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于令戏曲研究

袁于令生平研究
袁于令(1592—1674)，以字行。

原名晋，又字令昭。

他在明朝灭亡的1644年，已经是五十三岁虚龄了，在清朝生活了整整三十年。

他的戏曲作品都在青年时完成，是一位道地的晚明曲家。

他的仕途生活却又全在清朝度过。

由袁于令族孙、清朝乾隆时期的著名文人袁廷祷编撰的《吴门袁氏家谱》，是记载袁于令事迹的最权威资料之一：袁于令，堪长子。

行一。

原名晋，字韫玉，一字令昭，号凫公，晚号箨庵。

生于万历二十年壬辰。

府庠膳生，膺岁贡。

仕清授州判官，升工部虞衡司主事，迁本司员外郎，提督山东临青砖厂，兼管东昌道，授湖广荆州府知府。

偶失官意，遂罢职。

词翰风致，独绝一时。

所著有诗文集；尤精音律，著有《玉麟符》、“《瑞玉传奇》、《西楼记》、《玉簪记》、《金锁记》、《及音室稿》、《留砚斋集》。

这段关于袁于令的字号称谓以及他的诞辰的记载，是比较准确的，尤其是他出生于万历二十年壬辰这个记载。

后来很多学者对袁于令的生卒年的考辨，因为《吴门袁氏家谱》的发现，而得到了新的印证。

不过，其他的很多材料，也都印证了《吴门袁氏家谱》中记载的袁于令生年的准确性。

袁于令为凌濛初编的《南音三籁》作序，末款署：“康熙戊申(1668)仲春书于白门园寓七十七龄老人箨庵袁于令识。

”以此逆推，袁于令也是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

关于袁于令的卒年，争议一直很多。

学界对此的观点，一般都采用孟森先生奠基性的论文《(西楼记传奇)考》里所引用的与袁于令同
时代而稍晚的松江文人董含的随笔《三冈识略》里的相关记载，从而判定为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由此，袁于令享年八十三岁。

然而，这个说法却是错误的。

袁于令的好友，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张岱在《张岱诗文集》里有诗《为袁箨庵题旌停笔哀之》，末尾两旬日：“个个个个呱呱泣，已享盛名八十一。

”张岱与袁于令交往颇深，且还参加了袁于令的葬礼，他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

这样一来，袁于令的卒年就要上推两年，为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年。

关于袁于令卒年的记载，《明史资料丛书》第二辑里收录的清初宋起风所著《稗说》卷三“袁箨庵”条，也有比较可靠的记载：国初，箨庵官至太守。

归田后，犹借填词日与吴下后进辈相过从。

素嗜武林山水，仍来湖上一访旧游，日则荡轻舸两湖间，领略佳胜，偶就湖畔僧寮下榻焉。

时箨庵年已八十，神情矍铄，须髯飘飘，犹作世外人幽想。

久之，探胜禹穴，以老疾终于会稽。

《西楼记》是袁于令的第一部戏曲作品，其男主人公于鹃那种视科举仕途，一心要跟红尘佳女子穆素徽结为连理的“疯狂”举动，显然不能为大多数的传统、正统文入所接受。

穆素徽的妓女身份，使得“鹃徽恋”在道德伦理上较《牡丹亭》里的“杜柳恋”更为离经叛道，惊世骇俗。

后来的文人，着眼于此的批判也比较多。

不仅董含说《西楼记》“词品卑下，殊乏雅驯。

”徐复祚也在《三家村老委谈》里批评《西楼记》“调唇弄舌，骤听之亦堪解颐，一过而嚼然矣”。

近代学者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里也批评说：传世《楚江情》一曲，亦钞袭周宪王旧词，见《诚斋乐府》，箨庵不过改易一二语而
已，而能倾动一时，殊出意外。

董含从道德立场出发，徐复祚和吴梅从艺术角度出发，都对《西楼记》加以贬抑。

在这里，对词品和人品的评判，混淆到了一起。

在袁于令身上，这些或大或小的恶评，一直交相缠绕，至今无法廓清。

对袁于令的戏曲作品《西楼记》和他本人的称赞，当然也不少。

祁彪佳是明末著名文人和藏书家，因为在清兵来临之前沉塘殉明，又被后世誉为“气节之士”。

他在《远山堂曲品·逸品》里说：传青楼者多矣，自《西楼》一出，而《绣襦》、《霞笺》皆拜下风。

明末清初的学者、作家张岱也在通信《答袁箨庵》里说：兄作《西楼》，正是文章入妙处。

明末画家、书法家、刻书家陈继儒则在《题(西楼记)》里推崇该曲说：笔力可以扛九鼎，才情可以荫映数百人。

《赠荆州守袁大韫玉》四首囊括了袁于令罢官以往的大半生，对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都作了高度浓缩的概括，不是深交深知，不可能写出来这样的诗句。

在记载与袁于令有关的事件的真实度上，吴梅村序里的记载，要比董含可信得多。

至于当时的交往唱和，文人墨客的酒后谈吐，像袁于令这样放浪不羁的文人，“空囊返家”之后，又兼常常要有向朋友求告救济的意图，他的那些奔走豪门，逢场作戏的做法，实际上也是生存的需要。

比袁于令稍晚的戏曲家李渔，在生存境遇和由此而采用的态度上，跟袁于令颇为相似，他也同样遭到后世正统文人的挖苦和嘲讽。

有趣的是，连袁于令也会从道德的角度，来贬抑李渔。

袁于令的后半生，都是在游历中度过的，他南北奔走，交游亲友，
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创作。

他的所有重要作品，都在晚明崩溃前完成。

此后，他的作品仅仅限于一些唱和的诗词，艺术成就不高，且基本都佚失了。

因此，从作品的创作年限来看，袁于令应当算是明代戏曲家。

然而，因为他是在清初去世的，后来的论家一般都把他归为清代戏曲家。

这种暖昧不清的划分，也可以看作是对袁于令种种争议的体现之一。

袁于令的创作，他的身世，与他有关的道德争议，都湮没在朝代更迭，兵燹成灾的历史云烟之中。

但在他生活的时代，袁于令享有盛誉。

像为明朝死节的忠臣、著名的曲评家、藏书家祁彪佳、在明朝败亡之后不再出仕的气节之士毛先舒、著名的学者张岱、比他小很多的出生在清初的戏曲家洪舁等人，都对他的戏曲成就和学识推崇至。

明朝末年世俗文化、享乐主义已经在社会中弥漫开来。

那种对生活的繁复而精致的追求，反映了政治生活较为平淡乏味的背后因素。

“吴江派”的领袖沈臻因为朝廷斗争的原因而辞官返乡，潜心著述。

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在袁于令出生不久也回到老家无锡，和高攀龙等党人一起聚会讲学，力倡传统的道德，试图挽救已经“礼崩乐坏”的大明朝廷于既倾。

而专政的阉党，则以血腥、残酷的对“五义士”的阊门镇压行动，为东林党人的这种努力，画上了句号。

实际上，明末的朝廷，在万历之后已经失控了，像一架庞大的破船，因为朽败，已经滑向散架的边缘。

在袁于令长中年时，大明王朝这条百足虫也渐渐僵硬。

在中国历史中，几乎每个朝代的末期，都会出现一幅寻欢作乐、穷奢极欲的疯
狂景象。

理想的黯淡，仕途的拥塞，纲纪的崩坏，导致了世俗生活情趣的畸形发达。

袁于令不参加科举，并据此去获取一官半职的真正原因，现在暂不可考。

他作为一个在戏曲创作方面有特别才华的文人，在某些兴趣方面跟沈同和可能相似，即在吟诗作赋时才华洋溢，但是写“八股文”却挠破头皮，竞日不能成篇。

这跟《西楼记》里的男主人公于鹃的故事恰好可以互为印证。

《西楼记》里的于鹃是一个厌倦科举考试的才子，他以戏曲创作而闻名，连名妓穆素徽都倾慕不已，芳心暗许。

他在戏盐开篇第一出的一番个人表白，更是把才子佳人天作好合的重要性，凌驾于功名利禄之上，可谓视功名利禄如粪土。

在这部戏的最后，于鹃很不情愿地参加了考试，却糊里糊涂地高中状元。

而戏里对于科场舞弊的描写细节，一贯都得到人们的称赞。

袁于令对这种科举的程式，可见比较厌恶。

而对科场考试和舞弊的这种描述的精确，表明他或许是参加过科举的。

写八股文章固非他所长，最终他只能名落孙山了。

于鹃高中状元的剧情，一方面可以说是才子佳人戏曲的套式，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窥测出一点耐人寻味的东西来。

也许，于鹃的这种糊里糊涂高中状元的情节，正是嘲讽朝廷科场取士制度的荒唐性。

在袁于令另外一部改编自元朝关汉卿杂剧《窦娥冤》的戏曲《金锁记》里，袁于令为窦娥的丈夫蔡昌宗重新设计形象，增加戏份，丰富了舞台的内容。

窦娥的丈夫蔡昌宗在求学的路上，因为跟龙女有三年的“宿缘”，而翻船被掳。

三年期满，龙女派遣宫中蟹将，驾一阵风把蔡昌宗送到京中，搭了一班末车，参加了会试，得中了状元。

而在《西楼
记》里，大侠胥长公的千里马，也在帮助于鹃上京赶考的路上，起到了神奇的效果。

这两部戏的赶考套式，可谓神似。

《西楼记》和《金锁记》，两位男主人公得中状元的模式非常相似，都有些糊里糊涂，机缘巧合。

他们中状元不是因为他们强烈要求中状元，而是剧作家给他们安排了这样一个机会，让他们拥有跟世俗道德力量和顽固的观念习惯进行对抗的力量。

在《西楼记》里，一直反对于鹃和穆素徽婚事的于鹃严父于鲁，因为于鹃高中状元，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而不得不默许了这场多磨的好事。

而窦娥的父亲窦天章的高中和她的丈夫蔡昌宗的高中，则成为她得以起死回生的前提。

从这两部戏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袁于令对于科举的态度并不积极，以嘲讽的口吻居多。

以此推知，袁于令或许在参加了那么～两次科举而落第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去试，而是在乡里沉迷戏曲，与知交好友吟诗作赋，饮酒作乐，并在恰当的时期，远游绍兴、杭州、扬州、合肥、北京等地。

袁于令二十岁多岁到三十多岁期间，恰好是明朝最为混乱的期：万历皇帝四十八年薨亡，泰昌继位，不到一年，又薨亡，皇帝改成了天启。

天启在位七年多，荒淫昏聩，沉迷于游玩，基本上不理朝政，朝廷诸事，被宦党把持，混乱不堪。

1628年，崇祯继位，刻意打击阉党，朝廷稍微整肃一番，缓了一口气。

但是崇祯志大才疏，大明王朝也已经病入膏肓，这种努力整肃，不过是无望的回光返照而已。

在天启、崇祯年间，袁于令写了《金锁记》、《长生乐》、《玉麟符》和《瑞玉记》等戏曲。

其中《长生乐》、《瑞玉记》和《玉麟
符》已经佚失。

值得一提的是，《瑞玉记》是一部时事剧，以大胆针砭时弊的态度，真实地表现“五人墓事”，使阉党心惊胆战，平民百姓拍手称快。

《瑞玉记》的内容，写魏忠贤门下走卒应天巡抚毛一鹭及织造中宫李实构陷周顺昌及五义士之事。

据《明史·思宗本纪》，1627年十一月安置魏患贤于风阳，六日后处死。

又《明史·周顺昌传》，周顺昌于1627年六月遇害。

事情都发生在同一年里。

也就是说，周顺昌等五义士的遇害，加速了阉党覆亡的过程。

《瑞玉记》以写实的风格，大胆的批评态度而大受欢迎。

雷琳《渔矶漫钞》评此剧：“词曲工妙，甫脱稿即授优伶。

”据《明督抚年表》，毛一鹭天启五年(1625)正月任应天府巡抚，六年(1626)九月升南京兵部侍郎。

六年十月毛一鹭报升兵部侍郎，斩五人于阊门吊桥。

以此推测，袁于令作《瑞玉记》时，阉党毛～鹭尚未事发，但是已经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袁于令作《瑞玉记》，且当即排演，是文艺介入现实的一种特殊的例子。

可惜该剧不传。

袁予令应沈泰之邀，作有杂剧《双莺传》七折，写两名书生秋试不第，遇妓女二莺姊妹的事，可能作于《盛明杂剧》二集序前不久。

这年秋天，袁于令至山阴，游览吼山，跟祁彪佳首次会面。

两人频繁书信来往，探讨戏曲。

祁彪佳在《远山堂尺牍》己巳年册《与袁凫公》里，多次提及两人的交往。

祁彪佳(1602～1645)，字虎子，又字宏吉，号世培，明山阴梅墅村人。

彪佳年少有为，宦途平坦，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次年任福建兴化推官，曾官至兵部侍郎，总督苏松。

清兵南下，祁彪佳
自沉于绍兴家墅寓山园池塘内，为大明殉节。

祁彪佳生于藏书世家，性好读书，藏书，极爱读曲藏曲。

袁于令比祁彪佳大十岁，在祁彪佳少年时代袁于令就享有盛誉。

祁彪佳家境富裕，不仅藏有袁于令的《西楼记》诸曲，还欣然向往之。

结识之后，他甚至写信要求袁于令在看到好的本子时，先代为刻印，并预支银子给袁于令。

他们的关系之深可见一斑。

崇祯二年己巳，祁彪佳二十八岁，他致信三十八岁的袁于令说：初二日祈顾我于小园，请与仁兄约，蔬果之外必不多设一器，致多戕物命，惟是杯酒谈心。

这是两人初次见面，祁彪佳《远山堂诗集》中《赠袁凫公》用五言古诗记载见面的情形：君家笠泽滨，我家梅福墅。

一水俨相望，暮云几延伫．古人重神交，何必在晤语。

每读君文章，辄以琅函贮。

姓字有天香，翩翩落毫楮。

然而寤寐久，会面岂终阻。

畴昔之中夜，忽梦述离绪．晓闻剥啄声，君舟泊林渚。

相视而一笑，与君非暂处．盖缘肺腑通，无俟面目许。

吾侪无意气，安所问俦侣。

蜉蚴之衣裳，何往不楚楚。

君赠我瑶篇，字字朝霞举．我则何所言，短歌对新醑．诗里含意明显，表达了对袁于令的向往和景仰，并对两人的会面，作了一翻美好的描述。

看起来，两个人作为曲中知己，促膝之下，必然心有灵犀，执手难别。

此番袁于令游绍兴，祁彪佳在《远山堂尺牍》中另有记载，尺牍二说：吼山之游乐乎?弟不能追随，想仁兄不无遍插莱荑之叹矣。

二家兄入城养病，正资资玄言为《七发》，乃反不能密迩清光，弟甚讶之。

⋯⋯松罗茶二罐附奉，惟存之，余不一。

这是在袁于令游历了吼
山之后，祁彪佳追写的信件。

于祁彪佳信中，可以读到两人交往合意的描述，他们的关系，甚至到了“想仁兄不无遍插茱荑之叹矣”的程度，可谓密契。

这年七月七日，袁于令受邀参加了祁彪佳兄弟主持的“远社集会”，再赴绍兴。

该集会由祁彪佳五家兄祁豸佳发起，袁于令恰巧在此，遂应邀而主盟其事。

见祁彪佳尺牍三：远社仗仁兄主盟，五家兄期在牛女之夕．⋯⋯于此可见，这个时期的袁于令游兴颇浓，跟当时活跃的文人墨客交往频繁，唱和很多。

第二年，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春末夏初之际，三十九岁的袁于令再游绍兴，祁彪佳兴致勃勃地给他写信，约他在曲水园见面，并且要给他引见暂居绍兴乡里的曲学前辈叶宪祖。

祁彪佳《远山堂尺牍》之《与袁凫公》写道：自古来知己难，知音尤难。

幸仁兄来自金阎，叶桐柏(宪祖)又尚留郡城，不可失此良晤。

拟于初二日即曲水园，祈仁兄与叶桐老一叙，万惟俞之。

叶宪祖生于1566年，大袁于令二十六岁，是词坛前辈，绍兴的词坛泰斗。

根据祁彪佳的这封书信的内容分析，在此之前，袁于令跟叶宪祖还没有互相认识。

祁彪佳热情地要给袁于令引见叶宪祖。

鉴于叶宪祖年纪长袁于令很多，袁于令在会面之后，执弟子礼事叶宪祖，也是有可能的，因此给后来的学者留下了袁于令是叶宪祖学生的印象，并有黄宗羲在给岳父叶宪祖写墓志铭时，直截了当地以袁于令为叶宪祖弟子的说词。

这段时间，袁于令频频游历绍兴等地，跟祁彪佳多次会面，还应祁彪佳的要求，给祁彪佳的大哥祁麟佳的遗稿《太室山房四剧》作序。

祁彪佳还请求袁于令代为增删评改，进一步完善祁
麟佳的剧作。

袁于令在盐坛的地位，从祁彪佳的频频恳求中，可见一斑。

禅师湛然也是祁彪佳的曲学知己，他的杂剧《鱼儿佛》突出宣扬佛教思想。

祁彪佳将《鱼儿佛》交给袁于令评点，袁于令对其作了大量改动，使其成为一部宣扬佛教思想的名剧。

明末文人与佛教的关系密切，其中牵涉极广，非本文所能概述。

个中的有名例子，如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在六十岁以后，落发为僧。

而大戏剧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也带有浓重的佛教思想色彩，李贽和达观禅师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而袁于令评改的《鱼儿佛》以近乎喜剧的形式，直白简捷地奉劝世人信奉证果鱼儿佛。

1642年，即崇祯十五年壬午，袁于令携带家眷进京。

他这次进京，不像是普通的旅游，而是带齐家眷的。

诗人杜溶《又用先字嘲令昭时七夕后一日》云：“窥君步步随油壁，总有霜蹄不敢先。

”嘲讽他为家眷所累，左右顾虑甚多。

根据这句诗推测，袁于令此行极有可能是去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吏部候官。

然而，这个时候，天下已经大乱了。

李自成的农民军很快就将攻陷洛阳，连万历皇帝无比恩宠的福王，都无法从这种乱世中脱身，袁于令这样的落魄文人更是难逃噩运了。

这个时候，袁于令已经五十一岁了，过了知天命之年，也该静下心来谋求仕途，养家糊口了。

然而时运不济，他非但不能安身立命，反而遭逢离乱。

他既然是要在如此的乱世中前往北京谋官，想来在苏州老家，已经无法立足。

可以想象的是，既然连鱼米之乡的江南都不能避免穷苦的困境，那么，遥远的京城也不见得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
运。

虽然有像祁彪佳这样的好友在极力帮忙，但是袁于令在北京仍然不能顺利地谋到职务，倒是在其他友人的笔记文章里，留下了一些往来唱和的蛛丝马迹，其中不无苦涩之处。

造化弄人，袁于令终其后一生，都无法在明廷谋到一官半职，却在满清入关之，得以入仕。

在整个中国的大混乱中袁于令可能跟家乡失去了正常的联系。

他独处北京，不仅处境艰难，且对未来的期待也渺茫。

所有这些遭逢乱世，被时代的巨流夹裹而行的孱弱的文人士子们，在朝代更迭的时期，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生离死别，经历着生死抉择和精神苦闷的历程。

袁于令仕清多年，最后以“侵盗粮款”罪被参劾罢官，黯然返乡，连日常生活的费用都不太有着落。

这种故人之间的相见，其中感慨和相互的宽容，倒是后来者所不多见。

按照通常的理解，明亡之后，那些气节之士，如冒辟疆、杜潜、毛先舒、张岱等，都应该视袁于令这样的“佐藩西楚”者为仇敌，至少也该漠然视之，不会跟他唱和甚欢。

然而事情恰恰相反，他们对这种节操上的“污点”都宽容了。

由此可见，这些人虽然谨守自己的节操，但是也不强求别人去遵循。

由自缢死节的前明哲学家刘宗周提出的“慎独”学说，颇具现实性和可行性，看来在很多的前朝遗民中得到了追随。

袁于令的晚年，是在江南一带到处访友求告中度过的。

那是一种凄凉的晚景，然而袁于令是一个豁达的人，常能以自嘲的方式，为自己寻到心理安慰的办法。

所以毛先舒《袁箨庵七十序》‘说他“先生声伎游酒，至老不衰”，为老牌风流才子的作派。

他的这种
插科打诨的生存，固然是他的性格使然，也可能跟他生存贫困，“更甚于宦前”的境况有关。

既然要向朋友们求告，当然就不得不常常逢场作戏，逗人快乐了。

董含看不惯袁于令这一点，说他“荒淫无耻，年逾七十，强作少年态”，却是一种苛求了。

袁于令到老都风流不减，有绝色女子，甘愿无怨无悔地追随。

甚至那真正的晚辈、如年轻的洪异，都写出《遥寄朱素月》这样的诗来艳羡袁于令的韵事。

1672年，康熙十一年壬子，袁于令逝于远游会稽的途中，享年八十一岁。

纵观袁于令的一生，风流才调，高绝同侪，然而时运不济，个人的命运不幸地跟国家的命运搅缠到一起，遂使他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后人毁誉不一的评价，也掩盖了我们对于一个末世时代的普通文人的心路历程的探讨和认识。

然而，袁于令是一个懂得自嘲的人，一个能够及时行乐的人，性格想必也是拓达的。

不然，在那样的一种穷困潦倒的情形下，他断然不会到处交游，仍能保持健康的身体，一直活到八十一岁的高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