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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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到电影文学的可译性转换——以电影《推拿》为例

从小说到电影文学的可译性转换——以电影《推拿》为例

声屏世界2021/12文艺直通车热播冷评从小说到电影:文学的可译性转换———以电影《推拿》为例阴李亚强李青云摘要:文章从媒介形式与故事文本两方面入手,分析由文学小说到电影的跨媒介叙事策略,并以娄烨导演的电影《推拿》为例,通过叙事脉络、视觉转换、叙事视角三方面探讨跨媒介叙事的具体特征与实现手段。

关键词:《推拿》可译性跨媒介将文学故事转换为电影叙事,需要把文学性和电影性融会贯通,才能实现好的转译效果,这不是由文学小说到电影影像的简单“翻译”,而是基于故事文本的基础,实现媒介形式与故事文本的双重跨越。

从小说到电影的跨媒介叙事策略在小说到电影的跨媒介叙事过程中,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形式上的跨越,文学本身不仅有诗词歌赋等体裁的区别,文字也有比喻、排比、象征等修辞手法,不同体裁与相应文字表达方式结合,形成了文学的意境、诗意和精深,早期的电影都是直接将文字与影像结合,以试图把文学的意境融入到影像叙事中。

另一方面是故事文本上的跨越,虽然核心的故事内容是相同的,但电影有着叙事时空、视听语言等表现形式的限制,所以在跨越过程中,文学故事的情节量、叙事视角、心理描写、想象空间等都会被电影的叙事逻辑打乱并进行重组。

但也正是因为故事文本有着固有的时间线和空间概念,基于故事文本的时空逻辑,使得从文学小说跨越到电影叙事具有了可行性。

媒介形式的跨越。

在中国的无声电影时期,由于电影没有声音,从小说到电影的跨媒介延伸过程中是以影像中的文字来代替声音,以弥补电影叙事中的人物语言缺失所带来的叙事障碍。

无声电影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传统和现代文化共存的时期,因此当时的电影导演一方面借鉴明清小说话本的叙述形式,用诗词来对电影进行评述;另一方面用文字来代替语言,用关键字幕来交代人物对话。

此后,虽然电影进入了有声电影时代,但为了还原文学作品中的意境,诗词歌赋仍会以文字的形式融入进电影叙事里,比如娄烨导演的《春风沉醉的夜晚》,为了还原郁达夫在同名小说里的抑郁、苦闷和时代氛围里的“通感”,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宋中叶女词人严蕊的《卜算子·不是爱风尘》和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夜晚》结合片中人物的情境,以民国时期印刷物的排版方式“书写”在影像上,以此来比喻人物情绪和境况。

过于忠实的改编《酒徒》从小说到电影

过于忠实的改编《酒徒》从小说到电影

收稿日期:2012-10-20作者简介:丁婕(1984-),女,天津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丁婕过于忠实的改编:《酒徒》从小说到电影摘要:香港作家刘以鬯的长篇意识流小说《酒徒》,以主人公老刘的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为主体,用诗化的语言传神的塑造了一个被金钱社会无情吞噬的中年文人形象。

改编自小说的同名电影以字幕和旁白的方式表现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导演在忠于原著的主旨下对小说的主要情节基本照搬,拍摄手法中规中矩,若无主要角色的出彩表演,电影《酒徒》只能称作一部过于忠实小说的平庸之作。

关键词:《酒徒》;电影改编;忠实原作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3)03-0048-04(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46)香港作家刘以鬯的《酒徒》是华文世界第一部长篇意识流小说,1962年10月开始在香港《星岛晚报》连载,一年后由香港海滨图书公司出版,1979年台湾远景事业出版公司出版台湾版,20世纪80年代至今,大陆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相继出版了这部小说。

其实作家刘以鬯及其小说《酒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均十分重要,但限于大陆文坛长久以来对香港文学的陌生与偏见,包括文学爱好者在内的大陆读者和影迷大都是通过王家卫的电影认识刘以鬯的:2000年拍摄的《花样年华》从刘以鬯的短篇小说《对倒》获得灵感,2004年上映的《2046》中周慕云以《酒徒》中的老刘为原型,只是王家卫极端个人化的语言系统、拍摄方式和叙事手段使他从刘以鬯那里借来的胚胎,生出了更像王家卫的小孩。

2010年,香港资深影评人黄国兆在买下小说影视改编权十年之后,身兼编剧、导演、监制数职,自筹资金还拿出自己和朋友的积蓄,加上香港艺术发展局的小额资助,终于将文字变为光影,引起影视及文学界等多方关注。

一影片序场即是主人公刘先生的背影,他手夹香烟坐在椅上,面前案几正中一尊白色鲁迅全身像,旁边一瓶开始凋谢的红玫瑰。

文学作品影视化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文学作品影视化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文学作品影视化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在当前的发展历程中,大量的影视作品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文学作品影视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相比较而言,将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被大众接受并得到追捧,从文学作品向影视作品转变,无论是对当代文学作品,还是文学作品影视化,均产生了较大影响,既促进了文学的创新发展,同时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因网络具备开放性与自由性等特点,借助网络媒介进行创作,标志着中国网络文学因此诞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标签:影视作品;文学创作;媒体文化一、文学作品影视化的主要原因(一)网络文学引起共鸣文学创作是网络创作的精神领导者,更是一项神圣的工作。

但是受网络文学与商业化的冲击,文学创作成为一项大众化工作,作家的地位发生了改变甚至是被质疑。

现阶段人们阅读文学名著的时间少之又少,更加愿意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花费在物质性内容的“畅销书”上。

因网络文学深受大众的追捧,甚至得到了出版商的肯定。

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快速发展,对网络文学赋予了全新的概念,人们可不受时间与地点等因素的限制,搜索自己喜欢的作品并阅读,因网络文学传播范围广泛,得到了人们的肯定,无形中加大了知名度。

社会基础階层是创作网络文学的主力军,其思想与三观与社会大众较为贴切,不仅能够为人们带来娱乐,还能够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二)接受艺术方式改变文化主体的改变,由传统的欣赏型向着现阶段的消费型过渡,其主要的艺术方式就是消费心态,在整个文学生产流程当中,人们的观点被渗透其中,并向着行业化方向发展。

人们对中外文学名著的了解,大部分是通过非文字传播途径得知,受众群体在影视作品的影响,观看原著的比例较低。

因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对文学秩序造成了一定冲击。

相比较与大量的文字,色彩缤纷的动态图像更受人们的喜爱。

影视作品既能够为人们带来视觉冲击,也能够带来听觉享受。

随着影视行业的迅猛发展,在当代文化中,形式文化逐渐逐渐成为主流,受这一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均得到重大改变。

从小说到电影:《红与黑》于连死刑辨析

从小说到电影:《红与黑》于连死刑辨析

从小说到电影:《红与黑》于连死刑辨析【摘要】《红与黑》是法国作家于连的经典小说,被多次改编成电影。

本文通过分析小说原著和电影改编,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

小说原著描写了主人公朱尔梅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展现了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冲突。

而电影则通过影像和声音的表现形式,视觉化地呈现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观众对于两种表现形式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对作品本身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红与黑》都具有独特的创作价值,引发人们对于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思考。

通过比较不同表现形式的对比,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作品的内涵,以及作者对于现实社会的深刻观察和思考。

【关键词】作者简介, 作品简介, 影响力, 小说原著分析, 电影改编分析, 不同表现形式的对比, 观众反响, 创作价值.1. 引言1.1 作者简介斯坦尼斯拉夫·于连(Stanisław Leśniewski),1908年出生于波兰华沙,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

他在文学领域的作品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杰作,深受读者喜爱。

于连的作品以其细腻的情感描写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而闻名,被誉为波兰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他的小说常常揭示了社会现实和人类内心的矛盾,让读者思考人生的真谛和意义。

于连的代表作之一是《红与黑》,这部小说以其深刻的内涵和精湛的写作技巧而广受好评。

通过对主人公朱利安·索里尔的命运和心路历程的描写,于连展现了一个智慧、勇敢、痴情的青年形象,引起了读者对人生命运和社会伦理的深刻思考。

《红与黑》不仅在波兰国内引起了很高的关注和讨论,也在国际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2 作品简介《红与黑》是法国作家司汤达于1830年创作的一部小说,描绘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种种丑恶和腐朽。

该作品以主人公于连的命运为主线,揭示了贵族社会和平民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表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

小说通过对于连的心路历程、斗争和境遇的描写,深刻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及社会的不公和虚伪。

从文字到影像——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影视改编研究

从文字到影像——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影视改编研究

从文字到影像——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影视改编研究影视剧改编是全球性的文化课题,是对小说文本和电影艺术进行再创造,现阶段,我国的影视剧中商业化运作逐渐成为中国影视剧发展的一个潮流,影视剧改编也是当代众多文学重点讨论的热点。

张爱玲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因其视觉性丰富,意象鲜明,色彩绚丽,文字创作以及文本的叙述技巧娴熟,其被称为纸上电影。

张爱玲小说的画面感和丰富性逐渐成为了影视剧改编的重要选择,她的文学作品被一次次的掀起了改编的热潮,并在一流导演和优秀演员的合作之下,收到了显著的票房成绩,因此,从文字到影像,研究张爱玲小说的影视剧改编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本文主要以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影视剧改编对其小说的电影风格进行了分析,通过本次研究更好的促进张爱玲小说的改编有一定的助益。

标签:张爱玲金锁记影视剧改编作为上个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传奇性代表人物,张爱玲本身就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对象,随着二十世纪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社会文化中异军突起,越来也越多的张爱玲小说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和电影。

在张爱玲小说中创作的底色和悲剧性情怀被影视制作人转变为媒介影视,这种程度极大的丰富了小说文本的现代性内涵和传播形式。

《金锁记》电影是1980年8月上映的一部香港电影,在电影中,演员和导员为观众营造了一个老上海的氛围,可谓是全面展示出小说中的环境和情节。

电视剧版《金锁记》于2007年在湖南卫视首播,电视剧版《金锁记》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强烈议论,很多人都认为编剧将这部经典小说改编坏了,脱离了小说的主体,一个旧时期的社会悲剧愣是改变成琼瑶爱情剧。

因此,本次研究主要就《金锁记》影视剧改变进行研究。

一、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风格1.色彩色彩是电影艺术对人物形象进行造型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法,其也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显著特征,其中这两者不同的是,电影中的色彩是通过的影像进行反应的,而张爱玲小说中的色彩主要是通过文字进行描述的。

张爱玲曾经说过,不知道为什么颜色和气味常常让我感到快乐,颜色这种东西,只有在没有落色的时候才是最凄凉的,只要让人注意到色彩是可喜的,颜色使这个世界显的那么的真实。

浅谈《简·爱》从小说到电影的变化

浅谈《简·爱》从小说到电影的变化

浅谈《简·爱》从小说到电影的变化作者:马迪来源:《电影评介》2014年第16期改编是一种再创作,影视剧对名著的改编是对名著解读的一条途径。

伴随着影片《简·爱》的诞生,导演用自己的角度阐述对作品的理解,也推动了这部经典名著在全球的普及。

本文从人物形象和叙事角度两方面来分析《简·爱》从小说到电影的变化。

一、人物形象的变化“我有话要说”和“我该怎么办”是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我”兼有双重身份,即叙述者和所述故事的主人公。

这是否意味着在勾勒完整的简·爱形象时,至少要看到两个简·爱形象,一是追忆往事中的简,一是经历事件中的简。

当我们试图做这样的区分时,又会发现两个形象时而疏离,时而重合,不是一种可以简单分割、组合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简·爱的叙述者身份做进一步的解读,这是理解简·爱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叙述者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有话要说”。

这直接呈现为叙述者在叙事过程中对“读者”接连不断的吁请。

据不完全统计,“读者啊……你……”类似话语在各章中出现将近30次。

叙述者如此频繁地向“受述者”发话,强化了“我有话要说”的愿望。

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场感的叙事交流态势在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得以形成,叙事交流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被固定下来,而整部作品有如一个巨大的对话场。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构成了众多的小型场景,且在小说各章中均有分布。

第三章,小简·爱与劳埃德医生的对谈成为其离开舅妈家,被送往寄宿学校的主要动因。

第八章,寄宿学校,通过对话,简·爱寻得生活道路上两个最初的帮助者,好友海伦和教师谭波尔小姐。

第十三章及之后的几章里,简·爱和罗切斯特有多次交流,每次都增加了彼此的认识和情意。

类似场景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它们在人物塑形和情节推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并与上文所讨论的大对话场交织叠映。

这更像是一个“听觉形象”的塑造过程,其间,叙述者对“听觉读者”的渴求亦变得愈发急切,叙述者简·爱的形象也越来越鲜明,她是一个冷静、理性,历经种种磨难获得完美幸福生活,急于倾诉自己故事的叙述者。

空间叙事与时间叙事_《长恨歌》从小说到电影

空间叙事与时间叙事_《长恨歌》从小说到电影

空间叙事与时间叙事_《长恨歌》从小说到电影空间叙事与时间叙事:《长恨歌》从小说到电影《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一部作品,作为小说,它通过对空间和时间的叙事,展现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故事。

而当这个小说被搬上银幕,成为电影时,空间叙事和时间叙事的呈现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本文将探讨《长恨歌》在小说和电影中的空间叙事和时间叙事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长恨歌》小说中的空间叙事。

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主要体现在对不同地点及其环境的描写。

作者通过精细而生动的描写,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每个场景的特点和氛围。

从苏州的小巷到北京的皇宫,从江南的水乡到草原上的牧场,小说中的空间被构建得栩栩如生。

同时,作者还通过对空间的描写来展现人物的情感和心理变化。

比如,苏州的小巷浓缩了女主人公若水的青春和惆怅,皇城的宫殿展示了权力的腐败和荣光。

通过这种空间叙事,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共鸣。

然而,当《长恨歌》被改编成电影时,空间叙事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电影的语言是视觉和声音,所以导演借助镜头的运用和音乐的配合来展现空间。

电影《长恨歌》中,导演运用了各种镜头技巧,如鸟瞰、特写、快速切换等,来展现不同地点的特色和情感。

例如,通过从上空俯瞰苏州的小巷,观众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独特韵味和若水的情感纠结。

同时,音乐的运用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空间叙事的不足。

比如,使用富有江南特色的古典音乐作为背景音乐可以增强观众对苏州的感知和理解。

因此,电影通过影像和音乐的手段,对空间进行了再创造和再塑造。

接下来,我们来看《长恨歌》中的时间叙事。

小说以若水的视角,通过回忆,将故事展开在过去和现在之间。

时间的推移以闪回和前瞻的方式呈现,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故事发展的脉络和人物的成长。

小说中的时间叙事是一种线性的表述方式,使得读者能够循着时间的脉络来阅读故事。

然而,电影中的时间叙事则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电影《长恨歌》通过剪辑和特效手法,将时间叙事变得更加抽象和非线性。

男性的回归:《紫色》从小说到电影

男性的回归:《紫色》从小说到电影

男性的回归:《紫色》从小说到电影作者:于慧翠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34期摘要: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紫色》是根据美国黑人女性作家艾丽丝·沃克同名小说《紫色》改编的。

两者虽然都是以美国黑人生存状况为叙事对象,但聚焦各有侧重。

沃克的小说原著主要描述了美国黑人女性如何冲破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从而确立独立自主的社会地位的反映了父权制思想。

本文试探讨斯皮尔伯格改编的电影《紫色》中美国黑人男性地位的回归。

关键词:《紫色》;电影改编;男性回归[中图分类号]: 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4--02一.导言美国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在筹备电影《紫色》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大多数导演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电影时长问题。

艾丽丝·沃克的小说《紫色》,1982年一出版迅速成为风靡全美的畅销书。

虽然小说《紫色》只有三百多页的篇幅,但全篇涵盖了五十多年的历史,,足以拍一部电视连续剧。

导演是怎样借助一部电影来反映如此丰富的内容呢?尽管电影中缩减了非洲的篇幅,但电影《紫色》还是长达两个半小时。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导演还是添加了一些看似多余的情节。

究其原因,本文认为这是导演受美国主流意识影响,对小说中女性主义及非正统宗教观改编的结果。

这种改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美国主流观影人群的口味。

沃克的《紫色》曾一度荣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全国图书奖、全美书评家协会奖三项大奖。

但不得不提书中涉及到女同性恋、非正统宗教观、种族问题以及父权制等问题的描写。

美国主流报纸评论称:“斯皮尔伯格执导《紫色》就像安东尼奥尼执导007系列电影一样,两者都不会成功。

”(Asen,1858:59-60)然而,对这部电影的质疑声远不止这些,一些非裔美国男性评论家批评沃克在小说中对黑人男性的负面描写。

电影制作人斯派克·李评论:“在作品中说黑人男性是混蛋,这是黑人剧作家、小说家或者诗人快速出版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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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 摘要 有人认为小说《日瓦戈医生》是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记录和解释;有人认为这是一部诗化的小说,是隐喻和象征的世界,是关于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有人认为这是一部体现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化恋母情结甚至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文化恋母情结的小说。对于小说的解读和研究人们众说纷纭,这是由于小说本身的多元性造成的,但不可否认这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关键词 帕斯捷尔纳克,人物形象;改编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这本伟大的著作在当时的苏联社会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它的出版也经历了许多波折。作品在国内遭到冷遇,最终得以在境外出版。小说于1958年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欧美获得极大反响并获得普遍的赞誉。但在苏联国内却受到严厉批判,并被禁达30年之久,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 虽然作品在国内被禁但在国外的文化界却受到追捧,许多大师都对作品进行过解读,并从中发掘出耐人寻味的深意。有人认为小说是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记录和解释,有人认为这是一部诗化的小说,是隐喻和象征的世界,是关于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有人认为这是一部体现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化恋母情结甚至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文化恋母情结的小说。对于小说的解读和研究人们众说纷纭,这是由于小说本身的多元性造成的。但不可否认这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就像著名的学者、批评家费奥多尔?捷斯蓬1959年(小说刚在国外出版不久)评价的那样“毫无疑问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一部伟大的、地道的、卓越的艺术品,作者因此为俄罗斯建立了功绩,也为俄罗斯在全世界人面前建立了功绩。” 正是这样一部杰出的作品在出版之后,在被无数读者慕名拜读之后,迅速引起了影视界的关注,于是各国的电影、电视导演们争相改编这部小说,将他搬上银幕。在本文中笔者从电影和电视剧中分别选取一个改编版本进行比较研究,以此作为切入点解析《日瓦戈医生》的改编。

一、从小说到电影:大卫?里恩的《日瓦戈医生》 人类在20世纪发明了本世纪第八大艺术――电影。1985年3月22日。自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卡普辛路14号咖啡馆里,向公众放映了《工厂大门》《火车到站》等电影后,电影作为一项新兴的艺术便蓬勃发展起来,电影时代终于到来。60年代的美国好莱坞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电影的编剧、拍摄技术、镜头的运用等都臻于成熟。此时英国导演大卫?里恩正处在他事业的黄金时期,此前由他执导的《桂河大桥》和史诗式巨片《阿拉伯的劳伦斯》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加之他也曾有过多次拍摄改编电影的经验(1946年《远大前程》、1948年《雾都孤儿》),由他担当《日瓦戈医生》的电影导演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果然这部影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打破了当时的票房纪录,并获得了1966年第38届奥斯卡奖的十项提名,荣获当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艺术指导/场景布置、摄影、服装设计及配乐五项大奖。金球奖部分则摘下最佳剧情类男主角、导演、最佳剧情片、剧本和配乐等奖项。 小说的原著篇幅长达600多页,导演将其浓缩成了一部200多分钟的电影,其中必然会进行大量的删改。从角色上来讲,或许是受制于电影的篇幅限制,改编后的电影中许多重要角色被删减。小说中一直存在的十分重要的角色日瓦戈的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被编剧删除。在小说中韦杰尼亚平不仅是日瓦戈的舅父而且是他童年时代的偶像和青年时的精神导师,在母亲去世后的晚上是他给小尤拉讲基督的故事,安慰他。这便是日瓦戈性格中的一部分宗教气质的来源。他一生经历社会和人生的风云变幻,却始终相信来自福音书的道德律令,孤独地追求生命的进步和道德的完善。他的这些思想和信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少年的日瓦戈,那就是以自身的善良、正直及对真理的忠诚去替人类中邪恶的本性和虚伪的文化法则受难。这一部分在日瓦戈的人格形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推动历史发展和拯救世界靠的是唤起众人的爱心,而非用暴力的手段。他说:“如果指望用监狱或者来世报应就能制服人们心中沉睡的兽性,那么,马戏团里舞弄鞭子的驯兽师岂不就是人类的崇高形象,而不是那位牺牲自己的传道者了?”这种观点后来直接影响了日瓦戈对待革命的态度以及他性格中对暴力的憎恶。作为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韦杰尼亚平在具有进步性的出版社工作,对待革命的态度是比较偏向温和与同情的。这直接影响了日瓦戈对待革命的态度。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日瓦戈在经历了十月革命后才会说出:“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做了判决。”而在电影中韦杰尼亚平完全没有出现,电影中的日瓦戈性格的形成过程便产生了断层。这一代表着日瓦戈精神中重要部分的尼古拉角色的被删去势必导致电影中日瓦戈形象的精神内涵减弱,他身上属于俄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博爱精神、牺牲精神和受难气质都大打折扣。 同时被删去的还有日瓦戈一生的挚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小说中这两个人不仅是日瓦戈的朋友还是另一种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在革命后选择顺从与合作,从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瓦戈与杜多罗夫和戈尔东的一次交谈。在谈话中杜多罗夫讲述自己如何在流放中成长,如何被改造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戈尔东十分赞同他的看法,他将杜多罗夫谈话中公式化的东西当成全人类的共性。而日瓦戈则对此十分恼火,他认为这就像不自由的人总是美化自己的奴役生活,就像一匹马说它在驯马场上如何训练自己。是被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中,失去了思想独立性的表现。由此体现的是日瓦戈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不随波逐流,在精神上保持自由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戈尔东、杜多罗夫的角色删去后不仅大大减弱了日瓦戈这一形象的丰富内涵,而且使得《日瓦戈医生》的知识分子主题被隐蔽。 除了删去一些角色外,电影还对一些保留下来的角色进行了改编处理。在小说中日瓦戈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是一个神秘的存在,他隐身于人们的视线之外,总是在日瓦戈身处困境时适时提供帮助。在小说中隐约提到他的身份是布尔什维克高层;而电影中的叶夫格拉夫由弟弟变成了哥哥,形象的由暗转明:现身于众人的视线之中成为日瓦戈名正言顺的保护者,导演还赋予他秘密警察的角色,让他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为日瓦戈和拉拉的女儿冬妮娅讲述日瓦戈作为诗人的一生。 冬妮娅形象的淡化处理。在小说中作者对冬妮娅的描写运用了大量的留白处理,以她来衬托女主角拉拉的形象,特别是在冬妮娅最后留给日瓦戈的信中她的形象得到较为完满的描述。同为美丽善良的女性,冬妮娅相对于历经苦难的拉拉来说,更像是生长在温室中的花朵,她的生活顺遂而流于平面,她的美是质朴的,是大量存在于社会中的平凡的美;而拉拉的美则在于她所经历的不幸和经历不幸后不甘沉沦的姿态,以及作为女性独立鲜明的人格。在电影中简化了冬妮娅最 后―封信的内容,让其形象更加模糊,从而相对地降低了对拉拉形象的对应与衬托,减少了拉拉作为女性的独立性的描写,使得电影中的拉拉仅仅作为日瓦戈爱人的形象出现。 于是有人批评《日瓦戈医生》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原著和俄国革命进行了曲解,影片刻意将原本的政治意识浪漫化,将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平面化和图解化,最终仅仅讲述了一段苍白的罗曼史,使本片较像一部以大时代为背景的爱情片。

二、从小说到电视剧:普罗什金的改编 继1965年和2002年美国好莱坞和美国拍摄《日瓦戈医生》的电影之后,俄国导演普罗什金再次将《日瓦戈医生》搬上了荧屏。2006年这部11集的电视剧正式播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2006年度俄罗斯电视“金鹰奖”评选中,获得了最佳电视、最佳男主角、最佳音乐、最佳美术等奖项。相对于受篇幅所限的电影而言,电视剧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较大的发挥空间。导演和编剧对原著做了较大的改编。编剧略去了大量的背景交代,减少了许多人物,对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做了较大的改动。 改编后的《日瓦戈医生》虽在俄罗斯国内的民众中引起广泛好评,但在文艺界却引起了争论。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在接受《共青团真理报》采访时说:谈论这种改编毫无意义。人物情节都被改得面目全非,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我们在片中看到的是那些漫画般可笑的人物和荒诞的情节。笔者与他的观点相似,认为电视剧版的《日瓦戈医生》完全改变了作者的初衷,已经变成了普罗什金的日瓦戈。导演则反驳道:“虽然之前两个版本的《日瓦戈医生》在西方人中引起了轰动,让西方人认识了帕斯捷尔纳克。但只有俄罗斯人才能真正地理解这部作品,只有俄罗斯人自己才能真正诠释《日瓦戈医生》。” 这部电视剧的改编在人物形象上较之于原著有两个最大的不同。首先是叶夫格拉夫形象的缺失。小说中总是在日瓦戈陷入困境时适时出现帮助他的日瓦戈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被编剧删除。日瓦戈面对生活的磨难处于更加孱弱的位置,独自一人在清苦的岁月中飘摇。这使得知识分子在时代动荡下的命运更加直接地摆在观众面前。 其次是拉拉形象的变化。小说中的拉拉作为命运多舛的圣母形象是俄罗斯大地母亲的象征。小说的作者所塑造的是一个具有非凡魅力和极富诗意的女性形象。她的内心同她的外貌一样美丽。在人生旅途中她屡次遭遇不幸,但她不甘沉沦,始终在痛苦中抗争,在绝望中追求,这是她的魅力所在。在小说中,作者精心构置了两处关于拉拉的梦境描写,一处是拉拉梦见自己被埋在泥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从左边乳房里长出一丛草。”另一处是日瓦戈在听了女巫的话后产生了幻觉,看到利剑劈开拉拉的肩胛,在敞开的灵魂深处露出了藏在那里的秘密。她所到过的城市、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住宅、陌生的辽阔的地方,像卷成一团的带子一下子抖开了。在这些象征描写中作者力图将拉拉描写成一个俄罗斯的文化女神。在电视剧中编剧刻意抹杀了小说中拉拉对安季波夫的崇拜和爱,拉拉变成了一朵“恶之花”。她周旋于三个男人中,至少造成了其中两个人的悲剧。她的人生经历就是一场赎罪之旅,对自己的母亲、对丈夫、对日瓦戈。这注定她的一生必定饱经磨难,洗涤罪恶,获得重生。这是一位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女性,是现代人对拉拉的解读。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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