张主张“攘外安内”。张屡劝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毫无结果。直至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前,张还和蒋争辩。张慷慨激昂地说:“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蒋又是勃然大怒,厉声训斥道:“你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年轻无知!”张学良怒目反驳蒋介石,“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你再一意孤行,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袁世凯第二!”蒋拍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这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蒋介石对张的苦谏无动于衷,骂他“竟敢犯上作乱”⑩。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他当时出路的唯一选择。如果他继续执行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原东北军的将士已说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而是要求全体中国人先打日本侵略者,执意剿共必然众叛亲离,变成孤家寡人。如果不执行“剿共”计划,蒋介石又认定他受共党迷惑,“犯上作乱”必受惩处。所以,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然而,张学良扣留蒋介石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要他改变剿共不抗日或消极抗日的政策。只要蒋答应抗日,仍拥蒋作领袖。所以,“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对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向前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所做的最大贡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毛泽东说“成了时间转换的枢纽”。张学良说“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由此中国由内战转化为和平,国共两党由分裂转化为合作,并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
对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和结果本已十分清晰,然而70年来围绕西安事变对张学良的评价则成为海峡两岸国共两党和文人学者争论不休和分歧最明显的一个问题。据台湾李敖著《蒋介石与张学良》文中所披露,“国民党一谈丢掉大陆的原因,就赖别人,从张学良到马歇尔,等等等等,无一不赖。以赖张学良为例,国民党钦定的历史与宣传,标准本说法是中共`流窜'到陕北后,本来已经完蛋了,因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局处陕北一隅的中共党徒将全被消灭” 12。“西安事变使中共死灰复燃,最后坐大占领了大
陆,国民党才来了台湾。所以,一切祸源都是张学良惹起来的,一切都怪张学良” 13。张学良在
1955年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也说:“西安之事,言到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讨商。事变以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 14。这
与大陆中国共产党和学人对张学良的评价相去甚远。近年来,台湾学者依据蒋介石的档案,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及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宋子文专档”、“张学良及张赵一荻文件”进行研究得出的一些看法,对于研究西安事变,以及评价张学良与蒋介石给予很大启发。比如,邵铭煌先生在《暂别南京:西安事变后蒋中正先生之进退出处》大作中,虽然对西安事变“蒋先生遭部属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为名挟制12天,酿成一场政治风暴,身心备受前所未有之煎熬。事变虽然和平落实,剿共工作却功亏一篑”,表示婉惜。然而,他说到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回南京,因行为触法,接受司法审判,判处10年有期徒刑,经蒋呈请特赦,后交由军事委员会管束。邵先生还说,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被送至溪口,安置在武岭山一处小筑,开始此后的幽居岁月。邵先生说张学良当时“过得相当惬意,不似外界传言之凄惨”。邵先生文中还引蒋氏日记,蒋称“张恐以残杀为能、以叛乱为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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