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
论湘军体制和近代军阀制度的关系
论湘军体制和近代军阀制度的关系军阀”一词在《辞海》中该词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湘军被许多著名历史学家认定为是中国近代军阀的雏形，因此湘军体制也就成了近代军阀制度的开端。
1、1、湘军是与团练、乡勇不同的历史范畴，湘军始于团练，后发展为乡勇，后成为湘军。
在内部结构上，湘军的士兵与将帅之间结成了牢固的隶属关系，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纽带，实行以将领为中心的招募制；在募勇的标准上规定：一是统帅亲自招人，不假于他手，这种募兵制为近代军阀的产生提供了军制基础；而死严定标准；三是原籍招募，取保具结。
这种兵制具有鲜明的封闭性、宗法性与依附性，具有生死与共、其同进退的组织特点，但也有其局限性。
“兵为将有”是湘军组建上最大的特点，形成了谁招募便服从于谁和全国服从曾国藩的格局，形成了近代史上第一支独特的私人武装。
这种模式后为李鸿章、袁志凯等效仿，形成了近代军阀武装集团。
2、从军阀政治形成的历史角度来看，曾创立湘军时期是军阀政治滋生期，其特点表现为君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地方势力已经形成影响政治的实力、军阀政治岁能影响政治但不能违背皇权政治，为军阀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3、湘军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军制、军权和政局上，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军阀割据。
曾国藩创立湘军不但改变了清朝的兵制，开创了“兵为将有”的状况，在地方上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因此近代军阀制度起源于曾。
4、曾国藩开近代新型幕府制度之先河，而幕府是近代军阀的雏形。
5、从军事近代化的视角来看，晚清军事制度的变革是近代中国军事变革最为深刻地内容。
曾国藩创立了湘军开启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过程，湘军制度成为后来军阀割据的重要历史参照体系。
“将领中心制”是对清朝“经制兵”制度的否定，这使军权和政治实权从皇室贵族手中逐渐转移到地方督抚大员手中，从而导致近代军阀制度的产生。
6、湘军独立的筹饷制度导致了清政府财权下移，为近代军阀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
论湘军的组建发展对清末社会的影响
论湘军的组建发展对清末社会的影响■张 滢／湘潭大学摘 要：湘军是清中期由曾国藩组建的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消灭各地起义军的一支汉族地方武装军队。
鼎盛时的人数达到十二万之多，研究湘军集团，不仅对清朝的政治、军事、社会，乃至后来近代的军阀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关键词：湘军的组建 清末 影响一、湘军的组建及发展（一）湘军的组建湘军是一支十分神奇的军队，它以团练开始，为了维护清王朝的没落统治和镇压太平天国而兴起的，但它又和其他地方的团练不尽相同。
他的将领曾国藩等都是湖南人，他所招募的兵勇亦大都是湖南籍的。
罗尔纲先生曾在他的兵志中记载，考证过关于湘军领导人物祖籍的问题一共有156人，湘南籍贯的将领就高达130人，达到可考证人数的八成以上。
太平军进攻长沙，湘南众多乡绅招募农民训练，建立自己的丁勇来守护家乡。
但是他们这种分散力量还是不能够与太平军抗衡。
正在这时，清政府派遣官员开办团练，清政府指派的官员与地方乡绅们联合。
曾国藩认为想要镇压太平军的话，就必须要另外建立一支新的军队。
到了1853年4月后，曾国藩以已经有一定势力的“湘勇”和“楚勇”作为根基，招募了湘勇、宝勇3000余人，还把其所在的绿营军裁撤冗员，还加以扩大。
曾国藩还从实际作战经验里摸索制定了严格的军队规章制度，强化了将领对部队的控制，形成了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以儒家的三纲五常等思想来教育士兵。
（二）湘军的发展壮大湘军的慢慢壮大是在与太平军的斗争中慢慢发展的。
1853年的7月，太平军攻打南昌，曾国藩派罗泽南带领三千精兵前往，但是第一次对垒，湘军的损失极为惨重。
1853年的秋天，编练水师的计划通过了咸丰皇帝的批准，湘军的规模改成了组织水军和陆军各一半。
到了1854年的2月，陆军一共13个营，已经有了5000余人，水军一共10个营共5000人建立。
完成了他想要与太平军进行水陆联合作战的作战策略。
再加上夫差劳役，全军的人数竟达到了1.7万人，船舰也有了500艘。
湘军军制对晚清军事改革的影响
湘军军制对晚清军事改革的影响湘军军制对晚清军事改革的影响内容摘要:19世纪中叶，一支由书生统领的湘军崛起，并在与太平天国农民军的激烈对峙争斗中取得胜利，充当了清王朝的最后一排柱梁，从而几乎决定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命运。
湘军制度对晚清兵制的影响，其余波直到清末才止。
所以有清一代的军制，咸丰前是八旗、绿营制度的时代，咸、同至光绪甲午为湘军制度的时代，甲午战后为兴练新式陆军的时代，而论其转变，则以湘军为其枢纽。
关键字: 湘军军事改革影响一、湘军兴起的历史背景清朝国家的经制军队原有八旗、绿营两个体系。
八旗早已腐败，不堪征战重任。
而另一支国家经制军绿营，则在制度上存有严重的弊病。
平时绿营军实行汛牟驻防制，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用于驻防，造成兵力极其分散，缺乏集中的训练与监督;且军政不分、差操不分;又兵饷微薄，不足以赡其身家，从而养成了绿营兵将钻营滑巧、谋利敛财、漫无纪律、贪生怕死的积习。
绿营兵在初期还不失为清王朝可以依靠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但乾隆中叶以后，这支军事力量每况愈下，将领生活奢侈，兵士纪律废弛。
到鸦片战争时期，绿营兵已经积弊深重，不堪战守。
清王朝遇事用兵，不得不临时招募乡勇。
鸦片战争后，随着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在两广地区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
此时绿营兵完全失去战斗力,“旧日绿营，遂同虚设”。
太平军进攻桂林时，只有一万人左右，而广西的绿营军就有两万两千人，又征调云、贵、川、湘、鄂、皖等省的绿营兵，共计有八、九万人之多，在数量上远远胜于太平军，而太平军所向披靡，直下南京。
随着江南、江北大营的垮台，标志着作为清朝国家权力最重要的工具—绿营被打碎了。
这样，清朝统治者已不可能指望绿营军来战胜太平军了，统治者迫切希望寻找另外的反革命劲旅来对抗太平天国革命的打击。
于是，曾国藩组织的湘军便出现了。
鉴于清朝经制军已完全腐化，根本无力担负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故【1】曾国藩在筹建湘军时就一再强调:“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
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两个结合”的构成要素
朝危机的重要征象。 二是坚定的纾难心志。 这与上一点是有机连带的。如果说仅仅是危机感
对他们来说当然不够，甚至可能因深感危机而无奈地陷 于恐慌、失望、消沉之中，曾、胡辈当然不但不是这样，而 且由危机感更激 发 其 起 而 力 行 挽 救，为 乡 邦、为 皇 朝 解 危纾难的坚定心志。他们面对“猖獗贼势”，表示“不胜 愤憾”，“势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⑦ ！ 这不仅仅是他 们的明面表态，也是基于所谓“公忠”而发的肺腑之言， 在同党间的私人言说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像胡林翼， 就认定“吾 人 以 身 许 国，即 难 进 退 任 情”，“如 女 子 之 结 缡，从一而终”； 说“吾辈作官，如仆之看家，若视主人之 家如秦、越 之 处，则 不 忠 莫 大 焉 ”⑧。 为 尽 忠 纾 难，他 在 艰难窘困之中以“愚公之山，精卫之石”来愤然自励，抱 着“有一二几希之望”，仍要“尽力干去”的坚定性。甚至 病到“面色如 白 纸，神 彩 如 槁 木，两 鼻 孔 日 夜 翕 张，盖 喘 息粗而神明已竭”的危重之时，医生给了他“用一分心， 则增十分病； 用一日心，则增十日病”的警告，他却表示 “愿即军中以毕此生，无他念也”⑨！ 为皇朝纾难的心志 坚定得可以说无以复加。
这反映出曾、胡之辈建立在对官场腐败状况正视和 体察基础上的深切危机感，既是他们站在清朝统治集团 整体立场上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也更彰显出他们与浑浑 噩噩、贪鄙腐败 之 流 在 政 治 素 质 条 件 上 的 明 显 不 同 ，是 自作类别上的界划、区分。
再就是他们对清朝国家“经制军”的腐败不堪而忧 心忡忡、深感 危 机。 面 对 来 势 汹 汹 的 太 平 天 国 起 义 军， 要进行有效镇压当然得依靠军队。而当时的清朝国家 经制军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在与太平军的对战中确实 表现得很糟糕，曾 国 藩、胡 林 翼 辈 对 此 有 直 言 不 讳 的 揭 露，并表现出莫大忧愤。像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十二月二 十二日的上奏当中就明言，经制军“无胆无艺”，“所向退 怯”，具体表现就是军兴以来，对敌军“往往见贼逃溃，未 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 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 一战者； 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 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⑤。胡林翼 则 更 早 即 有 “官兵数万，已成废器，即令千人为营，而十贼可破”⑥的 说法，更可谓 一 针 见 血。 在 他 们 的 心 目 中，这 当 然 是 清
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
第23卷第4期1999年8月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S 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Vol.23No.4Aug.,1999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Ξ王继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摘 要:在中国,地方势力集团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导致王朝政治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
晚清湘军集团的崛起却导致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新的政象,使清王朝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统治。
因此,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
就清政府而言,它对于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既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
晚清政局没有因湘军集团的崛起而造成地方尾大不掉,王朝大权旁落的局面,还应从曾国藩及其湘军这一方面来考察。
以经世派士人为主体的湘军人物,对清政府是忠诚不贰的,它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方面,始终以忠诚为基础,以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为原则,保持着儒将的风格。
关键词:湘军集团;晚清朝廷;政治;互动关系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1999)04001208 在中国封建社会,王朝的末期总是呈现出地方政治或军事势力集团的崛起、地方与中央分离的政象。
这种中央大权旁落、地方尾大不掉的趋势,最终都成为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
在晚清,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因此而崛起了以湘军集团为代表的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集团。
然而,在湘军集团存在的年代,晚清政治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循环出现的那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反而出现了“同治中兴”这样一种短暂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场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来考察晚清政局的发展,从而说明晚清中央朝廷与地方势力的关系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一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
论湘军兴起对晚清社会之影响
论湘军兴起对晚清社会之影响作者：罗进来源：《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11期【摘要】湘军是在晚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交汇作用产生的集合体。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支主要的军事力量，湘军的兴起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晚清政局中汉人地位大为提高；二是晚清兵制改革中开兵为将有之先河；三是盲目排外观念的革除推动了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湘军；晚清社会；影响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面对作为国家军事支柱的八旗和绿营腐败不堪的情况，清王朝万分焦急，企图想沿用乾、嘉时期的办法，建立以靖卫地方为主的地主武装——团练，就是在此特殊历史背景下，曾国藩奉清廷之命组建了湘军。
湘军的兴起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晚清政局中汉人地位大为提高曾国藩在训练湘军和选拔湘军将领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从而使其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有用之将才，出现了兴盛一时的湘系集团。
据初步统计，其中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提督者有数十人之多，官至道员、总兵以上者多达百余人；官至文职三品衔以上者更是不计其数。
满清入关后，在北京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封建专制政权。
为维护贵族特权，对汉人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形成了满族一统天下的局面。
从清初顺治到咸丰、同治，极少任用汉人在朝廷掌握实际权力。
清初处理国家军政机密的最高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成员“皆以满臣充之”。
清中央设六部之时，六部长官都是满人，汉人只能充任下级官吏。
部中事务由满人尚书“一人主之”，汉官只能“相随画诺”，“不复可否……一切皆为所命”。
顺治皇帝自己也承认：“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
”康熙时更是“满人权重，汉六部九卿奉行文书而已。
满人謦欬，无敢违者。
”重满轻汉的现象在地方督抚及将军、都统等权重位尊的封疆大吏中更为严重。
然而，自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肇始，清政府的权力机构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地方督抚权力有了扩大。
中国近现代史课程讲义第4章
第四讲 湘军的兴起与晚清政局一、湘军的兴起与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蒋方震（民国时期军事学家，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著有国防论、新兵制、新兵法等书）曾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
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
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
”《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1．湘军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衰落，八旗绿营相继丧失战斗力分不开。
清八旗建于入关前，23万左右，主要是满人，大部分驻京师，小部分驻各省主要城镇。
绿营建于入关后，主要是汉人，驻各省。
兵制，世兵制，即一人在任，全家编入兵籍，由兵部掌握，父死子为兵，世代相承，主要官职是满州人。
总督巡抚，节制一省绿营，带兵是武官，以文治武，总督巡抚加提督衔，可以节制本省绿营，防止武官拔扈。
绿营在清初是很有战斗力的，但随之而久，战斗力下降。
绿营的弊端：一是调遣方法，平时分驻各地，战时零星征调（抽选数营），统领之将并非平日本管之官，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必然造成部队的散漫。
二是差操不分，承担解送、守护、缉捕、缉私、承催，致使绿营全力应付差役，置操练于不顾，“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嘉庆皇帝检阅）。
三是内部腐化，钻营、奉迎、取巧、油滑、偷惰、剋扣、冒饷、窝倡、庇盗、开赌场、吸鸦片（可参考罗尔纲《绿营兵制》）。
太平天国兴起后，绿营没能阻止起义的爆发，统治者为了控制局面，下令各省举办团练。
1853年，清任命十省在藉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任务是团练乡兵，镇压土匪。
湘军就是在此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团练是依靠地方乡绅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嘉庆时曾依靠团练镇压了白莲教。
其方针是坚壁清野，组成堡垒，使白莲教得不到给养，其粮饷取于民。
曾国藩，湘乡人，字伯函号涤生，进士，理学家，任过礼兵吏刑工部侍郎，1852年因母殁回籍守丧，第二年即受命督办湖南团练。
曾国潘在湖南办团练就提出，以前的办法不行，应把团丁（团练）改为官勇，粮饷取之于公家。
另一方面，要独立于官军之外，而以明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为准。
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两个结合”的构成要素
•淮系集团研％!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两个结合”的构成要素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摘要：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的构成要素，最关键的可以归纳为“两个结合”：一是“政缘性”与“地缘 性”的有机结合;二是“军”与“政”的有机结合。
在这两大方面的具体表现上，湘、淮两者既在基本面上类同，也有程度不同的若干差异之处。
对此予以论说和解析，便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关键词：晚清；湘系集团；淮系集团构成要素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 605X(2017)03- 0118-10The Two Formation Elements between Xiang and Huai Army in Late Qing DDONG Cong- lin(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24,China) Abstract：The most important formation elements concerning Xiang and Huai Army in late as “two connection”：one was politics and localization，the other was army and politics. but in details，they had some different aspect.This is the chief viewof this paper.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Xiang Army；Huai Army formation elements晚清分别由曾国藩和李鸿章领起的湘、淮两个军政 集团，既密切关联又各有所异，在构成要素上也是如此。
其构成要素当然可以从多个角度和方面来审视,而最关 键的可以归纳为“两个结合”：一是“政缘性”与“地缘 性”的有机结合;二是“军”与“政”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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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卷第4期1999年8月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S 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Vol.23No.4Aug.,1999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Ξ王继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摘 要:在中国,地方势力集团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导致王朝政治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
晚清湘军集团的崛起却导致了所谓“同治中兴”的新的政象,使清王朝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统治。
因此,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
就清政府而言,它对于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既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
晚清政局没有因湘军集团的崛起而造成地方尾大不掉,王朝大权旁落的局面,还应从曾国藩及其湘军这一方面来考察。
以经世派士人为主体的湘军人物,对清政府是忠诚不贰的,它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方面,始终以忠诚为基础,以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为原则,保持着儒将的风格。
关键词:湘军集团;晚清朝廷;政治;互动关系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1999)04001208 在中国封建社会,王朝的末期总是呈现出地方政治或军事势力集团的崛起、地方与中央分离的政象。
这种中央大权旁落、地方尾大不掉的趋势,最终都成为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
在晚清,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因此而崛起了以湘军集团为代表的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集团。
然而,在湘军集团存在的年代,晚清政治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循环出现的那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反而出现了“同治中兴”这样一种短暂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场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本文试图从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来考察晚清政局的发展,从而说明晚清中央朝廷与地方势力的关系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一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必须考察湘军集团与晚清朝廷的互动关系,而这又取决于双方的情形。
就清政府而言,它对于湘军及其湘军集团是既利用,又猜忌、防范和牵制。
先是利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是利用湘军集团稳固其统治。
但是,猜忌、防范、牵制却是自始至终的,贯穿于湘军集团存在的整个过程之中。
清政府起用曾国藩,并不想他造就一支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国家制兵———八旗与绿营的常规部队,而是想沿用乾、嘉时期的办法,建立以靖卫地方为主的地主武装———团练。
1853年1月21日,道光帝发出上谕,云:“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籍湘乡,闻其在籍,其于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指湖南巡抚张亮基)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托。
”①显然,清廷的本意很清楚,与同时委托的其他团练大臣一样,只是希望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任务也是“搜查土匪”之类的事②。
清廷在此刻并没有意识到太平军的严重性,更没有想到八旗、绿营之如此不堪一击,所以沿袭历史的老办法,以为可以用团练之法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然而,对当时政治军事深刻了解的曾国藩,对八旗、绿营的腐败有清楚的了解。
他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响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随,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袭Ξ收稿日期:19990506 作者简介:王继平(1957—),男,湖南双峰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生处处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
”③所以他决定“别树一帜”,“于省城立一大团”,“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侪,不求速效”④。
根据这一设想,曾国藩经过苦心经营,终于练成了战斗力远远超过清朝国家制兵的强悍之旅———湘军。
然而,这样一支“别树一帜”的湘军,既有取代八旗绿营的潜意识,故而从编练之日起,就无不受到朝廷与地方官吏的猜忌与防范。
早在曾国藩长沙练兵之时,由于表现得过于侵官越俎,插手绿营事务,受到前后的巡抚潘铎、骆秉章、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思培以及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等人的排挤,甚至发生了冲击曾国藩私宅、杀伤其随丁的事件。
地方官吏的排挤和绿营兵丁的发泄,表面上是由于曾国藩的侵权,实际却反映了地方官和绿营兵将对传统体制的维护。
按照清制,各地的绿营兵向由总督统辖,总督之下则由提督统领,巡抚以及各级文官例不能过问。
且曾国藩此时只是一个“不官不绅”的帮办团练大臣,就染指绿营事务,无怪乎要招至忌恨了。
巡抚骆秉章对绿营兵冲曾宅一事,充耳不闻(他的住宅仅与曾宅一墙之隔),事后还亲手释放肇事者,令曾氏尤为难堪。
尤具深意的是,副将德清以及依附德清的提督鲍起豹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更说明了满人对汉人的猜忌。
当初曾国藩刚从衡州出师时,咸丰皇帝就心存戒备:“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湖广)总督台涌会其师”⑤。
这是明显的提防与猜疑。
然而,咸丰皇帝又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那就是绿营的溃败以及太平军的神速进军,使得他不得不利用曾国藩。
故而,清廷对他采取的是“又打又拉”的方针。
靖港战败、湘潭大胜,咸丰皇帝一面说“从重治罪,实属咎由应得”,一面又说“加恩免治其罪,即行革职”,“带罪自效”⑥。
真令曾国藩既惶恐又感激。
清廷对湘军的既利用,又戒备的措施,特别表现在对曾国藩的问题上,既要求他不断进攻驰援,与太平军死战,同时又长期不肯信任他,不授以正式官职,让其保持“不官不绅”的团练大臣的尴尬地位,让其在办事过程中多方受掣。
所谓帮办团练大臣,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是朝廷的命官,亦非纯粹的地方绅士。
这就使团练大臣处于一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
一方面,这样可以使团练大臣在募勇、练兵等方面较少受到封建官场陋规及某些规定的制约,有一定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团练大臣要取得成功,取决于地方官的支持与否,这里既包括地方官个人的素质、还包括清政府有关地方体制问题⑦。
曾国藩深知其中奥妙,一直希望摆脱地方官的牵制———通过清廷授予他地方官职。
早在长沙练勇引起与地方官和绿营的矛盾时,他就说:“官场伦次,各有职司,置此不官不绅之人,哽塞其间,于人觉耳目之非是,于吾则乖之并乖。
”对清政府来说,又何尝不知团练大臣的苦衷,只是出于对曾国藩及湘军的戒备,始终不肯改变。
即使已经授予同样为团练大臣的江忠源为安徽巡抚,也不肯赏给曾国藩。
1854年10月,湘军攻占武昌,咸丰帝一时兴起,给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
然而,曾国藩署抚仅七天,他的谢恩摺尚未到达朝廷,咸丰帝的另一诏谕已达:着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
同时还数落了曾国藩一番,说他“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并且把巡抚一职授给与曾国藩不和的原湖南按察使陶思培。
真令曾国藩无可奈何。
咸丰帝的这一转变,还是出于戒备。
据说,咸丰帝授职曾国藩之后,一军机大臣提醒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
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
”⑧咸丰听后,“默然变色者久之”⑨,于是又改变了他的即兴之作。
咸丰帝的这一改变,令曾国藩在以后的几年里虽立不少战功,却办事多受牵制,极为不顺。
特别是在江西的两年,真是举步维艰。
王定安撰《湘军记》论说道:“曾文正以客军羁江西,外逼石达开、韦昌辉诸剧寇,内与地方官相抵牛吾,其艰危窘辱,殆非人所堪。
”⑩曾国藩当时也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醋而获咎。
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
” λϖ特别是在江西为筹措湘军粮饷,接连碰壁,令曾国藩心灰意冷,最后借父死丁忧,回籍去了。
时在1875年3月。
当曾国藩三个月假满,他上奏咸丰,要求在家终制,行以退为进之策,开始咸丰帝不同意,以为“剿贼吃紧”,应回营“力图报效”。
于是曾国藩再次上奏,来个讨价还价,请求开除兵部侍郎缺。
同时,又另上《沥陈办理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
在这一奏折中,曾31国藩列出三点困难:一是“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二是客军虚悬,宾主歧视,于筹饷、劝捐、抽厘极为不便,因为“身非地方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三是关防屡经更换,往往被疑为伪造,朝廷的各项指令,亦由廷寄而非明谕,也令人“讥议”。
所以曾国藩认为,“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λω。
曾氏的这一番话,虽非虚言,但也不无邀官要挟之意。
这样就使本来心存戒备的朝廷倍增疑虑,于是咸丰帝顺水推舟,开缺了曾国藩的兵部侍郎,又使他碰了一鼻子灰。
尤使曾国藩心寒的是,在随后的一年多里,湘军节节取胜,原来他的部下如李续宾已授浙江布政使,并加巡抚衔,水军统领杨载福也升提督,赏穿黄马褂,而胡林翼早已是湖北巡抚,加太子少保衔。
虽经胡林翼奏请起复曾国藩,但朝廷仍然不加理睬,把曾国藩晾在一边。
直到1858年7月,浙江诸军群龙无首,亟需“素具声威之大员”统领,又经给事中李鹤章、巡抚胡林翼再次奏请起复,咸丰帝才下诏令曾国藩回营。
曾氏此次再不讨价,奉到上谕三天后即起程。
从此以后,曾国藩的处境才逐步改善。
这是因为,咸丰帝已经看出,湘军是镇压太平天国、保住大清江山的主干力量,不加利用,是达不到目的的。
1860年6月,浙江“军情万分危急”,清廷在浙抚王有龄及杭州将军瑞昌的催促下,为了促曾国藩驰援,乃下诏令曾国藩加赏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
显然,这是朝廷无可奈何之举。
曾氏幕僚赵烈文说:“迨文宗末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帅之援。
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非负户衣真能简畀,当轴真能推举也。
” λξ这反映了清廷的利用之策又占了上风。
到同治更元,西太后掌权,采取了对汉人稍更信任的态度。
西太后上台仅18天,便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而外,统筹江、浙、皖、赣四个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节制;又给曾国荃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
在此前后,湘军其他将领也各有所得。
左宗棠继咸丰十一年12月任为浙江巡抚后,1864年4月,又补授闽浙总督,仍兼署浙江巡抚;李鸿章则于同治元年三月任为署江苏巡抚;曾国荃也在左宗棠晋升闽浙总督之后,补授浙江巡抚。
其他如蒋益澧授浙江布政使、陈士杰擢江苏按察使。
真可谓皆大欢喜,湘军达到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清廷并没有放弃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猜忌和戒备,特别是曾国藩攻占金陵前后,对于这位拥军30万,直接统治和节制江、皖、赣、浙、湘、鄂、闽乃至粤、桂、川的重臣,以及控制整个长江水面,拥有半壁江山的湘军集团,更是严加戒备。
清廷的措施有二:一是拔擢湘军其他将领,压抑曾氏兄弟,以达到牵制曾国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