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皇帝陵寝

两汉帝陵的调查、发掘与研究

一、西汉帝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西汉自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称帝到公元8年王莽篡汉，共历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等十一帝214年。西汉时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形成时期，也是秦代创立的统一的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的时期。因而西汉考古、特别是集中体现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的帝陵考古研究工作无疑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1.西汉帝陵研究历史回顾

西汉帝陵的研究历史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记载著录期

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前，我国古代和近代就有许多历史学家、金石学家对西汉帝陵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对帝陵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形制规模和附近出土的铜器、玉器、瓦当、钱币等进行了记述、著录或考证【278】。

(2)踏查测量期

20世纪初，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足立喜六、水野清一，法国汉学家沙畹、谢阁兰及美国学者毕安祺等先后对包括西汉帝陵在内的西安附近的古代建筑、陵墓进行了初步的调查【279】；其中1906年1月至1910年2月应聘为“陕西高等学堂教习”的足立喜六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实地踏查和简略的勘测。1933年足立喜六根据其踏查、勘测和研究结果，由东洋文库出版了《长安史跡之研究》一书。此书第五章“汉代之陵墓”或可视为西汉十一陵考古研究的开山之作。

30年代至40年代，我国学者陆续开始对包括西汉十一陵在内的关中古代遗迹、遗物进行考古调查，其中以“西京筹委会”、“陕西考古会”、“西北史地考察团”和“教育部西京艺术文物考察团”开展工作较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80】。

严格地讲，此阶段的工作还算不上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调查。

(3)勘察试掘期

此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如果说本世纪初到1949年间中外学者对西汉帝陵的考察是帝陵考古研究工作的萌芽时期，那么此阶段就是现代科学意义上西汉帝陵考古工作真正的奠基和初步发展时期。

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始于60年代。先后参与调查与发掘的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等。60～70年代陕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初步勘察、测量了所有帝陵1，并对长陵陪葬墓2、安陵陪葬墓的陪葬坑3、文帝窦后陵的从葬坑4、武帝茂陵陪葬墓的从葬坑5、景帝阳陵附近的刑徒墓6等进行了试掘。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对所有帝陵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和测量，绘制各陵的遗迹平面图7；重点发掘了宣帝陵陵园的东门阙、北门阙、寝园和一号、四号从葬坑以及皇后陵园的东门阙、寝园等8。90年代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景帝阳陵展开了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取得丰硕成果。目前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9。以宣帝杜陵和景帝阳陵为代表的考古新发现，大大超出文献的有限记载，丰富了我们对西汉帝陵的系统认识。

此阶段具有着初步发展时期的某些特点：(1)工作的重点是局部的勘察和试掘。(2)由于调查、发掘工作开展的较少，综合研究工作也相对薄弱。

(4)发掘研究期

此阶段从文化大革命结束的70年代晚期开始到现在。此阶段帝陵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与迈入“黄金时代”的中国考古学一起有着长足的进展。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西汉帝陵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勘测。社科院考古所对杜陵的从葬坑、门阙、寝园遗址等进行了较大规模考古钻探和科学发掘；90年代初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勘察、钻探和发掘；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又对汉惠帝安陵、汉昭帝平陵及汉武帝茂陵等进行了钻探和试掘；目前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的大规模勘察、钻探和发掘工作还在继续。

此阶段的主要收获有：在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考古调查和勘测的基础上，基本确认了咸阳原西汉九陵的名位及排列顺序，纠正了历史文献中的多处错误记载。80年代到90年代，通过对杜陵的从葬坑、门阙、寝园遗址的发掘和对阳陵的大规模、全面的勘察钻探和发掘，大致掌握和了解了西汉帝陵的形制结构和布局特点。

与第三阶段相比，第四阶段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产生了一些变化，具有新的特点。①工作的重点由实地勘察和局部试掘转变为较大规模的发掘，如汉宣帝杜陵、汉景帝阳陵等。②在调查、发掘工作的基础上，综合研究工作开展的较多，据不完全统计，此阶段发表的有关论文有数十篇。③资料整理工作有了较大进展，如《汉杜陵陵园遗址》考古报告和大量考古简报的发表。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红外线遥感、电磁、地震、DNA等先讲的探测和检测手段已经或正在开始运用于考古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汉阳陵在这方面开展了一此工作，其成效虽然不十分理想，但毕竟是一种新的尝试。⑤在改革开放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日本的考古学家、德国、斯洛文尼亚的文物保护专家参与了阳陵遗址和文物的保护工作，揭开了中外专家合作进行帝陵考古发掘、研究、保护的序幕，新近落成的汉阳陵帝陵从葬坑地

2、西汉帝陵概况

西汉王朝十一个皇帝的陵墓，均葬于西汉长安城附近，亦即今西安市的东部、东南和北部。

西汉十一陵除汉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东郊的灞河西岸和西安东南的杜东原上外，其余九座均分布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代中期的《三辅黄图》、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到清初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清代《陕曲通志》、《咸阳县志》等，诸多方志、著述关于咸阳原上的九座陵墓名位的记载就出现了多种排位顺序，各说不一，互相矛盾。通过长期的勘察和研究，大多数学者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即咸阳原西汉九陵的排列顺序自西向东依次为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成帝延陵、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汉惠帝安陵、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纠正了上述历史文献

中的多处错误记载【281】。最近又有专家对西汉后四陵即延陵、渭陵、义陵、康陵的名位提出了质疑【282】。

西汉十一陵可以分为长安城东南陵区和渭北陵区。渭北陵区九陵的排列又可以分成三组：笫一组以汉高祖长陵为中心，西为惠帝安陵，东是景帝阳陵；第二组西是武帝茂陵，东为昭帝平陵；第三组以元帝渭陵为中心，西为成帝延陵，东为哀帝义陵，西北是平帝康陵【282】。

汉高祖长陵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乡三义村附近，目前已发现有帝陵、后陵、陵邑、陪葬墓园及大量的建筑遗址。帝陵为覆斗形，边长135～153米，高32．8米。后陵平面亦为覆斗形，边长130～150米，高30．7米。帝陵和后陵在一个陵园内，帝陵在西，后陵在东。陵园平面为方形，边长780米，周长3120米。陵邑在长陵以北，保存着南、北、西三面部分城墙，不见东墙。在西汉诸陵中，长陵陪葬墓数量最多，现仍保留封土堆的有63个，均在长陵以东。墓冢布局多为南北方阵排列，成组分布。一组内墓冢又多成对并列，这可能都是同茔异穴的夫妻合葬墓。陪葬墓的封土，较帝陵小得多，形状大略有覆斗形、圆锥形和山形三种。60年代中期科学发掘的长陵陪葬墓——杨家湾汉墓是两座南北并列的夫妻合葬墓。杨家湾汉墓及其18座陪葬坑的发掘，将曲尺形、构造复杂的西汉早期大墓及三千多件彩绘兵马俑展现于世，使考古学家首次对汉陵的陪葬制度有所了解，尤其是三千余件兵马俑，其服饰、铠甲、武器，不仅反映了当时的雕塑绘画艺术水平，而且为研究汉代的生沽习俗、军制、战阵及武器装备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汉惠帝安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韩家湾乡白庙村南边的高地上，陵园为长方形，东西940、南北840米。陵园内有陵墓两座。安陵形如覆斗，边长140～170米，高25米。其西北有一墓冢，覆斗形，边长50～60米，高20米，可能为孝惠张皇后陵墓。安陵邑在陵北。反向

“凸”字形，东西长940～1586、南北约750米。陵邑的南墙与陵园的北墙共用【284】。陪葬墓分布在陵东，现存大封土堆十二个，多为圆锥形。其中有鲁元公主墓，规模近于帝陵【285】。陈直先生《关中秦汉陶录》卷二录有惠帝安陵附近

出土的“安邑琱柱”瓦当。

汉文帝霸陵在今西安市灞桥区毛西乡窑远村附近，因灞水而名。“因其山，不起陵”。未发现陵园遗迹。窦皇后陵在霸陵东南的白鹿原上，平地起冢，形如覆斗。边长137～143米，高19．5米。陵园西墙、南墙遗迹尚存。霸陵附近陪葬的大墓不多，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孝武陈皇后、董偃、窦太主等。1974年在霸陵窦皇后陵陵园西墙以西曾发掘陪葬坑47座，出土了一批陶俑、陶器、谷物和禽兽遗骨【286】。

汉景帝阳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北原上，90年代起对阳陵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钻探和发掘，目前已基本了解了陵园的整体布局和规模，大致掌握了帝陵的形制，发现了大量的从葬坑和陪葬墓园。同时还发掘了帝陵南阙门遗址，清理了一批中小型陪葬墓，出土了各类文物近50000件。阳陵陵区平面呈不规则葫芦形，东西长近6公里，南北宽1至3公里，面积约12平方公里。由帝陵、后陵、南北区从葬坑、刑徒墓地、陵庙等礼制建筑、陪葬墓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帝陵座西面东，居于陵园的中部偏西；后陵、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坑、一号建筑基址等距分布于帝陵四角；北区陪葬墓和罗经石遗址位于帝陵南北两侧，左右对称；刑徒墓地及三处建筑遗址在帝陵西侧，南北一字排列；东区陪葬墓园棋盘状分布于帝陵东侧的司马道两侧；阳陵邑则设置在陵园的东端。整个陵园以帝陵为中心，四角拱卫，南北对称，东西相连，布局规整，结构严谨【287】。

阳陵帝陵陵园平面为正方形，边长约418米。四边有夯土围墙，墙宽3～3．5米；四墙中部均有“三出”阙门。陵园中部为封土堆，呈覆斗形，边长约168米、封土高32．28米。帝陵为“亚'’字形，座西面东。东、南、西、北四侧各有一条墓道，东墓道长69米、南墓道长17米、西墓道长21米、北墓道长23．1米。在帝陵陵园四门以内，封土以外分布从葬坑86座【288】。根据试掘情况和钻探得知，从葬坑内埋藏有大量的骑兵、步兵、动物等各式陶俑，陶、铜、漆器等生活用具及兵器、车马、印章、封泥等。帝陵南阙门遗址由一组两座三出阙相连接构成，三出阙的平面由大小依次递减的三个长方形组成【289】。

阳陵后陵陵园平面亦为正方形，边长约350米。四边亦有夯土围墙，四墙中

部均有门，封土呈覆斗形，边长分别为151～167.5米，高26.49米。后陵形制亦为“亚”字形，座西朝东。东、南、西、北各有一条墓道，东墓道最长、最宽。封土外围亦发现有大量从葬坑【290】。

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东南，24座从葬坑成东西向排列，共14行，每行1～6座。平面形状有长条形和“中”字形两类。其整体排列座西朝东，南北对称。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西北，除座南面北外，其面积、坑数、行数、排列均同南区。1990～1997年，先后对南区14座坑进行了部分试掘或整体发掘，这些坑中有排列密集的武士俑群，有堆放粮食的仓库，适还有牛、羊、猪、狗、鸡等陶质动物俑及成组的陶、铁、铜质生活用具【291】，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可能与西汉当时的“南军”、“北军”有一定关系”【292】。

罗经石遗址位于帝陵东南【293】。遗址平面近方形，边长约260米，外围有壕沟环绕。遗址中部是一夯土台，应为主体建筑的台基。基址边长54米，共有12个门，每边3个，四周有砖铺地面、卵石散水、四神空心砖以及瓦片堆积层等遗迹、遗物【294】。

刑徒墓地在帝陵西北约1500米处，1972年发现，面积约80000平方米，其墓葬排列无序，坑形不一，骨殖凌乱，有的还带有刑具。可能是修建阳陵时所使用囚犯的墓地”【295】。

阳陵陵园陪葬墓分北、东两部分，北区有陪葬墓园两座，平面均为方形，中部各有东西向中字形一座，封土均为覆斗形，周围都有从葬坑，外围有壕沟环绕（资料存陕西省考古所阳陵考古队）。东区墓园区西起帝陵东侧约1100米处，东到马家湾乡米家崖村塬边。全长2350米，南北宽1500米，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其东、西各有南北向壕沟一条，作为陪葬墓区的东西界限。中部有横贯陪葬墓区的东西向道路一条(司马道)，西起帝陵陵园东阙门，向东直通阳陵邑。司马道南北宽110米，东西长3500米。司马道的南北两侧排列有数量众多的陪葬墓园。墓园平面多为正方形，少数为长方形，墓园内有数量不等的墓葬和陪葬坑。墓园之间有壕沟分隔。这些墓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墓园已探明了各类大中小型墓葬5000余座【296】。

阳陵陵邑在陵园的东端，离泾渭之会不远。现已发现有夯土墙、水井、排水渠道、道路等遗迹（资料存陕西省考古所阳陵考古队）。

帝陵陵园、后陵陵园附近，帝陵的西部、北部，南区从葬坑的南部还发现有建筑遗址的迹象，其详情有待于进一步钻探和发掘。

汉武帝茂陵位于兴平县南位乡策村附近。帝陵为覆斗形，边长230米，高46．5米，是西汉诸陵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帝陵陵园平面方形，边长430米，现存东、西、北三组门阙。陵园的西、南、北三面有数量惊人的从葬坑（据我院考古发掘资料，未发表）。李夫人墓位于茂陵西北，封土外形为两层台式，未发现陵园遗迹。陪葬墓在茂陵以东，地面现存12座，分成四组。陵邑位于帝陵的北侧。陵园内发现有多处建筑遗址，曾出土过玉圭、玉壁、玉铺首、琉璃璧、四神空心砖等。茂陵陪葬墓的从葬坑出土的230多件“阳信家”文物，以铜器为多，多数器物刻有铭文，记载着器物的主人、名称、重量、容量及制作者等。其中的鎏金铜马和鎏金银竹节熏炉等是十分罕见的文物珍品，揭示了汉武帝时的皇族生活，反映出西汉时期的度量衡制度和高超的金属冶炼技术。2006年起，为配合国家大遗址保护规划项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对汉武帝茂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调查、勘探结果表明，茂陵陵园有内、外两重围墙，汉武帝陵在东、南、西、北各有一条墓道，为古代墓葬形制中规格最高的“亞”字形。在汉武帝陵园内外发现了埋藏有各类陪藏品的外藏坑400座；包括陵庙、寝殿等在内的大小建筑遗址14处；并确定了为汉武帝守陵而设置的县城——茂陵邑的位置和范围，其面积约4万平方米，茂陵的考古工作不仅为茂陵保护规划的编制提供了科学详细的基础资料，为即将展开的茂陵大遗址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对深入西汉帝陵乃至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汉昭帝平陵位于咸阳市秦都区平陵乡大王村附近，封土形如覆斗，呈二层台式。边长160米，高29米。陵园方形，东西378、南北362米，现存东、南二门阙。上官皇后陵在平陵东，亦为覆斗形，边长150米，高26．2米。陵园边长约400米，现存东、南门阙。在上官皇后陵园以东，发现大片西汉建筑遗址，东

西长约867、南北宽380米，应为平陵邑遗址。平陵周围分布有近百座土冢，其中有23座可能是平陵的陪葬墓，一座在陵北，其余均在陵东。在平陵和上官皇后陵之间，曾出土过东西向排列的成组玉璧和玉圭，估计是与“徘徊庙”祭祀活动有关的的遗物【300】；近年来，又对新发现的三座从葬坑进行了发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汉宣帝杜陵在今西安市南郊雁塔区曲江池乡三兆村南侧的高地上。1982～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杜陵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勘查，同时发掘了帝陵陵园的东门阙、北门阙、寝园，皇后陵园的东门阙、寝园及杜陵第一、第四号从葬坑等，极大地推动了西汉帝陵的研究工作【301】。

杜陵帝陵封土为覆斗形，边长172米，高29米。帝陵为亚字形，东南西北各有一条墓道。陵园平面呈方形，边长433米，四边有夯土垣墙，四墙中部各有一门，称为“司马门”或“阙”。杜陵东门遗址距封土120米，面阔近85米，进深约20米，由门道、左右塾、左右配廊、散水等组成，布局规整、结构合理。帝陵寝园位于帝陵东南，与帝陵隔墙相邻。寝园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174米，南北宽120米；四周筑有夯墙，北墙利用了帝陵南墙东段；东、西墙各开一门，南墙设三门。寝圆分为两大部分，东侧为寝殿，西侧是便殿。后陵封土亦为覆斗形，边长148米，高24米。陵园平面呈长方形，边长335米，四边有夯土垣墙，一边宽4米左右。四墙中部各有一门。后陵东门遗址距封土83米，面阔近68米，进深约19.3米，形制同帝陵，由门道、左右塾、左右配廊、散水等组成。后陵寝圆位于后陵西南，与后陵相邻。后陵寝圆与帝陵寝圆平面布置、建筑结构大体相同，唯规模略小。

杜陵的北部和南部分布有一些陪葬坑，发掘的K1为近似方形的竖穴，分主室和车室，东侧有斜坡坑道一条。K4为长方形竖穴，东侧有斜坡坑道一条。共出土陶俑、铜、铁、陶、金器等1500件。

杜陵陪葬坑在杜陵东侧，分东南、东北两区。共发现陪葬坑107座，其中62座封土犹存。陪葬坑的排列似有一定规律，或聚集一起，或排列成行。

杜陵邑在杜陵西北，平面长方形。目前发现陵邑城墙数段，北墙长2250米，

东墙残长500米，西墙现存长度490米。据云曾出土有“杜邑”陶文汉砖。

汉元帝渭陵在今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南。帝陵陵园近方形，东西400、南北410米，墙厚4.5米，四面阙保存完好。封土形似覆斗，边长175、高25米。后陵在帝陵西北，形制同帝陵，规模略小。孝元傅昭仪在其子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以后礼葬于渭陵帝陵的东北，王莽时被夷平。现残冢东西长170、南北宽150、高仅2米。渭陵西北有大面积的建筑遗址，因曾出土一批西汉玉器，被认为是陵庙之所在。渭陵陪葬墓集中在陵的东北，现有墓冢19座，据传原有32座，并且成行排列。渭陵南侧约500米处有自东向西排列的5座汉墓，可能是渭陵的陪葬墓【302】。

汉成帝延陵在今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严家窑村附近。帝陵形如覆斗，边长173，高3l米。陵园东西382、南北400米，四阙尚存。成帝许皇后因被废，未以皇后身份合葬于延陵，故延陵无后陵。延陵东北约一里处有大型土冢，今传为周恭王陵，当地群众称此墓为‘‘丑女子坟”或“丑娘娘坟”，或为成帝后妃的墓葬。延陵陪葬墓大多分布在其东1500米处，现存7座，或疑为族墓群【303】。

汉哀帝义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南贺村。帝陵形如覆斗，边长175、高30米。陵园东西415、南北420米。残存墙迹宽7米。仅北门残留一阙，义陵东北620米处有一覆斗形大汉墓，应是合葬义陵的后妃陵墓。义陵陪葬墓主要分布在陵东和陵南，现有15座【304】。

汉平帝康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大寨村和陵昭村之间。封土形如覆斗，陵顶内收成二层台，边长209～216，高26．6米。陵园平面近方形，东西423、南北417米，四门已无遗迹。康陵东南570米，有一大冢，今传周成王陵，实为汉墓。其形如覆斗，边长86，高10米。其周围尚保存部分陵园遗迹，东西225、南北286米，西门残址依稀可见。或有人视其为孝平王皇后陵墓【305】。

西汉除十一陵外，还有汉高祖刘邦之父太上皇、汉文帝之母薄太后、昭帝之母钩弋婕妤等以帝、后礼埋葬，分别称为太上皇陵、南陵和云陵。太上皇陵位于今临潼县谭家乡昌平村和富平县吕村乡姚村交界处，南陵在西安市灞桥区狄寨乡鲍旗寨村西北，云陵位于淳化县铁王村大疙瘩村附近。这些陵墓形制与帝陵大致

无二，唯规模相对要小【306】。1975年在薄太后南陵西北清理瘗埋兽骨的从葬坑20座，发现包括大熊猫、犀牛在内的动物骨骼一批【307】。

3.西汉帝陵考古研究的收获

（1）．西汉十一陵的方位及排列顺序的基本澄清和确认是汉陵考古的一大成果。

（2）．根据勘察和发掘资料，大致可知西汉帝陵有如下特点：①西汉诸陵除霸陵依山为陵，是一种“因山为藏”的崖墓外，其余的封土均系夯筑而成。封土平面方形，多为覆斗状，个别陵呈二层台式；陵顶无“享堂”类建筑遗址。②帝陵、后陵均为亚字形，座西面东，东、南、西、北四条墓道以东墓道为主道。③帝、后实行“同茔异穴”的合葬制，帝陵居中，后陵多在其东北；帝陵较大，后陵略小。④西汉前期，帝、后陵居同一个陵园，一般为长方形，面积较大。阳陵以后，帝后各置陵园，间距一般在450～700米之间。平面方形，帝陵陵园边长400米左右，后陵陵园边长约350米。陵园四周筑以夯墙，每面垣墙中央各辟一门。阳陵帝陵四门为三出阙式，杜陵四门为两出台式。⑤帝陵、后陵陵园的封土与垣墙之间有大量的从葬坑；帝、后陵园的外围也分布有数量不等的从葬坑。⑥陵区内均有陵庙、寝殿、便殿等礼制建筑，寝殿和便殿一般在陵园内或陵园附近。

⑦西汉早中期诸帝陵均置陵邑，一般在帝陵的东或北侧，汉元帝时罢置陵邑。⑧陪葬墓在历史上出现很早，而规模之大，首推西汉。西汉诸陵陪葬墓一般分为两个区，多数在陵东司马道的南北两侧，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其间有壕沟分隔。个别身份特殊的居帝陵的北侧和南侧。陪葬墓根据级别或其他原因，墓冢外形分覆斗形、馒头形和山形。馒头形较多，覆斗形次之，山形最少。陪葬墓周围或有壕沟环绕，墓园平面多为正方形，少数为长方形，墓园内有各种建筑遗迹，如园邑或祠室等，大型的陪葬墓周围也有数量不等的附葬墓和陪葬坑。⑨大多数的汉陵附近都应有大片的刑徒墓地，阳陵的刑徒墓地位于帝陵西北约1500处，其间有垣墙或壕沟隔断【308】。

（3）．根据西汉帝陵的分布、形制和特点，有的学者认为西汉帝陵在选址布局上有较为严整的昭穆制度【309】。但从商周乃至春秋、战国的墓葬中未见到真

正的、学术界公认的昭穆制度；西汉至元帝始有宗庙的昭穆之序，未见陵墓有昭穆制度的记载；帝陵座西面东，而非座北面南等角度着眼，可以推断西汉帝陵并无昭穆制度【310】。西汉帝陵的选址应受到商周以来王陵多置都城附近之高地的传统、萌芽中的风水思想、帝王个人的好恶等因素的影响【311】。而西汉帝陵制度的起源，有学者认为是“承周秦之制，实行公墓制度”【312】，实际上西汉“帝陵即有‘汉承秦制’的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发展”。或曰“西汉帝陵陵园系模仿都城长安而筑”【313】；或曰“西汉帝陵继承了秦始皇陵布局结构象征宫域的设计思想”【314】；或为“西汉王朝是汉阳陵的建设模本，汉阳陵是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建设而成的”【315】。也有学者从先秦墓葬的墓上建筑变化分析认为，“过去陵上用于祭祀的堂，发展为陵墓封土。”“原来墓上用于祭祀的‘堂’则移到陵侧，即秦汉时代帝陵之寝殿”【316】。另外有不少的论著对从葬坑的性质，陵邑设置的原因及功能，寝殿、便殿、陵庙等礼制建筑的形制和相关制度，陪葬墓的等级区别和一些重要出土文物提出了卓有见地的观点【317】。总之，与商周时期的“集中公墓制”相比，西汉帝陵继承了秦始皇陵的布局结构而又有所发展，产生了“陵园独立化、陵园规模化、设施复杂化、功能完善化”的重大变革，这种确立和完善过程中的“独立陵园制”，“奠定了而后中国近两千年专制社会帝王陵园制度的基础”【318】。

在考古调查、发掘的基础上，有不少学者对西汉帝陵的陵园布局、陵寝制度、陵邑的建制、陪葬墓的等级、从葬坑的性质、陵园出土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0。其中，涉及全局性的问题之一是：西汉帝陵是否实行昭穆制度？早在70年代，北京大学《战国秦汉考古》讲义就认为：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按“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方式排列，而汉武帝以后公墓制遭到破坏，昭穆排列亦不复存在11。后来又有学者进一步论证整个西汉帝陵皆存在着昭穆排列。12对此，有学者提出异议，主要的理由有三条：一是周代王侯墓地迄今未能证实有昭穆制度存在；二是西汉帝陵坐西向东，无法按昭穆制度；三是西汉实行“陵旁立庙”，宗庙既无昭穆序列，帝陵昭穆又从何谈起13。这些论据当是有说服力的。其实，西汉帝陵与商周那种“集中公墓制”不同，每座帝陵的陵园与茔域

有相当的规模，各类建筑设施一应俱全，形成完善的管理功能，是一种“独立陵园制”。汉代“独立陵园制”在继承秦始皇陵园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并奠定了以后两千多年帝陵陵园制度的基础14。

二、东汉帝陵

1．东汉帝陵分布概况

东汉自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5年建朝至汉献帝刘协220年禅位于曹魏，共历12帝195年，十二位皇帝全部埋葬在河南省，除汉献帝禅陵在焦作市修武县的太行山下外，其余的陵墓均在都城洛阳附近。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和《续汉书礼仪志》刘昭补注引《古今注》的相关记载，是今天人们探索东汉帝陵地望的重要资料。

依据相关文献记载，东汉洛阳陵区又分为邙山陵区和洛南陵区两大陵区。

位于孟津县境的邙山陵区埋葬有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灵帝（文陵）。

在汉魏古城的西北方孟津县宋庄乡三十里铺村及附近邙山一带，是东汉洛阳的邙山陵区，东西约6.8千米，南北约6千米，面积40平方千米。据文献记载，这里埋葬着五位皇帝，他们是光武帝刘秀的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灵帝文陵。

在陵区的西部邙山中段高处，现存五座保存较完整的独立大冢，其中的四座圆形矮丘状大墓南北向一字排列，它们是三十里铺村的大汉冢，直径130米；平乐村二汉冢，直径118米；三汉冢，直径70米；刘家井大冢，直径114米；另外，朱仓大墓的封土虽然已经夷平，钻探后发现该墓直径约135～145米，南向墓道宽约9米，也是一处东汉帝陵级别的墓冢。1

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陵墓群的文物普查》，《文物》2007年10期。

河南偃师白草坡2一带的东汉帝陵属于洛南陵区，核心区占地50平方千米，这里埋葬有汉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桓帝（宣陵）共六座帝陵。

2.东汉帝陵举例

（1）白草坡陵墓

白草坡陵墓封土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完全夷平，经钻探，原始封土直径125米，墓葬为砖石墓，墓道向南宽10米；建筑遗址位于陵墓东北百米处，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南北长380、东西宽330米，以宽3.4米的夯土墙围就。

（2）高崖村陵墓

位于伊河南岸的偃师市高龙镇高崖村的东汉M1，经过勘探，可能也属于帝陵。3该墓现存封土底边周长167米，原封土底边周长260米；现封土高度为11米，底平面呈大致圆形；墓道位于南部，长24.6米，宽4米，底深8.6米，为南北向斜坡墓道，含平台阶和斜坡形台阶12个，无花填土经过夯实。在封土的东部、南部发现夯土建筑基址。

据《后汉书·献帝纪》，235年，时年54岁的汉献帝薨，“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置园邑令丞。”禅陵北依太行山，陵墓坐北朝南，内有两座陪葬墓。《帝王世纪》曾记载禅陵“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广六尺。”现存封土为不规则方形（或圆形），周长100余米。封土为夯筑，夯层不明显。4唐代章怀太子注《后汉书》时，记到“陵高二丈，周回二百步。”《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献帝传》，“今追谥山阳公曰孝献皇帝，册赠玺绂。命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光禄、大鸿胪为副，将作大匠、复土将军营成陵墓，及置百官群吏，车旗服章丧葬礼仪，一如汉氏故事；丧葬所供群官之费，皆仰大司农。立其后嗣为山阳公，以通三统，永为魏宾。”“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置园邑。”

《古今注》中关于明帝显节陵：“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中虡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同样章帝敬陵、和帝慎陵也

2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文物》2007年10期。

3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等：《偃师市高崖村东汉墓陵冢钻探试掘简报》，《中原文物》，2006年3期。

4罗火金：《焦作市汉献帝史迹调查报告》，《洛阳汉魏陵墓研究论文集》，2007年11月。

有同样的记载。由此观之，东汉帝陵设有陵园，园内建筑有寝殿等祭祀性礼制建筑和管理陵园的建筑。

根据《古今注》记载的东汉帝陵封土高度，按照一步=6尺，一尺=0.243米计算，

调查发现，东汉帝陵封土的边长或直径与文献记载的大体相吻合，在95～138米之间，但10～17米的实际封土高度和记载的16～36米之间有相当的差异。

据参加邙山陵墓群调查的严辉判断，“东汉帝陵封土的平面是圆形的，其外观形制是一种类似馒头或小山丘的形状。”5韩国河也从勘探中封土底边不成直角而呈圆弧状分析，东汉帝陵封土的形状为圆形。从现场调查看，“一些大冢都有多层的的台阶环绕，从一些大型墓葬的封土上能看到台阶状的情况判断，可能东汉帝陵封土外形呈圆弧形台阶状。

东汉帝陵除封土形状、墓道数量、墓道方向和西汉帝陵差异较大外，墓室（称房）也从西汉竖穴土圹木椁墓改为砖石结构的多洞室墓，棺椁设置内为棺，外为石砌造，从西汉的黄肠题凑改为东汉的石题凑。从《东观汉记》看，皇帝陵中还

5严辉：《“陂池”——东汉帝陵封土的新形制》，《中国文物报》2006年10月20日。韩国河：《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7年5期。

有石椁。6

据高崇文研究，7东汉时帝陵发生了重要变化：

1.将皇帝皇后的异穴并葬变成同穴合葬，这样也由西汉帝后各筑陵园变

成一个陵园，并且，从明帝显节陵开始又将陵园的围墙变成“行马”。

2.西汉帝后陵墓都是座西向东，以东为正，东汉帝陵则改成座北向南，

以南为正。

3.西汉帝陵方形陵园四面正中各设一门，以东门为正，东门外有一条宽

大的神道，神道两侧埋有大量的陪葬墓。东汉帝陵方形陵园或行马南

面正中设司马门，司马门向南应是神道。

4.西汉帝后陵寝均在墓侧，东汉帝陵的寝殿建在南面司马门之内。

5.西汉实行分散庙制，分别于帝陵陵旁立庙（《汉书·韦贤传》：“而京

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

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东汉实行集中庙制，将宗庙建在都城之

内，呈左祖右社布局。

6.西汉帝陵（除文帝灞陵）应是竖穴土圹内的黄肠题凑木槨墓，东汉帝

陵应是以砖石构造的墓葬。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西汉帝陵陵园内广泛存在的陪葬坑制度到了东汉，已经销声匿迹。西汉帝陵、后陵虽然各自建有独立的垣墙，但两座方形垣墙之外，还有一周将包括帝、后陵园，南北区从葬坑，陵庙遗址以及其他遗址包含在内的垣墙，而这一周垣墙应为真正意义上的陵园垣墙，过去所说的“陵园”是不准确的。

秦西汉帝陵制度到西汉晚期，开始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发端于汉元帝渭陵，从成帝延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中均能看到这些明显的变化。

从汉元帝渭陵开始，陵邑不再设置，自秦始皇陵首开陵邑设置以来，这一制度寿终正寝。永光四年（前440年）：“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其目的是“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8成帝时虽有恢复陵邑的想法，但最终在大臣6《东观汉记》卷二：“明帝自制石椁，广丈二尺，长二丈五。”

7高崇文：《东汉帝陵葬制探讨内容提要》，《洛阳汉魏陵墓研究论文集》，2007年11月。

8《汉书·元帝纪》

们的压力下无疾而终。东汉章帝时也曾有过在原陵显节陵旁起县邑的动议，被东平王刘苍以“上违圣心，下造无益之功，虚费国用，动摇百姓”的说辞，使得“帝从而止。”9

汉成帝即位，此时元帝尚未下葬，“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表明此时陪葬车马牛羊牲畜不被社会接受，间接说明陪葬内容较之之前有所缩减。

注释：

1王志杰等：《汉茂陵及其陪葬冢附近新发现的重要文物》，《文物》1976年第7期；咸阳市博物馆：《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李宏涛等：《汉元帝渭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咸阳市博物馆：《汉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石兴邦、马建熙等：《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汉刘邦长陵勘察记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2陕西省文管会等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3咸阳市博物馆：《汉安陵的勘察及其陪葬墓中的彩绘陶俑》，《考古》1981年第5期。

4王学理、吴镇烽：《西安任家坡汉陵从葬坑的发掘》，《考古》1976年第2期。

5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

6秦中行：《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文物》1972年第7期。

7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1983年。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宣帝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

10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李毓芳：《西汉陵墓封土渊源与形制》，《文博》1987年第3期；马正林：《咸阳原与西汉诸陵》，《人文杂志》1987年第2期；刘伟：《西汉陵寝概谈》，《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11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孝研室：《战国秦汉考古》（上），1981年铅印本。

12李毓芳：《西汉帝陵分布的考察——兼谈西汉帝陵的昭穆制度》，《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13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文博》1999年第5期；叶文宪：《西汉帝陵的朝向分布及相关问题》，《文博》1988年第4期。

14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摘要），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5期，2000年6月。

9《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