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道、释(佛)四家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纵观两千多年的思想史，真正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其实只有三家：儒、法、道。

尽管在先秦时代，杨、墨亦曾为“显学”，但在后来的历史中，它们实际上已经退出了统治者的视野，并从而甚至永远地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而长期地为中国后人所遗忘。

东汉之后，又增加了释家（佛家）。

所以贯穿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真正构成了中国人可选择的思想成分的主要只有如下四家：儒、法、道、释（佛），这也是中国专制统治者为中国人作出的选择。

其中最突出的自然还是儒家，尤其是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之后，加之，隋唐之后兴起的科举制度，使得儒家获得了在中国历代文人中进行垄断性教育和传播的专利。

儒、法、道、释（佛）四家的思想虽然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促使人民愚蠢）的方面却是异曲同工，特别一致。

正是因此，它们才可能不同程度地获得专制统治者的青睐。

秦汉时代是中国社会体制获得确立并定型的时代，因此，秦始皇被历代士大夫文人称为“始祖”。

秦始皇依靠法家的思想在六国争雄之中获得最后胜利，灭六国、成一统。

但秦皇朝的短命却促使西汉初年的统治者转向了黄老（道家）思想，
汉武帝则在董仲舒的倡导下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政方针。

从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儒、法、道三家为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贯穿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成为了直至清朝灭亡才最后终止的中国政统、学统的一以贯之的大中轴。

虽说在清王朝灭亡之后才终止，然而实际上在后来的近百年历史中，愚民的传统中轴的阴魂依旧久久不散。

释（佛）家的受统治者青睐始于唐代，唐太宗尊道教，视老子为本家“玄元皇帝”，但也视玄奘为国宝，不轻视佛教，然而最重视佛教的还是在女皇帝武则天朝。

后来的历代皇朝虽然也都善待或至少容忍佛、道，但最重视的还是儒、法两家。

统治者嘴上念的是儒家，手上行的却是法家，然而心中想的则可能是道家或佛家，这是因为统治者谁都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所以自然愿意获得主张出世的佛、道的神助。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社会中，众所周知的一句名言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其实在历史中大家更应该记住的还是这句话：“君要民愚，不能不愚”。

换句话说，历代中国人的愚蠢，实际上确实是历代专制统治者要求“愚民”所必然造成的。

历代统治者选择了一致“愚民”的儒、法、道、佛思想贯注历代中国人（当然首先是中国文人）的头脑，使得中国人必然地不可能“聪明”，
儒家的愚民，在于其学说只教人做人，不教人做事，尤其不教人做生产劳动之事，而且明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儒家的思维方法是明显的圣人独断，只要人记忆，不要人理解、推理，更不可能促人创新。

儒家的教学，是使学者入世，所谓入世，即进入仕途，即所谓“学而优则仕”。

儒家“学”的最高境界即在为“圣”，经过历代专制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宣教，这个“圣”字也已显然被君主、皇帝所僭用。

先秦的圣人是大思想家，秦汉之后的圣人则是当然的君主，即所谓“圣君”、“圣上”，这是儒家学说所主张的“上智下愚”的必然恶果。

法家的愚民，比儒家更赤裸裸，而且更不人道。

儒家尚主张“仁者爱人”，甚至还因此而主张“人性本善”，法家则主张“人性本恶”，所以君主对待臣下应赏功罚罪、严刑峻法。

如韩非所言，君主治国，应“不务德而务法”，“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

先秦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的私学、私议，经过秦代法家的改制，重又回到“学
在官府”，甚至索性主张“以吏为师”（李斯）。

韩非把“学者”、“言谈者”视为“五蠹”之首，力倡清除之。

法家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更是把钳制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措施当做了统治术中的重中之重。

法家（商鞅）还发明了利用臣下相互揭短、向上告发的方法来增强君主威严的损招。

法家的政治权术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统治者沿用至今终难舍弃的法宝。

道家的愚民，则在于其“绝圣弃智”、“自然无为”的出世主张。

道家虽然也主张君主的“无为而治”，但对于臣下，它也同样提倡“愚之”。

如老子所明确表示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二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释（佛）家的愚民，则在于它的简直是劝人弃世的“诸法无常”、“诸法无我”、“万法皆空”、“涅磐寂静”等思想，它的关于“六道轮回”的信念使人重视对“来世”、“转世”的修练，而轻视对今生今世的现实的奋斗。

这种关于几乎弃绝今世的消极人生的主张，根本不可能促进人类对发现、发明、创造新事物的聪明才智，而只能完全相反，促使人们变得愚蠢，变得易于被他人愚弄。

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并没有选择墨家的思想作为其主要的意识形态。

这很容易理解，由于墨家的劳动者的阶级地位，统治者决不可能选择墨家思想。

换了今天的我们，如果是当时的统治者，我们照样也只会去选择儒家、法家、道家，乃至释家，而决不可能去选择墨家。

这是人性，特别是阶级性的人性所致。

即使西方古代的统治者选择某种哲学流派或神学流派，他们也决不会有心使被统治者变得聪明起来的。

须知，即使古希腊城邦民主社会中的“民主”也只涉及城市中的自由民，而并不施予占大多数劳动者地位的奴隶和外地人，甚至不施予他们自己的妇女。

统治者的人性如此，阶级性如此，这决不难理解。

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没有选择有可能帮助中国人变得聪明起来的墨家，而是选择了一致主张愚民的儒家、法家、道家、释家，这是他们的人性、阶级性的必然。

马克思教导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实即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两千多年来充斥社会的意识形态要求中国的老百姓愚蠢，中国的老百姓又怎么可能不愚蠢呢？所以，中国人的愚蠢是历代专制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断进行选择的必然结果。

用我们中国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景仰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为了促使人民变得聪明起来的表达思想、言论自由的“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乃是“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没有这些自由，“一切都是空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8页）换言之，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为了愚民而为中国社会所选择的意识形态，恰恰就在剥夺中国人赖以变得聪明起来的“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而失去了这一切的中国人，除了永远被愚弄之外，他们怎么可能摆脱愚蠢的命运呢？
为了加强对上面结论的论证，我们不妨再引证孔子、老子等圣人的几段影响至深的言论：
孔子有著名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老子有著名的“三宝”：“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韩非子有著称的清除“五蠹”的说法，这“五蠹”为“学者、言谈者、带剑者
、患御者、商工之民”。

中国的统治者、中国的文人、中国的老百姓，在上述圣人和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箴言的规范之下，能够聪明起来吗？读者不妨自己认真想一想。

墨家圣人——墨子则与上面所述不同，他提倡“三表法”：“本（考）之者、原之者、用之者”。

“本”在考察事物的历史本源，“原”在知道事物发生的原因，“用”在检验事物运行的效果。

这是多么可贵的思维方法。

显然可见，中国先秦的圣人之中，只有墨子真正重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考察，只有墨子才真正拥有关于思维工具——逻辑的知识。

可惜，原本有可能促使中国人变得聪明起来的墨学却反而在二千多年前被中国人（当然首先是统治者）自己抛弃了、忽视了、忘记了。

两千多年来，尤其近五百年来，活该中国人只有愈来愈变得愚蠢的命运，直到西方的聪明学——哲学与科学在近代随着西方人的入侵而传进中国。

前面说，中国专制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造成了中国人的愚蠢，
有人肯定会问，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是西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西方的意识形态在近代却可以逐渐让西方人变得愈来愈聪明起来呢？难道西方的统治者就真是愿意让他们的被统治者变得聪明起来么？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聪明与不聪明，愚蠢与不愚蠢，始终是相对的，都是在比较之下而言的。

按照科学史家和思想史家（如李约瑟）的判断，比较而言，直到十五世纪之前，中国人的聪明程度并不下于西方人，甚或还可能更高一些。

也即是说，中国人愚蠢的程度并不比西方人更高，或许还可能更低一些。

问题的关键显然发生在十五世纪之后的五百年之中，中国人继续愚蠢下去，而西方人却逐渐变得愈来愈聪明起来
仔细考察西方人的历史，在十五世纪之前的两千年中，造成西方人难得聪明起来的原因既有与中国人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但相异之处却更重要。

西方古代历史上的意识形态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传统，一种是古希伯来人的一神论神学的信仰的精神传统，另一种是古希腊人的哲学的理性的精神传统。

顺便提一下，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唯一只来自以儒学为核心的人学的道德的精神传统。

信仰的精神传统、理性的精神传统与道德的精神传统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几乎同时出现的三种人类的元精神传统，这三种元精神传统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人性精神全集合中的三种元精神。

笔者坚信，这种精神的全集合可以构成人类最完美的全精神，它是全人类都应该共同追求的最完美的人类全精神。

这种最完美的全精神在我的即将完成的著作中，我称之为“大道”，而希伯来人的神学的信仰元精神、希腊人的哲学的理性元精神和中国人的儒学（人学）的道德元精神，我则分别称之为上帝之道、逻各斯（逻辑）之道和仁义之道，这些都只能称之为分道，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只当它们全面结合并相互形成有机的整体之时才真正成为前述的“大道”，并从而产生人类中最完美的人性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