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宪法学的方法论基

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摘要：任何理论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性观为前提建立起来的，资源的稀缺性、社会单位的个体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是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

宪法学只能接受一个没有目的和意义的世界，以及人在其中微不足道的地位，放弃对制度完美性的苛求。

无论人们能否自觉意识到及是否明确表达出来，宪法学理论是以一定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性观为前提建立起来的，这些或明或暗的前提即宪法学的理论基础。

方法论即理论对自身的自觉审视。

明确阐释指导我们研究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宪法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我国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主要包括资源的稀缺性、社会基本单位的个体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等。

一、资源的稀缺性宪法学的世界观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资源的稀缺性。

上帝已于昨夜悄然离去，把人类孤独地遗弃在冷落、无情而空虚的宇宙之中。

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人不过是天涯过客，他的灵魂将随着肉体的死亡而随风飘逝。

更让人痛心的是，宇宙可能是一个耗散结构，随着热能的耗散，不再有今夜星光闪烁，不再有明天的太阳升起，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都将消失在均匀辐射的热寂之中。

“人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弃儿，是被创造出他来的各种力量所抛弃的。

他无父无母，全知和仁爱的权威既不援助他也不引导他，他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并且靠自己有限的智力在一个冷漠无情的宇宙之中摸索自己的出路。

”[1]宪法学必须接受没有目的和意义的世界，以及人在其中微不足道的地位，抛弃一切关于世界意义与人类使命的说教。

人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世界主宰，物质世界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贪婪而存在的。

茫茫宇宙，生命的形成纯属偶然，人的出现更属难得的幸运。

人类没有理由自命不凡，以物质世界的主人自居，企图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重新安排它的秩序。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到近现代的空想社会主义，种种荒谬绝伦、贻害无究的乌托邦幻想，都是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估计过高的结果。

人的问题永远是：无穷的欲望，有限的资源。

有着无限需要的人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上，不得不面对各种纷争与不幸：食品短缺造成的饥荒，土地稀缺引起的殖民掠夺，伴随着土地、能源稀缺而来的局部冲突和世界大战，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稀缺性的制约。

任何时候，物产都不可能丰富到人人自由取用的程度，不存在什么千年王国、永恒正义。

这是各门科学必须共同面对的现实，也是它们能够存在的理由。

如果资源无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无需生产和交换，也不会出现利益的冲突，就没有必要创造出宪法和法律来界分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研究宪法学也就成为多余的了。

但这并不是值得向往的千年王国，而是人类文明的末日。

劳动创造了人自身，人类文明的全部动力就在于为生存和发展而奋斗。

如果资源无限丰富，人类无需劳动，无需奋斗，没有压力，智识将无限退化，最终导致人类文明连同人类自身的毁灭。

因此，资源无限丰富性的乌托邦设想是荒谬的。

权利产生于稀缺，没有稀缺就无所谓权利的界分。

在大规模工业化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前，从来没人试图取得空气的所有权;在都市化造成极度拥挤以前，也没人想到对阳光的权利，对隐私的权利;到目前为止，还没人为划分海水的产权作过认真的努力。

空气、阳光和海水通常都是富有资源，人们可自由使用富有资源而不会发生冲突，也就无需界分权利。

只有稀缺资源的使用才会引起利益冲突，权利的界定就有了必要。

在人口迅速增长，土地等自然资源变得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为了使现有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缓解资源稀缺引起的利益冲突，财产权被创造出来。

在物质资源日益稀缺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必然转向对人力资源的依赖，以寻求资源替代。

经济的高度发展引起了人力资源的稀缺，促使劳动力价格上涨。

随着人力资源经济价值的不断增长，人的伦理价值最终也得到普遍提高。

人生短促，没有来世，生命、健康、自由在时间约束下显得格外珍贵。

个人要追求人生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就须成为自己短暂人生的主宰。

这些“永恒真理”都是在经济高度发展，人力资源变得稀缺以后，才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

同样，国家合法性的根基在于它的财政状况，它通过向社会提供秩序和权利保护来换取财政收入。

财政危机导致了封建国家的破产和民主制国家的出现，而现代民主制国家的任何重大制度变革，也都是在严酷的财政压力下开始的。

可以说整个宪政制度都是稀缺性的产物。

宪法学必须把宪法的制度设计与运作同资源的稀缺性联系起来，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避免性，把资源配置的实质理解为权利配置。

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

第一，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个人是大自然的造物，他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独自应付环境的压力和挑战。

集体只是人类的造物，是为弥补个体力量之不足和行动之不便而创造出来的，其最终目的是满足个体生命活动的需要。

个体才是经验中的实体，他的生命活动、喜怒哀乐，他人和集体既无从察知，也难以分享。

集体并非实体，它既无生命，亦无意志与情感，集体生命、国家意志不过是人类精神的虚构。

萨拜因等在总结国家人格学说时指出：“在这方面，国家也和其他团体一样。

它也是一个法人，因为它被法律所承认。

而它的权能是从这个来源产生的。

所以，国家不在法律之先……国家的合法权力是从法律得到的。

”[2]集体和国家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法律适应集体行动的需要拟制出来的法人。

集体需要行动，却没有生命与意志，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法律设置了法人代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并以他们的意志来指挥、控制并协调集体行动。

所谓国家意志、集体意志或者法人意志，不过是国家、团体和法人的代理人的意志，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也只能是组成国家和集体的各个成员利益的集合。

集体行动的逻辑个人行动，是组成集体的各个个人在集体代理人的协调下采取的共同行动。

至于阶级、阶层、民族等等只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类群体，它们既没有意志，也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

集体行动以实现个人利益为归宿，不是实现集体多数成员的个人利益就是实现集体代理人的个人利益。

宪法和法律配置权利的目的就是要防止集体代理人利用集体力量谋求一己的私利，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缓解个人间的利益冲突。

以集体为利益单位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集体代理人以权谋私的方便依然存在，集体成员间还会为利益再分配发生冲突。

只有把个体作为基本单位，把权利、利益和责任落实到个人，才能最终缓解冲突。

宪法学应从人类个体的角度观察问题，抛弃“国家意志”、“统治阶级意志”之类的精神虚构，直面人类的个体。

第二，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

关于人性的善恶，人们有各种不同的主张。

中国古人认定“人之初，性本善”，人之为恶，乃是后天环境影响造成的。

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既然人人都是善，环境中的恶又从何而来呢?对人性的乐观情绪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软弱的道德说教和赤裸裸的暴力镇压两个极端，这显然不利于实行法治。

基督教认为，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食智慧禁果，犯有原罪，因而人性是邪恶的。

西方法治传统就是在这种人性的幽黯意识基础上孕育成长起来的，其基本经验是“以恶制恶”，即承认在社会生活中恶的存在具有必然性，用一种恶去制约另一种恶。

例如，市场上的生产、经营者为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会不惜损害消费者利益，而市场机制迫使他们彼此竞争;消费者的利益就有了保障。

从市场机制和法治发挥作用的机理来看，与其把人性看成善，不如假定人性恶。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

”[3]我们曾把消除犯罪甚至消灭一切罪恶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实践证明，相对于人类的德行、智慧和能力来说，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

在人类生活中，善与恶形影相随、不可分离，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恶而单独保存善。

恶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只有毁灭人类、毁灭一切才能最终消除恶。

因此，宪法的任务不是简单地区分出好人和坏人、人民和敌人，再把后者消灭掉而将前者留下来。

犯罪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不可能真正消灭。

因为什么行为是犯罪不仅取决于行为在客观上造成损害的程度，也取决于社会在主观上对个人各种行为的容忍程度。

在重大危害行为被消除后，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容忍度可能会下降，一些轻微危害行为就会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

最初“严打”的目标是把犯罪分子一网打尽，后来又经过多次“严打”，犯罪依然存在，社会治安形势依然很严峻。

因此，犯罪与邪恶具有长期性，只能通过法治来遏制，不能依靠搞“运动”来消除。

生命必然有所追求，一切生命现象都有自我实现、自我扩张、自我延续的自然趋向。

人不仅具有肉体生命的追求，更有精神生命的追求。

个人为了实现、扩展和延续自身的生命，不断创造物质财富，追求新的精神境界，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和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

正因为人人都深切关注自身利益，不断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法律规则才能对人的行为发生作用。

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不仅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是每个人对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应尽的职责。

一个无所追求，把自己的生存寄托在别人利他行为上的人，是不会努力创造财富和享受生活的，终将成为社会的负担。

权利的设定，缘于利在其中。

正因为人具有自利的天性，就需要宪法和法律制度确认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利，以满足人们合理自利的需要，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

如果人人都舍弃自身利益，利他也就失去了意义;当每个人都没有顾忌自身利益的“后顾之忧”的时候，人类行为将无法调控，法治和秩序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

个人关注自身利益远胜于关心他人利益。

人类生性贪婪，具有无穷无尽的欲望，在没有规则和制度约束的条件下，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官员，无论他属于哪个民族、国家或群体，都可能不择手段、不惜损害他人以谋求自身利益。

宪法和法律为个人设定义务，就是为了防止人的贪婪对公益和他人利益的侵犯。

“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

”[4]不仅普通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政府官员和国家同样具有自利的倾向。

在没有规则制约的情况下，市场上的生产、经营者将不惜以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政府官员同样可能以选民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身权力的最大化。

因此，许多思想家都认为国家或政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祸害。

例如潘恩就曾写道：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遇的不幸时，我们由于想到自己亲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

”[5]帕金森定理揭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机构膨胀、臃员增加，政府规模自发扩大的趋势，其动因之一就是官员谋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

正是扩张权力的内存需要，使官员制造官员，机构设置机构，政府增长呈现荆轮效应。

没有宪法为权力设置的界限，这些官员的个人利益就会以国家、集体的名义压倒多数公民和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