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定价的法经济学分析与规制

超高定价的法经济学分析与规制一、规制超高定价的必要性研究（一）观点批判在新经济自由主义时期，经济学界曾经出现过一种观点，其认为：“超高定价不是反竞争的，因为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里，若一个企业总是将其价格定在超高的水平，会吸引更多的新进入者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自然会使这种超高的价格降下来。

因此，超高定价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受到反垄断当局的关注。

事实上，超高定价没有减少总的社会福利，仅仅影响了这种福利的分配。

” 这种观点实质上完全否定了对超高定价规制的必要性，它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些国家的反垄断法均无此类禁止规定，二是相关司法判例十分稀缺。

笔者认为，该观点虽然存在一些可取之处，但总体上还是存在很大缺陷的，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这种观点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前提之上的，即市场中不存在任何进入壁垒，但社会现实却无法支持这一假设前提。

换句话讲，这样的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即使在一个健康的市场中也总是存在形形色色的进入壁垒，例如政府为了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管制造成的壁垒、企业凭借自身特定的技术或者规模形成的壁垒、政府滥用权利形成的壁垒等等，市场基本上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

因此，企业实质上无法自由地在不同市场中进出，即使可能存在自由进出的机会，但是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才可以完成。

这实质上导致了价格机制在调节市场主体行为中的失败。

根据市场和政府二元论的观点，当市场出现失灵时，政府应该采取适当措施对市场进行干预以矫正和恢复市场调节功能。

既然某些领域的超高定价无法通过市场本身来得到控制和调节，那么反垄断执法理所当然地要对其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制。

其次，“超高定价没有减少社会总福利”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成立，并不具有普遍性。

从经济学角度讲，社会总福利=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商品的生产成本。

根据这个公式，只有当企业的超高定价行为并未导致消费者需求减少时，社会总福利才不会减少，这时的超高定价导致的结果只不过是将消费者的福利转移到生产者这一方，即上述观点所谓的仅仅影响了这种福利的分配。

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超额定价往往导致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进而引发消费需求的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高额的利润，企业往往采取减少产量，从而进一步造成社会总福利无谓的损失。

值得指出的是，垄断者为了获取超高利润会耗费更多的社会成本与资源。

例如，第一，垄断者为了维持其垄断地位获取超额的垄断利润，它会把许多资源投到非生产性活动中去；第二，以垄断利润的形式获得有利可图的转移支付机会会把真实的资源吸引到销售者谋求垄断的努力和消费者避免支付垄断价格的努力中去，在这些努力中所消耗的资源成本跟花费社会更多生产成本的产品对垄断产品进行替代所产生的成本一样，也是垄断成本；第三，垄断者支付的另一大成本是对庞大垄断组织进行管理时产生的浪费和无效。

所以，超高定价总会造成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对之采取适当的法律规制也是很有必要的。

（二）视野拓展传统反垄断法理论对超高定价规制的必要性研究往往落脚于超高定价行为对消费者福利的侵害，认为保护消费者利益是反垄断法重要价值目标甚至是唯一的目标，那么作为直接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超高定价行为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反垄断法规制对象。

虽然这种研究方法与落脚点本身无可厚非，但笔者认为，既然反垄断法素有“经济宪法”之称，那么，其对超高定价的规制必然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

换句话讲，现行反垄断法理论对规制超高定价必要性的研究目光有点狭隘。

其实，超高定价行为对消费者福利的剥夺只是其危害性最为肤浅的一种表象，从深层次来讲，它无论是对市场竞争秩序还是社会公共秩序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超高定价行为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违背了社会分配正义原则，导致了市场利润流转机制的失衡，破坏产业经济系统发展的协调性。

分配正义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一个基本要义，它要求相关的市场参与者通过合理的市场竞争来完成社会财富的初级分配。

由于在一个既定的市场中，社会能够供给经营者分配的利润之羹总是有限的。

因此，为了保证社会财富在市场相关产业中的合理分布以实现产业系统的协调发展，法律原则上不允许任何人获得超过正常市场竞争水平下的利润。

而企业的超高定价行为恰恰违背了这一基本法律要求，具有某种优势地位的企业往往滥用这种优势地位从市场上攫取超高利润，它直接导致市场利润过度的集中在局部经营者手中，引发上下游产业发展资金缺乏局面，进而导致相关产业发展的不协调。

根据有关专家分析，由于微软的超高定价，中国电脑产业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赚的钱还不足以向微软支付软件使用费，这不仅严重违背了社会分配正义，更是严重制约了我国电脑制造行业的发展，因此，这位专家强烈呼吁我国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对此行为进行规制。

第二，它导致企业市场控制力不合理扩张，引发超高定价恶性循环。

有的学者指出，“垂直统一化的支配企业可能拒绝向其他企业销售某种产品，此种行为可能是提高价格。

” “优势地位企业通过拒绝交易很可能将其优势地位由原始设备市场扩张到附属设备市场，在附属市场收取超过竞争水平的价格。

” 这严重违背了市场公平原则，“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无权决定下一个经济阶段市场上的竞争关系。

”因此，必须将超高定价行为纳入现代反垄断规制范畴。

值得指出的是，对超高定价的规制还有助于反垄断法对低价倾销行为的控制。

企业的超高定价行为对社会公共秩序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

下面我们通过列举两个例子从实证主义角度来阐述这种影响。

例子之一，房地产市场中超高定价对国内社会进程的影响。

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地的房价迅速上涨。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如果房价的上涨速度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基本一致，那么这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本身无可厚非的。

但是，中国目前的房价却呈现出过高的状态。

目前中国房价远远超过居民家庭年收入的3-6倍。

商品房的超过定价不仅仅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社会福利，更是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秩序。

有的人在对安徽芜湖市房价过高现象批评时指出，房价的过快上涨，在使开发商盆满钵满的同时，政府虽然也从中因地块拍卖价钱抬高、税收增加以及拉动GDP增长等得到了大量的好处，但却不利于芜湖城市的总体长远健康发展：第一，芜湖市去年将户口政策全面放开，意在吸引外来人口和资金，培植芜湖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

可过高的房价又会使芜湖市的人才外流，使芜湖市市区很难实现在2010年达到百万人口的远景目标；第二，过高的房价，会抬高城市的综合商务成本，不利于吸引外来资本，尤其不利于芜湖制造业基地的建设。

因为制造业最核心的技术工人因房价过高而无法在芜湖安家立业，因而不利于中低级人才的引入，相应还会造成本土人才的流失。

从长远来看，必将牺牲芜湖的投资环境；第三，过高的房价将不可避免地加重购房居民的经济负担，使购房户不得不大力压缩其他消费性支出，长此以往，将对芜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起阻滞作用。

而第三产业的滞后又会反过头来不利于招商引资工作，从而影响第二产业的发展；第四，过高的房价不利于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远期必将对社会的安定产生负面影响；第五，房地产业虽然也如股市一般带有投机属性，但房地产业本质上还是实业。

健康的房地产市场是要力争规避风险的。

过分的投机必然会导致房地产泡沫的产生，而一旦经济大环境变得恶劣，其泡沫终究会被刺破，那时的房地产市场将会崩溃。

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又必然会直接带来银行业、建筑业、建材业的连锁反应。

银行业一旦被房地产业套牢，就会影响制造业的贷款规模。

笔者认为，虽然上述观点是针对特定对象而言的，但其所阐述的超高定价危害却具有很大普遍适用性。

房价过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瓶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而阻碍了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中国的就业问题、三农问题和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雪上加霜。

例子之二，治疗艾滋病药物超高定价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在2004年11月10日上海召开的“公平竞争与市场经济”国际研讨会上，有关人士指出：目前在非洲，数百万艾滋病患者急需“鸡尾酒疗法”的救治，但由于很少人能够负担高额的药物费用而濒临于死亡的威胁。

当地政府在公众利益受到损害的紧急状态下，超越知识产权保护限制允许国内药厂仿制国外的相关药品，由此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诉讼，导致国际关系局部恶化。

很多专家认为，知识产权超高定价行为也是一种非法垄断行为，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通过上面的批判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从理论上讲超高定价行为可以通过市场的作用得到抑制和平缓，但由于现实中的市场并非完全处于充分竞争状态。

因此，市场在对超高定价行为调节时出现了失灵。

根据市场与国家二元论的观点，这时，国家应积极通过反垄断法来对其进行适度矫正，以保持市场和社会的稳健发展。

实践证明，超高定价行为的危害性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反垄断法理论所指责的抽象意义上对消费者社会福利的剥夺与挤占，它还可能导致社会发展进程与秩序的迟延与混乱。

因此，超过定价行为不仅需要受到法律的规制，而且需要进一步得到加强。

二、规制超高定价的可行性研究（一）执法困境综观目前世界各国有关超高定价的反垄断立法，大多数国家在相关法律条文中一般使用诸如“过高价格”、“不公平价格”、“超高正常市场竞争水平的价格”等这类字眼来对超高定价行为作出禁止规定，这虽然模糊立法技术本身虽然无可厚非，但它却给执法机关带来很多的问题。

欧盟委员会在1979年发表的《关于竞争政策的第五次年度报告》中，在总结联合商标案经验教训时坦率地承认：“在查处超高定价的滥用优势地位案件中，要认定一个案件是否滥用了优势地位而确定的价格是困难的，因为还没有确立一个准确地认定应当包括成本加上合理利润的价格的客观方法。

” 这客观的反映了司法实践中对超高定价认定存在的技术难度。

也正是如此，美国法院一再拒绝支持一个“合理价格”标准。

对超高定价的反垄断立法与执法现实给社会大众造成了一种错觉，即反垄断法对超高的规制不具有可行性，甚至有的人对规制超高定价的必要性提出巨大的质疑。

尽管如此，但是当人们切身遭受到企业超高定价行为时却往往又诉诸法院寻求救济。

这种现象反映了社会大众对超高定价行为规制上的矛盾心理。

一方面，人们已经事实上认识到对超高定价规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但由于反垄断司法实践中至今尚不存在一个认定超高定价的客观标准，这使得人们担心国家干预的不确定性可能不当的打击到那些从市场激烈竞争中取胜的优秀企业，人为地扭曲市场竞争机制，所以，人们又对超高定价的可行性产生怀疑。

从深层次来来讲，人们对超高定价的可行性怀疑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充分的证明了国家在对市场失灵进行矫正中也存在失灵，而且，这种失灵的危害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比市场失灵造成的危害还要大。

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众多经济学派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政府的干预应受到严格的限制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