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与差异——2010’中国哲学与艺术精神高层论坛综述

2010年3月第3卷第2期文化艺术研究St udi es i n C ul l ur e＆A r tM缸．．2010v01．3N o．2文章编号：1674-3180(2010)02-0023-04同一与差异——2010’中国哲学与艺术精神高层论坛综述中图分类号：J0应丹(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研究》编辑部，杭州310013)文献标识码：ASi m i l ar i t i es and D i仃er ences——R evi ew of2010’C hi nes e Phi l osophy and A rt i s t i c S pi r i t For umY i ng D an2010年春，由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2010’中国哲学与艺术精神高层论坛”在杭州举行。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及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20余位学者参会并发言。

会议围绕中国哲学与艺术精神的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成了基本的理论共识，这也是本次会议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一、中国艺术精神与中国哲学的根本价值追求是统一的，两者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着共同的价值追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尽管因其表现方式和所属领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但究其根本，却又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涵与本质追求。

呈现生命的样态，探究生命的本质，追寻生命的意义，领悟生命的真谛，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在内在精神境界上的共通之处。

浙江大学哲学系董平教授从中国哲学中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出发，引申出了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的内在联系。

他认为，儒家对善的本源性追寻是一个根本的话题。

善的本质与生命的本质是同一的，因而善的实践是生命回归于本真状态的根本途径，善的表达便即是生命实相的表达。

道家不认为经验生活中的善、不善这种相对价值具有终极意义，从而不把自己的生活局限于社会的人伦礼法，认为社会人伦中的生活是生命的非本真状态，生命的本真状态应呈现于与道为一体的无限浩大的宇宙生命之中，所以庄子强调要“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正是这种“原天地之美”的态度，将人们的生活导向了生命审美的态度。

最能传达出中国艺术精神内涵的艺术样式之一的文人画，通过“气韵生动”的艺术追求，契合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本质内涵。

因此，生动本身即是生命的呈现状态。

从思想层面上收稿日期：2010-02-10作者简介：应丹(1982一)，女，浙江杭州人，戏剧戏曲学硕士，主要从事戏剧创作及理论研究。

文化艺术研究第3卷24来说，儒家关注现实社会中的生命，要求将生命的实在性表呈为道德性，从而导向德性的审美；道家则试图以“原天地之美”的态度来呈现自我生命的本真，从而以天地的审美情怀来表达生命的实在状态。

“气韵生动”这一最富有意义的语词。

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之中，既是关于艺术的，同样也是关于哲学的。

当然，除了文人画，这些思想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都有所表达。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白奚教授认为，哲学与艺术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任何一种艺术的核心都应该是表现理念的艺术形态，艺术到达较高的境界应该包含一种哲学。

反过来，哲学本身也是一种思想的艺术。

道家哲学中“反”的思想是智慧所在，也是艺术魅力所在。

普通人追求增益的人生，而道家提倡减损的人生；普通人强调占有，道家要求简化自身的需求。

这与中国传统绘画中追求无胜于有的创作思想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北京大学哲学系朱良志教授，将中国传统艺术观中的“大巧若拙、大白若黑、以丑为美”等创作思想对接了道家反其道而行之的思想。

认为道家思想无重于有，不强调有无分别的思想与中国传统艺术观有着十分相契之处。

浙江大学哲学系何俊教授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造境与写境的区分，理解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相互依托互相寄予的关系。

他认为，造境是基于理想，而写境是平于现实，自然本身是繁复多样的，而艺术作品则是将此繁复多样的自然转化为内在心灵的简素而予以呈现。

无论是中国的绘画还是音乐，都是在去掉了五光十色的外表之后，勾勒出了简洁的格调，这与中国哲学高度凝练的思想精神相共通。

同时，董平教授还对庄子思想中蕴含的悲剧精神作了阐释，他认为庄子是中国悲剧精神的发源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宇宙生命无限、永恒不止和我们短暂、转瞬即逝、苍白的个体生命之间的关系。

在巨大的无限性面前的无可奈何，而又不甘于无可奈何，其中蕴含了某种悲剧精神；但庄子最后对无限性的消解，却又使他的思想呈现出某种诙谐的意趣。

在这种庄子式的悲剧精神的背后，所蕴含的也同样是艺术与哲学的契合，这是一种基于生命本质的符合。

二、哲学的理性意识与艺术的感性形式相互影响、相互促发、互为显隐、相互完善。

哲学与艺术作为精神意识的两种不同表现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哲学更诉诸理性，艺术则体现感性；哲学更具抽象的理念，而艺术则具有形象的表现方式。

两者既有区别同时又有着共同的交汇与影响。

在中国传统艺术领域中，书法、绘画及音乐尤其体现出这种哲学思想与艺术形式的彼此渗透与交互影响。

、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黄大同教授从中国古代乐律的角度对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哲学思想的形态来源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他认为，老子的这一说法，虽然许多哲学研究者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实际上，老子一、二、三之说的素材正是音乐中的“三分损益法”，而这被老子揭示为宇宙演变之本质规律的源头，传统艺术与哲学之微妙的关系在此可见一斑。

黄大同教授由此而进一步提出：中国古代的音乐与哲学是互为前提、互为显隐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从音乐的角度去解读哲学的某些思想，同样也可以用哲学的思想来解读中国音乐。

受到黄大同教授这一观点的启发，中国哲学与艺术精神之间“互相影响、互为显隐”的关系，成为与会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

第2期应丹：同一与差异清华大学哲学系王中江教授提出“自然、心灵与艺术境界”的论题，认为现代哲人王国维、宗白华和冯友兰等所注重的“境界”和“意境”，既是心灵境界，又是审美性的，而这同道家的自然、天人合一和心灵观念息息相关。

中国艺术强调“师法自然”，其哲学的来源之一是老子的“道法自然”，而老子“道法自然”的真正意义是说“道”要遵循“万物的本然性”和内在尺度，艺术家作为艺术创造的主体师法自然，就是要像“道”那样遵循万物的尺度；中国艺术强调意境，而这种意境的源头活水则是庄子的心灵自由、开放、超越和万物一体，《庄子》中的《逍遥游》、《齐物论》和《秋水篇》等最能体现这种精神。

就自然与心灵问题，何俊教授也予以了回应。

他认为当我们说自然是心灵的创造时，这个自然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艺术所创造的自然。

但艺术创造的自然又必须依傍着真正意义上自然的万物，而又不全是万物。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吴根友教授从“晚明哲学精神的变化进而影响文学艺术创作思想”的主题谈起，认为李贽的“童心说”提倡当真人、讲真话、做真事，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晚明以后诗歌的创作。

如袁宏道认为，真的诗应该具有真性情，抒发诗人真的性灵。

《红楼梦》一书歌颂真性情，也是这一哲学思想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

不仅如此，就连焦循在论述经学研究的问题时也提倡要有性灵，要求学人与圣人的心灵真正结合。

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也提出，史学研究需要有性灵。

体现在艺术领域，晚明以后的徐渭、石涛等人的绘画作品，与晚明以后提倡个性的舒张有着密切关系。

同时，吴根友教授还认为，如果从中国哲学的动态历史来进行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哲学精神是富于变化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精神，因而有不同时代的艺术精神”。

清代叶燮的《诗论》主张诗歌创作应内积才情、外周物理，提出一方面要充分把握外在物理，又要积蓄内在才情。

这种兼而有之的创作思想其实也可看做是对晚明个性的张扬和宋明理性思考的一个综合，是哲学思想演进过程中对艺术创作思想的演变。

浙江大学哲学系何善蒙副教授以魏晋时期的情感哲学与艺术精神的关系为例，分析了当时“重情”思潮通过影响士人的行为，情感成为社会的普遍价值，进而影响到了艺术创作的具体过程。

魏晋时期对个人和情感的重视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人物品评，诸如风韵、风姿、风采、神韵等成为评价人物的常用词语，而这些都代表着个体的独特的性情。

艺术总是基于个体创作，受个体性情的影响深远。

因此个人情感生活的彰显，不仅改变了魏晋时期士人生活的基本样态，同样也陶铸了魏晋时期独特的艺术精神，对于后世而言，主要表现在对“气韵生动”的重视和山水画的出现。

“气韵生动”，究其根本来说，强调的是个体性情的流露、独特情致的展现。

而山水画，则是个人情感的外化，当士人将深情凝于自然的时候，山水诗、山水画也就产生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白华先生强调“魏晋人向内发现了深情，向外发现了自然”。

上述论述可以见到中国哲学对艺术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源远流长。

静态的哲学观念在动态的历史演进中，时刻进行着自我丰满、彼此说服、互相演变与内在提升，这种内外交互的流动必然影响到艺术精神的动态流变。

相反。

当我们从另一个视角即艺术思想的流变是否也在助推着哲学精神的演进来思考哲学与艺术相互关系时，可以发现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二者之间，并非仅是一种单向的影响与接受，更是一种双向的渗透与深化。

何俊教授从晚唐至宋元的中国书画入手，思考了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艺术间相通消息之关系。

他认为。

晚唐五代时期山水画理论中强调对物象的细微观察影响了宋代理学家对物理的体会。

宋代理学对理的重视，强调对物象的观察与晚唐五代的绘画创作及理论有着一定的联系。

同时儒家思想也潜化文化艺术研究第3卷26在艺术发展的脉络中，影响着艺术样式的演变。

他以宋四家重写意的书家精神与元初赵孟颊将唐代重法与宋代重意二者结合的书法思想进行了比较，引申出朱子思想对这种艺术风格转变的重要影响。

两组案例说明了宋代理学的出现与晚唐艺术的探索直接相关，反过来理学的成型和对整个文化的影响导致了艺术创作新的审美和创作原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

朱良志教授以中国书画从唐代以前重造型到宋代以始重内在表达的艺术观的流变为对象，阐释了“道禅哲学的影响是由‘汉唐气象’向‘宋元境界’转化的根本原因”。

不仅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国的雕刻、古典园林设计等艺术样式的变化也可渊源于其内在哲学思想的变化。

他认为对艺术史的探讨如果不追溯到哲学的观念，往往难以深达本质；另一方面对艺术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对哲学的讨论。

三、哲学与艺术虽然相通，仍有各自的独特性，艺术形式是哲学根本理念的感性表达方式。

中国哲学与艺术精神的根本价值尽管都可追溯至对生命的关怀与领悟，然而艺术作为一种具体可感的表现形式仍有其独特之处，一定程度上艺术形式是哲学根本理念的感性表达方式。

董平教授从对“礼乐”的解读理解出对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礼是天地之序，乐是天地之和，乐通过可感的方式直接作为情感的呈现，与礼互为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