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宏大叙事,颠覆理性认知
个人话语对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的消解
“ 文革 ” 中 国历 史 上 是 一 段 特殊 的 时期 ， 以 在 在 往 的宏 大历 史叙 事 中 ， 材 于 “ 革 ” 电影 一 般都 取 文 的 侧 重 于 表 达 批 判 黑 暗 、 庆 新 生 的政 治 意 识 形 态 。 欢 在 这 种 意识 形 态 的表 述 路 径 中 ， 曾遭 遇 不 公 而 仍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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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ｒｒ ｏｌ ｅ Ｓ ａ ｄｎ ｏｍａ Ｕ ｉ ｒｔ， ｉ ｎＳ ａｄ ｎ ５ ０４， ｈｎ ） Ｌｔ ａｙＣ ｌｇ ， ｈ ｎ ｏｇＮ ｒ ｌ ｎ ｅ ｉ Ｊｎ ｈ ｎｏｇ２０ １ Ｃ ｉ ｅ ｅ ｖ ｓｙ ａ ａ Ａｂ ｔａ ｔ Ｍｏ ｉｓｂ ｉｎ ｅ ｒ ｔ ｎ ｌ ｔｍｐ ｄｗｉ ｉ Ｗｎｃ ａａ ｔｒ ｔ ｓ ｎｗｈｃ ｅ ｓｒ ｃ ： ｖｅ ｙＪａ ｇＷ ｎ ａｅｓｒ ｇｙｓａ ｅ ｔ ｈｓＯ ｈ ｒｃｅｉ ｉ ，ｉ ｉｈ ｈ ｏ ｈ ｓｃ
第２ ６卷 第 １ ０期
２１ ０ ０年 １ ０月
吉 林 工 程 技 术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Ｊ ｕ ｎ ｌｏ ｉ ｎ Ｔ ａ ｈ ｒ Ｉ ｓｉ ｔ ｆＥ ｇ ｎ ｅ ｉｇ ａ ｄ Ｔ ｃ ｎ ｌｇ ｏ ｒ ａ ｆ ｌ ｅ ｃ ｅ ｓ ｎ ｔ ｕ ｅ ｏ ｎ ｉ ｅ ｒ ｎ ｅ ｈ ｏｏ ｙ Ｊｉ ｔ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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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的独特 记忆 。从 《 阳光灿 烂 的 日子》、 鬼子 来 了》 《
图像叙事赋能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困境和实践进路
图像叙事赋能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困境和实践进路作者：陈芳来源：《黑龙江教育·高校研究与评估》2024年第07期摘要：图像叙事赋能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读图时代的必然选择：可视性的叙事方式拓展教学内容的生动性，隐喻性的叙事张力提升教学方式的具身性，互动性的叙事情境增强教学过程的渗透性。
但在具体实践中，碎片化的感官体验消解了大学生理性思维的建构，娱乐化的“图像狂欢”冲击了大学生价值体系的塑造，片面化的图像资源遮蔽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
为此，应该图文互补、价值引领、加强监管，实现图像叙事赋能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优化创新。
关键词：图像叙事；爱国主义教育；现实困境；实践进路中国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4）07-0008-04《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大学生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生力军，承担着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如何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学方法，将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扎实推进，培养“四有”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2]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和持续创新的当下，可视化、具象化的图像叙事已然成为优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式和有效途径。
因此，本文意在剖析图像叙事在赋能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特叙事魅力和话语特征，探究爱国主义教育图像转向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和实践进路，以期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图像叙事实践提供参考。
一、图像叙事赋能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意蕴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图像叙事和文本叙事是最为主要的两种叙事方式。
文学仍需宏大叙事 作家更需责任担当
文学仍需宏大叙事作家更需责任担当马德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日报在“文学观象”栏目连续刊发了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江等5位专家学者参加的笔谈文章，就“文学不能‘虚无’历史、文学不能消解道德、文学不能成为负能量”等一系列重要论题展开辨析、探讨。
这些论题和专家学者观点，直指我国目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出现的种种“文学乱象”，既高屋建瓴、切中时弊，又正本清源、发人深省，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必将对推动我国当代文学健康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应该说，造成“文学乱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危害更是不言而喻的。
如何扫除“文学乱象”，真正提升文学表现人类心灵、反映民族时代的精神价值？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多元并存的时代，文学仍需宏大叙事，作家更需责任担当。
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叙事方式,宏大叙事不仅是一种整体性的叙述方式与文学态度，而且是一种人类思维方式和精神性追求。
从历史理性上，宏大叙事体现着关于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整体构想，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本身蕴含着文学的理想主义精神；从审美自觉上，宏大叙事由于往往是以长篇巨制的宏大规模来反映包括阶级革命、启蒙解放、国家民族命运等人类重大历史事件或剖析重要社会问题，包含着自由、民主、启蒙、责任等使命意义上的崇高精神；从创作主体上，宏大叙事是一种主体性高扬的叙事，是一种代言性的“大我”的叙事，强调的是关注社会的责任精神。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自己的宏大叙事，以解释自身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从而构筑理想蓝图、凝聚精神力量、建立价值体系、提升精神境界。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宏大叙事因其与国家命运和民族灵魂的密切联系而成为最重要的一种文学叙事，并且形成了紧扣时代生活、关注民生疾苦、探索人生境遇的直面现实的文学传统。
然而，二十年多来，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随着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的旁落，本是中国当代经典叙事模式的宏大叙事被彻底颠覆抛弃，改变了当代叙事文学观念与现状，呈现出放逐理想、“虚无”历史、消解崇高、追逐欲望、热衷娱乐等“文学乱象”。
心得体会：当下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思考(最新)
心得体会：当下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思考（最新）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思潮和思想倾向，其特征主要为：一是否定历史的价值，尤其对本国的历史缺乏应有的敬意，一味抹杀，以为一无是处；二是借口历史认知存在相对性，随意歪曲历史真相，抹杀历史认知中既有的真理性，陷入了相对主义。
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少数人在“去宏大叙事”、“重写近代史”等名义下，热衷于做翻案文章，不仅任意颠覆几代学者潜心研究而获致的一系列富有真知灼见的历史认知，而且颠倒是非，歪曲历史真相。
例如，先是歌颂晚清的改良运动，而贬抑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继则拔高清政府，连改良运动也骂倒了。
由是以进，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尤其是不遗余力地抹黑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不限于学术界。
在所谓崇尚自由、思想多元、追捧创意与彰显个性的名义下，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现代媒体尤其是网络，蔓延到社会诸多领域，特别是在青年中形成了一种消极的社会心理倾向。
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社会共有的信念与目标，不容掉以轻心。
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历史的产物，无论其发展过程曾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历史作为多样化的统一，即这个民族的共同创造与共同的记忆，包括得失在内，在整体的意义上，便都构成了它的生命本源，奠定了它进一步走向未来的基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穆在他的名著《国史大纲》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国民对本国历史应当具备的基本信念和准则：“任何一国之国民”，都必须了解本国的历史，并心存“温情与敬意”，而不容“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他还进一步强调以下的观点：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因之可以将现实中的“种种罪恶与弱点”，都推诿于古人。
他认为，这是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和“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①这无疑是十分深刻的见解。
人们尽可以探讨不同历史阶段上前人行事之是非得失，却没有理由简单地全盘否定和抹杀属于民族共同体的那一时代的历史。
后现代主义
（8）反理性主义的影响 一是导致了接受美学的出现：作品应该由读者来决定。 “你认为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 美国音乐家约翰· 凯奇音乐作品《沉默5分钟》，美国最成功的现代音乐作 品。 二是影响到西方科学哲学：科学革命即范式革命 库恩认为科学是由一定的“范式”所决定的,而这种“范式”最终是由不 同时代人们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心理习惯所形成的 ,故科学真理并非是 对外在事物的客观反映,而是一种人们之间的主观约定。由此出发,以致于 库恩断然宣称科学与宗教、神话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它们都是 人们主观约定的文化产品。这最终导致了费耶阿本德的名噪一时的“怎么 都行”的真理观的推出, 也就是说他认为在真理问题上并没有一定之规。 在其学说里,科学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已完全等量齐观和殊途同 归了。
1、反理性主义：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激进反叛。 理性有二个词：一是rationality，指自然的理性。二是reason，指人 的推理理性。两种理性都源于古希腊主流，推崇知识和科学思潮。 （1）理性主义的第一次崛起： 西方人非常推崇logos,逻各斯，即理性、规则、法则、秩序等。认为 逻各斯是世界的本质，对逻各斯的探讨是人类的任务。因此，西方的哲学 被称为爱知之学。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有三种人，即勤劳的生产者，勇敢的武 士，智慧的哲学家。认为哲学家应该统治国家。是最早的科学救国论和专 家治国论。
（2）为何要消解基础主义 ——它们实际上都试图以一种还原论的方式为世界推绎出一个绝对可靠的 基础,并把这种基础看作是人的认识和行为的绝对准则和依据。 ——必然导致一种所谓的“权威话语”的垄断统治, 导致用“一”取代“ 多”、用统一取代差异 ,从而基础主义最终必然通向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 上的父权主义、专制主义和独裁主义。
网络文学传统审美价值观
网络文学传统审美价值观1话语权力:解构"宏大叙事";,建构"心灵自由";网络文学是一种游历于网络之中的个体生活对理想网络的渴望,"网络写作实现了从制度的藩篱和商业气息的彻底出走、自由平等的表达成为可能。
";网上发表的作品直接、简单和无规定性,它使一切"离经叛道";的作品都获得了话语权力,一切处于压抑状态的思想都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
但是,这些网络写作的特性无论是出于对传统文学惯例的反叛,还是出于一种对"正媒体";实验游戏的依恋,在文化逻辑上都造成了对宏大叙事的能指的漂浮和对理性逻各斯的后现代性消解,导致人类诗学信念的技术化蚕食。
网络的本质就是非中心化的,每个网民都是中心:网络的辐射消弥了时间上的距离感和历史上的深度感,每个终端节点都只关注现在(虚拟空间)和眼前(视窗),这个空间是平面化的、无深度的空间,是拒斥历史感的,因而它一般不接纳任何宏大叙事、历史母题和权威话语。
网络只关注所指,其能指正被疏离或悬置,成为无限的漂浮者,隔膜者。
于是指代价值、深度意义、诗学向度的理性逻各斯传统,在网络及其文学中被艺术的技术性所消解,又被技术的艺术化所闲置,精英、高雅、典范的"光晕";被技术复制手段改造得无影无踪,平面化的所指在消除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的同时,也把"审美的技术";打造成了众声喧哗的聊天室和技术游戏的电子文章。
巴赫金在分析民间文化的内部形态时指出,民间文化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各种狂欢节类型的仪式或演出形式;二是各种诙谐性的语言作品,包括戏仿作品;三是各种形式和体裁的不拘一格的广场语言[2]。
如果我们把具有开放性特征的网络比作一个广场,那么网络文学就是这个广场上的一场狂欢仪式或演出。
如果说巴赫金的民间狂欢化对官方文化具有批判意义,那么具有非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网络文学实现了对传统文学宏大叙事的颠覆。
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彭浩翔电影研究从《买凶拍人》到《春娇救志明》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bei Industrial Polytechnic2021年4月第34卷第2期Apr. ,2021Vol. 34 No. 2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彭浩翔电影研究:从《买凶拍人》到《春娇救志明》刘献弘(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70)摘要：后现代主义孕育于现代主义，又脱胎于现代主义，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种文化思 潮而发展。
香港导演彭浩翔作为21世纪崛起的新生代电影人，拍摄了一系列具备后现代审美的电影作品。
本文将从主题、风格、语言意蕴等三个维度入手，进一步分析彭浩翔的后现代电影 世界。
关键词：后现代电影；彭浩翔；买凶拍人;春娇救志明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53 (2021 )02-0057-05千禧年之交的香港影坛正处于江河日下的状 态：80、90年代的电影盛事落下帷幕,香港本土电影面临着好莱坞的冲击,老一代电影人与新生代之间 青黄不接。
而被誉为“鬼才”的新导演彭浩翔，正好发轲于千禧年前后。
1999年，他凭借短片《暑假作 业》在各大独立影展上崭露头角;2001年，以紧张 预算拍摄了长片处女作《买凶拍人》，随即一鸣惊人。
十多年来,彭浩翔的大半作品为港产本土片， 具备浓厚的港式风情。
随着香港导演北上的热潮，彭浩翔亦随大流拍摄港陆合资片，如《春娇救志明》 等影片，成功融合了两地文化，创造了商业上的成功。
作为香港新生代导演中最天马行空的一位，彭 浩翔甚至被誉为“中国的昆汀•塔伦蒂诺”，而他与 昆汀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电影中蕴含的后现代主义美学。
比起历史悠久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精神分析 法等电影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尚有不完备之处。
迄今,并没有电影人把自己的电影风格认证为后现 代主义，通常是影评人发现其电影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由后现代电影批评来赋予意义。
”[1]而彭浩 翔的电影作品之所以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电影的 代表作，是因为它们充分体现后现代的具体特征。
《国际市场》电影观后感
《国际市场》电影观后感在国产电影市场面临危机的当下，我们需要思考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方向。
《国际市场》作为一部成熟的韩国商业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韩国家庭的颠沛流离史，其中包含了对战争的描绘、对家庭信仰的坚守以及对生活的执着。
韩国创作者通过影音表达了这些情感，使观众能够产生共鸣。
从故事的角度来看，《国际市场》成熟且引人入胜。
它通过宏大叙事与精彩瞬间的穿插，将观众引入共情的情绪框架。
观众能深刻理解片中角色的命运，这种认同超越了国界，因为人类的感动情绪是共通的。
电影的叙事逻辑清晰，结构完整。
韩国电影善于运用宏大叙事与微观故事相结合的手法，这种叙事方式不仅能消解观众对宏大叙事的疲劳，还能让观众从细微处更好地理解宏大叙事。
同时，在微观故事中融入宏大背景，能让观众对宏大叙事有颠覆性的认识，从而动摇其固有观念。
这种叙事手法在好莱坞大片中被广泛运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反观国内电影市场，许多人盲目追求商业大片的光鲜亮丽，却对其构成和制作流程缺乏深入研究。
相比之下，韩国电影人对好莱坞体系进行了深度学习，包括叙事逻辑和制作流程等方面，这使得他们在商业片领域能够独树一帜。
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电影制作上，还体现在宣传方面。
韩国电影在宣传上已经与好莱坞大片处于同一水平，这得益于韩国创作者对好莱坞的深入研究和学习。
通过深入了解好莱坞的宣传策略和手段，韩国电影能够更好地吸引观众，提升影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相比之下，国内电影人的自我表达更多地倾向于艺术片领域，而对商业片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2002 年国产电影进入大片时代后，虽然在影视投资上与国际接轨，但在影视质量和制作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当市场繁荣不再，泡沫崩溃，那些曾经的既得利益者开始高呼中国电影要玩完，但这也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摆脱过去的模式，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电影的未来。
电影作为一种具有宣传作用的艺术形式，《国际市场》通过另一种立场解构朝鲜战争，完成了自身的宣传使命。
后现代主义视阈下电影《第十一回》的影像文本探析
《戏剧之家》2022年第03期 总第411期163影视观察后现代主义视阈下电影《第十一回》的影像文本探析蔡芯蕊（南京艺术学院 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作者简介：蔡芯蕊（1998-），女，汉族，湖南长沙人，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
【摘 要】由陈建斌执导的电影《第十一回》于2021年4月与观众见面。
《第十一回》在延续前作《一个勺子》的现实议题基础之上，掺杂了更多的后现代性表达。
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影像文本是影片创作手法之一，这不仅体现了导演的作者性表达，同时将大量解读权利赋予观众。
本文将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理论视阈，从权威的解构、影像符码的消解、非常态的叙事时空以及开放性影像文本四个特征，对《第十一回》的影像文本进行探析，进而揭示后现代主义在影像中的表达及其审美的有效性。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视阈；影像文本；《第十一回》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2)03-0163-03电影《第十一回》讲述了一个带有荒诞现实主义色彩的故事，主角马福礼是一个背负着“杀人犯”恶名的小市民，三十年前因碍于面子承认了情杀，如今他的故事被剧团改编成话剧，在家庭压力下，马福礼决定阻止话剧上演并还原案件的真相。
影片一切因果矛盾都围绕三十年前一场拖拉机溜车命案展开，导演陈建斌以章回式的叙事结构，将全片分为十一个章节，讨论现实与戏剧、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影片中充斥的大量戏剧台词，舞台上下时空的交错，让观众体会到导演强烈的表达欲望。
此外，影片中包含反传统模式的叙事与大量现代化的视听语言，都体现了对于权威、传统价值观的消解。
影片在文本层面有十分强的解读性，同时也给予观众思辨式的审美体验。
一、权威的解构——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叛，倡导打破传统价值规范，解构权威。
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精神消解一切固定结构，拆解一切“在场”，即给定的事物。
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
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一种主流文化，对当代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解析后现代，取其利，去其弊，对加强主流舆论，提高文学的正能量，弘扬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自文艺复兴始，到20世纪中期，是西方世界走向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从总体和全局上看，以封建宗法制为标志的前现代社会已到终点。
这一历史转型时期的主导的文化精神是充满活力的理性启蒙精神。
此后，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以信息技术高度发展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
从社会文化性质而言，前者的关键词是“现代性”，而后者的关键词是“后现代性”。
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我倾向于吸纳和借鉴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和合理因素，采纳与启蒙现代性相和谐、相配合的另一种形态的审美现代性，以有利于推动和加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如何评价后现代性？既不能因为现代性具有负面影响，而否定现代性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反过来因现代性的历史功绩，忽视现代性的负面作用。
应当全面地辩证地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做出客观公允的历史评价。
其实，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反传统、非理性和反对现代化给人带来异化等方面也存在着精神意向上的一致性。
我们既要看到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连续性，又要看到在这种高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新质态和新质变。
忽视现代性的负面作用，夸大现代性的历史功绩，否定后现代性；或夸大现代性的负面作用，贬抑现代性的历史功绩，消解和颠覆现代性，甚而主张倒退回前现代，都是不妥当的。
后现代和当代中国国情最为重要的是，应当考虑当代中国如何面对西方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需要探讨西方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对作为发展中的国家的当代中国的适用程度和适用范围问题。
我们的国情定位，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过渡与生成。
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种形态多元并存。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广大农村，虽然启动了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但还存在着浓厚的前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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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宏大叙事，颠覆理性认知摘要《蛆虫》是约翰·福尔斯发表的最后一部虚构性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福尔斯使用的对话式文本对于消解宏大、单一叙事声音和单一文本，反映不同阶级之间的文本对抗的意义深远。
对话式的文本放弃了线形的、情节分明的、逻辑明确的叙述，具有螺旋式、反复性和杂糅性的特点，反映了不同阶级在认知方式上、意识形态上、语言模式上、宗教信仰上，乃至男女两性上多层次的对抗。
小说中的关键人物——妓女丽贝卡通过创建自我独特的文本抵制男性的阶级偏见和性别歧视，建立了自身的主体性与主观性。
关键词：男性偏见宏大叙事女性反抗认知方式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约翰·福尔斯晚期作品《蛆虫》乍一看起来就像由两种不同风格的作品杂糅而成。
作品的前66页讲述了一个五人组成的小团队去英国德文郡北部旅行的经历，勋爵之子巴斯洛姆先生在此次旅行中离奇消失。
作品的后半部分主要讲述律师阿斯克夫受巴斯洛姆之父委托去调查巴斯洛姆的失踪事件。
他对事件相关人员进行一一讯问，却发现每一个证人所讲述的版本各不相同，他陷入一个谎言与真实捉迷藏的游戏。
被扑朔迷离的事件所迷惑，他最后草草收场，巴斯洛姆失踪事件随即不了了之。
福尔斯在这部作品中使用了多种艺术手法。
从叙事上，福尔斯用现代叙事的大杂烩颠覆了人们传统的认知方式。
从事件的非线性发展、真相的缺场、语言的欺骗性、认知的有限性、历史与真实的糅合，到问答式叙事中叙事者和视角的消失，以及作品主人公的转换，福尔斯进行了一次小说艺术的大胆尝试，使得这部作品好像是“一个现代叙事者回写的18世纪的历史”，又像是一张剪贴画一样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
其中，对话式问答对于消解宏大、单一叙事声音和单一文本，反映不同阶级之间的文本对抗的意义深远。
作为叙事的一种形式，对话保存了戏剧化对白的直接效果，因为随着作者、叙事者和视角的消失，对话者用自己的语言直接展示事件，消除了叙事者对叙事的过滤与加工，可以最直接、最确切地展现双方对同一事件的语言性再现。
同时又提供给读者自主阐释语言意义的机会，让读者体会语言的力量，因为不同语言决定了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发展方向。
对话式的文本反映了不同阶级在认知方式上、意识形态上、语言模式上、宗教信仰上，乃至男女两性上多层次的对抗。
小说中的关键人物——妓女丽贝卡是反抗男性霸权的中心人物。
通过抵制男性的阶级偏见和性别歧视，她建立了自身的主体性与主观性，用以女性为崇拜对象的宗教来推翻基督教中的等级制度和男性霸权。
她对抗的最主要方式是构建整个故事话语，以此颠覆其他人的文本，并把以阿斯克夫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男性置于听众的地位。
在构建叙事的同时，她用自己的认知方式和阶级意识形态来对抗所谓的文雅的中产阶级，并最终在宗教上取得了反抗男性的成果，完成了个人的升华。
一问答式叙事中的男性偏见《蛆虫》所反映的对抗首先是男性和女性之间文本的对立。
福尔斯选取的两个主人公十分特殊：一个是厌倦世俗的富家子弟巴斯洛姆，一个是作恶多端的伦敦妓女。
作为勋爵之子消失之前的最后一个见证人，丽贝卡在小说叙事中具有权威地位。
“她对认知和存在的直觉性的、多变的和多重的处理方式构成了文本中最不可信但又最有权威的视角。
”然而她的视角与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律师阿斯克夫的理性的、精英式的视角形成鲜明对比，并使阿斯克夫用怀疑和敌意的方式来对待她的叙事，表现在语言上是对女性的极端鄙视和厌恶，而深层原因则是由男性霸权思想和固化教条的思维方式所致。
作品中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表现在多个方面。
作为一个在伦敦生意繁忙的妓女，丽贝卡在男性心目中的地位是低等的。
她被视为满足男性淫荡的私欲的工具。
借阿斯克夫之口，福尔斯表述了统治阶级对女性的偏见。
作为女仆，她是下层社会的代表；作为妓女，她是满足男人性欲的工具；作为异教徒，她处在与阿斯克夫所代表的那一类信奉基督教的教条主义者相对立的地位。
为了表现自身的优势，阿斯克夫在语言上污蔑、攻击丽贝卡，把她视为罪恶女性的代表。
阿斯克夫眼中的女性是下流无耻的。
她们庸俗低级、道德堕落。
在与丽贝卡语言交谈过程中，阿斯克夫对她嘲讽、污蔑，甚至责骂。
当丽贝卡要求阿斯克夫对她礼貌一些时，他讥笑道：“我应该向你后退一步鞠躬行礼，是么？我应该尊称你为女士，把你扶上马车吗？”作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阿斯克夫用词猥琐、言语粗鲁，对受讯者缺乏最起码的尊重。
他们的对话显示了语言的力量和语言的阶级性。
女性不仅在男性眼中是低等的他者，还被物化为男性的附属品。
丽贝卡是巴斯洛姆先生雇佣来为之神戏充当角色的商品，就像一件行李一样被他们带在身边。
她的出现以及身份的改变都是从男性的利益出发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他的神圣计划。
而且在与巴斯洛姆先生等人的交往中，她被男性作为祭品贡献给即将来临的神，在旅行途中满足巴斯洛姆及其仆人迪克的性欲。
女性在受男性污蔑、压制的同时，还被迫变成了男性窥视的对象。
小说中的两个中产阶级的男性都用窥视的方法对女性进行间接的剥削。
巴斯洛姆假借治疗阳痿之名观看他人的性行为，阿斯克夫则运用语言作为工具去刺探他人的隐私以获得快感。
在对丽贝卡的审讯中，他对丽贝卡的行为充满鄙视，同时又掩饰不住刺探细节的兴趣。
“他通过仔细了解他人的性行为的私密，利用自己调查他人的权利仔细询问，从而获得一种类似当场观赏性行为的快感。
”二问答式叙事中的女性反抗尽管丽贝卡不具备上层社会的文化素养，但是对于男性的语言侮辱，她表现得冷静又坚定，并坚决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话语权。
她不惧资产阶级的卫道士阿斯克夫的严词斥责，反驳道：“你有你的语言，我有我的，就这么回事。
我必须说我的。
”当阿斯克夫利用阶级的优越性来剥夺穷人的宗教信仰权利，丽贝卡仅仅用平静的语调不卑不亢地回敬道：“这是实情。
如果我们在社会上不是平等的，在宗教上，我们同样有权信奉上帝。
不要因为我坚守我的权利就谴责我。
”阿斯克夫以男性沙文主义的强势压制丽贝卡的语言自由，丽贝卡则用构建自己独特的文本的方法对待男性的压制与污蔑进行了坚决地反抗。
她忽略了统治阶级的代表对她的思维方式的和引导，坚持用自己所目睹、抑或臆造的有关巴斯洛姆神秘消失情景的叙述来对抗统治阶级的谎言，用构建自己的文本的方式颠覆了男性的霸权，用完全不同的话语来反抗另一个阶级的男性歧视。
她所创建的文本意义深远。
首先，在问答过程中，因为双方都似乎离事实越来越远，读者也被引导着渐渐远离作者所虚拟的世界，萨拉米称这种叙事方法具有离心效应。
随着两种文本之间的相互否定，文本越来越失去它的权威，读者越来越不能肯定自己对叙事的态度。
丽贝卡用自己的文本来对抗男性固有的单一思维，拒绝传统的单一民族、单一声部的宏大叙事，颠覆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
她的叙述推翻了所有人的讲述，剥夺了其它叙事的可信性，同时凸显了自己的文本的虚构性，令小说的真相具有多重性，而不仅仅是真实的文本与虚假的文本之间的对抗。
同时，各种人物的不同文本使文本的终结被无限延迟，文本之间相互否定，相互颠覆，令文本永不停止。
其二，丽贝卡和阿斯克夫的两种话语反映了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不同认知方式，表现出两个阶级之间对立的实质是语言的对立和男女两性的对立。
丽贝卡用自己看到并且深信的真相从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不同阶级判断谎言与真相的不同标准。
一方所认定的真相，往往对另一方来讲恰恰是谎言的表现。
针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理解使得二人的对话就像是在猜谜语。
他们所运用的看似简单的语言所表达的信息是多重的，形成了文本的多声部效果。
未被传达出来的信息，即文本后的文本才是作者暗示的重点。
例如在谈及丽贝卡目睹耶稣降临的细节时，有这样一段问答：问：这光亮持续多久？答：很短。
和闪电差不多。
问：你那时几乎晕倒，然而你却这么肯定？答：是的。
问：他俩不是两块耸立的石头么？答：不是。
在以上问答片段中，谎言与真相似乎在捉迷藏。
极端自负、僵化教条的律师阿斯克夫企图诱导妓女丽贝卡用另一种思维方式来解释当时的情景，让她的语言符合自己的逻辑，并按照自己的意图来结束询问，以便对于巴斯洛姆先生的失踪事件做出合乎自己那个阶级思维方式的、可以接受的相对可信的解释。
换言之，他想要把丽贝卡的真相变成自己希望看到的谎言，因为对他来说，只有从他的角度可以接受的真相才是事物的真正面目，一切不符合他现有的思想模式的真相都是假象。
对他来说，真相只有一个，她们所谓的真相根本称不上什么真相。
因此他警告丽贝卡：女人，真相有两种：一种是一个人相信的事情。
另一种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我们赞成你说出你所相信的真相，但我们所寻求的，是第二种。
其三，丽贝卡用自己独特的叙事“破坏了叙事的稳定性，并代之以凸现她的主体性的多重视角，从而产生了意义相反的文本”。
她利用自己是失踪事件的最后见证人的优势，坚持一种表现自己权威的话语方式。
她编织了各种创造性的、引诱性的叙事来强调个人的主体性与独特地位。
“她的语言和叙事方法都是想象性的，自我意识很强。
”她用螺旋式的幻觉式的叙事抵制阿斯克夫一直在寻求的单一角度的、确凿的事实真相，并制造了一种“进行中的，合作性的，种族的幻觉”。
她对人物消失的解释具有女性中心论的神秘主义特点，反映出她对男性压迫的不满与反抗。
丽贝卡的反抗不仅在文本上颠覆了男性逻各斯主义、颠覆了传统上的宏大叙事，同时丽贝卡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指导她的行动、语言及思维习惯，代表她的阶级发出自己的声音。
她与阿斯克夫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具有更深刻的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
她来自社会底层，或者说道德的底层，根据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她是完全堕落的人，也是最渴望、也最可能得到救赎的人。
她所代表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与阿斯克夫表面上的道德观似乎恰恰相反。
可以说两个人之间的对立是两个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在她的语言中充满了来自另一个阶级的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甚至无所畏惧的勇气。
女性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男性的强制思维，同时也通过展现讯问这种调查方式的主观性和证人证词的多样性否定了语言的可信性。
对待同一个失踪事件，被讯问的每一个证人都提供了反映自身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解释。
但由于信息的缺乏，他们的讲述难免都是破碎的，经过随意加工的，甚至是道听途说的。
因此，《蛆虫》表现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并不是语言使用者真实意思的表达，更不是身份的标签。
语言不管对上层社会还是底层社会，同样是不可信的。
刚刚由前一个人物塑造的叙事不断被下一个讲述者擦除、消解，倾听者被置于一轮又一轮的语言游戏中，人物消失的意义被无止境的文本构建无限地延伸下去，最后事件本身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模糊，甚至让位于事件的目击者丽贝卡，一直到重心转移到真相的产生上面。
最终《蛆虫》变成了一个意义不断滑动的语言链条，作者变得无关紧要。
三结语福尔斯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
《蛆虫》体现了他对20世纪中期出现的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文学思考。
同时，在小说已经死亡，艺术创作已经枯竭的大背景下，福尔斯紧紧抓住了虚构这一时代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