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学翻译_从归化趋向异化
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
3、归化在各种流派中的不同应 用
在中国的文学翻译研究中，归化在不同流派中得到广泛应用。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时期，胡适等译者提倡“直译”，意在保留原文的文化和语言特色。然而， 这种“直译”并非完全忠实于原文的翻译，而是通过归化手段，将原文中的文 化、历史等因素融入到目标语言中。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翻译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当时的译者更注重对原 文的忠实性，追求“信、达、雅”的翻译原则。这种归化方式被称为“文化传 真”，其目的是推动中国文化的“走出去”。例如，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翻译 《红楼梦》时，采用了归化的手法，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 习惯，从而让更多的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1、归化的定义和特点
归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以目标语言为基准，将源语言的文化、习俗、传统等 因素进行本土化的转换，以使目标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译文。归化的特 点在于将源语言中的文化、语言、历史等因素融入到目标语言中，使译文更符 合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
2、归化在中国文学翻译研究中 的流变
归化和异化是中国文学翻译研究中的两种重要策略。归化的意义在于将目标语 言的文化、习俗、传统等因素融入到译文中，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读者的需求和 文化背景；而异化的意义在于保留原文的文化、语言、历史等因素，使译文更 贴近原文的风格和韵味。这两种策略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对推动中国文 学翻译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文学翻译研究中，归化的流变可以从清朝末年至今。在晚清时期，由于 西方文化的引入，归化开始出现。当时的译者多采用意译的方式，将西方文学 作品翻译成中文，以满足中国读者的需求。这种归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 原文的文化和语言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归化翻译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的译者更注重保持原文的文化 和语言特色，力求在保留原文韵味的同时，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译文。 这种归化方式被称为“文化传真”，其目的是推动中国文化的“走出去”。
英汉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英汉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英汉文学作品翻译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英汉译文更具有文化差异性，在翻译过程中更要注意文化的衔接。
因此，翻译过程中归化与异化的问题便成为尤为突出的现象。
当谈及归化时，我们把它定义为一种以译者在译作中加以体现其本文化背景的能力。
他以母语作者的方式发掘和当地语种读者相关联的文化信息，并构建具有当地文化特质的新的文字表达。
也就是说，译者减少文化隔阂，使读者不致迷失在译文之中；使其能够快速地理解译文，并够以母语的角度理解其中的文字表达。
归化在翻译中被广泛应用，因其能够尽量之源于文本精髓，从而让文字表达更具有通俗性，从而让读者和原作者在思想上达到一致性。
然而，当提到异化时，它又取不同的意义，它是指译者将原文中任何有文化色彩的元素进行转换，译成读者所能理解的用文，同时又具有文化色彩的外文表达形式，从而创造出一种有趣的新的文字风格，使译文更具有当地文化特质。
这样的新的风格和表达方式能够将源文的文化语义经由转换和夸张，将新的译文与母语文化相结合，并诠释出创造性的文字突破，从而使小说的文学性和意象性不可比拟的完善。
因此，归化与异化不仅仅是翻译语言风格上的问题，更涉及到作品中文学性、意象性、艺术性等高级语言表现形式的问题。
从学术角度来说，它们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要作出合理的取舍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样才能让文字更加流畅，而且也能不亏待原作信息，开展出更有意义的文字表达。
总之，归化与异化是影响英汉文学作品翻译的重要因素，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应理智地取舍，意识到翻译的技巧的复杂性，并尽力获得一份卓越的翻译作品。
只有充分理解文学，把握常识性的知识基础，且能够把握不同文化间的文化辩证法等文化理论，才能够将文学翻译变得更具艺术性，更有吸引力。
浅论文学作品中方言翻译的归化与异化
浅论文学作品中方言翻译的归化与异化一、引言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在中国的对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关注异国文化，文学翻译也就愈发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外国作品反映了他们的社会文化状况和问题。
关于翻译的书籍和研究越来越多，这样有利于译者了解更多的信息，为进一步的翻译发展提供参考[1]。
然而，在翻译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也会产生冲突和碰撞，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语法、词汇、隐喻和象征意义，所以文学翻译的研究一直都被认为是很困难的。
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和现实生活中的方言一样，都是社会文化意义的载体。
因此，方言翻译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一对应的过程，而是一个涉及不同层面的信息和含义的选择和转换过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学者们积极将理论应用于文学翻译实践，构建了各具特色的文学翻译理论。
随着人们对跨文化交际的愈发重视，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开始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2]。
二、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是指将文学作品从源语翻译成目的语的行为。
随着翻译文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文学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项很有难度的任务，因为翻译不仅仅是字面上的，还要考虑原著所蕴含的精神主题。
这种翻译工作也有其不同于原著文学创作的艰辛和重要。
文学翻译是译者作为主体进行的创造性翻译，译者的个性、情感倾向、文化修养、伦理道德等主观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翻译活动的最终结果[3]。
也就是说，尽管文学翻译的外在表现是语言的变化和转换，但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和其中语言的不确定性，文学翻译不可能成为一项完全客观的、科学的活动。
原作的语言、特定的文化意象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也是制约翻译活动的重要因素。
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源语的文化和背景了解不足，可能无法全面、准确地传达原作的内涵，而翻译结果也会受到影响。
中国文学翻译的归化和异化对策探求
归化和异化都是文学翻译领域 中的重要 翻译 方式。归化翻译法主要是要求翻译作品关怀读者 的语 言习惯 ，而异化 翻译 法 则是 在 对文 学 作 品翻 译 的过 程 中呈现 一定 的异 国文化 色 彩 ，展 现 出浓 郁的异 国风情。归化和异化作为两种重要的翻译 方式 ，并不是简单地停留在语言表面对两种语系 语言的转换 ，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学层面对不同语 系国家的文化信息加以移植。在我国文学翻译领 域 ，从 ｌ ９世 纪末 到 ２ ０世 纪 的近 百 年时 间 内一 直 沿 用传 统 的归化 翻译 方式 ，而从 ２ Ｏ世 纪 ８ ０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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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４卷
响。刘英凯就针对归化翻译 问题提出了 自己的看 法 ：在 文学 翻译 领 域 ，归化 翻 译 是错 误 的发 展 方 向。这 一 观点 的提 出对 当时 中 国翻译 领域 以归 化 为 主 要 方 式 的 翻译 观 念 提 出 了 巨 大 的挑 战 。闭 之 后 ，相关研 究 学 者对 归化 和异 化 翻译 进 行 了更 为 深入 的研究 ， 许钧就 曾针对《 红与黑》 的译本读者 阅读倾 向进行 了调查 ，其调查结果直接引发了文 学翻译领域归化派和异化派的论争 ，促使 中国文 学翻译研究 出现了新的发展高潮。 在其后的发展 中，中国译坛对文学作品归化 翻 译 和 异 化 翻译 的 论 争 逐 渐 受 到 世 界 译 坛 的影 响， 并在 世界 译 坛领 军人 物 Ｖ ｅ ｎ ｕ ｔ ｉ 和Ｎ ｉ ｄ ａ 的 思想 影响 下 出现 了新 的争论 高点 。［ ３ １ 在世界译坛 中 ， Ｖ ｅ ｎ ｕ ｔ ｉ 是坚持异化翻译 的主 要代表人物 ，其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其对文学翻译 的研 究 主要 目的就是 要 发展 一 种相 对 科学 的翻译 理论 和 实践 ，以抵御 当前 翻译 领域 目的语 文 化 占 据主导地位的翻译趋势 ，从而促使文本在语言和 文化两方面的差异能够得到极大的凸显。在这一 研究思想中 ，其提 出了一种反对进行通顺 翻译 的 策略 ，也就是说为了保证译文对文学作品源语文 化 的表 达 ， 译 文 的语言 可 以不必 过分 的追 求通顺 。 而Ｎ ｉ ｄ ａ 则 是归 化 翻译 思 想 的 主要 代 表 ， 其 针 对文学作品翻译 中的归化翻译方式提 出了 “ 最切 近 的 自然 对等 ” 观念 ， 真正 从社 会 和 文化 的角 度 进 行分析 ，主张在文学作品翻译 的过程 中将译文 的 读者作为 中心 ，结合译文读者的阅读需求合理选 择 翻译 语言 。 我国《 中国翻译》 杂志也曾专 门开辟 了相应 的 讨 论 专 区用 于对 归化 和异 化 问题 进 行分 析 ，在 此 专 栏 上 ，诸 多研究 者 对文 学 翻译 中的归 化 和异 化 问题 进行 了论 述 ， 如 王东 风先 生所 撰 写 的 “ 归化 和 异化： 矛与盾的交锋 ” 、 葛校琴针对归化和异化问题 在“ 跨 文 化 翻译 中 的异 化 与归 化 问题 ” 方 面 做 出 的 探 索 以及 蔡平 所 提 出 的“ 翻译 方法 应 以归化 为 主 ” 等 ，都从不同的方面和不 同的角度对归化和异化 问题在中国文学翻译 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对 中 国文学翻译领域做出了相应的指引 ，促使 中国文 学 翻 译得 到 了极 大 的发展 ，归化 和 异化 翻译 思 想 也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应用 ，逐渐基于不 同 的翻译需求发挥出重要的价值 。 到当今社会 ， 在中 国文 学 翻译 领域 诸 多研究 者 已经开 始从 归 化 和异
从归化走向异化——鲁迅的翻译实践浅析
从归化走向异化——鲁迅的翻译实践浅析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代笔记，他的翻译工作也一直受到关注和赞赏，他的翻译实践体现出了新时期文学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刻的文化意义。
鲁迅涉及到的文学翻译，既有传统的文言文翻译，也有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等方面。
他以文体追求协调，以自身原创语言为主，以欧洲现代文学追求新的即兴表达方式，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翻译风格。
鲁迅的翻译实践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努力保留原作的宗教情绪，并结合当时的文体特点，以传统文体登堂入室，以文体之趣追求文学意境和意境之趣；另一方面，他以自身原创语言开创新的表达方式，创造出无比诗意的文学语言，丰富中国文学语言，使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文学的新阶段。
鲁迅以《红烛》、《林子祥传》、《布衣日记》以及一系列的英译诗等翻译作品，成功的将外国文艺作品和中国内在的文艺意象进行了协调结合，使外国文艺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学融合了起来，形成了鲁迅翻译实践中独特的“归化”现象。
鲁迅在翻译中，也不断尝试从归化走向异化，用更灵活更自由的语言，表达更丰富的意义，形成了以自身原创语言为主，以欧洲语言文化表达新的中国文学表达方式的“异化”翻译实践。
因此，鲁迅的翻译实践不仅体现出了从归化走向异化的现象，在另一个层面上，更是一种精神对话。
他的翻译实践把中西文化和文学融为一体，引领中国文学走上现代性的新路，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他的翻译作品既体现出文学史上的传承和创新，又是文言文和现代文学文体的混合，更是文化异化和文化融合的理想。
总之，从鲁迅的翻译实践可以看出，他对于归化和异化的理解和认识，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考。
同时，他的翻译实践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力量。
文学翻译的发展趋势：从归化趋向异化
文学翻译的发展趋势：从归化趋向异化本文梳理了我国以归化为主调的外国文学翻译，分析了20世纪末对归化和异化的思考和抉择，最后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论证了异化将成为文学翻译的发展趋势。
标签：文学翻译;异域文化;异常创作;异化一、以归化为主调的文学翻译史文学翻译在中国源远流长，从晚清到现代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1898年，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但晚清的文学翻译并未实现这三字标准。
以林纾为例，他的译文也能看到零星的异化成分，比如他把“honeymoon”译成“蜜月”，但更多的是采取归化，比如他描写福尔摩斯“勃然大怒，拂袖而起”。
他把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成记叙体的古文，更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根本谈不上异化。
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文学翻译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翻译家试图借鉴吸收西洋的语言长处，吸收外国文学的营养，提高汉语的表现力。
鲁迅是最早提倡“欧化译法”的，他明确反对归化，主张尽量保存洋气：所谓“洋气”就是“必须有异国情调”。
[1] 但是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也导致了30年代后期中国翻译界的“逆反应”，从此归化再次占据了主导。
翻译家张若谷主张：“不能逐字死译，得用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
” 他无法接受当时流行译界的晦涩译文，并翻译了哈代的《还乡》和《德伯家的苔丝》，取得了成功。
从翻译策略来看，他显然倾向于以“地道”译文为目标的归化译法。
朱生豪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他明确表示反对“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提倡保持原作的“神韵”。
他应用归化译法将莎翁的无韵诗译成了散文，务求读来顺眼。
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小说《飘》更是将众多人名、地名“中国化”，把描写性文字随意增删，以迎合当时国人的品味。
翻译家们的实践证明我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翻译强调传达原著的“神韵”，比较重视译文的流畅，显然，他们走的是归化的途径。
建国以后的翻译以译介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为主，同时也翻译了大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
浅析文学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48海外文摘OVERSEAS DIGEST 海外文摘2020年第6期总第795期No.6,2020Total of 7951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翻译过程中的归化与异化早已成为翻译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
采用归化策略指尽可能从译本目标读者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该类读者所在的语言环境、文化环境和其他背景情况，使译文做到符合目标语的相应规范，尽可能消除目标读者的阅读障碍[1]。
异化与归化相反，意味着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原文本的特点，包括其表达方式、风格，以及原文本所在文化领域的文化特色，尽量使译文贴近原文本原有的模样[1]。
关于归化策略，翻译学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中的“达”正好与之形成呼应。
“达”是严复翻译标准的核心[2]。
它要求译者充分考虑目标语的语言特性、文化背景等，对译文做通顺化处理，使其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做到语义明晰，对目标读者来说具有较高的可读性。
翻译学家尤金·A·奈达（Eugene A. Nida）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Dynamic Equivalence）也与归化策略相吻合。
奈达认为，译者应充分考虑到读者的心理反应，做到让译文在译文目标读者处的心理反应与原文在原文目标读者处的心理反应保持对等。
[3]这也就意味着，译者应根据目标语言的语言功能以及文化背景对译文做适当的调整，使其适合于目标读者。
对于翻译的异化，刘英凯则曾指出，归化策略之于翻译是歧途，人们以存异为基本原则，了解到的外来文化信息才是非常真实和深刻的[4]。
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具有各自的优缺点，译者的选择会对译文目标读者的阅读体验形成决定性的影响。
此现象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译领域中也可窥见。
2文学翻译实践中的归化与异化文学翻译，尤其是古典文学翻译，其原文的语言应用和文化信息均颇具特色。
以我国古典文学代表作《红楼梦》为例，它饱含中国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
如何体现原文中的特色成为了翻译该书过程中的一大重点。
现存译本中，部分译者选择以归化策略为主导，力求译本更加贴近目标读者；有的译者则倾向于异化策略，尽可能保留中文原文的语言特色和其中包含的文化信息，力图向目标读者传递原汁原味的中国古典文化之美。
文化交流翻译的归化与异化
文化交流翻译的归化与异化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文化交流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现象，分析两者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及其影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作为沟通的桥梁，在文化交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与交流。
因此，如何在保持原文文化特色的让译文更易于理解和接受，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
归化与异化是翻译中的两种基本策略，它们在处理文化差异时具有不同的特点。
归化策略强调译文应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习惯，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而异化策略则强调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以展现原文的异域风情。
这两种策略在文化交流翻译中各有优劣，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本文首先将对归化与异化策略的定义、特点及其理论依据进行阐述，然后结合具体案例，分析这两种策略在文化交流翻译中的具体应用及其效果。
本文将对归化与异化策略在文化交流翻译中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对翻译实践和文化交流有所启示。
二、归化翻译策略归化翻译策略，顾名思义，是指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采用目标语读者所熟悉的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使得译文更加贴近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
这种翻译策略的核心目的是减少译文中的异质性，使得译文更加流畅、自然，易于被目标语读者接受和理解。
在归化翻译中，翻译者会尽可能地使用目标语中的对等词或表达方式来替代原文中的异域元素，以避免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理解障碍。
这样做的好处是，目标语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不会感到过多的陌生感和距离感，而是能够顺畅地理解并接受译文所传达的信息。
然而，归化翻译策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翻译者过于追求译文的流畅性和自然性，可能会导致原文中的某些文化特色或异域风情在译文中被淡化或丢失。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译文的文化传播功能，使得原文中的文化价值在译文中无法得到充分的体现。
因此，在使用归化翻译策略时，翻译者需要把握好度，既要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又要尽可能地保留原文中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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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收稿日期：2001-11-25本文准备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对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翻译作一回顾，并对2 1世纪文学翻译策略的发展趋势加以展望。
笔者这次谈论翻译策略，不想再沿用传统的直译和意译，中外翻译界对这两个术语已经争执了两千多年，我们不如索性换一种提法。
1 8 1 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
”在这里，施氏只是描述了他所说的两种方法，并未授之以什么名称。
1995 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The Translator’s In- 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
(Venuti,1995:20)概括而言，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从这个界定来看，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归化大致相当于意译，但异化、归化似乎更加“原则化”，也更便于把握，因此我们就用它们来概括翻译的两种策略。
中国的翻译可谓源远流长，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传统，可文学翻译是从晚清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迄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先后掀起了四次高潮：第一次是2 0世纪头十年，第二次是“五四”后的十年，第三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真正繁荣的也就是5 0年代的十年），第四次是2 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
但是，从翻译策略来分析，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整整一百年期间，中国的文学翻译大致是以归化为主调；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中国翻译界受到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两种方法在中国渐渐趋向平衡；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2 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导。
一、头一百年的文学翻译：归化为主调19世纪的70年代至90年代，是我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初始阶段，零零散散地译介了一些西洋文学。
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文人志士意识到救国必先强民的道理，并将译介西洋小说视为教育民众的工具。
1 8 9 9年，林纾翻译出版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获得巨大成功，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先后翻译西方文学作品1 8 0多种。
在林纾、伍光健、苏曼殊等人的带动下，2 0世纪头十年掀起了一股翻译出版西洋文学的高潮，所译作品虽有一些古典名著，但更多的是侦探、言情小说。
1 8 9 8年，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但晚清的文学翻译并未实行这三字标准。
当时，小说被选作改良社会的工具，并非因为它的文学价值或美学功能，而是因为它具有“怨世、诋世、醒世”的社会功能。
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及文化趋势。
为了博得读者的喜爱，译者大多采取译述法，常常出现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现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时期已经开展了蓬勃的白话运动，但当时的译家除个别人外，都不肯用“近俗之辞”，而坚持用文言译作。
这种文言不仅广大读者觉得艰涩难懂，就是译者使用起来也觉得束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孙致礼（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河南洛阳471003）摘要：本文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对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翻译作一回顾，并对21世纪文学翻译策略的发展趋势加以展望。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文学翻译除“五四”后十余年异化译法一度占上风外，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归化译法为主调。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界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异化译法开始受到重视。
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进一步趋向异化译法，而这异化译法的核心，就是尽量传译原文的“异质因素”，具体说来，就是要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异语语言形式，以及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
但同时又指出，异化译法还要注意限度，讲究分寸，行不通的时候，还要借助归化法。
关键词：文学翻译；翻译策略；异化；归化中图分类号：I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3X(2002)01-0040-05China’s Literary Translation:from Domestication to ForeignizationSunZhili(PLA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Luoyang471003,China)Abstract:ThispaperprovidesageneralsurveyofChina’sliterarytranslationfromtheangleoftranslationstrategies.Withtheexceptionofthe fifteenorsixteenyearsfollowingtheMay4Movement,thefirsthundredyears(fromthe1870st othe1970s)ofthehistoryofChina’sliterary translationwascharacterizedbythedominationofstrategiesofdomestication.Inthelastt wodecadesofthe20thcentury,duetotheinfluenceofWesterntranslationtheories,China’stranslationcirclesbegantoreconsidertherelationshipbetweenforeignizationanddomes tication.Asaresult,moreattentionwaspaidtothestrategiesofforeignization,bytheoristsaswellast ranslators.Thereisgoodreasontobelieve,therefore, thatforeignizationwillbethepreferredstrategyofliterarytranslationinChinainthe21s tcentury.Aforeignizingtranslationaimsprimarilyto reproduceasmuchaspossiblethe“foreignelements”intheoriginal,including(1)theforeignculturalfeatures,(2)theforeignformalfeatures ,and(3)theauthor’sunusualwritingtechniques.Itshouldbepointedout,however,thatinapplyingtheforeigni zingmethod,thetranslatorshould notgobeyondwhatispermittedbytheChineselanguageandcultureandwhatisacceptabletothe Chinesereaders.Whenforeignizationisnotfeasible,thetranslatorshouldresorttodomesticationasasupplementarymethod. Keywords:literarytranslation;translationstrategies;foreignization;domestication ·文学翻译漫谈·4 1缚很大，运笔时不得不对原文进行删节。
以林纾为例，他的译文不能说一点“异化”成分也没有，比如他把honeymoon译成“蜜月”，就是典型的异化译例，但他更多的是采取归化译法，如他描写福尔摩斯“勃然大怒，拂袖而起”，至今还被人们传为笑谈；而他把莎士比亚的戏剧译成记叙体的古文，则被胡适责为“莎士比亚的大罪人”。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除了引进少量外来词之外，基本上谈不到异化翻译。
1 9 1 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的文学翻译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带动下，不少作家、翻译家试图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以达到改造文学、改造社会的目的。
从翻译的策略来看，这次运动带来了两个可喜的变化：其一，彻底废除文言文，无论写作还是翻译，一律通用白话文，大大推动了国语标准化、统一化的进程；其二，翻译界出现了“欧化”主张，借鉴吸收西洋的语言长处，来提高汉语的表现力。
在提倡欧化译法中，鲁迅同样发挥了旗手作用。
早在1 9 1 8年，他在写给张寿明的信中说：“我认为以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
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
”（陈福康，1 9 9 2：1 7 6）1 92 5年，鲁迅又在译文《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陈福康，1992：176-177）1934年，鲁迅又几次论述了“欧化”问题，他说：“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
……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
”（陈福康，1 9 9 2：3 0 0）1 9 3 5年，鲁迅又明确表示反对“归化”，主张“尽量保存洋气”：所谓“洋气”，就是“必须有异国情调”。
（陈福康，1 9 9 2：3 0 1）鲁迅的这些见解具有很大的超前性，按说在当时实行起来，是有很大难度的。
但是，汉语的贫乏这一现实又给异化译法创造了条件。
瞿秋白曾感叹说：“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贫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
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
”（陈福康，1 9 9 2：3 1 2）就在五四后的十五六年间，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的倡导、带动下，不少作家翻译家有意识地采取异化译法，一方面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词汇，另一方面又引进了西方语言的一些句法结构，从而渐渐克服了汉语词汇贫乏和句式单调的弊病，促进了汉语白话文的最终发展成熟。
不仅如此，当时的异化翻译还给中国带来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等文学样式。
但是，无可否认，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也产生了不少负作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生硬翻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