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案例

中国古代思想史案例

我国先秦时期（即秦帝国建立之前的历史时期）是各种思想探索，最为活跃的时期。其间，许多管理方面的思想火花伴随着哲学思想和治国理念一起迸发出来。先秦时期，主要的哲学流派有四家——儒、墨、道、法，他们均各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思想。而法家最先登上历史舞台，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秦帝国。

一、秦王国的法家——独步于历史的天空

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去世之后，秦国一度衰落，到了秦孝公掌权时期，想要通过自己努力让国家强盛起来。这时，卫鞅（即商鞅，下称商鞅）来到了秦国，以变法富国强兵之道打动秦孝公，秦孝公任命他为左庶长，开始推行变法。

商鞅通过变法，持续打击旧贵族的势力，使得国君的权威得到空前的提升，全国通过紧密的组织结构统一由中央指挥。同时商鞅奖励耕战，耕作产出多的家庭免除劳役，作战勇敢的士兵可获得爵位。

案例一：《战国策》记载，秦国的士兵在作战过程中，不带盔甲，胳膊下夹着俘虏、身上挂着人头，赤身裸体的追杀逃跑的对手。六国的军队和这样的秦军作战，就如同鸡蛋碰石头一样。秦军为什么这样的勇敢？

从秦代官吏墓葬中发现的法律文献可知，商鞅对于军功有如下规定：

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

对于重视家族传承的中国人来说，军功爵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

在军中，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三级爵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两级爵位的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所以，两千年前的秦国，是一个军装闪闪发亮的国度，对于千千万万的秦人来说，上战场不仅是为国家战斗，而且是通向财富和荣誉，摆脱贫困卑微地位的惟一出路。也就是说是商鞅的军功制度造就了秦军的勇悍。

案例二：秦王国在统一战争期间的总人口不过500多万，但是却长期负担着一支超过60万人常规军的存在（史书上称秦“带甲百万”），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秦军后勤供应的

压力之巨大是不难想象的，然而秦国还是完成了这一任务。

墓葬中记载法律的竹简上说：

播种的时候，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果土地肥沃，每亩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一些。

各县对牛的数量要严加登记。如果由于饲养不当，一年死三头牛以上，养牛的人有罪，主管牛的官吏要惩罚，县丞和县令也有罪。

如果一个人负责喂养十头成年母牛，其中的六头不生小牛的话，饲养牛的人就有罪。相关人员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

农户归还官府的铁农具，因为使用时间太长而破旧不堪的，可以不用赔偿，但原物得收下。

由此可见，秦国是采用国家权威来对耕作进行到如此细致的管理。秦法已经深入到秦国人民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正是通过这样细致的管理和严格的责任制，秦军带来的看似不可完成的后勤负担才得以完成。

这种严格的责任制在秦军的兵器生产中也有体现。

案例三：为一支“带甲百万”的军队提供装备，秦国的兵工业面临的压力并不弱于后勤粮草供应的压力。考古发现，所有秦军使用的剑、弩、戈等兵器，不论在何地、何时、由何人制造，其规格都是一致的，即秦军的兵器使用的是“标准化”制度。

在兵马俑出土的秦兵器上，发现了很多人名，经过分析总结，发现这是一种四级的分层责任制度。相邦（即丞相）是全国所有兵器工厂的总监，工师（即厂长）负责一个工厂的兵器生产，丞（相当于车间主任）负责工厂中某一类兵器的生产，最基层的工匠直接制造一件件兵器。

吕不韦（秦国相邦）在《吕氏春秋》中说：“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这是一种责任制度。这种责任制度与对失职有严厉惩罚的秦法结合起来，每个责任人都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工师要兢兢业业的检查每件兵器，工匠则在加工的时候严格的依据标准来进行制造，这样，在前线上每个士兵，使用的都是经过多年筛选的最优的兵器，而且具有同样良好的质量。

请同学搜集关于法家管理思想的资料后回答以下问题（15分）

（1）列举秦法家的主要政策和背景资料。（7分）

（2）在本案例中，你认为三个案例各反映了法家的什么管理思想？（3分）

（3）你认为法家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思想的哪种管理思想比较接近，请举例说明。（5分）

二、秦帝国的法家——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通过秦国连续六代君主的努力，秦帝国在公愿前221年走上了历史的巅峰，秦始皇横扫六合、混一宇内，成就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随后，秦军又把疆域拓展到南海边和大漠深处，并在北方修筑了长城，奠定了传承至今的中国版图的基础。

同时，根据法家思想的要求，秦始皇以极快的速度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做到了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法家在中国国家管理制度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然而，法家与秦帝国的却共同面临着隐藏在其深处的危机。

首先便是文化的认同性问题。秦帝国与秦王国不同，秦国王室统治秦王国所在的关中地区已经二百余年，商鞅变法也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关中地区的人民对于秦王室施行法家统治较为认同。而秦帝国其余的领土则是通过秦军十年统一战争所攻取的，当地人民对于来自西方的侵略者带有很深的抵触情绪。加之秦国的文化建设一直落后于东方六国，原六国人民并不能接受曾被他们视为“野蛮人”的秦王室统治。因此秦帝国统治的向心力远不如秦王国时期。

其次是外界的压力不足。秦王国时期，敌国很多，因此国家的压力很大，秦国上下的危机意识很强，愿意统一团结在秦王的指挥之下做出必要的牺牲。而在秦帝国时期，这种外部的压力明显减小，秦帝国苛重的赋税和徭役令人民难以忍受。同时长年累月的战争已经耗尽了秦国和六国的粮仓，阿房宫、骊山陵墓和长城的建造彻底压垮了帝国。

再次是信息传递问题。秦王国时期，国土面积中等，且由于经营多年，对于各地的信息掌握较为丰富，全国境内道路系统完备，信息传递较快。而秦帝国时期，国土面积巨大，对新攻取地区的信息掌握不充分，由于路途遥远，中央获取信息再制定下达决策的效率大幅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多次采用巡游各地的做法来对有问题的地区进行直接的管理。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国君作为法家治理思想的核心，需要承担相当繁重的工作量，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每天需要批阅60公斤的竹简，以维持他对帝国的统治和治理结构的正常运作。秦始皇本人精力十分旺盛，然而他的继任者，秦二世却荒废政务，终日沉湎于酒色，使得法家的治理系统无从发挥其高效率的优势。

最终，随着秦始皇的去世，秦国实行了一百多年的法家治理系统随之崩塌，无法正常运作，秦帝国本身也迅速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