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陆家龙治疗中风后遗症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名老中医陆家龙治疗中风病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陈斌（昆明市中医医院急诊科）
陆家龙，主任医师，祖籍南京，云南昆明市人，为滇中著名中医陆巨卿之子。

幼即聪颖好学, 受熏于庭, 好学谭思，涉猎医典。

历任昆明市中医医院副院长，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昆明市卫生局副局长，其间兼任昆明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云南指导组专家, 云南省第一批、第二批老中医药带徒工作指导老师。

现为云南省荣誉名中医,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导师，全国名中医工作室指导老师。

陆老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教学40余载, 治学严谨, 学识渊博, 善于中西合壁, 法古创新, 临证谨守病机, 知常达变, 对内科诸症独具匠心。

笔者有幸从师学习, 侍诊左右, 颇得恩师教诲, 受益匪浅,启迪良多。

现仅就已之见闻和理解, 对陆老治疗中风病的主要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作一粗浅介绍。

一、学贯中西,互取所长
陆老先生, 幼承庭训, 熟读中医经典著作, 博览群籍，中医学基础理论甚为熟稔；青年时期, 进入昆明医科大学系统学习现代医学, 西医理论功底亦十分雄厚。

而在几十年临床实践中逐步认识到: 中西医学各有所长, 二者均为治病，区别在于医学理论不同, 临床思维方式也不同。

西医基于现代自然科学, 从人体生理、病理着眼, 依据病史、临床症状、体征, 借助于各种理化检测指际对疾病进行诊断, 以微观认识为优，侧重于辨病，利于探讨疾病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提供诊断的客观定量化指标。

而中医则是在古代数学、哲学、天文学等基础上产生的，以宏观辨证见长,《内经》中“有诸内, 必行诸外”确立了中医学宏观、整体、综合的思维法则。

中医着眼于辨证, 根据望、闻、问、切四诊所得, 将疾病不同的病因、病性和病位有机、全面、系统地区分开, 施以不同的方药治疗, 这一点与现代医学趋于诊疗方案个体化、集束化、循证化，在思维方式上是完全吻合的。

临床上, 陆老常采用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双重诊断方法，既防止了片面地看问题, 又拓宽了临床思维, 对疾病的演变、转归、预后有了更为清晰、正确的认识。

例如中风病的诊治中, 陆老就是根据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体征, 结合头颅CT、心电图及实验室检查作出西医诊断，以此区分缺血性中风和出血性中风，以免在出血性中风治疗中误用、过用活血化瘀药，贻误病情，这样既有利
于患者的治疗，更恰当地选方用药, 提高临床疗效，同时对杜绝医疗差错事故、防范医疗纠风有着肯定的作用，有效地保护了自己避免了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让中医发展走上良性道路。

在此基础上又依据中医病因、病机理论进行分析, 制定出一套相关的治疗方案。

陆老认为中风病大多源于平时摄生不慎，饮食不节，以至内伤积损，肝肾失养，气血生化不足，造成病理产物瘀血、痰浊的产生，最终阴阳失调、气血逆乱，产生风、火、痰、瘀痹阻脑脉而发生中风。

因此风、火、痰、瘀、虚是中风病病因的五端，病性本虚标实。

西医治疗是辨病用药, 同病同治。

而中医强调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病因之间是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其发病病机,治疗时应细勘病机，审证求因，个体化看待病情，因人而异, 因证而异, 可异病同治, 亦可同病异治，灵活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 即辨证论治，不拘于一说。

临床中或从风论治，或从痰论治，或从瘀论治，或从虚论治，或熔诸法于一炉，皆从病证所见，随证变方。

二、重视补气，强调以平补、运补为主，反对峻补、壅补
陆老在40余年临床实践中体会中认识到人生于宇宙之间, 得气则生, 无气则死, 分秒之际, 均不能离开气，如鱼之不离水也。

正如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所云：“夫元气藏于气管之内，分布周身，左右各得其半。

人行坐动转，全仗元气。

若元气足，则有力；元气衰，则无力；元气绝，则死矣。

故平生所经历病案, 凡沉病之证, 认为十之八、九皆病于“气虚”，尤以老年人之中风证更能说明因气衰血癖而卒然跌仆, 乃至中风。

因为“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 气运则津布, 气虚则推动无力，津血停聚, 形成瘀血、痰浊。

所以中风之实主要归咎于瘀血、痰浊，中风之虚主要责之于气虚。

若气的运化正常则血行津布，贼邪将无处焉附，脉络畅通，从而缓解中风的临床表现。

因此益气治疗贯穿于脑梗塞治疗的始终，是老师治疗脑梗塞的特色之处。

陆老补气，多以平补、运补取胜，而不恃峻补图近功，反对一味壅补。

他认为气虚的形成与脾胃关系最为密切，脾主运化而升清，为气血生化之源。

“脾以运为健, 胃以通为补”。

治疗重在甘平助运, 脾得健运则气化有源，胃得通达则升降有序。

临证中喜用黄芪配伍白术益气健脾，反对动辄随意选用人参、甘草之甘腻壅补, 反碍气机, 助湿生痰。

气虚明显，与太子参或党参相伍则益气之力更彰。

眩晕、脑鸣配以葛根、天麻增强升阳降浊之力。

痰湿偏重, 以苡仁、白扁豆、山药、法半夏、陈皮健脾化湿佐以芳香辛开。

胃纳不振的, 加谷芽、麦芽悦脾醒胃。

三、善补肝肾，慎用温燥
陆老根据依据多年临床经验，强调针对中风病本虚标实, 肾为先天之本, 元气之根, 水火之宅, 五脏之阴非此不能滋, 五脏之阳非此不能发。

中风病的发生根于元气亏损, 其防治必须补肾固本,肾脏精气充沛, 则可延年。

因精气互生, 阴阳互根，故补肾有别他脏，既要填精滋阴, 亦勿忘助阳化气，使精血津液生化有源，恢复肺、脾、肾对于水液输布的功能以消化壅滞脉络之顽痰，濡养脏腑经络，调畅气机，有利于气血津液的输布，以起瘫救痿，其为治本之至要。

即所谓阴中求阳，阴平阳秘之理。

不可一见滋水涵木辄妄投大队滋肾养阴之药；亦不可一味追求滋肾填精而采用熟地、胶类等味厚质稠粘腻之品，因风木过动，中土受伐，不能御其所胜。

脾胃不健者难于运化尤易发生滞膈满，导致痰浊阴霾更甚，犯虚虚之弊。

但也需慎急于求成温燥太过, 损阴致阳亢动风,必须采用阴中求阳之法。

临床中多选用白芍、麦冬、制首乌滋液熄风，濡养营络，补阴潜阳等药配伍桑寄生、炒杜仲等温柔濡润，通补肝肾。

其中桑寄生、炒杜仲虽性皆温，但其质濡润，为味胜于气之药，即所谓阴中之阳，与附子、肉桂、淫羊藿、巴戟天等纯阳之品不同，用之温而不燥，反能补阴。

这样潜填固纳之后，气血平调，痰浊不塞，徐图清补，以滋肾养肝、填补精血，根基得固而无动风伤阴之虑。

其中制首乌，味苦、甘, 性微温, 归肝肾经，善补肝肾、益精血, 如《本草纲目》中言此药能养血益肝，固精益肾，不寒不燥, 功在地黄、天冬诸药之上。

是以本品性虽微温而不燥, 既无伤阴之虑, 又无一般滋阴药之滋腻生湿困脾碍胃之弊, 且味苦还能坚阴。

桑寄生味苦、性平, 归肝肾经, 《本草逢原》中所述“得桑之余气而生, 质厚而柔, 不寒不热, 取其补肾养血而可益肝肾、强筋骨之功效。

若肝阳上亢，风火相煽上犯清窍而头痛，加钩藤、磁石、珍珠母、石决明等平肝潜阳，但金石类药材仅为应急之品, 而不宜久服,中病即止。

虚火上浮所致颜面潮红、烘热、耳鸣加炒黄柏泻火坚阴。

失眠、心烦加秫米、夜交藤和胃养心安神。

四、平补脾胃，调气和血，可安五脏
陆老常教导我们：“中土为四运之轴，上输心肺，下益肝肾，外灌四旁，充养营卫，脾胃一健，则谷气充旺，可令五脏皆安”。

故脾胃健旺, 可生心血、实肺气、养肝血、充肾精, 许多慢性脏腑疾病, 包括四肢九窍诸疾, 以整体辨证,
从脾胃入手, 常能获得一定效果。

故调治脾胃, 具有较脾胃本身远为广泛的重要意义。

脾胃调补，总之以药性甘温，轻补、平补为主, 斡旋气机，以恢复脾胃转输、升降、运化功为主，过剂反伤脾胃。

常选用黄芪、白术补气，白扁豆、茯苓、薏苡仁健脾渗湿，陈皮行气悦脾，秫米和胃安神，炒谷芽、炒麦芽、焦山楂健胃助运。

多不用参，黄芪临证中也多15-30克左右，认为过用则反易滞气生满，壅塞脾胃运化功能。

对于活血药的运用，陆老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他认为中风病源于正气亏虚, 络脉空疏,方有瘀血、痰浊阻滞经络而发生本病，治疗调补正气为主,劫痰化瘀攻下之法，非其根本所宜。

若正气尚足，自可祛邪外出，戕伐正气，反致饮停瘀滞里结，造成恶性循环。

对于中风病兼有瘀血的情况，需掌握标本、先后、主次, 恰当选用活血药，方能治病求本。

临床中遵循血主濡之，常选用当归、川芎、紫丹参以养血柔肝，行血和血，且剂量较轻。

对水蛭、虻虫、红花、桃仁之攻血峻剂，常告诫我们需慎重使用，且应中病即止，不可多用、久用，否则与调补大法互相抵悟。

对于三七的使用，陆老提醒我们注意，其一方面具有活血散瘀的作用，另一方面还有甘温补益的作用，气味与参类似，曾有古人认为其同补药用补，入行瘀药则攻，较为特殊，临床运用中需多观察，总结完善其药性特点。

纵观陆老遣方用药平淡轻灵, 绝不弄险逞怪，过用寒凉辛温、滋腻质重之剂，煎煮成汤, 药气轻灵,药味甘淡，既不损伤正气, 又能灵动气机, 也利于患者接受。

使脾胃之气渐强, 运化得力, 正气渐复,于平淡中往往可见卓效, 有时还可起沉病痛疾。

正如费伯雄《医醇賸义》所言“天下无神奇之法, 有平淡之法, 平淡之极, 乃为神奇，否则眩异标新, 用违其度, 欲求近效, 反速危亡, 不和不缓故也”。

始悟中医的精髓就在于阴阳平衡, 生病即阴阳失衡, 治疗即是通过轻微的调拨使其回归平衡，平淡用药足以显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