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 强世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问题
朱苏力 强世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问题 编者按： 随着加入ＷＴＯ的临近，中国的法律制度也终于在二十一世纪开始全面实现与世界接轨。在中国迈向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有许多创造性的实践需要用理论的方式凝固下来，也有许多问题需要理论上的探索和解决。本文作者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问题”进行的对话，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了立法、司法、社会变革等等我们实际生活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编者选择与法律实践相关的部分，分两次连载，希望引起广大读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关注。
法律与治理 朱苏力：关注“真实问题”是前些年关于法律学术研究本土化讨论中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实际上涉及的是法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即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关注必须以中国的真实问题为出发点，因为我们所接受的西方关于法治的经典理论实际上是西方思想家在解决他们的时代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时的产物，而中国的问题是有独特性的，我们只有在把握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才能作出我们的贡献，包括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实践上的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成为法治国家，而这是不可能依葫芦画瓢就能完成的。
强世功：如果将西方的历史作为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指标或维度，那么中国是一种“压缩的现代化”，因为我们要在近一百年内完成西方在近千年内完成的社会变迁。我们既要面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由于我们与西方存在着同时性，也深切感受到了后现代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法律与治理的关系。
在西方，从１２世纪罗马法复兴到１８世纪资产阶级法治的建立，法律在西方主要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以其独特的法律思维、法律知识、法律技术、法律共同体、法律机构等等这些法治的要素，对政治权力形成某种制约。从１９世纪开始，法律成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治理工具，比如人口问题、犯罪问题、贫困问题等。而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中面临的迫切问题首先是现代化推动的社会治理问题，比如国家政权建设、农村的土地改革、婚嫁家庭问题等等。由于没有强大的法律传统，也没有成熟的法治构成要素，所谓法律就简单地变成了社会治理的工具。我们近２０年来的法治建设，就是将法律逐步从这种治理工具中解放出来，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立的自主性的力量。如现在强调法律的专业化、提高法官的法律素质、进行司法改革等正是如此。
如果以西方法治的发展作为参照系的话，中国的法治发展似乎是一种逆转的西方法治历史。
朱苏力：你说我们与西方相比是一个压缩的、甚至逆转的过程，我同意前一种压缩的说法，倒不一定同意是个逆转的过程，我更倾向认为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西方现代法治的产生有很多支撑性的东西，而中国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才可以说真正有法治的东西，以前即使讲法治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来谈，没有法律职业、法律技术，只是民法、刑法上稍微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而许多其他的部门法，比如最初的科技法、经济法，都缺乏细致的技术，更没有像反垄断法这种应用经济学分析的法律。因此，不能说８０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治理了，那时也许只有“治”，没有“理”。因为治理需要一种专业化的能力，而那时我们缺乏这种能力。直到９０年代，随着市场对法律的需求，法律的技术才开始得到更多重视，逐步发展起来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反复互动的过程，会持续较长的时间。而法律要真正成为治理的工具，需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发展，也就是说要有一种福柯讲的ｇａｚｅ的概念，即“对目标的凝视”：知道我们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治理。
当然，这种互动会出现很多问题，尽管有人提出了这些问题，但社会还没有各种支撑力量（包括技术的、财政的、管理的等）来真正推进它，因此可能需要回头做补充工作，不光是知识上的，还有技术等一系列的调整。例如司法改革，我觉得不远的将来就可能会出现大的调整。如今法院案件越来越增多，法院变成了解决纠纷的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部门，法院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就会是个问题，而且这样的话，法院也就不可能成为确认规则的部门。因此，要让法院成为法院，必须要有某种制度上的调整，实现纠纷解决的分流，包括民间自行解决、行政部门解决以及其他方式解决。而法治意识形态化的做法之一就是把一切纠纷都“赶到”法院去。
强世功：正是在“治”与“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治理技术的转型。８０年代之前的“治理”并不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治理，但是，它有一套成型的治理技术，比如群众路线、批评自我批评、说服教育等等。这种治理技术大多是针对“灵魂”的治理，是对“思想”的凝视（ｇａｚｅ）。现在，我们对这种治理的技术很少使用，而发现法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治理工具，甚至无论什么都似乎想通过法律来解决。这种对法律的误解、迷信有可能最终会破坏法律，因为法律承担了它所不能承担的任务时就会发生畸变。比如，用法律来治理“包二奶”的社会问题就引起很大的争议。法律要有所节制，有所为有所不为。
尽管法律的治理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效果，但是，正是在对法律的期望中，我们看到了对新的治理技术的探索和追求。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而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无法治理人的“灵魂”，只能治理人的“行为”，这正是法律治理的特征。管理一个复杂社会，尤其是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很精致的技术，只有具备了成熟的治理社会的技术，我们才能构建治理国家政治生活的技术。法治、宪政、民主也是一种技术，因此，我们不能将中国的法律治理混同于西方的法律治理，而要区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技术和作为治理社会的技术。
我前面所说的都是法律的社会治理。在西方，法律的社会治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治理完成之后进行的，也就是说，在法治、宪政和民主政治的框架内进行的。而在中国，仅仅强调法律的社会治理就忽略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治理。因此，我们不仅要谈作为社会治理技术的“法制”，还要谈作为国家政治生活治理的“法治”。法律不仅要在法学传统中的法律技术的意义上来理解，也要在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的意义上来理解。
法律家知识传统中的法制，与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法律就是一套解决问题的技术，而这样的问题主要是社会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您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近１０年来的主流观点，即法律就是法律，是一套解决问题的技术，而不必然与政治结合起来。 朱苏力：从当前法学界来看并不是这样。我只是努力在为更技术化、更治理化的法学奠定理论上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作为一个社会思想者和尽可能冷静的旁观者，来反思一些法治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不愿意为了法治牺牲像当代秋菊这样渺小的愿望。我觉得法律应当更具丰富性，特别是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复杂的情况。
强世功：您刚才说的似乎是一个悖论。首先要从法律人的角度来看法律，法律就是规则，要建立专业化的知识和法律共同体。但与此同时，如果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就会发现，建立法律共同体意味着知识垄断，“法盲”会更多，这种专业化知识背后又与权力、职业群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同时，法制的进程会牺牲象秋菊这样的人的感受。这是现代法制建设的很大的悖论。
问题在于法制所带来的问题是在法制的基础上来解决，还是在非法制的基础上来解决？我想您也会主张前者，尽管不无遗憾。我倒觉得，现在问题是还没有这样一个法律共同体。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很大程度上依靠于技术的积累，技术背后知识的积累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群体的积累。如果现代社会没有专业化的法律，没有法律共同体，没有良好的职业群体，那么，良好的法治不可能仅依靠政治变革或者意识形态建立起来。
朱苏力：也就是说作为普及的知识，经济学已经为所有的企业家、政府官员必须考虑，比如机会成本的问题、收益最大化的问题。而法律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法律职业者、政府官员和民众还没有建立起这种法律技术的共识，尤其是法律技术中程序技术的共识。
但是，我从来不认为法制带来的问题只能以法制来解决。首先，法制带来的问题也许不仅仅是法制的问题，而可能是社会的问题，因此必须眼界更开阔一些。其次，我的怀疑主义甚至会更重一点，有些问题是否一定都能解决？是否存在没有问题的社会？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问题对不同的人并不完全一样。对这些人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能会成为另一些人的问题，甚至对昨天的他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对今天的他就是该解决的问题了。例如，乡镇企业是解决农民贫困的办法之一，但对他们的下一代可能就会出现污染问题。我不设想有彻底解决所有问题的一天，我们也许首先应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立法与司法 强世功：后现代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有可能使我们找到解决现代性弊病的渠道。我们在迈向法治的过程中，应当关注法律现代性本身所带来的问题。
就中国的经验来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法制的概念，由此导致了大规模的立法，中国法制进入了一个“立法时代”，大家对法治的印象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立法，要有规则。于是，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就是规定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提出司法公正，推进司法改革。中国的法制进程可以说进入了“司法时代”，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开始从规则转向了审判。这个转向实际上意味着将法律理解为规则本身的局限性，因为规则可能是无效的规则，也可能是不合理的规则。司法公正不仅要求法律规则在实践中是有效的，同时也必须是公正合理的。
因此，这２０多年来法治的进程不仅是制度上的逐步推进，而且也是法律观念上的不断更新，对法律想象的不断更新。其实，社会事实就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当人们的想象发生了变化，社会事实也就会发生变化。我们今天经常谈到西方的经验，谈到历史的教训，其实真正的西方是什么或者真正的历史事实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如何谈论这些东西，人们是如何想象“西方”和“历史”的。这种想象构成了我们今天真实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法律是什么”实际上依赖于法学家对法律本身的想象。
当我们围绕立法活动来想象法律的时候，法律就是一种命令，就是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工具，就是一种治理社会的工具。这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自然成了法制的原则。当我们围绕司法活动来想象法律的时候，法律就是一种公正的判断，甚至是超越国家权力的公平裁判，它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渠道。在这种意义上，法制的原则就成了要求司法公正、要求程序正义等等。
朱苏力：我觉得下一个问题可能还是要回到政府的规制，这次回去不是一般的立法，而实际上是执法，是另一部分执法。我们说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但是为什么别的都不行了，让最后一道门承担那么重的社会责任？在法治社会中，绝大多数纠纷并不是到法院解决的，法院是确立规则，而真正的执行是在政府部门。司法诉讼要是这样膨胀下去，司法部门会被压垮。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制度下，绝大部分法律的执行应该是在政府部门，绝大多数纠纷则会由社会的各种机制依据相对统一的规则来解决。
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中国法治建设
2019.08一、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与现代化目标的确立（一）时代主题与“现代化”的内涵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
[1]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不断思考如何引领中国实现现代化，形成了各自的现代化观。
每一代领导集体的现代化观都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都紧扣当时的时代主题，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
早在1954年新中国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
1956年将这一任务列入当时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
此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不断思索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内涵。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将“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
文革结束后，经过思想解放大讨论，阶级斗争不再是主旋律。
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立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里，“现代化”的概念不再局限于工业、农业等硬指标，而是扩展到了“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等软实力领域，这标志着党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到了新的高度。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在党的十二大的基础上再次提到“富强、民主、文明”这样的概念，明确指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宏伟目标，这一概述将“富强”的概念涵括了过去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而“民主”和“文明”的提法则显然具有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含义，它已经突破了原有的“四个现代化”的内涵。
违宪审查制度的第三条道路——中国宪制的建构与完善
家宪法的“笼子”里。
可见，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建立违宪审查制度都是推进法治建设、确立宪法权威的题中之义，而这必然要触及如何理解中国宪政体制的问题。
因此，在中国谈论违宪审查制度与西方完全不同，它针对的并不是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如何处理立法、行政规章和宪法冲突，而是在“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内部如何处理党规和国法的关系，进而如何处理党章和宪法、党和国家的关系。
违宪审查制度必须立足中国宪政体制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出发，讨论违宪审查问题不可能回避国家宪政体制问题。
在《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一文中，我已经指出，19世纪以来的全球宪政都属于党国体制，要么是西方国家占主流的党国分离模式，要么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党国整合模式。
[1]中国的党国宪政体制实际是在这两种模式中摸索出来的第三条道路，即党国互动的动态平衡模式。
在这一互动体制中，党一方面独立于国家，但另一方面又整合在国家之中；党一方面要在社会中树立自身的权威，但又必须利用自身的权威来肯定强化国家和法律的权威；党要扎根于社会，但不能借助社会的力量来摧毁国家法律机器；党要整合在国家之中，但又要始终防止蜕变为官僚特权集团而压迫社会。
而要保持党和国家之间的平衡，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并且制约彼此的权力，将彼此的权力约束在自己应当活动的空间中，从而同时调动党和国家“两个积极性”。
对于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所形成的两条道路而言，中国试图走出的这条党国互动体制无疑属于“新路”，而对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处境而言，这无疑是一条符合历史和未来、体现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康庄大道。
正是着眼于完善和建构党国互动体制这个目标，建立中国特色违宪审查制度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就理论而言，我们对于中国宪政体制、对“党的领导”在宪法中的位格缺乏应有的规范表述和学术论证，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应对类似“党大”还是“法大”的政治挑战，无法解决政策与宪法不一致形成的“良性违宪”问题。
王启梁：法律移植与法律多元背景下的法制危机——当国家法成为“外来法”
法律移植与法律多元背景下的法制危机——当国家法成为“外来法”王启梁【内容提要】本文以法律人类学“法律多元”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法制，通过辨析法律的“镜子理论”和“剪刀理论”来认识国家法的特性，达到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并超越关于移植法与本土资源的争论。
任何过度疏离于社会的国家法律，无论它来源于对外国法律的移植还是本土的创造性立法，对民众和社会来讲都可能是“外来法”。
国家法律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对社会需求缺乏有效回应，导致国家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过度的“外来法”，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的一个重大危机。
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方案应致力于提高国家法律的内生性、提高法律对社会的有效回应能力，而法学研究更应回归到法律深嵌其中的社会与文化。
【关键词】法律移植国家法外来法法律与社会法律多元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存在的困境以及法律与社会的紧张状态，学术界往往倾向于从法律移植的角度进行检讨。
尤其是苏力教授提出“本土资源”说之后，⑴针对我国长期以来依赖于大规模移植外国法律的法律发展方式的质疑就从未停止过。
强世功先生撰文指出，在中国法学研究的视野中要么把法律移植理解为要不要移植的意识形态问题，要么把法律移植理解为如何移植的技术问题，很少对法律移植中的“法律”是什么以及法律移植本身进行反思。
⑵这一问题提出了关于中国法治的关键性问题：中国的法治该如何建立和发展？我们不仅需要重视法律移植以及由此而来的外来法制的“水土不服”问题，避免强世功先生所批评的“没有国家的法律观”的问题，⑶还要对中国法治的困境进行更深入和广泛的剖析。
对于当代中国来讲，无论我们的法律是“拿来”的还是中国式的“创造性”立法，国家法律总体上都可能存在着与社会之间的严重疏离，这可能导致在“法律多元”的格局中，⑷国家法对于社会和普通民众来讲成为“外来法”。
法律移植是加剧法律与社会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的因素。
本文致力于理解法律的特性，尤其是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以此来检讨当代中国法治建构的困境及其根源。
江苏省南京市六校联合体2024-2025学年高三上学期10月联合调研语文试题(解析版)
江苏省南京市六校联合体2024-2025学年高三上学期10月联合调研语文试题现代文阅读（36分）（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就文化而言，最有价值的往往是正在生成和正在消逝的部分。
对处于第三次文化裂变【注】中的乡村社会而言，正在生成的便是信息化、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种种新的文化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和美丽乡村。
而正在消逝的则是乡村社会数千年建构起来的宗族伦理、文化规则、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其存在的空间——传统村庄。
作家们敏感地意识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实体的一些“村庄”，正在成为逐渐远去的文化背影。
这与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和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
由此，作为亲密关系存在空间和宗族伦理文化生成地的村庄正在解体。
正是由于村庄成为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新乡村叙事才集中爆发出了从未有过的书写“村庄”的热潮，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阿来的机村、贾平凹的清风街、孙惠芬的上塘村、梁鸿的梁庄等。
作家们尽管风格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开始与自己心中的“村庄”做最后的告别，有的甚至直接将作品命名为《即将消失的村庄》（赵本夫）、《最后的村庄》（曹乃谦）。
这批书写村庄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留住村庄的情怀，并由此生发出文化“乡愁”主题，为正在消逝的村庄唱出深沉的挽歌。
这曲多声部的挽歌，唱出的是具有深远历史回音的“乡愁”主题。
这个时期的乡愁，既不同于鲁迅所说的“侨寓文学的作者”们“隐现着”的“乡愁”，也不同于余光中远离故土的“乡愁”。
鲁迅所说的那些“侨寓”北京的作家们对故土的“胸臆”，只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对故土的怀恋和想象，诸如“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事实上，也应包括沈从文之于湘西。
而其时的贵州、榆关、湘西都还是完好无损地存在着、延续着的乡村社会，他们“愁”的只是自己主观上的怀恋、想象和与他们生活的城市之间的文化反差。
所以说，那时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是在写乡土，不如说是在写作家自己的“胸臆”。
宪法司法化的“误区”——从“宪法司法化”的话语悖论看国家转型的宪政悖论(下)
宪法司法化的“误区”——从“宪法司法化”的话语悖论看国家转型的宪政悖论（下）结论在时下的流行学术的术语中，一个最常见的术语就是“社会转型”。
不过，很少有人对这个经常使用的概念加以严格的界定，尽管在本文中我也在描述的意义上用这个概念来概括这2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
如果我们从宽泛的意义上将“社会转型”理解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独立的“社会”或者“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那么，这种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具有深刻的政治意含，即这种转型意味着国家的政治权力从经济和社会领域中退让出去，每个人从被支配的“臣民”转变为相对自主的“公民”，由此形成一个公民个人自主支配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从“civil society”的上述双重意含中，我们可以理解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家政治形态的转型。
正因为如此，在本文中我更多在这个政治意含上使用“国家转型”。
所谓“国家转型”就是一种政治形态的转型，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构成、组织方式和运行方式的转型。
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过程就是公民首先在经济领域中拥有财产权和自由交易的权利，这些公民权利的形成不仅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意味着这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国家与社会或者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直接命令支配关系变成了法律关系。
国家权力必须通过法律技术而不是传统的政策和命令来来运作，与此同时，公民社会的兴起意味着国家政治力量构成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化。
总之，国家转型就意味着从“全能主义国家” 转变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当然在本文中，我使用“国家转型”更多的是指政治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
所谓改革一方面意味着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
如果我们将权力不是理解为法律上规定的支配权，而且理解一种在使用中可流动的资本，那么这种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不仅体现在法律的变革上，而且体现在权力资本的积累方面。
宪法司法化的悖论——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
宪法司法化的悖论Ξ———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强世功本文对围绕齐玉苓案形成的宪法司法化讨论进行分析,展现了法律人就“宪法司法化”问题所形成的两个话语悖论:其一,宪法司法化究竟是将宪法作为法律渊源的司法判断过程,还是对成文法进行违宪审查的过程;其二,“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对待抽象的宪法理念还是具体的宪法文本。
由于多数论者采用了法律政策学的话语策略,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真正的宪法缺场了。
这些悖论暴露出法学家在推进宪政时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变法心态和文人政治与宪政本身要求的宪政神圣权威之间存在着冲突,另一方面,宪法的司法化与宪法的政治化存在着紧张。
为了克服上述悖论与困境,应采用法律解释学的方法来取代法律政策学的方法。
因为法律解释学不仅展现了法律的智慧,而且由于它坚持遵从权威、审慎节制而成为宪政改革应当遵循的政治美德。
关键词 宪法司法化 宪政 法律政策学 法律解释学 公共知识分子作者强世功,1967年生,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 100871)。
2001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案(以下称“齐玉苓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直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以下简称“宪法”)中公民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判决原告胜诉,由此引发“宪法司法化”的讨论。
尽管这样的讨论集中在话语层面,但是,如果不是将话语理解为一个反应性的社会表达,而是理解为一种建构性的实践,一种与“非话语实践”相对应的“话语实践”,那么,这个案件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宪法的理解,培养整个社会的宪法意识,而且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宪法时代的到来,这样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思考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结构,尤其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在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问题上复杂的关系①。
一句话,该Ξ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当然,本文的可能错误由作者承担。
① 随着法治的进展,中国的改革将会迎来一个“宪政的时代”。
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朱苏力礼失而求诸野一、问题及其意义在关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主张政府运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立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同时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即所谓同国际社会“接轨”。
我在本文中称这种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为“变法”模式。
这些观点并不错，而且在实践上也促进了中国的法制建设，但在理论上有一些重大弱点，并在实践上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首先，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法律是一种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要利用法律这种工具来规制社会。
这样的理论似乎是符合我国法理教科书上所陈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基本观点。
但仔细推敲起来却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和其他思想家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基本观点；由于其割断了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内在、固有的联系，而过分强调法律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塑造作用，因此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
其次，大量的实践也已经例证了这样一点，即这种模式并不总是成功的；相反，一些初看起来并不激烈的、甚至保守的法律制度变革却获得了成功。
激烈的法国大革命尽管提出了《人权宣言》，提出了一系列现代法治原则，然而，法国革命者的“成就远较……他们自己最初想象的要小。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中继承了大部分的感情、习惯、思想……”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尽管是“一切革命中最温和的”，却是“最成功的”。
19世纪初，边沁曾在英国大力倡导法典化，尽管他的努力产生了相当影响，然而英国却坚持和保持了其普通法的传统。
欧洲大陆各国之所以能够法典化，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历史久远的罗马法传统和其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
尽管近代法学界一般认为《拿破仑法典》创建了以个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私法体系，改变了以等级身份决定财产分配的封建私法传统，然而一个新近的研究表明，这只是后来一些自由主义法学家虚构出来的神话，“法国民法典并没有改变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了法国民法典”。
中国法律的现代性？（下）
中国法律的现代性？（下）三、前瞻中国法律的古代以及现代的传统正面临着改革时期全面引进形式主义法律的全面挑战。
在两者并存的现实下，本文强调的是要通过历史实践过程，而不是任何单一理论或意识形态，去理解“现代性”。
我认为：中国法律的现在和将来既不在于传统法庭调解也不在于西方法律的任何一方，甚至既不在于实用道德主义也不在于形式主义，而在于，并且是应该在于，两者的长期并存、拉锯、和相互渗透。
传统的从解决纠纷出发、强调调解和好的民事法律传统明显是有现代价值和意义的，并且是应当在现代中国、现代世界适当援用的制度。
法庭调解在当代中国已经具有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经验的积累，不应抛弃，应该维持和进一步梳理、明确。
它比较适用于无过错的事实情况。
同时，毋庸置疑，调解传统以及实用道德主义传统有显着的混淆是非的倾向，不能清楚区别违反法律、侵犯权利的纠纷和无过错的纠纷，很容易出现用后者的原则来处理前者的和稀泥弊病。
在当事者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更容易沦为权力和关系的滥用。
今日引进的西方的、从权利原则出发的法律，是对这样的倾向的一种纠正，应该在有过错的事实情况下明确权利、维护权利，正如中国的调解传统可能在无过错的纠纷中成为纠正西方过分对抗性的、必定要区分对错，判出胜负的诉讼制度一样。
此外，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传统，排除其伴随的极权官僚体制，以及不符实际的宣传表达，应该可以成为现代性的社会权利法律的一种资源。
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形成一种允许移植和本土两者并存的制度、由它们长时期拉锯和相互渗透，允许代表各种群体的利益的公开竞争、相互作用和妥协。
正如本文一开始就强调的那样，“现代性”的精髓在于法律之能够反映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其不同群体的利益的变迁，而不在于永恒的所谓“传统”或不变的所谓西方，以及任何单一理论或意识形态，而在于现实与实践。
后者肯定没有形式主义逻辑要求那样的一贯性，而是相对复杂和充满矛盾的，但正因为如此，它会更符合中国的现实、更符合实践的需要，并更均衡地合并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
“法治中国”的道路选择——从法律帝国到多元主义法治共和国
“法治中国”的道路选择——从法律帝国到多元主义法治共和国作者：强世功来源：《文化纵横》 2014年第4期强世功从学理上讲，民主与法制包含着内在的冲突，因为民主强调人民群众的积极主动性，甚至鼓励超越法律、创设法律的举动，而法制恰恰强调对人民群众行为的强制约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成为执政党的一项基本国策。
从学理上讲，民主与法制包含着内在的冲突，因为民主强调人民群众的积极主动性，甚至鼓励超越法律、创设法律的举动，而法制恰恰强调对人民群众行为的强制约束。
将民主与法制放在一起讲，虽然在理论上充满了辩证，但在实践中无疑有所偏重。
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使用“民主”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包含了对“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大民主”的法律消毒。
这一点体现在1978年宪法中已经废除了1975年宪法中规定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
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执政党才能真正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因此，从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始终是执政党工作的关注点。
特别是从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口号下，法律移植和借鉴西方成熟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必由之路。
正是在借鉴西方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法制”这个概念也慢慢地被“法治”概念所取代，“社会主义法制”变成了“社会主义法治”。
无论如何，理解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各种特殊的法治发展道路有关。
一、“法律帝国”引发法治危机简单地回顾和总结过去三十多年的法治工作，就会发现，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话语和具体实践，始终围绕“律法中心主义”和“法院中心主义”两个中心展开，这两种法治话语实际上在建构出一种“法律帝国”的法治理想图景。
（一）“律法中心主义”“律法中心主义”乃是一种类似理想类型的法治观念，它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始终强调国家正式制定法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法治工作始终围绕国家律法的制定、完善和落实展开，任何与国家律法不一致的规范或活动很容易被看作是非法或者违法而遭到批评或抵制。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内容摘要全文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内容摘要前言：朱苏力的著作，往往从身边日常惯见的“俗话、俗语或俗事”出发，分析出令人惊叹的学术意义来。
本书作为他的代表作亦是如此，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认为想当然的东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尽管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同意苏力的观点，但是他对问题的态度、对观点的论证过程、特别是他独特的叙述方式，足以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感觉到知识的愉悦。
正如邓君韬老师所说的：“课堂为基础，功夫在课外。
”希望我用心整理的有关此书的内容摘要能节约你宝贵的阅读时间，并由此引发对中国法治的思考。
宋行健第一编：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中1.为什么朝朝暮暮一．婚姻的组成部分是爱情、婚姻制度、性。
最完美的是三者的统一，但前两者总是不能统一。
二．婚姻制度的目的和功能1.婚姻制度的目的：限制、规制人们的性冲动和异性之间的感情。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1）对情感行为的限制、规制：婚姻必须由男女双方同意。
（2）对重婚、婚外恋的规制：婚姻自由原则以一夫一妻原则作为背景和支撑。
2.婚姻制度的功能：（1）生育功能：婚姻制度成为分配生育的社会责任、保证人类物种繁衍的一种方式。
（2）其他社会功能：1. 在传统农耕社会中是建立一个基本生产单位的方式。
（例：男女分工，男耕女织）2.是夫妻双方的一种长期投资，一种相互的保障。
（例：少年夫妻老来伴）三．两种离婚制度的比较1．离婚自由制度婚姻自由（包括离婚自由）在一些国家成为了婚姻制度的核心原则，这是婚姻制度在当代的变化。
（1）如何保证实现离婚自由：1.社会要逐渐建立一种养育孩子的制度，以替代离婚前夫妻共同抚养子女的功能。
目前主要有两种模式：Ⅰ.高保障的社会福利体系（瑞典）。
弊端：高税收阻滞经济发展；用官僚和计划体制生、育孩子造成浪费和无效率。
Ⅱ.主要依靠法院执行（美国、当代中国）。
弊端：执行难；无法弥补离婚家庭的其他弊端（例：孩子的教育成长问题）。
2.公正界定、分割和有效保障离异双方在婚姻存续期内的实在利益及财产，不仅仅局限于有形的、物质性的利益及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