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公民教育角度谈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从我国公民教育角度谈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戴维·伊斯顿曾指出，“一个政治体系要得以维持，必须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这种能量交换在输入方面主要表现为求得社会成员对这一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

所以，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采用教育手段促进本国公民的政治社会化，力求构建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和谐关系。

纵观教育这一途径，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促成中西方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

通过对中国公民教育观的发展脉络的探析，可以看到，我国公民教育观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公民与国家、社会关系，公民权利与义务关系，公民教育与德育关系等方面呈现发展目标一致的趋势，彰显了两者在本体基础、教育机制、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相互融通的可能性。

因此，如何从公民观教育的视角正确定位二者之间的关系，交叉学习公民教育的成功经验，就成为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二、我国公民教育的历史演进
1.古代臣民思想统治
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Individual），從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由氏族间的冲突和整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

”从最初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家庭，到后来扩大的氏族以及城邦，个人都不属于个人，而属于部落、氏族、城邦。

从原始社会的自然依赖发展到古代阶级社会，皇权共同体取代了原始的自然共同体，自然的依赖关系又转变为人身依附关系。

公民总以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和立人格为前提。

所以，马克思说，“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
必然性。

”也就是说，公民的产生才有可能。

2.近代公民意识觉醒
近代公民教育思想发展的初期，没有明确提出过公民教育的思想，而主要体现在以培养公民道德为核心的中西融合的德育观。

例如，维新派从“新民德”角度提出的“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试图在教育实践中重新诠释、发扬光大中国传统美德，积极借鉴、汲取西方之核心德性精神，以自由思想改造国民的封建落后思想，培养爱国心、公德心等，特别是平等、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公民意识。

蔡元培提出的以“养成共和国健全人格”为根本目标，“五育并举，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的教育方针，既饱含西方独立、自由公民人格思想，又继承中国传统教育的德育精神，是一种以公民道德培养为核心、“融贯中西”的公民教育思想体现。

3.现代公民教育激荡
回首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迈向商业文明、建构民主法治体制的进程中，也衍生了自我的市场经济价值信念和多元的文化抉择。

而作为主体的人，不仅直面剧烈的社会震荡、利益分化和结构重组，也感受着价值观、文化心理、道德观念、精神信仰等等的变迁，这无疑将强烈冲击传统文化，使其发生前所未有的震荡。

由此引发价值混沌、选择极端和行为失范，迎面相对市场经济的个性主张、差异诉求和自由自主取向，自然不可避免艰难的价值评判和行为选择。

三、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分析
公民教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是主要发达国家的普遍选择。

而思想政治教育源于前苏联，而后在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施行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主要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形成统治阶级所希望的思想品德、价值观念和政治素质，从而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强化其成员对一定阶级、政党和社会群体的认同。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来说，它们不仅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促进公民政治社会化
的方法和手段，还是一种对社会成员进行教育的范式。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基于前文对我国公民观教育发展的探析，可以对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区分做出以下分析：
首先，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两者的立足点不同，二者在教育取向上也有重大的区别。

而公民教育则以民主法制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基本要求为基本取向，以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相统一为基础，去理解个体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和责任，关注的是公民如何正确有效地行使其民主权利，如何监督国家机关，以避免公共权利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显然前者是被动教育，后者则是开启的主体性教育。

其次，从内容上看，两者各有侧重点。

公民教育涉及的范围很广，凡是涉及公民的问题，都属于它的研究领域。

几乎囊括了公民的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政治、经济、法律、职业、社会、能力等十几个方面的素质教育，解决的是个体公民的全面素质和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问题。

我们通常强调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指公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主要研究思想、政治、道德方面的问题，解决的是公民的思想领域的政治问题和政治领域的思想问题，核心是理想信念问题。

再次，从教育对象上，两者范围不同。

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对普通公民实施的教育活动，总会有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游离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之外。

公民教育的对象则涉及整个国家的公民，全民都应当是公民教育的对象。

另外，两者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公民教育是一个多层次的范畴，既包含造就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民众的一般要求，又包含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的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是较高层次的教育，内容上主要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对象主要指向共产党员、先进分子和青年学生，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最后，从效果上，公民教育具有强有力的渗透性。

然而，思想政治教育是显性教育，主张旗帜鲜明，使其不可能具有太强的渗透性。

在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不少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施教，不讲究方法和艺术，致使不少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导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整个失效或部分失效。

公民教育可以利用世人对它的共同感，来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寓于其中，以隐蔽的方式慢慢渗透到人们的头脑之中，外化为人们的实际行动。

由上所述，可知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也不是互不相干的关系，而应该是互相补充、共生共长、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

四、公民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1.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深陷“制度上的重视与实际操作的冷漠”的矛盾之中。

“泛政治化”实际上是讲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政治，甚至将思想政治教育直接定位于一种政治操控手段；“去政治化”是有意识的淡化、去掉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质，将思想政治教育定位于文化价值活动或中立性的社会工作；“中立化”是实际上是在“泛政治化”与“去政治化”之间寻求一线生存空间，实质上不过是“去政治化”的重新“粉墨登场”。

面对现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积极更新教育理念。

以美国为例，它进行公民教育比较成功的国家，在它的教育理念里没有直接叫做公民教育的课程，也没有直接叫“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之类的课程。

而是在开展公民教育时，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观、美国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内容一起融入历史、哲学、语言学等各类人文学科之中。

隐形的教育观更符合多元化社会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创新隐形教育，结合原有的显形教育模式应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改革的一个转折点。

2.凸显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作用。

现代教育本质是主体间性的教育，所谓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

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公民教育就是以学生的接受和内化为中心的。

这也正是苏格拉底“哲学教化人性”、“教育生活化”的观点和基于辩证法的对话教育的要义所在。

但是，在东方国家，特别是在中国，
“天地君親师”、“师徒如父子”的教育传统导致学生同父母、老师之间处于极不平等地位，学生相对处于“弱势”，没有话语权，个性得不到尊重和发挥。

公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在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师生之间交互关系的作用，教师应从独奏者角色过渡到伴奏者角色，着力于帮助、引导、指引学生，而非“塑造”他们，要从小就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平等公民来培养。

3.合理设置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合格公民的标志是个人的政治社会化。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公共生活的内容。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合格公民方面固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现实却是其教育内容偏重于道德知识的灌输，相对忽视了公民对道德知识的理解、公民主体的道德实践和德性的制度化建设。

在学校教育内容中，当小学生还不能理解“什么是理想”的时候偏偏接受“理想主义”的教育；当他们将要担负起“社会人”责任的时候恰恰在学习“如何做人”。

这些都是教育内容与学生个人成长、发展不相适应的例证。

因此，要深入研究教育的潜在规律和受教育者不同年龄段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4.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西方公民教育是一种跨学科的教育，它广泛渗透于各种课程和实践之中。

但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独立的课程，其它课程和实践环节中很少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因此，我们应该着力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并激励其他学科的教师在授课和指导实践的环节中对学生进行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

我们还应充分利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等各方面力量和优势，通过开展具有“公共性”的校内外活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参观考察、社会实践、社会服务以及社会生活中，把公民政治社会化内容加入其中，促进个体公共人格的最终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