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 一个宪政主义者的困惑
辨异求同会通我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的经历与体会
辨异·求同·会通——我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的经历与体会张中秋目次一、辨异二、求同三、会通四、新的问题五、点滴体会讲座部分大家晚上好，谢谢同学们。
没想到这么多的同学，因为当初和我联系的时候，说是一个漫谈式的沙龙，所以我就没抱这个期望。
没想到进来一看，有这么多的同学，令人感动，所以我要谢谢大家。
同学们，学术交流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对大家是，对我也是。
我提出一个问题，大家会做出回应，这个回应对我也一定会有启发。
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先要感谢人民大学法学院，同时也要感谢郑定教授、马小红教授，我们是同道，也是朋友。
实际上，这个活动去年就联系了，由于时间上的原因，一直没有调整过来。
对同学们来说，尤其对我来说，还是很珍视这个机会的。
同学们，学术这个问题，只能实事求是。
刚才马老师把我提得太高了，因为今天我汇报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我自己的学习过程、思考经历和点滴体会。
所以呢，这样的题目，本应该是更年长更有成就的大家来谈。
但是我考虑到这是沙龙，而且和在座的同学可能有一些代沟，毕竟我们的年龄要相差一些，当然我还是希望你们把我接纳为你们中的一员，就是说我希望在这么一个年轻的氛围中来观察和讨论问题。
在我们这个年代里谈问题，谈的深和浅、对和错也许并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你谈的真不真诚。
你要是真的，对错并不重要，所以我要谈的肯定有一些不正确，或者说不完善的东西，但它是我自己真实的经历，真实的心得体会。
我今天和大家交流四个方面，主要讲我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辨异、求同和会通，顺便谈谈我自己的体会。
一、辨异1、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情状和原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抱着很复杂的心情，主要是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了大学的学习。
在上海读了四年大学，然后84年到政法大学，86年到南京大学。
应该说在当时法学本科所学到的知识是很粗糙的，所以有时候很羡慕在座的新一代法科的同学们，因为我觉得我们当时学到的知识，一个是极其不完善，另一个就是有很多错误，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这些错误慢慢地纠正过来。
中国的民权话语
中国的民权话语⊙ 王人博一有缺陷的方法论民权概念是中国宪政文化中的核心元素，这是无大疑义的。
本文要提出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认识和运用民权概念的？民权的话语所表达的是一种中国式的民族意义诉求，还是西方式的宪政诉求？怎样诠释民权概念的中国语境（context）？民权与同其它的近代性话语和实践一样，大都由西方及其文化衍生、激发。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近代性完全是西方性的。
问题是，中国的知识者在遭遇西方物质和精神的过程中是被动地模仿了西方的「民主」还是积极地、创造性地运用了民权这一独特的概念？中国学界对此的认识和解释，主要受西方两种方法论的影响：一是美国的费正清学派；二是「中国中心观」。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根据「挑战─响应」的理论范式，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就是在西方挑战下的一个被动的「受刺」过程，即是说，中国人在西方强大的压力之下，只能逆来顺受，被动响应1。
与此相应，中国诸多的近代性话语和实践也就成了一个模仿西方的结果。
在这种语境（context）下，民权话语的使用以及运用方式的差异当然地成了判定是学习西方还是固守传统，是进步还是守旧的尺度。
这也是我们当下学术主流话语在评断中国近代性时所秉承的标尺：主张西方式的民主为进步派，反对的为顽固派。
2西方对中国的近代性肯定是有意义的，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西方之于中国近代性的意义不能被无限的夸大。
事实上，晚清时代的中国，既有西方带来的「外患」，也有穷途末路下的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的「内忧」，在这双重压力之下，中国人既有应对，也有自己主动性的思考和选择。
即是说，「挑战─响应」的范式无法接纳中国的「主体性」这一根本性的要素。
对近代的中国而言，「主体性」一词包含了太多、太复杂的意义。
虽然，在近代的世界格局之下，中国的角色不断地被边缘化，但沮丧之中仍有中国自己的智慧、谋略，既有学习也有创造，民权话语的创设和运用便是一例。
与哈佛学派的理论范式相反，「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则代表了西方另一种学术趋向。
解读宪政的文化研究范式
解读宪政的文化研究范式[摘要]学界常用宪政的文化研究来表述王人博先生采用的研究进路。
《宪政的中国之道》开篇“宪政之累”即言明将宪政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内生的现象”来解读的态度，文章想通过对《宪政的中国之道》的阅读，解读宪政的文化研究范式。
[关键词]宪政；文化解释范式；中国宪政一、预设的前提：宪政作为文化因素在西方王人博教授关于宪政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都是对“宪政文化”的探索，都可以称之为中国宪政史的“宪政文化”解释范式。
本书对宪政在西方文化中的样式的基本判断是：西方的宪政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是没有预期的结果。
宪政制度虽然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产物，但它又是深植于西方传统文化土壤中的，是西方历史长期演生的一种复杂的文化形态，体现了西方社会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
在这里，西方宪政的特定文化内涵是隐而不彰的，是作为中国“宪政之道”的参照物出现的。
“西方宪政”是一个参照系，古典宪政主义者的解释被提供出来，即宪政大体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政府受宪法的制约；2.宪政规范下的政府在本质上是自由式国家的最小政府，而这一点又是建基于个人自由与契约国家理论的；3.宪政的价值预设是权利先于宪法，先于社会和政府。
二、比较的结果：西方宪政植入中国文化语境宪政理论和宪政制度作为中国传统专制的对症之药被志在救亡图存的有识之士引入并且实践；按照这一进路，“中国富强”与“西方宪政”之间建立了一种逻辑关系。
在本书的解读中，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宪政以“富强为体，宪政为用”为“定式”，而这种以富强为目的的学习，妨碍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宪政价值的接纳，根据国家富强的要求对宪政的原生价值进行取舍，宪政价值与富强价值之间存在冲突。
在这种宪政文化范式指导下，人们总是把宪政当成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工具理性，从而颠倒了宪政与富强的关系：在西方，宪政是果，富强是因；而在中国则必须由宪政承担起实现国家富强的沉重使命。
中国近代宪政化历程之反思论文
中国近代宪政化历程之反思摘要：回顾近代中国的宪政历史，“求富”、“求强”的功利主义价值诉求和“国家主义”的价值立场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它影响着中国的宪政实践的得失成败。
中国、德国及日本的近代宪政史表明，背离“自由主义”宪政精神的宪政实践是无法走的长远的。
关键词：宪政功利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自晚清西方宪政思想及制度传播到我国至今已有百年，然宪政之核心理念依然未能深入人心，宪政制度的改革建设更是差强人意。
中国近代宪政之回眸（一）变法图强的功利色彩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和动荡。
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抵御和反抗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二是如何实现社会的转型，即实现国家的近代化。
然而初时执政者（清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后者的重要性。
当时政府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回应仅仅是巩固海防，以期延续闭关锁国的政策。
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失利时，才转而“师夷”在建船制炮方面的“长技”以“制夷”，于是引发了历时30年的洋务自强运动[]。
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30年的洋务成果付之一炬，自强之梦被无情击碎。
此时，“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由先前“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到“从制度上感觉不足”[]。
举国上下开始认识到只有改革旧制，创建新的国家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辱的愿望。
围绕旧制度的不足，当时主要形成了两种意见和主张：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革派，主张通过变法，即改革旧有的行政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主张暴力推翻作为专制代表的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
两派虽有分歧，但只是方法、手段上的分歧。
目标仍是一致的，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都反对专制，主张立宪。
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本以蕞尔小国战胜沙皇俄国，使得当时的精英阶层把立宪和图强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的中国，任何一项主张或举措，只要和图强联系在一起，就有了正当性和号召力。
逍遥“法”外一位法学“业余者”的人间情味
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的论断来说明，业余者 虽然缺乏相应的学科规范和理性，但或许可以投入更 多的身心和情感。特别是在当下学者们都竞相成为智 库型专家的趋势中，要了解人文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 业余者生存的正当性在哪，从萨义德这段话中可以获 得一些启发。那就是，无论学科划分得多么细致，专 业发展得多么深入，学科间的厚墙永远困不住人们思 维的自由和对世界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跟人的气质 和精神状态有关联。例如，有的人18岁时可能就已经 老去了，非常世俗和老成，但有的人活到90岁还充满 激情。这种激情必须在厚墙之外才能安放，也就是满 足对世界的好奇心，这是法学“业余者”生存的最大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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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5 期 总第 180 期
开卷有益
2019 年第 5 期 总第 180 期
法学学者，还是一个个知识主体；他们不是以法学学 者的身份去观察和阅读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场景、色 彩、镜头、趣味等，而是努力让这些元素与思想产生 化学反应，不管这些元素是不是跟法学有关，这些元 素融合在一起才是对人有影响的。如此一来，法学学 者的“正业”思想在哪？王教授解释道，实际上当下 的法学作品承载不了法学学者的思想，而是法学学 者将其日常生活实践中获得的见识、思考代入到作品 中。法学作品的思想是由创作的主体决定的，而不是 主体眼中的对象或者作品本身决定的。从知识供给的 角度看，法学学者应当对世界充满热情，对世界充满
然而，并不是每个学者都希望成为智库型的专 家，那么业余者生存的正当性在哪？为此，王教授在 书中运用图文比较的方式，进一步展现业余者和专 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是不同的。他引用爱德华・ 萨义德提出的“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态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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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第 5 期 总第 180 期
一个国家政治的缺点，会变成国民性格的缺点
一个国家政治的缺点，会变成国民性格的缺点▲左郭嵩焘，右刘锡鸿一个国家政治的缺点会变成国民性格的缺点文：先知书店光绪二年（1876年）冬，晚清洋务名臣郭嵩焘奉命率30余人出使英国。
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外交使节，意义自然非同凡响。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一举一动被其随同副使刘锡鸿严密监视。
因为在保守派刘锡鸿眼中，西方就是夷狄，洋人的东西，都不值一提，他要提防郭嵩焘做出有损大清国威的事。
于是，在赴英之初，他列举了郭嵩焘的“十大罪状”，报告朝廷说郭嵩焘“投降媚外”，其中包括：1.游炮台披洋人衣；2.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3.令妇女学洋语、听戏；……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老顽固”，在被文明社会浸染稍久后，也主动承认：“欧洲诸国，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他甚至认识到，英国人之所富强，在于每个人挖空心思做生意，“……心愈用愈巧，货愈出愈多，商贾之揽巨资者乃愈众。
豪富既众，则百货自易销售，贫民自易为生，国课自然充裕”。
▍“中体西用”的失败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巨变。
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系统性缺陷，在与西方的碰撞中暴露无遗。
然而，由于两千年的历史包袱太重，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官僚和知识精英群体，均无法摆脱“天朝上国”的夜郎心态，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异常艰难。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已开始学习西方。
时值清政府刚受辱于英法联军侵华，又受困于太平天国暴乱，可谓内忧外患，学习西方在本质上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但是，主导“洋务”的张之洞、李鸿章等清政府实权派，却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奉行两大自以为“天经地义”的行动原则：一是以购买机器设备办工厂为主，对西方的思想文化不屑一顾；二是一切都在官僚控制下进行，事事以官办为主，拒绝西方的私营企业制度。
最终的结果是，虽倾尽国力搞了数十年，却效率低下，成效有限。
洋务运动的失败，不过用沉重的代价向国人表明，绕开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奉行“中体西用”，于西方文明的精髓，将始终不得要领，其失败几乎是无法避免。
揭秘制度能力之源：权威型官僚体制如何塑造当代中国
当代中国七十年的辉煌成就并非走向所谓的“政治衰败”，而是得益于其强大的制度能力，这种能力使制度得以有效运行并发挥其功能。
王人博先生的观点指出，中国近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不在于西方政治理论中的权力限制与个体自由，而是在中国特殊环境下国家权力的有效发挥与政府权威的构建。
这种核心问题的实质，实际上是探讨如何让国家权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现代化进程。
这一制度能力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党领导下的权威型官僚体制。
这一体制是一套全面的、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官僚体系，如一张巨大的网络，覆盖政治经济的各个角落，使得政权得以对社会进行总体性控制。
而这种体制的核心，在于党的领导制度，它构成了这一权威体制的核心枢纽。
进一步分析这一权威体制，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探讨。
首先，在官僚体系内部，存在着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使得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具有较强的内部控制性。
其次，在官方与民间关系的维度上，政党领导下的政权在与社会、市场以及民众的互动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权威体制的存在，确保了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社会的稳定，从而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以“党的领导”为网络、两大维度的枢纽的国家治理体系。
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政党领导型权威官僚制”，其中的“官僚”并非狭义地指政府官僚，而是涵盖了政党系统的所有公务人员，与《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相契合。
执政党建立了一套全面覆盖、上下联动、深入基层的“政党官僚制”。
在制度层面上，这种强势的“政党领导型官僚制”涵盖了五级政党机构和所有基层组织，渗透到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
它以组织化的形式融入军队、立法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经济主体、社会群团等机构，通过党委党组的组织领导、政策贯彻、干部选拔任命、学习教育活动和监督考核工作等具体机制实施制度化领导。
因此，这套体制中，横向各个系统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关系都集中在党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领导上。
纵向则表现为党的内部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领导，最终集权于党中央。
假作真时真亦假
假作真时真亦假作者：辛湘理来源：《新湘评论·上半月》2020年第09期“宪政民主”是近年来流传甚广的一种政治思潮，与普世价值等一起，共同构成“西方优越论”“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内容。
其鼓吹者不仅极力宣扬美化西方“宪政民主”思想和制度，更竭力鼓噪中国要走“宪政民主”之路才会有出路，企图从根本上改造、动摇我国政治体制。
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充分认清西方“宪政民主”思潮的虚伪本质和伪善面目。
“宪政民主”并不科学，没有普适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
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
”从阶级立场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宪政民主”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护以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为基本内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主导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制度。
“宪政民主”看上去很美，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多党制变成“轮流坐庄”。
轮流执政陷入“轮流坐庄”甚至是“轮流分赃”的怪圈，各政党在乎的只有党派利益，而置民众利益、社会利益甚至整个国家利益于不顾，你争我斗、朝令夕改、改革推动乏力、政策措施“挑雪填井”等现实困境普遍存在，多党竞选越来越沦为“你死我活”式的拳击赛。
权力制衡变成相互拆台。
表面上，三权分立、两院制等是为了限制权力、分流权力，实际上，却成为相互掣肘的工具，不同党派背后有着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了各自的利益诉求，不惜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为了一己私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就像是螃蟹吃豆腐——干得不多抓得很乱，“宪政民主”已然成为“极化的政治”和“否决式政体”。
名为民主实则专制。
资本裹挟政府，进而通过政府管制人民，是典型的对少数人民主、对大多数人专政，本质上是一种对“沉默的大多数”的专制。
像美国特朗普政府2017年的17位初始内阁成员的总资产，超过了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资产总和，这还不包括特朗普自己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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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一个宪政主义者的困惑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彭淑发自：北京最后更新：2012-08-21 10:36:13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王人博：生于1958年，著名宪法学者，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现代法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主编，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法论坛》主编。
其代表著作《法治论》（与程燎原合著）是1990年代国内外极具影响的一本学术著作，其《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梁辰/图）∙标签∙王人博∙宪政∙学者在82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看看一个中国的宪政学者如何思考和自处邀访之初，王人博就在回复的短信中摆明他一贯的为人态度，“你是否发错对象？如果要我对我校…吴法天（副）教授约架被打‟发表看法，恕无评议。
”这位昔日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领袖、如今的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极擅调侃。
就在宪法颁行30周年的今天，有学者在饭桌旁故意问他：王老师，法治两字怎写？他稍稍侧身，两眼微睨：你说怎么写，就怎么写。
无论是老友、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主持的会议上，还是2010年的公开讲座里，他都不动声色，“不说心里过意不去”——“美国的宪政主义者无法理解中国宪政主义者的痛苦。
正像一个意大利的球迷，没有办法理解一个中国球迷的痛苦一样。
”贺卫方还有微博里的自嘲——“今天天真冷，好不容易打上车。
一上车，京哥就唠叨不停。
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我如实作答，并告诉是教法律的。
又问，教什么法律？答，教的是一门最不值钱的法律。
京哥回答说，噢，是教宪法的吧？！”1980年代中期至今，王人博先后发表《法治论》、《权利及其救济》、《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宪政的中国之道》等著作。
看似一段学术脉络，却是心底“永不消逝的电波”。
他曾说道：我既不左，也不右，我是一个坚定的宪政主义爱国者。
王人博语录●山东人的性格不同，但有一点可能是同的：湖南人造反是自己想当皇帝，而山东人造反是想招安。
山东人的优点是认同合法性，有忠诚之心，其缺点那就太多了。
——王人博谈他和贺卫方作为山东人的独特个性●第一，脸面是重要的，但过得去就行了，因为再美的女人都会变成老婆子；第二，女人的善良是永恒的，要知道她会如何地对待你的父母，这是知道如何对你的一个借鉴；第三，女人不能太笨和过度聪明（只对做妻子而言），太笨无法交流，太聪明，让人不放心。
——王人博对门下男弟子择妻的三条意见●不要用蔑视的口吻谈功利心，功利心是人类共有的遗产。
正义往往都与功利心相联系，比如希腊城邦的正义。
要除去功利心是危险的，这是卢梭式的革命主义用的词汇。
正义与心眼相关，与脑袋无关。
——王人博谈“功利心与正义”不该结束的永远不会结束“大学的第一堂宪法课，现在还记忆犹新：宪法是阶级力量对比的反映。
”1979年，重庆歌乐山下，刚从山东莱西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的王人博觉得云里雾里，“因为我总是想到毛主席的…鞍钢宪法‟和苏联的…马钢宪法‟。
”当时比他高一级、同为山东老乡的贺卫方回忆，无论读书联欢活动，还是山东校友会，王人博都不是风云人物，远不及78级的学长蒋庆等人活跃。
王人博点头称是：“我这种人永远不会是站在舞台中间、登高一呼的人物。
”在手捧学校油印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尚且激动半晌的岁月，他确实“没有受到专业上，哪一本书或哪一学派人物的较深影响”。
最爱读的，反而是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哲学研究》。
“以人博的个性来讲，如果要让他真对一个人或者一本著作比较倾心，给出高度评价，我想比较难。
”现任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程燎原在电话中说道。
在他看来，王人博在法学界崭露头角是在1989年。
那一年，留在西南政法大学任教数年的王人博硕士毕业，与程燎原合写了这本被学界誉为“国内系统研究法治理论的开山之作”的《法治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的提出，引发学界对中国社会“是人治，还是法治”、“对资本主义法治如何评价”、“对社会主义法治如何评价”等一系列争论。
1980年年初，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组织四百多名专家参加“人治与法治”专题讨论会，其后结集出版了《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
“我和程燎原都认为里面很多问题没说清。
譬如主流认为…法治‟即简单的…依法治国‟，沿袭中国传统的法家思想。
可法治有哪些要素？法治思想怎样形成？这就有了我们想理清…法治‟的动机。
”王人博说。
1987年，中央召开十三大，再度触及渐已沉寂的“法治”话题。
第二年，毕业于西政的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李怀德接到社里论述“法治”的出书命题后，马上致信王人博，“我听过他一年的课，他的思想言论已属前沿。
”1989年3月，李怀德读到《法治论》初稿时，大为惊叹：程燎原记述了历史上及现代一些思想大家的法治学说，王人博探讨法治的实体价值、权力的合理位臵、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权利与义务和法治的形式价值，“无论以后法治理论的模式、语境、研究方式发生改变，就连李步云（现任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为国家领导人讲法治等，都无出这本书的框架。
”商议《法治论》导论时，王人博与程燎原来到了重庆沙坪公园，面对保存一隅的“红卫兵墓”陡生感慨，“为什么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埋葬这里？不就是无法无天带来的灾难？”对比歌乐山下的革命烈士陵园，他们想过“以此作引子”。
书的后序，寥寥数语，意味深长：“该结束的永远结束。
不该结束的永远不会结束……”中国式的宪政观1980年代末期，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文显、张光博等人旗臶鲜明地打出“权利本位论”。
对此，学界另一学者张恒山撰文质疑，认为“法的重心在于义务”。
随后，派生第三方，“权利义务一致论”。
此背景切合了王人博与程燎原写完《法治论》的思路，书里的权利价值、自由价值，每样都能独立成书。
“自由”已然写得太多，何不趁“权利”论战正酣，论证“权利”。
1992年，王人博与程燎原第二本合著《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出版，被视为《法治论》的“姐妹篇”。
按李怀德理解，这本书超越当年的辩论层面在于，相对于张文显与张恒山等人以权利与义务的对接来确定权利的地位与价值，王人博、程燎原则把讨论放在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社会的权利本位论”，以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接重新思考“权利本位论”，彰显“权利”的真实价值。
“宪法，人们称之为…法之法‟、法上法。
宪政，通常理解为…实施宪法的民主政治‟，或以…宪法治理国家‟。
如果说，权利是宪法的灵魂，那么，合理确立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并有效制约权力以实现权利，则是宪政的关键。
”1997年，法学家俞荣根为王人博历时3年完成的《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作序，开宗明义。
《权利及其救济》之后，学术之路往何处去？王人博与程燎原一番深谈后共同想到，立足中国，用法律学说史。
程燎原选择将目光投向1949年后的中国法治史。
而查阅近代史，王人博深感“宪政是一热门话题”。
“他向我谈及他的研究计划，打算把重点放在近代宪政文化问题上，我深表赞同，并为他的选题眼光和胆识而由衷高兴。
他十数年从事法史教研工作，尤其对西方法治理论和权利学说有着深刻的领悟与把握。
顺此由西而中，比较中西，以西鉴中，以中化西，融通中西，正是他应走也能走的治学历程。
”15年过后，俞荣根坚持当日的持评。
2003年，王人博发表《宪政的中国之道》。
“为什么不是中国的宪政之道？”他在西政时的学生、青年学者羽戈问。
他闻之一笑，“潜意识中，我想突出的是…宪政‟。
将它看作一个共同普世性价值，不管中国、美国，任何国家都要遵守。
”程燎原分析，王人博从宪政在中国的研究中提炼出，自近代以来，“宪政”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与中国文化的摩擦，由此产生“中国式”宪政观——“富强为体，宪政为用”，正因为中国人的国情民意、传统理念与西方有别，对于“宪政”的理解与西方如此不同，学界探讨宪政、法治，不能忽视中国的立场。
站在纯学术角度，程燎原尤为欣赏《宪政的中国之道》中的《民权词义考论》，“这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法律中使用的核心基础性概念的一种开放式研究。
他做得最好的就是对…民权‟的阐释。
它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中国人如何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009年，我重新阅读材料时发现，我忽略了很大一个问题。
我以前只注意到中国宪政思想，一切都是为了追求国家富强。
可我没有看到，这一大目标下，还有第二层逻辑，要达到富强，首先在于你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如果是要构建类似西方的政治共同体，那么对于中国，关键在于民。
”王人博思忖道。
2010年，演讲《宪政的中国本土叙事》，他的开场白是：“到宪政的路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去宪政的路。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称，王人博是中国法学界深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告别西政还是在2003年，王人博告别“占据生命四分之三血液”的西南政法大学，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任教。
离开的原由他在文章里含蓄地提到，“身边的人一个个走了。
”1997年，为列入“211工程”，西南政法大学与中国政法大学激烈竞争，结果均未入选。
2000年，“高校合并”大潮中，中国政法大学归入教育部，西南政法大学则由重庆市主管，从全国性大学降为地方性大学。
“学校不如以往显赫。
加上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省市，包括北京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市场繁荣，跟西部构成反差。
什么…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影响了大家的心态。
”贺卫方补充道。
“真的挺失望。
”王人博忆起未走前，他与程燎原来京开会，聊至凌晨4点，“我们是最安土重迁的人，可这次肯定要走，问题是去哪儿？”最终，程燎原先他一步离开西政，到湘潭大学任教。
“我跟人博在西政是最好的朋友。
我走了，他多少会孤单，这也是他去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原因。
”程燎原说。
一天早上，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打来电话：“人博，合同没签吧？别签了，到我这儿来。
剩下的事，我让人事处长跟你谈。
”“你知道见面后，徐显明对王人博说了什么？”李怀德在电话中说，“徐校长说，他是中国法学界深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
正是这句话彻底打动了他。
”不要触动我的软肋北京午夜。
酒后释放，王人博沉浸在“90后”的歌曲里。
他年轻时想做摇滚，想当约翰·列侬。
可现在年过五十，“我只能做一个教书匠，谁也影响不了。
请不要触动我的软肋。
”他低下了头。
他的软肋是他的乡愁。
是别离故土时，目送祖母拖着小脚折回的背影，是家庭在家族里势单力薄，自小感受世态炎凉，“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信。
我相信人性恶。
”“人性恶”是西方设定宪法以作预防的前提。
“我认为宪政这一概念，最能集中表达中国人文化的乡愁——一个流落异乡的孩子，越是感到别人的阔，越是思念自己贫穷的家乡。
当我们越去阅读西方的政治、公法文明的时候，越激起我们中国式的乡愁之感。
”他在讲台上，传达内心深沉的乡愁。
他曾取名“王二黼”。
“王二黼”，即wolf（狼），“敏感、警觉、难以驯服”。
他喜欢调侃。
他的学生、律师楚望台在《昌平往事》中记录：王是法大为数不多的谦谦君子，或许从外表上看，他更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