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期末论文 西安事变—张杨之壮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期末论文题目：西安事变——张杨之壮举姓名学号年级专业11经济3指导教师2011年12月1日“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守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需求，是关系到每个国人切身利益的。
经历了无数压迫的国人，在急需抗日一致抗日的今天，仍然是内忧外患，得不到一只的团结。
焦急，忧虑。
持续了十年代内战该如何停止，顽固不化的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却一心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意味着什么，也许是共产党的独立作战，但这样如何能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黎民。
国民党无论从军事还是从政治上说，都有极强的作战能力，这个是共产党无法否认的。
因此国共合作是当下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
唯一的希望落在了蒋介石身上。
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人士都能认识到现在剿共只会让日本更加嚣张，而蒋介石却一味推行自己的剿共政策。
三六年十二月，他向张学良、杨虎城下大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的命令。
张学良凭借自己的良知开始和蒋介石争论，结果并没有改变蒋介石的态度。
在张学良痛苦陈词后，蒋介石甚至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不能改变！时值一二·九纪念日，西安爱国学生及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也遭到蒋介石特务警察的开枪镇压，并下令张学良对其格杀勿论。
形式严峻，张学良便带着广大学生的要求再次向蒋介石请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张学良无力回天。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广大人民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思量之后，张学良决定对蒋介石采取了兵谏。
㈠西安事变的爆发十一日晚间，张学良与杨虎城紧急磋商，决定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
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十二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十七路军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
西安事变论文：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的卫士组长龙飞虎
西安事变论文：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的卫士组长龙飞虎-学术研究论文西安事变论文：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的卫士组长龙飞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和命运的事件，我父亲龙飞虎是亲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见证人。
飞机货舱里的乘客西安事变后，党中央派出了以周恩来、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为主的代表团，赴西安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我父亲在长征中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的科长，负责侦察，走在红一方面军的最前边，给很多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
时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李克农，选调正在红军大学二科学习的我父亲龙飞虎和邱南章、龙家贵、杨家堡四个年轻的红军保卫干部去西安保卫周恩来的安全，我父亲任周恩来的警卫卫士组组长。
李克农专门提出，要我父亲全权负责保护好周恩来副主席，寸步不离。
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一行到达延安机场，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已在等候，但飞机只能乘十个人，同机来接周恩来的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和飞行员已占了三个人，周恩来决定带我父亲和杨家堡两个警卫干部、译电员童小鹏乘飞机先到西安，让罗瑞卿等人次日乘汽车赶去西安。
周恩来又问飞行员，可否多搭乘几个人，飞行员说，坐在机舱里不能保持平衡，但飞机头部行李舱是空的，可以多躺两个人，这样飞机就平衡了。
看到大家正踌躇，不好确定谁躺到行李舱，我父亲和杨家堡自告奋勇躺到行李舱里。
飞机飞行一个多小时后，在下午4点左右到达机场。
下机后，童小鹏等人都兴奋地说着坐飞机从天上往下看的感受，我父亲这才明白跟货舱里的感觉不一样，就嘟囔着说：这次可开了洋荤，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
说得周恩来等人都不禁大笑起来。
老红军遇到新问题我父亲一行跟着周恩来到西安后，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
当晚，张学良在公馆设宴为周恩来洗尘接风。
当张学良见到周恩来为谈判而剃掉了留了多年的大胡子时，直呼：可惜！可惜！张学良首先举杯欢迎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大计。
周恩来举杯转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对张学良的问候，并祝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成功。
x小论文---如果没有西安事变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会怎样谈及中西安事变，就得先从它的始端开始。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然而，我们可曾想过，如果没有了西安事变，我们的党和国家又会走上怎样的发展路线呢？历史总是留给人们太多疑问！我想，如果不是西安事变，蒋介石将会继续剿共，但共产党并不会象哈蒋派认为的那样轻易被国军剿灭，因为共产党既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又有成熟高明的领导人，还有境外共产国际的支持（长征北上的重要目的之一）。
尽管当时的处境有些困难，但被彻底消灭是不可能的。
有人曾拿抗联的结局举例，但并不贴切。
关内不是东北，中共不是抗联，国民党也不是关东军。
如果这样，双方的战争就会长期持续下去，把国家打烂。
内耗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日本人渔翁得利。
有位国民党将领西安事变前曾说过：前些年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是安内必先攘外。
因为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国共合作，就不可能形成全民抗战势态，没有举国一致的同仇敌忾，蒋介石七七后也不敢对日宣布抗战。
（有些哈蒋派为蒋介石九一八的不抵抗辩护，但这些唯武器论者只看到当时中国的物质力量落后，却没看到更重要的是蒋本人根本就缺乏抗日的精神信心，之所以缺乏这种信心，原因很多，而国内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也是其中之一。
）正是因为抗战，国民党才一度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比较光彩的一页。
看看蒋介石抗战胜利之初受到民众拥护的程度和西安事变前受到民众指责的程度，对比还不够鲜明吗？蒋介石通过抗战不仅提高了国民党的声望，还得到了许多实际的收获：各地各派的军阀消灭的消灭、削弱的削弱，连新疆都回归了中央，杂牌军的比例大大下降，中央军的比例大大上升，蒋介石的统治力大大增强。
西安事变论文：西安事变中被枪杀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
西安事变论文：西安事变中被枪杀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西安事变论文：西安事变中被枪杀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西安事变论文：西安事变中被枪杀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学术研究论文西安事变论文：西安事变中被枪杀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王以哲，1896年11月2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宾县（原属吉林省）。
1920年，王以哲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科，与陈诚、何应钦等同窗。
由于他聪颖好学，刻苦努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随后，他怀着报效国家、保卫家乡的赤子之心投奔张学良将军，历任排、连、营、团、师、军长等职。
在抗日救亡的道路上，王以哲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最终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37年2月2日，王以哲不幸遇害牺牲。
1986年11月29日，谷牧发表了《肩担道义，面向真理》一文，充分肯定了王以哲将军的功绩。
1985年邓颖超题写：爱国将领王以哲烈士之墓。
率部抗击日军被誉为民族英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连续制造万宝山惨案、中村震太郎失踪事件，准备大举进攻中在东北军第七旅担任旅长的王以哲密切注视和搜集日军的动态，于8月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请求张学良回师御敌。
张学良接到王以哲的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派人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示。
9月18日夜，日军开始炮轰沈阳北大营王以哲旅驻地。
全营官兵无不气愤填膺，欲奋起抵抗。
王以哲请示东北军边防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荣臻，荣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不准抵抗，把枪收到库房，挺着死，为国牺牲。
王以哲忍辱含痛执行了不抵抗命令。
王以哲的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出于爱国主义义愤，率领全旅官兵冲出北大营，撤往山城镇。
王以哲追上了部队，见到赵镇藩时向他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说：当时听我的话就坏了，幸亏你把部队带出来了。
然后，他召集全旅人员讲话说：我下令不抵抗是秉承最高统帅命令行事。
我的错处是，既不抵抗，就应及早下命令突围，免遭许多无谓牺牲。
对这一过错我负全责。
我诚心诚意地向兄弟们表示歉意，承认自己在应变上的无现在请大家考虑，愿意跟我走，服从我的命令的举手。
西安事变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1. 引言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西安举行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
该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本论文旨在对西安事变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影响以及历史意义。
2. 西安事变的背景2.1 国共内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的关键时期。
国共两党在逐渐失去对日军的抵抗战中，意识到必须达成共同合作的需要，于是于1937年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然而，由于双方的矛盾与差异，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2.2 张学良的困境张学良是东北被占领时期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逐渐激化，张学良面临着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压力，无法独立行动。
这使得张学良不得不依赖其他势力，例如共产党。
3. 西安事变的经过3.1 符合亲共要求的书信共产党利用张学良的困境，通过与其进行书信往来来表达共产党的诉求，并向其施加压力。
这些书信中，共产党明确要求张学良脱离国民党，与红军进行合作。
3.2 张学良被软禁由于张学良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支持态度，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强烈反对。
国民党将张学良软禁在西安，并试图通过施压和威胁来迫使他放弃与共产党的合作。
3.3 刘少奇的到访与国共合作刘少奇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西安与张学良会面，并进一步沟通了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合作意向。
在刘少奇的劝说下，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3.4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应对面对西安事变的发展，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抗议声。
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同意释放张学良，并与共产党达成了停战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4. 西安事变的影响和历史意义4.1 停止内战，抗日合作加强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中国的历史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
国共两党的合作加强，内战得以停止，共同抵抗日军的力量得到增强。
4.2 社会各界的反应和支持西安事变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力量和挑战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力量和挑战西安事变，也称为“二·二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事件之一。
这次事变的发生，既反映了国内政治的混乱和掌权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反映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不同观念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事件经过及其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这次历史事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力量和挑战的体现。
一、历史背景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合作与抗日斗争的关键时期。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问题的长期积累，中国已经变得非常脆弱和不稳定。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区域虽然广阔，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与磨合一直难以解决，执政党的体制也存在问题，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总之，在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压力下，中国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挑战。
二、事件经过西安事变的发生是有诸多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蒋介石带领的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和其他反对派的打压和迫害，以及对人民命运的狂妄干预。
同时，日本已经在国内的一些地区展开了蚕食和渗透，形势十分危急。
其中，国内又存在着不同观念和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当张学良率领的北平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二十九军都被要求前往湖南进行训练时，他们意外地相遇，并在交流中发现了共同的问题和不满。
张学良和杨虎城暗中通信，并约定会晤于西安，要求蒋介石平反共产党、释放被扣押的中国红军和其他抗日力量，同时，要求蒋介石交出实际的军队指挥权。
结果，蒋介石没有同意这些要求，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其软禁，并逼迫他们进行谈判。
最终，张学良等人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并达成协议，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同意了张学良等人的要求，并释放了被扣押的中国红军人员。
三、产生的影响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件非常特殊而具有意义的事件，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西安事变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力量和挑战。
除了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问题之外，事件还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
近代史纲要论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开端。
本文结合作者查阅到的一些历史资料，分析在西安事变中各方势力的利益和主张，进而得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得出的结果。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蒋介石何应钦宋美龄周恩来和平解决相互制衡【正文】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还笼罩在一片夜色苍茫中，熟睡中的蒋介石还没有嗅到空气中异样的气息。
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提出八项主张，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走到了抉择的边缘，失去统帅的南京方面扬言讨伐，宋美龄和宋子文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极力相劝，蒋介石从拒绝屈服到接受协议，共产党反复斡旋期望和平解决。
最终，西安事变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内战，而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可以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派势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下面结合所查阅到得一些史料，简单谈谈个人对此的一些看法。
一、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作为事件的主角，张杨二人的态度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即便是事变初期，蒋介石拒绝让步之时，张杨二人的态度就早早为事件定下了基调，这也是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基础。
从西安事变爆发的过程来看，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持续敦促张学良剿共，以达到“一斧两砍”的目的，这固然是与张学良的利益相冲突的。
另一方面，西安学生在12月9日大规模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蒋介石却怒称要射杀学生，这激起了张学良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兵谏”的导火索。
事实上，虽然采取“兵谏”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但张杨二人的初衷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担心，如果在事件中蒋介石丧生，中国可能重新走上北伐前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格局，这显然不是当年为了维护全国统一而宣布“东北易帜”的少帅所希望看到的。
西安事变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篇一：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献综述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综述陈苗历史系历史学“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对开启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颇多，呈现出从多角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
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和拓展了当代史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
而且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利用，其研究的方向逐渐从社会学、政治学拓展到新闻学、心理学方面，而其研究的内容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二）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三）关于事变解决的国际国内力量；（四）关于主要人物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五）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原因和后果问题；（六）关于事变是否推动蒋介石走向抗日道路问题。
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黄道炫的《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中认为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坚持片面抗战，而张学良和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是不同抗日观念的冲突。
而胡欣红则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西安事变，在《运用心理学解析西安事变》中通过对当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心理世界的剖析，张与蒋存在的动机、性格，情感、人生经历等方面的冲突来阐述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张同新在《从国家观的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中认为是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地位与传奇式经历使他国家观的产生表现出曲折、反复和多变的特点，最终才形成了其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的关键，发动了西安事变。
蔡克文在《救国会与西安事变》中认为，救国会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转变与合作，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作了积极的准备，“七君子”事件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诱因之一。
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刘圣陶、罗雄在《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面对西安事变引起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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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论文题目：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班级：2016级基础医学院长学制临床四班学号：*******姓名：***成绩：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原因[摘要] 西安事变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军谏，事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既有张杨二将军与蒋介石相互妥协、达成一致，又有中国共产党居间调停、顾全大局，国民党主和派面对现实、多方斡旋，国际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强烈反应等等。
这诸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关键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因素1936年12月12日在我国西安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毅然率部扣留了国民党政府中央最高首脑蒋介石及其下属部分军政要员这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经过有关各方近两周的折中斡旋,最终以蒋介石应允六项协议而被释放回宁,这场一触即发的武力冲突最终获得和平解决。
“双十二”引发的官兵哗变事件。
虽然历时甚短,然而却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本文探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具体分析。
一、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解铃还须系铃人。
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自发动“兵谏”之日起就在争取和平解决的结局。
这次兵变的性质与以往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和纷争截然不同，绝不是为争个人利益和地盘，而是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根本目的在于促蒋反省，共同抗日。
14 日下午，张杨二将军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交蒋，并表示只要蒋采纳，即可送其回南京。
协议达成后，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送蒋返回南京，这一举措，一方面在于维护蒋领袖的体面与威信，另一方面亦有督促其实现诺言之意。
正是张杨二将军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用“兵谏”的形式不加害蒋的生命，在和谈结束后及时“释蒋”并由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完整过程。
张、杨是爱国主义者，他们不是爱哪一党哪一个派，他们爱的是国家和民族，所以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张、杨二将军的爱国赤诚和为民族利益奋不顾身的高尚情操，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御侮的优良传统。
张、杨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对事变的处理方式拥有绝对的决定权，这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的。
张、杨这种为挽救民族危亡，敢为天下先,勇于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内在因素。
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计为重，从中协调。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心问题在于对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
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抓起来以后，广大群众是拍手称快，并且坚决要求给予应有的惩罚。
杀蒋介石的呼声很高，大家对放了蒋介石想不通或不赞成。
虽然从 1927 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的鲜血，而且“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执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才使日本人从进入东北以后一步步进入华北，进而要吞并全中国，日本人的野心之所以敢于这样膨胀，蒋介石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从民族大计出发，不计较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经过反复的研究、商量，最后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当时杀了蒋介石很容易，但是杀了蒋介石不仅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相违背，也完全不符合我们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方针。
反过来，如果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那就一定会结束反共内战，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迅速建立起来，早日实现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即独立自主地采取了对张杨的支持与保护政策。
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在西安的中共中央立即发报表示拟派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去西安共商大计。
17 日中共代表团到西安。
这说明中央的反应是迅速的、及时的和积极的，把和平调解作为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领导工作的中心就是努力争取各方面力量，营造一个有利的国内环境，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
首先，中共中央积极争取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抗日救国主张，坚决制止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
在谈判期间，周恩来曾单独与宋子文长谈，还与宋美龄两次会晤长谈。
24 日，在中共的力争下，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基本上同意了张杨八项主张。
三、以宋氏兄妹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是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宋氏兄妹从中斡旋，入情入理。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顶住压力，消释南京方面的三次军事讨伐浪潮，稳定南京的政局，亲自飞赴西安，对蒋介石晓以大义，使蒋介石明了南京“戏中有戏”的内情，促使了蒋改变态度，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会同宋子文一起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等进行谈判，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
四、蒋介石对全国政局的统治地位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虽然成为张、杨的阶下囚,但他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并没有损伤,因而他具有一般囚徒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他的行为对事变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事变后,在蒋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同意张、杨主张,回到南京,并实现其诺言,使事变真正得到和平解决;二是口头上同意张、杨的主张,回到南京后毁约食言,派兵讨伐张、杨,从而引起大规模内战:三是拒不接受张、杨主张,从而使讨伐派何应钦等的阴谋得逞,结果同祥是引起内战。
很明显,后两条道路都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而蒋介石最终选择的是第一条道路。
当然,这种选择是被迫的,是经过逐渐反省权衡利害而做出的。
众所周知,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权势显赫的国民党领袖和国民政府首脑,也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思想极为庞杂又充满矛盾的人物。
事变的突然爆发,国民党内和南京政府乱成一团,群龙无首,政局的动荡将不利于中国的统一,中产阶级如丧考妣,不少人失声痛哭,国际国内舆论都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蒋个人身上。
客观地说,当时的中国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取代蒋介石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国民党内的汪精卫还是共产党内的毛泽东都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控制全国政局。
国际上苏联的态度颇有代表性,“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全国统一战线,张学良绝不能成为统一战线的领袖,而蒋介石可能是惟一有资格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人选”,除日本外,国际国内舆论普遍迫切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蒋原有的最高统帅的地位。
蒋介石的这种地位和影响强化了各方力量营救和希望和平解决的努力。
五、世界各国政治态势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外部因素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个基本性质和特决定了中国国内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可避免地与世界各国发生紧密的联系,同样,各国的态度与反应也将影响中国的政治态势。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几大世界强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外部因素。
英国为保护其在华利益,不希望中国内战,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这种态度直接影响到南京亲英美派的行动。
1936年的国际环境对苏联来说十分严峻,面临着德日两面夹击的危险,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反法西斯国家和力量就成为苏联捍卫本国安全的当务之急。
因此出于“联蒋遏日”外交政策的需要,苏联立即对事变进行指责,认为“西安事变是一个由日本人、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制造混乱和内战。
因此在给中共的电报中说“中国共产党应该尽其最大努力,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并利用各种机会与之接近。
”苏联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而中共中央的决策又对和平解决事变翅了重大推动作用。
可以说,苏联对事变的反映间接地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种不同政治派别、军事实力和舆论工具,都被卷入到事变中来,他们的主张和行动,直接作用于当事人张、杨和蒋介石,它们之间又相互作用,交错牵制,形成一种合力,导致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当然,各种力量所起的作用并不是相等的,它们之间是有主次、大小、主动与被动、直接与间接之分。
然而,支配这些力量转化为整体功能,控制着历史发展方向,则还有其更深刻的历史动因。
这就是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己经十分尖锐,阶级矛盾和国内其他种种矛盾,都必然让位于这个主要矛盾。
以内战解决事变的企图,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最终被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所战胜。
“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涣散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
它为全民族的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1]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 年，第 220 页.[2]刘圣陶; 罗雄.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J］.东北大学学报，2011( 3) : 259．[3]张雪山．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兼论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4]张翼．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新论[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1（0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R].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86.43.[6]《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使略史料选编)第207页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北中正书197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