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各个国家在各个时代的 哲学 历程，既是对这个国家在该时代的 历史 进程的理论表征，又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在该时代的心灵历程的理论表征。因此，在世纪之交反思当代 中国 的哲学历程及其所蕴含的哲学逻辑和它所预示的哲学未来，应当是中国哲学界的一项历史使命。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可以概括为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开放性地理解哲学再到创造性地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哲学历程正是以理论形态表征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关 键 词】哲学历程/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 【 正 文 】 世纪之交，在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我们需要追问：当代中国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哲学历程？这个哲学历程究竟蕴含了怎样的哲学逻辑？这个哲学历程及其所蕴含的哲学逻辑究竟孕育了怎样的哲学未来？这个哲学历程及其所蕴含的哲学逻辑和它所预示的哲学未来，怎样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这应当是在搜集、整理和概括当代中国哲学史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 近年来出版的有关当代中国哲学的著作，均以建国50年来的哲学为研究对象。本文则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哲学作为理论背景，集中地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本文关于研究对象的确认，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 首先，这个研究对象的确认是基于我对“哲学历程”与“哲学事件”的区分。建国后的前3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由于“哲学”在我国全部社会生活、特别是 政治 生活中的特殊作用，每个时期的哲学、每个时期提出的哲学问题、每个时期所出现的哲学论争，总是直接地与该时期特定的“历史事件”、特别是该时期特定的“政治事件”密切相关，以至人们只能是把前30年的哲学史当作一个个的“哲学事件”来研究。具体地说，这种对“哲学事件”的研究主要是诉诸于三个方面：一是从形成每个“哲学事件”的现实基础——“历史事件”（特别是“政治事件”）——出发，以“历史事件”为根据去诠释和评论“哲学事件”；二是直接地以研究“历史事件”的方式去考察“哲学事件”，提供一个个“哲学事件”的基本资料、描述一个个“哲学事件”的基本过程以及梳理与评论一个个“哲学事件”中的理论观点；三是把某个时期的哲学当作“哲学事件”的集合，对这些集合起来的“哲学事件”进行某种 总结 性的概括与评论。 与“哲学事件”不同，所谓的“哲学历程”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它是一个以“历史”为基础的“逻辑”展开过程，而不是与一个个“历史事件”相对应的一个个“哲学事件”的集合。哲学的“逻辑”展开，蕴含着“历史”的要求，但它以哲学的方式表现为传统问题的深化、反思层次的跃迁和思维方式的更新。其二，它是一个以理论“表征”历史的展开过程，而不是一个个可以被“历史事件”简单诠释的“哲学事件”。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并不仅仅是“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要“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哲学，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了自身的思想解放，不仅显示出哲学自身 发展 的逻辑，而且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因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 其次，确认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为研究对象，是为了把前30年的“哲学事件”作为背景，集中地探讨迎接新世纪的当代中国哲学，阐释它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历程”，揭示它所蕴含的“哲学逻辑 ”及其所预示的“哲学未来”。 建国以来前30年的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们把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当作模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以它为标准来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它为指导来构建哲学的各二级学科（如中外哲学史、伦 理学 、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科技哲学等），还以它为根据来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 经济 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全部社会生活。这种教科书哲学及其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把社会主义归结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前的教科书哲学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蕴含着内在的否定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哲学研究便合乎逻辑地由教科书哲学转向反思教科书哲学的哲学改革。 以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为背景，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便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总体面貌显现出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体上经历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两个阶段。与此相对应，中国人的思想也经历了两次大转变，即实现了两次思想的大解放。当代中国哲学在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和自身的思想解放的过程中，既实现了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又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在冲破“两个凡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不仅以讨论“真理标准”的方式而推进了当代中国的解放思想的进程，而且以改革哲学教科书为出发点，在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推进了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出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史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热潮，形成了关于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论的一个又一个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心灵历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深化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界不仅以讨论“真理与价值”、“公平与效率”、“发展与代价”、“理性与非理性”、“ 科学 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方式而关注和反思市场经济及其正负两面效应，而且以深化“哲学”自我理解的方式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与8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相比，90年代的中国哲学出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重大变化，以及从“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到以哲学的自我理解为核心开放性地研究各种哲学问题的重大变化。这种重大变化，既为重新建构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又理论地表征了以改革、发展和稳定相协调为基本取向的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以及在市场经济正负两面效应冲击下的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从80年代的教科书体系改革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到90年代的哲学问题意识的兴起和哲学的自我理解，再到面向世界与未来、以理论创新的方式重新建构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历程。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8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改革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面向现实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指向的当然是长期以来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框架和理论内容。就体系而言，人们从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块钢铁”提出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述为“两大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大部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是否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变革？人们由对“体系”的责难则又转向对“内容”的质疑，即：在这种分述的哲学框架里，其内容究竟怎样？比如，“唯物论”部分所叙述的内容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对“物质”、“运动”、“意识”的理解究竟有没有实质区别？“辩证法”部分所叙述的内容与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有无关系？怎样才能实现“唯物论”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如何以“实践转向”的基本认识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对教科书的体系和内容的沉思中，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不得不逐渐地集中在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上：一是怎样从“研究对象”和“理论性质”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二是怎样从“哲学旨趣”和“理论使命”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在80年代初，前一个问题是以讨论“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个命题集中体现的，后一个问题则是以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个问题集中体现的。 二十多年来，这两个问题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形成强烈反差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受到整个理论界（而不仅仅是哲学界）的普遍关注，而且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构成延续至今的主要哲学问题。与此不同，关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讨论则仅限于哲学界内部，而且这个问题又被分别讨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等问题所“遮蔽”，以至这个问题的“真实意义”并没有得到哲学界本身的认同。但在我看来，无论是“人道主义”问题，还是“实践唯物主义”问题，在理论上的深化，都有待于深入挖掘“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真实意义”。 80年代初所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讨论，具有明显的理论背景。从最重要的基本 文献 上说，是两部“手稿”式的著作——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列宁的《哲学笔记》。这两部“手稿”式的著作之所以在80年代初的中国理论界（后者主要是在哲学界）引起普遍的关注，这两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或重要命题之所以成为当时理论研究的某种出发点，不仅在于这是理论界在“文革”后所面对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根本性问题，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有两个重要的“理论资源”直接地影响到“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中国理论界。这就是以卢卡奇、葛兰西以及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凯德洛夫、柯普宁和伊里因科夫为代表的苏联哲学界的“认识论学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的“手稿”的研究中，形成的一个认识是，马克思本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哲学。因此，马克思的哲学与后来以“科学主义”的方式构成并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学、特别是与斯大林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具有显著的区别甚至是根本的不同。应当说，这些观点对于改革开放之初从理论上批判“文革”并寻求哲学体系改革的中国哲学界是具有震撼力、吸引力和启发性的。但是，由于当时尚缺乏对马克思的“手稿”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缺乏对作为改革对象——通行的哲学教科书的理论困境的系统研究，特别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因此，这个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讨论似乎并未取得人们想像的那些结果。它的真实意义，也许主要是在于它理论地表征了人们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渴求，对改变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渴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表面上似乎并不热烈的关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讨论，却触及了哲学理论的性质、对象和功能等问题，因而也触及了通行教科书的真正的理论困境。就此而言，这个讨论的理论意义是重大的，因而也是应当深入展开的。 列宁在1914—1916年写下的关于哲学的“笔记”，主要是针对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认识论解释成费尔巴哈式的认识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解释成“实例的总和”等问题，以摘录和评论黑格尔《逻辑学》等著作的方式所构成的极其宝贵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的构成，主要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列宁）通过研究一个“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而实现的对另一个“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批判。通过这个哲学历程，列宁曾尖锐地提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加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所得出的最为重要的哲学结论则是：“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于这个论断，列宁特别强调地指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第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