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治理的文化价值更新路径

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治理的文化价值更新路径摘要：合作主义取向的社会公共治理，要求政府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化解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伦理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

除了利益分配不公之外，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

经过“启智”、“承接”、“转化”、“契合”四个阶段，可以获致对治理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问题的文化价值系统的改造和关于征收拆迁冲突公共治理机制的新“诠释”和新“透视”，并经过教育改造、政治支持和社会变革的更新路径，使之成为治理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的新文化理念。

关键词：城市拆迁；公共治理；文化价值；社会冲突一、引言：社会公共治理的文化视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在《历史研究》中将文明社会的结构主要区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并视文化为文明社会的精髓。

虽然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且富有争议，但一般都认为文化是以某种普遍认同的以精神信仰为基础的价值体系。

从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的传统出发，文化是一种主控人们的互动（人与人、人与政府、团体与团体之间），因着理性选择而产生的为大众所共同拥有的理念或“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1]，这些共同知识是包含了行为方式、信仰形式、价值标准和社会伦理规范等一系列生活及思想的复合物。

本文所称的“文化价值”就是指这种内在的思想、精神和价值理念，亦即潜伏在文化表现之下的动态的理念指令（ideational code）[2]，它具有规范性质，决定着社会的文化表现形式，引导着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经济行为及公共行政行为。

当前，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引致的社会冲突问题，是中国社会较为严重的公共危机之一，不仅影响到民生与稳定、政府公信力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层面，也涉及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层面。

我们已经意识到：一方面，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因过度地关注增长而忽略了分配、民众权利和人文关怀，导致了社会生活分裂以及社会公共话语的道德贫困；另一方面，社会冲突问题的公共治理强调建立合作导向的协商机制，但是，如果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中公共权力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没有在化解冲突的文化价值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那么就不可能构筑起公共治理所强调的政府部门与工商界（私营部门）、公民社会（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彼此合作、协商、对话的途径。

这样，合作主义取向的公共治理，其合作行为体系难以建构起来。

作为弥足珍贵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公共治理的社会合作与文化价值共识对化解城市拆迁冲突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换言之，如果我们强调社会合作与文化价值共识不是要建基于强制的威权统治或者胜者全拿（winner takes all）的多数决，那么，一个强调集体达成文化价值共识与社会合作的拆迁冲突治理机制是值得参考的。

但关键的问题是，文化价值如何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加以更新呢？在前期的研究中，笔者基于文化价值更新的视域，探索了当前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行为（“社会紧张度”、“暴力与非暴力”）产生的文化原因，而且从分析社会利益和社会政治的文化心理深度上揭示了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的新诉求。

本文基于新制度理论的视点，分析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价值理念的更新模式及更新机制。

而且，由于探讨的是“路径”，因此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是文化价值更新的“过程”。

至于其“内容”，情形较为复杂，但人类文明繁衍至今，关于社会冲突治理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完备的，因此，本文并不关注我们是否有文化价值更新的目标和内容，而是关注，如果我们承认现实奉行或潜行的文化价值与我国传统及西方现代的一些优秀文化理念存在鸿沟的话，那么该如何将这些外来的或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与现实价值理念进行会通。

二、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治理的文化价值更新模式（一）概念界定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公共治理上的“文化价值更新”，是指全社会尤其是公共权力官员在其工作环境中，基于对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问题的新审视，对当前治理征收拆迁冲突问题的理念、精神、思想等观念所组成的文化价值系统加以改造、重新界定与整合，获致一种关于征收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机制、模式、政策、方式、方法、措施的新“诠释”（Hermeneutic）和新“透视”（Perfective）。

基于这种对经济发展本质和征收拆迁冲突根源的新透视、新领悟，地方公共行政部门就可以提出更合乎市民需要的有关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的政治策略和更合理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

这就要求包括征收人、被征收人、开发商、公共权力官员以及其他社会公众的内心被更新，树立合作理念、法治精神、权力制衡等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一种能够统摄征收拆迁利益相关者的信念、信仰的“社会共识”。

另界定以下两个命题：1.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重心是构建合作主义的制度，而制度演进的社会心理基础是重建文化价值体系，包括文化信仰、社会伦理的更新。

从历史和跨国比较来看，能够有效实现征收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制度至少包含下列成分：首先，它要包含某些基本的文化价值理念，并强调这些价值理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性；其次，它要给予信仰这些价值观的人争取参与公共治理行动权利的合法性和合适的参与途径、平台和机制。

2.文化价值的更新，需“外来的扩散”（external diffusion）和“内在的演化”（internal evolution）并重。

“外来的扩散”是指一个文化传统在另一种文化传统中的扩张或沟通，这是文化价值转化的外在驱动力；而“内在的演化”是指文化的自我认知、自我调整和自我变革，这是文化价值变迁的自身要求。

两方面共同推动知识、态度和精神的改变，贯穿于整个社会行为、经济行为和政治与行政行为之新思想的产生和诠释过程。

（二）文化价值更新模式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存在背离、冲突，因此，文化价值更新就是文化会通过程中的文化价值转化与更新。

华勒斯（Anthony Wallace，1956）在提到“文化再造”（cultural revitalization）时，提出一个五阶段模式[3]：（1）稳定状态；（2）危机状态（通常由于社会快速变迁所引起）；（3）文化解体状态；（4）文化再造时期（包括创新、沟通、接纳、转化、定型五个阶段）；（5）新稳定状态。

受启发于华勒斯的五阶段模式，城市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文化价值更新模式，可以透过四个阶段来完成：“启”——“承”——“转”——“合”（图1），既要重新聚合传统“为人民服务”思想资源和儒家民族动员的要素，又要将现代普世的价值理念引入我国现实的文化制度和文化机构中。

当然，检视现代文化价值理念是为了寻找“指引”（instruction），而非立即可移植的“范例”（examples），是借用其原则，而不一定是具体的文化价值观内容。

另外，文化价值更新的目标主要是形成价值认同，也就是征收人、被征收人、地方公共权力部门以及其他社会共同体在观念上对城市拆迁利益分配的价值体系的深刻认同、共享、遵守和维护，使该价值体系成为城市拆迁制度规范的设置、具体的拆迁项目决策、政策及其执行上的共同思想和道德准则，这对于提高被征收人对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的认同感，增进社会亲和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1.“启智”阶段。

在“启”的阶段，社会公众、公共权力官员、拆迁人通过一种称为“深层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理解方式来掌握文化价值的真义[4]，去实际感受被征收人的需要是什么、在哪里，引导他们该如何看见被征收人的需要，以延伸征收拆迁决策者和征收人的视角，对房屋征收与拆迁行为的公共政策与决策施加积极的影响。

这里，除了回归“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传统外，重点是如何使外生、公认的或得到实践检验有关冲突治理的文化价值理念及其措施、方法、程序、制度中所蕴涵的文化观念，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两大关键因素需要注意：第一，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所引发的全社会的危机意识。

库恩所定义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表明，一个社会只有在面临危机时，才会有较开放的心胸去尝试并接纳新的观念或价值理念[5]。

换言之，每个社会都有一套既成的典范，用以规范在这个社会中所发生的每件事，以及规范这个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行为。

但当越来越多的情况已无法用现有的典范予以解释或约束人们的行为时，就会发生危机意识，于是就有一部分人会在原有的典范之外寻找新的典范。

从中国目前来看，这一全社会性的危机意识已经具备了。

第二，有关城市拆迁冲突处理的观念、理念的传播方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资讯的传播非常便捷、迅速，各国（地区）社会冲突治理的典籍以及一些中国传统典籍流传方便且很容易获取。

从目前来看，有效的传播方式也已具备。

2.“承接”阶段。

也就是采取一种可靠、合理的方式，将“启”阶段所启示的文化价值传承出去，教化民众和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中的公共权力官员。

在这过程中，一些可资借鉴的外来文化（客体，社会治理的理念、精神等价值观念）、一些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客体，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形成的文化思想）与当前现实的体制文化（主体）的衔接，并产生或达到“共鸣”或“共振”的效果，是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公共治理路径上的关节点，也是“承”的阶段需要完成的内容。

最需要回答的是，中国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国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地区）成功社会冲突治理的文化价值与当前我国现实观念有何契合之处？三者在哪些地方可以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回答这个问题，作类比研究是可靠的途径。

但是，由于关系到征收拆迁利益冲突，在承接过程中，永远就有“主体”文化价值将“客体”文化价值融摄、销蚀、变质的危险。

特别地，如何避免因为与主体文化价值会通，而失去原有客体文化价值的特色或本质，这将是一个与“转化”阶段紧密相连的重大挑战。

3.“转化”阶段。

也就是通过教育改革、文艺更新方式，将新文化价值理念推广出去，形成全社会的共识。

一些可资借鉴的文化价值伦理能否促使我国当前或现行的城市拆迁冲突治理机制（如拆迁补偿机制）产生“创造性的转化”，关键是在第三阶段的“转”了，因为“转化”会产生行动，在社会环境中造成影响。

这里，虽然前面“启”和“承”两阶段的预备功夫是否做得深入、扎实，对于“转”之阶段的成败至关重要，但“转”的阶段也有两个重点。

第一，承担文化更新的“人才质量”问题。

文化价值更新过程中“转化”，需要在我国现有政治体制框架内的创新，而人的素质和数量就直接影响到文化的创造力和影响力。

“生吞活剥”式的文化移植不可能真正实现文化价值更新，而没有人数众多的新文化价值的风潮，整个社会的思想转变也不可能实现，因此也难以产生对执政者有足够压力的影响力，进而，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也难以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