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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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领域,“治理”(governance)一词十分流行。它表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government)走向治理(governance),从善政(good government)走向善治(good governance),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国家现在已经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解决所有问题了,国家的行动能力受到限制。

与统治(government)不同,治理(governance)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表明,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立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团体,后者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

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权力分散;不再是监督,而合同包工;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而是国家只负责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

治理是一种政治管理过程,像政府统治一样,治理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其权威的基础和性质不同。统治的权威主要源

于政府和法规命令,治理的权威则主要源于公民的认同和共识。前者以强制为主,后者以自愿为主。即使没有多数人的认可,政府统治照样可以发挥其作用;治理则必须建立在多数人的共识和认可之上,没有多数人的同意,治理就很难发挥正真的效用。

我国古已称之的“善政”,大体相当于英语里所说的“good government”(可直译为“良好的政府”或“良好的统治”)。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善政的最主要意义,就是能给官员带来清明和威严的公道和廉洁,各级官员像父母一样热爱和对待自己的子民,没有私心,没有偏爱。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意味着国家与社会或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使用。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从一定意义上说,全球治理是国家层面的治理和善治在国际层面的延伸。

多中心治理理论

2009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值得注意的是,奥斯特罗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四十年来第一位获奖的女性,还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政治学家,这在该奖项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奥氏以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理论为代表的学术创见,既昭示着金融危机下制度主义的再度回归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科际整合趋向,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也不乏启迪意义。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四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析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方向的调整动向;二是梳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三是探讨该理论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的有益启迪;四是指出该理论价值前设与实践运用中可能蕴含的危险成分。

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方向的调整

总体观之,本届经济学奖的两位得主均属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这是继1991年科斯(Ronald Coase)与1993年诺斯(Douglass North)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肯定制度研究的成就,实际上是把奖颁给了“制度经济学”。经济学家通常研究市场,然而今年的两名得主却并非专

研市场的专家。按照评奖委员会的说法,两人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均集中在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领域。威廉姆森主要研究私人领域的经济治理,对科斯的交易成本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企业的边界给予了论证;而奥斯特罗姆则具有更为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主要研究公共领域的经济治理,证明除政府和市场以外的其他组织(尤其是自主的用户组织)可以更好地管理公共资源,并对公共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大时代背景当属全球金融危机。伴随着这场规模及烈度空前深广的危机,正统经济学由于其“市场原教旨主义”遭到了经济学界内外人士的众多诘难。两位得主的研究都迥异于建立在完美市场及完全理性行为基础之上的纯理论研究;均触及市场失效概念;均从制度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兴衰及变迁,因此更能兼顾经济变动中的政治、社会及历史因素,而不仅仅局限于纯经济的层面。全球金融危机始于金融机构治理和监管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失衡,直接体现为治理的失败,再次促使人类关注和重视经济治理和公共治理问题,将视角转向对经济现实的研究。由此,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不再局限于市场的理论,必须拓展其关注的领域,走出对模型与计量的盲目崇拜,借助跨学科的研究路径,重建一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励方向,也许目的就在于引导经济学家们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加强制度的研究,重新思考和界定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不能单纯建立在逻辑推演尤其是数学模型上,必须关注现实世界,并借鉴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本是政治学出身,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现在仍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政治学讲座教授;其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教授也是久负盛名的政治学家,两人合办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本身便是高度强调科际整合的“工作坊”(workshop),其研究人员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奥斯特罗姆夫人本人娴熟掌握经济学界习用的数学和博弈论方法,更广泛深入地进行跨文化、跨国别的调查分析,大量运用案例分析与实验方法,致力打碎传统经济学“万能药”的神话,最终以政治学家的身份获得美国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以及本届诺奖。近二十年来政治学各子学科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有三本,奥氏的代表性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便位列其中。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

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产生于深刻的理论分析与丰富的实证分析。对真实世界里发生的各类自组织模式的广泛考察,使得她具备超越一般经济学家的视野,承接英国社会学家波兰尼的“社会秩序理论”,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其核心就是,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率的运行。奥氏的研究证明:与政府强加各项规章以及纯粹的市场化方式相比,当地社区可以独自更好地管理森林、湖泊和渔场等公共资源。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有可能将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续的共同收益。”“多中心”一词现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更成为公共物品的生产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之一。

首先,多中心意味着公共物品的多个生产者,公共事务的多个处理主体。作为一种治理思路,多中心治理首先意味着在公共物品生产、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事务处理方面存在着多个供给主体。试图在保持公共事务公共性的同时,通过多种参与者提供性质相似、特征相近的物品,从而在传统中由单一部门垄断的公共事务上建立一种竞争或准竞争机制。通过各个生产主体之间的竞争,来迫使各生产者自我约束,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增强回应性。并且,公民还可根据各生产者的相对优势,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选择。

其次,多中心治理意味着政府、市场的共同参与和多种治理手段的应用。不论是政府垄断还是纯粹的市场提供,都没有跳出“政府vs.市场”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从其本质上讲,都

是一种单中心的治理思路,因而,也各有缺陷。政府垄断公共事务会造成公共物品提供的单一,无法满足多种偏好,而且会导致政府扩大、效率的丧失以及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市场是以“成本—效益”为核心的处理思路,因此“私有化”策略在公共事务的处理方面,会导致公共性的缺失和公共利益的不足。而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则跳出了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主张政府和市场既是公共事务处理的主体,又是公共物品配置的两种不同的手段和机制,主张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既充分保证政府公共性、集中性的优势,又利用市场的回应性强、效率高的特点,综合两个主体、两种手段的优势,从而提供了一种合作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新范式。

其三,多中心治理要求政府转变自身的角色与任务。奥氏指出,在公共物品的生命周期中,大致存在着三个角色:“消费者、生产者和连接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中介者”。在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中,三个角色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来扮演。因此,多中心治理既反对政府的垄断,也不是所谓的私营化。它不意味着政府从公共事务领域的退出和责任的让渡,而是政府角色、责任与管理方式的变化。多中心治理中政府不再是单一主体,而只是其中一个主体。政府的管理方式也从以往的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在多中心治理中,政府更多地扮演了一个中介者的角色,即制定多中心制度中的宏观框架和参与者的行为规则,同时运用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公共事务的处理提供依据和便利。

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降治理思潮提供了重要思想渊源,并构成其核心内涵。而治理思潮既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实践总结,又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深刻影响着各国的政府改革。根据治理理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的中心;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应予摒弃,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和责任变得模糊,国家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渐趋淡化,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空前张扬;管理对象的参与倍显重要,以期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在政府完成社会职能的手段和方法方面,政府除了采用原来的手段之外,还可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以提高效率,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由此可见,奥氏多中心治理理论早已超出了诺奖委员会所谓“经济治理”的框限,已然成为一派极其重要的政治思潮与社会运动。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建立在多国生动案例的基础之上,就其有助于解答什么制度才能促进公共资源的有效共享、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对发展中国家不乏启示意义。对于我国这种既保持大量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同时又建立起市场机制的国家,类似于“第三条道路”的治理理论更有其契合之处。

首先,多中心治理强调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重要性,认为治理源于政府和公民社会有序的互动,治理的质量取决于发生在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的质量。奥氏所倡导的,其实是一种“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概念。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组织形式,“社会”无疑大于“市场”,也比“市场”本身更具有建设的价值。我国近年来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等等,在因应世界治道变革趋势的同时,也可以从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汲取丰厚的思想资源。

其次,多中心治理理论可以对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迪。当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承受着不断增长的压力,公众期望越来越高,在服务标准、成本—效率、公平和透明度方面,服务绩效评估日益苛刻;经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要求政府部门增强灵活性和回应性,等等。要回应这些挑战,必须通过改善公共服务的运行模式不断提升公共

服务能力。这就需要吸收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有益成分,科学界定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更多地利用独立机构、公私伙伴关系及合同外包,促进政策和执行的分离,增强公众参与,强调顾客导向。

第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一个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追求共同富裕、社会公正与和谐的时代。多中心治理理论高度关注“地球温室化”等环境问题,格外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于我们从制度层面统筹城乡、区域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在挑战公共资源“受害”问题或谋求“治理”方法的过程中,现场的“用户组织”应该充当怎样的角色,将会关系到市场运行的好与坏,有时它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所“共同”发挥出来的积极作用,甚至比政府介入来保护资源的做法更为有效。思考“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模式,有必要从制度设计及政策制定上汲取这种多中心、多维度的治理智慧。

四、警惕多中心治理理论中可能隐蔽的“木马”

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期,现时代的政治学研究更需增强敏锐的政治鉴别力,详查每种政治思潮的渊源流变,防范与有益成分捆绑而来的理论“木马”,做好外来学说的本土化吸收与转换工作。对待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亦应秉持这种态度。

从理论语境上看,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之所以产生,可能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各门社会科学出现的某些范式危机有关。直到20世纪中期一直在政治学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法律—宪法传统,以及传统的政治哲学研究,遭到了政治学内部一场巨大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冲击,人们抨击传统研究方法只关注价值或“应然”问题而不关注现实或“实然”问题。另外,随着“冷战”局面的终结,壁垒森严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思维以及各种各样的“主义”话语也越来越没有市场,社会科学中流行的一些过分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治理”理论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从国际政治看,治理的这一特性被所谓“新中派”或“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者及时地运用于其新的分权思想和全球政治观中;而在某些外部势力及国际组织有条件援助或立项的“治理”实践中,包括多中心治理在内的治理思潮也被打上了较深的新自由主义烙印。传统上,政治上的分权无一例外是指中央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分散,但在“新中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新型民主国家的基础首先是分权(devolution),不仅向下分权,而且也向上分权。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而就国际治理的主体与标准而言,则可能蕴含普遍主义、单边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因素。

从国内政治看,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其适用对象的有限性、适用政治体制的有限性和适用自治组织的有限性。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有无数中间状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大量自组织的集体行动亦能有效运行。然而,如何判定其适用情境,的确构成对奥斯特罗姆的一个挑战。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实践,绝不可一概而论地推而广之。另外,多中心治理组织特征与传统有所不同,是多重规模的组织并存,并通过组织之间的竞争、协作和冲突解决模式,使不同的公共利益得到实现。如果无规则的不良竞争出现,导致无法协作,冲突无法解决,这样的地方分权只是形似多中心,而不是真正的多中心。只是单纯强调竞争性的多中心治理并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总之,作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不足而确立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多中心治理并不是万能的,治理失效的可能性同样存在。绝不能完全把国家或政府排除出去,它们依然在这个复杂系统中扮演着重要乃至关键的角色。一种审慎的“治理”概念,对于传统的政府管理而言,并不是颠覆性的,而应是建设性的。同时亦应明确,不同的社会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发展条件与阶段以及人们习惯的行为方式,寻找最符合秩序与稳定大局、最为有效也最为经济的治理模式,也就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治理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治理模式历史

上不存在,未来恐怕也不会有。社会治理模式是路径依赖的,社会管理的实践和历史传统在社会治理机制的确立和演进中至关重要。只有在明确上述前提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进入技术化的环节,思考如何方能求得收益最大的治理模式。因此,国家主权之捍卫、西方理论之本土化等问题,均应成为建构有中国特色之治理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刘峰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孔新峰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师) 相关资料

在2009年经济学奖颁奖声明中,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赞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经济治理研究做出的卓越分析”,使经济管理学从“边缘”到“前沿”,证明了公共资源怎样成功地由利用它的企业所管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证明了用户组织(userassociations)如何成功管理公共财产。

新制度经济学专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学院的主任Sandervander Leeuw对她如此评价:“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开创性地将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打开了制度经济学和公共决策研究的新视角,作为一名科学家,她不仅才华卓越、具有革新精神,并且十分谦虚和慷慨,始终如一地与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同行共享研究成果。”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第一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简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1954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1965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现为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中心主任之一、政治学教授。奥斯特罗姆1991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也曾担任过公共选择学会、中西部政治学协会和公有产权研究协会的主席,同时还是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的创建者。她曾在2005年被美国政治学协会授予詹姆士?麦迪逊奖金,2005年获美国生态学会颁发的可持续科学奖金,2006年得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荣誉博士。2009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的研究”。

另,奥斯特罗姆教授还是美国哲学学会和政治学和生命科学协会的成员。她曾经服务于许多顾问委员,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警察长官国际协会、法律实施协助管理局、美国行政科学院、刑事司法准则与目标国家顾问委员会、国家州长协会和校际政治与社会研究方法联合会。曾任或现任众多杂志的编委,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理论政治学杂志》、《制度经济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

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Theories of Governance) 作者介绍: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1934-)是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任《公共行政理论与研究》杂志的主编,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长。1987年起出任堪萨斯大学埃德·斯滕尼特聘教授之职。此前,他还担任华盛顿大学校长十年,同时担任密苏里大学公共与社区服务学院院长,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副院长等职。自1991年以来,弗雷德里克森一直担任《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ory)杂志的主编,并曾担任过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主席。1990年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和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学院全美联合会共同颁发的“杰出研究奖”。1992年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为公共行政专业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颁发的“德怀特·沃尔多奖”。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发展了社会公平理论,认为经济和效率不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应是社会公平(social equity),主张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强调公共行政组织变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民生行政之模型,强调公共行政的顾客导向。新公共行政学派对威尔逊以来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与唾弃。他们认为,建立在这种二分法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研究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执行政策上,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政府机关预算、人事、编制等内部事务以及大量其他的所谓“中性”问题上,相反却很少重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定与政策分析等问题的研究,致使公共行政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问题、处理社会危机的需要。 新公共行政强调公共行政不能保持价值中立,应当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不仅要关注以经济的、有效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要把社会公平作为追求的价值目标。要实现社会公平,必须以设计出一种新的具有灵活性的组织体制,以取代呆板僵硬的官僚组织体制,这种新的组织设计必须实现两个目标:第一,顾客导向,即将公众的需求作为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第二,应变灵活,即组织结构弹性大,能够对外界刺激作出迅速的回应,这种回应是评价现代政府组织结构与功能的重要指标。这样分权、权力下放、项目、组织发展、责任扩大、冲突、顾客至上、参与和沟通就成为新公共行政分析组织问题的一些基本概念。 一、背景:公共管理对于治理理论的需求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公共行政可以说是官僚机构、科层和问责的同义词。在20世纪最后25年间,由于赤字增加、经济滞涨、对于福利国家承诺中断的觉醒以及公众关于政府侵犯个人自由的共识等,工业化民主国家在政府目标和手段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治理理论

陈振明版《公共管理学》之治理理论第一节治理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论是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崛起的显学,而合作网络途径则是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进展。 本节将主要从合作网络途径的角度,探讨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的实践基础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处理群体生活的组织活动,就有了解决合作事务的具体实践。 公共管理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国家产生以前。 早在国家产生前,原始人就以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为单位管理集体生产和共同防卫等事务。 这是公共管理在人类历史上的原始形态。 步入阶级社会后,国家和政府成了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组织方式。 国家除了要履行政治统治只能,还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以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公共事务少且目标单一,国家的公共管理只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根本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长远利益。 同时,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也反映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对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具有重要的作用。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社会事务被纳入政府议程,公共管理逐渐淡化阶级通知的色彩,进而获得了相对政治通知的独立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适应公共管理的这种发展趋势,行政力迅速扩张,大量介入国家和社会事务,出现了行政国家现象。 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官僚行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工具。 它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官僚组织的管理范围,随着公共事务的增多,政府的管理只能随之增加,政府规模随之膨胀,大政府时代也就到来了。 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国家是官僚行政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运动在西方各国蔓延开来,各国开始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注国家的竞争力,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部门对公众的回应能力,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 一开始,人们提倡民营化,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采用工商业的管理方式治理公共事务,重塑政府。 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生态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多变,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展,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会之间的1合作正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这种背景下,片面依靠市场竞争机制来改造公共管理的做法捉襟见肘。 合作网络应运而生,开始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 在网络中,各种行动者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和分权化提出的挑战,一起处理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使公共管理开始成为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 正如瓦尔特所言: “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 公共管理因而是种网络管理。

多元治理的基本内涵包括

多元治理得基本内涵包括:一就是治理主体得多元性。主张除政府外,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等可以参与公共事务得管理与调节,其中市场主体主要包含企业、社会主体则就是指第三部门与公众。同时强调这些主体应在法制及制度框架内进行合法运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参与决策与共识得建构;二就是治理手段多样化。治理在依靠政府权威得同时,也可以依赖于市场化得手段,考虑新技术及工具得应运,治理手段应由以强制性为主向以平等对话、合作为主得多元化手段转变;三就是治理目标多元化,即一改传统得“善政”治理目标,转变为“善治”治理,具体来说,治理目标应由单纯追求效率向公共利益最大化得实现转变,以最终达成国家与公民社会间得互动与合作得关系。 显然,多元治理理论主站打破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等传统两分法得思维模式,指出有效得管理得应该就是多元主体间得合作与互动得过程,以此试图建立起全新得公共事务管理新范式。具有如下特征、 (1)关注治理主体多元化格局,重视与关切来自私人或民间得力量。它主张除市场与政府外,还有来自社会得力量,如志愿性团体、非政府组织、社区等组织,它们亦可以参与维持秩序、政治、经济与社会事务得管理与调节。同时强调这些主体应在“法制及制度框架内合法运作,参与决策与共识得建构,积极参与共同管理"。 (2)关注治理主体多元化得同时,就政府得地位给予了重新定位。主张政府在管理网络中承担“长者”得身份,政府得职责不仅仅局限于最高绝对权威得行使,而就是肩负着建立指导参与共同管理得多元主体

间得共同准则、确立稳定行为主体得大方向得重 (3)主张以多元主体为核心,各种治理主体在协作得基础上相互拾遗补缺,通过多样化互动模式,形成政府主导下网络式得治理格局。同时,在多元治理得网络格局中,政府与来自市场与社会得主体间形成既独立运作而又相互依存得关系,实现责任、资源与权力得共同分享,形成合作伙伴式得主体关系。 在多元治理理论启示下,超限运输治理得主体不仅就是政府,而应引入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这就包括私人部门(公路运输企业)、第三部门与公众等。至此,所谓得超限运输多元治理模式就是指政府、企业、第三部门与公共等多元主体为治理超限运输这一危害社会得公共问题而形成得治理结构得总与。(本文以下简称多元治理模式)。 历程回顾 (1)治理主体自由裁量权大 现行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权力高度集中,呈自上而下单向运行、在具体运作上,政府集决策者与执行者于一体,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标准得自由裁量权过大。从公共管理学角度分析,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符合“经济人”得假设。因此,在这一模式下,执法人员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权力寻租现象严重,为达到经济利益目得,无视法律严肃性,以罚代管、以权谋私、交钱放行等不规范行为更就是时有发生、(3)对企业、公众与第三部门等主体力量重视不够 现行治理模式,政府主体地位贯穿超限治理始终,除了承担着决策者与执行者角色,外,也就是治理成果得评价者与监督者。政府得这种绝对

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理论: 1.概念整合理论是心智空间理论的发展,心智理论是两个或多个空间合并而产生的层创(novel)推理。映射(mapping)被用来建立和开发概念整合的处理过程,对背景知识的激活。概念整合过程可以把真实的东西、虚构的东西、意像中的东西概念化;概念整合模型中生成的推理常常可以引导概念化者的知识基础和推理能力产生变化。 概念整合理论是建构混合认知模型的理论。(前言) 2.概念的体验性: 人类生存在客观世界中,当人们把客观世界的对象范畴化、概念化时才形成了概念,概念藏匿于人的思维中,通过认知过程概念可以被符号而形成语言系统。 概念是人认识世界的产物,是对事物本质的反应,是对一类事物进行概括的符号表征。(赵艳芳2001:81)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句,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情采)“故形立则章成矣,发声则文生矣。”(原道)“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诠赋)“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体性) 这段文字说明客观世界作用于心,心生言、言生文。 概念是体验的,是经过心智加工的,体验越深,概念的印象也就越深。(例如:911)

概念来源于知识。不同的知识范畴可归结为不同的概念。人的心智会将具体的、体验的知识上升为概括的、抽象的概念。 概念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体验的、凝练的表达,心智的体验加工是心智的体验加工是概念的终端产品,概念被视为认识科学的中心。(Robert.A. Wilson, Frank.C. Keil, 2000:177) 概念是通过经验,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Lakoff& Johnson 1999:497) 海德格尔坚持认为:“人类离不开概念,概念是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经验都是概念性的,是已经验的概念。”([法]马克.弗罗芒.默里斯,2004:68)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人们在头脑里生成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内部联系了”(毛泽东实践论) 2.概念的范畴: 概念的形成以认知范畴为基础,概念是人的思维单位。 概念是由具有该范畴全部通常属性的原型所表征的。(Rosch and Mervis, 1995:7 :537-675)

公共治理理论

公共治理理论 一、公共治理理论产生背景 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社会、经济和管理危 机,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 2、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政府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 规模不断扩大,公共行政获得了相对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地 位。 3、公民社会发展的需要。 4、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5、西方学者的努力和众多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成长。 二、治理的含义 1、治理的基本含义: “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 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 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 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 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 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 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 用。 2、罗茨(R.Rhodes)关于治理的六种不同定义: a.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指的是国家削减公共 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 b.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 行的组织体制; c.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 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 d.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 服务体系; e.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 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 f.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

上的社会协调网络。 3、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关于治理的五种观点 a.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 机构和行为者。 b.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 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 c.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 间存在着权力依赖。 d.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 e.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 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 4、治理与统治的区别 a.本质性区别: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 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 b.主体的区别: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 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 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 c.权力向度的区别:治理的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统 治的权力向度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 三、公共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1、治理的主体多元化 公共治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包括有: a.政府部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其他公共权威)现实中 的政府具有复杂的结构,地方、中央和国际层面的政府及不 同部门构成了多层级、多中心的决策体制,众多权威交叠共 存是这一体制的主要特征。 b.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 但又不限于政府。只要各种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行使的权力 得到公众的认可,这些部门就可能成为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 心,即可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2、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 治理主体间的责任界限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与治理主体

我国城市治理的成就及改进 的思路与目标.

我国城市治理的成就及改进的思路 与目标 中国城市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突出表现在: 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改革初期,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7.92%。到2007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44.94%,与1978年相比上升了27.02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93个百分点。如果把流动人口包括进去,这个比重还要高。城市个数由193个增加到656个,初步建立了合理的城镇体系。 基本建立了城市市场体系的框架。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但城市改革很快以企业改革为核心,并从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领域全面展开。经过30年,基本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基本建成。城市成为中国市场体系的支撑,城市经济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主体。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城市二、三产业发展迅速,综合经济实力增强,在区域中的经济中心作用明显增强。2006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土地面积仅占全国6.4%,总人口占全国28%,但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的62.7%。 城市社会进步明显,教育、科技、体育、文化事业发展迅速。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质量水平空前扩大和提高,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市政公用事业和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设施得到普遍提高。 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城镇居民的经济收入大幅度增加,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5.8元,如果以1978年为100,则2007年的指数为752.3。住房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识,1978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只有6.7平方米,而2006年人均已达27.1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20.4平方米,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7年的36.3%,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从总体上看,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城市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前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实行行政主导的“大一统”式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们对城市管理体制和城市治理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1980年实行的财政“分灶吃饭”是城市改革

基于概念整合理论解读新词“灰犀牛”

基于概念整合理论解读新词“灰犀牛” 发表时间:2019-06-24T11:43:20.417Z 来源:《成功》2019年第4期作者:李楚睿 [导读] 词汇的发展日新月异。从概念整合理论出发解读不断涌现的新词,可以探究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世界的规律。本文基于“灰犀牛”一词展开讨论,探究其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新创意义“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的产生机制。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词汇的发展日新月异。从概念整合理论出发解读不断涌现的新词,可以探究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世界的规律。本文基于“灰犀牛”一词展开讨论,探究其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新创意义“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的产生机制。 【关键词】概念整合;灰犀牛;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 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语言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更新,不断产生的新词和新流行语因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被广泛运用,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新词汇的来源、构词手段、构词特点和规律等方面进行研究。新词的语义建构过程是新词语义组成成分语义、语境意义以及新生概念之间的相互整合过程。因此,本文基于认知主义语言学中的概念整合理论对2017年度新词——“灰犀牛”进行探究,解析其新创意义的形成。 一、概念整合理论及其原理 Fauconnier & Turner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是对心理空间理论的延续和发展,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论述两个心智空间中的信息如何互相映射并整合起来,以解释新概念产生之根源,即“对两个来自不同认知域的概念有选择地提取其部分意义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复合概念结构”(张云秋、王馥芳,2003)。 概念整合理论的关键是概念整合网络。典型的概念整合网络包含四个心理空间,即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复合空间。概念整合的过程中,心理空间通过组合、完善、拓展三个途径确保整合过程的顺利进行。组合指输入空间中的元素通过建立某种关系在融合空间中组合起来;完善步骤中,人们的背景知识被激活,从前一步骤组成的结构通过背景知识丰富,最后通过想象力将心理空间拓展。这三个步骤是人类在认知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获得新概念产品的连续过程(张玮玲,2017)。 二、“灰犀牛”一词产生的社会语境 “灰犀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米歇尔?渥克于2013年1月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提出的。2017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一文,文中提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这是人民日报首次提到“灰犀牛”概念,此后,“灰犀牛”一词频繁见于报刊杂志和网络,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报道中。 例如:1.“灰犀牛“不容忽视,用预警机制化解股市风险(新京报,2019年2月21日)2.美国国债经济突破22万亿美元,又一头威胁世界经济的“灰犀牛”?(文汇报,2019年2月15日) “灰犀牛”经常被当做金融术语使用,例1-2就主要指在金融市场内经常被提示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大概率风险事件,例如股市风险、国债攀升以及整体金融市场的危机。 下面的例子:1.养老问题缓缓奔来的“灰犀牛”。(金融界,2018年11月15日)2.倪鹏飞:房地产税开征不应前怕狼后怕虎若贻误时机恐现楼市“灰犀牛”(华夏时报,2018年8月21日) “灰犀牛”一词也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借以指代那些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危机,比如例3-4中的养老问题、房地产税等问题。从全球化视角来看,当前全球化、气候变化、难民等全球性社会问题都正面临巨大的“灰犀牛”风险。 三、“灰犀牛”新创意义的产生 在米歇尔?渥克《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作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在非洲大草原旅游的游客,因为想拍一张完美的犀牛照片而忽视了向导不要距离犀牛太近的警告,直到距离犀牛很近的时候游客才意识到危险,而当犀牛以几倍于人类奔跑的速度向游客冲去,游客想逃脱却发现可行的方法都已失去时机不再奏效。随后在书中,作者用该词来指代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 “灰犀牛”和“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两者之间存在“厚积薄发,前期不受重视,但爆发后后果严重”的共同特征,但它们并不完全相关,因为分属于动物和事件两个空间域,从早期理论运用上来看,似乎并不能将两者进行整合。 而沈家煊在2006年提出的“糅合性整合”,就是将两个相似但不相关的概念整合,糅合的基础是相似性,由相似性将两个不相关概念域中的相似性成员的性质整合在一起而产生新概念意义,这一整合具有隐喻结构。因此,“灰犀牛”这一动物空间域的属性,激活我们对相似却不相关的事件空间域成员“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整合在一起产生新概念意义(邱艳萍,2014)。 输入空间1中的灰犀牛,其特点是反应迟缓、看似不具备危险性、脾气暴躁,而在输入空间2中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其特点是潜伏期长、易被忽视、破坏巨大。在认知推理过程中,这两者的性质通过跨空间映射,将两个输入空间有选择地一起投射到复合空间,形成了新创结构:灰犀牛是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事件。在此基础上,认知模式将两者的意义进行组合,并借助有关灰犀牛的背景知识的完善,通过联想赋义进行拓展,得出“灰犀牛”一词的隐喻意义。 作为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的创造尤为迅速。通过概念整合理论的分析,既可以解释新词的意义建构,也可以探索新词表层含义背后所隐藏的人类深层思维认知,为词汇意义和认知主义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1]陈建民.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103. [2]邱艳萍.从概念整合理论来看“临时工”新创意义的生成[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2):98-102.

治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

治理理论 编辑本段一、治理的定义 随着全球对公共治理的关注变得更为广泛和日益重要,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出现了多种说法,直到现在治理仍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复杂的概念。“治理”被定义为多种,如“在管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权力的行使方式”,如“个人和机构,公共或私营,在管理公共事务上多种方式的的总和,如“确定如何行使权力,如何给予公民话语权,以及如何在公共利益上作出决策的惯例、制度和程序,这些定义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治理这一概念的内涵。然而,鉴于关系概念的性质,“治理”永远不可能被定义成一个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通用方式。 编辑本段二、治理理论的演化及主要特征 对治理的关注,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新公共管理不能有效解释当代公共决策的更加复杂和动态的过程而不断向前的。两个最早的表现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地方治理”和产生于80年代后期的“公司治理”运动。截至20世纪90年代,这些不同的概念整合成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公共治理”,它把单独的公共机构的公司治理与政策网络联系起来,通常涵括了公共部门的各个层级。 治理的特征大部分学者比较趋同,概括起来如下: 1.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2.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 3.主体间权力的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 4.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的建立。 5.政府作用范围及方式的重新界定。 总之,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 编辑本段三、治理理论的失效 治理理论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

Bob Jessop将治理理论的内在困境概括为四种两难选择。一是合作与竞争的矛盾,二是开放与封闭的矛盾,三是治理性与灵活性的矛盾,四是责任与效率的矛盾。 在90年代的发展问题的辩论中,“治理”概念之发挥核心作用最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属于全球化和跨国组织的领域。这种治理理论或者说是全球治理理论削弱了国家主权和主权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重要作 用,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所以,对于这一危险倾向,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警惕。 编辑本段四、当前治理理论的应用 针对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提出了“善治”(good governance)概念。“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它的本质特征在于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强调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实现管理的民主化。 善政被普遍认为是减缓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世界银行,2001)。西方学者Grindle认为,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具有改革思想的公民,以及国际发展社会的学者和从业人员来说,善政不仅已经成为减少贫困的当务之急,也已成为发展的当务之急。在他的文章中,向我们展示了详细的善治议程。 从政治倾向上看,治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借鉴治理理论时,必须有所鉴别。尽管如此,治理理论对我国的政府体制改革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编辑本段五、治理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要想在中国实现其善治的目标,除去其本身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受到我国现有国情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官本位思想严重,全能政府色彩浓重,较少采取合作、互动的方式。同时,中国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较弱。但是治理理论提出的“善治”模式,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改革的参照。 1.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有限、责任、法治、服务政府的观念。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并不否定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 2.充分发挥党组织和人大、政协的整合、启蒙作用,增强治理能力。党的组织、人大、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一大特色。首先是党的角色和职能的转变,从行政主体的二元结构中撤出,专门从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监督和调节。其次,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我国这种议行合一的结构决定了人大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一座桥梁,既能整合民意,又能监督政府。再次,政协发挥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其成员是我

国家治理_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辨析_王浦劬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 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辨析 王浦劬 内容摘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总部署的关键性范畴。基于中国国情、政情、社情,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些基本范畴的内在含义,辨析其间相互关系,是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设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识基础。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论和中国的国情,分析解释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在此基础上,分析阐发了其间的包容性关系、交集性关系和区别性联系。 关键词: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本含义;相互联系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①。为此,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将成为我国全面深化和推进改革历史进程的定向南针。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治理”是关键性概念,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到事业单位法人治理、公司法人治理、学校内部治理、社区治理,“治理”概念在《决定》中被明确直接提及24次之多。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不同层次上的“治理”概念,主要涉及治理活动的三个基本概念,即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与此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被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则成为《决定》所确定和阐发的重要改革内容。因此,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及其相互关系,实是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和内容的关键环节。 然而,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作为21世纪初在我国学术界兴起的学术概念,其学术定义和内涵认识呈现多样性,迄今尚未形成普遍认同和共识。在全面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历史进程中,基本认知的歧意却可能成为改革共识的思想困结,从而使得全面深化改革实践面临路径选择和实施方案 作者简介:王浦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政治与治理。

公共选择-学派-《大都市区治理的理论演进》

“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演进 《大都市区治理的理论演进》p84-85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主张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来源很广,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马蒂森和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的国家和民主学说。该学派的开创者一般被认为是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重要的代表人物包括戈登·塔洛克、罗纳德·科斯、威廉·尼坎南等。而在打都市区和地方政府研究方面,注明的学者包括查尔斯·蒂伯特、奥斯特罗姆夫妇、罗伯特·沃伦和罗伯特·比什等。 蒂伯特认为,相对于联邦支出而言,地方公共支出的模式更好地反映了居民的公共政策偏好。这是因为地方政治领导权是以自我利益为基础,需要维持是以或最大限度的优势以及共同体的规模,进而保证“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反映了居民愿望的收入和支出模式”。虽然蒂伯特从未专门概括这一思想,但是他的观点还是很快被学者们归纳为市民消费者选择居住地时“用脚投票”。这种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被称为蒂伯特模式。据统计,仅求证或扩展蒂伯特假说的论文就有上百篇。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蒂伯特认为他的模型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并承认“作为消费者的投票人如果没有完全的只是明确的偏好,那么也不会有完全的流动”。 1964年,赫茨发表了一篇题为《地方对地区范围城市政府服务》的文章,进一步支持了奥斯特罗姆、蒂伯特和沃伦等人的观点。他认

为不同种类的服务所要求的适宜的政府组织地理范围不同,在决定政府服务职责的时候,应考虑经济、政治、行政等相关因素。他认为特定的规划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更加有效,而一些情况可能正好相反。考虑到政治的因素,民众越接近政府,渎职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他可以推动新的途径,改善管理,提高效率和服务水平。确保变化演化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发生。从而他得出结论:有效的市民消费对政府的反馈在同样支出的水平下可以比不存在这种反馈的情况下产生更好的服务。 对“公共选择”学派有关大都市区治理观点的评价《大都市区治理的理论演进》p92-94 “公共选择”学派对于更好第理解大都市区治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第一,使人们从先前过于关注正式的结构转移到关注个人的需要和偏好。“公共选择”理论兼顾公共与死人利益,考虑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强调个体的需要和选择,通过社区利益的民主管理来保护个人的自由,这与带有一定排他性特征的大都市政府相比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公共选择理论对过去学术界流行的“大政府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不少学者认识到,视图通过合并、煎饼等大都市区范围内的政府结构的重组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大都市区发展

公共管理理论和思想

公共管理理论和思想 文章对西方国家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后新公共管理的演变理路进行述评,分析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的脉络与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阐述其对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建设的启发。 一、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源于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在70年代以前,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一直是政府研究领域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主导范式。它有自己一整套的理论、原则、假定和方法以及范式特征。按照休斯的说法,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如下四个永久性的原则:第一,政府组织及其结构应根据官僚体制(科层制)的原则建立,即政府管理体制以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或模式为基础,严格坚持这一原则是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运作的最佳方式。第二,一旦涉及政策领域,那么,它将通过官僚机构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换言之,只能由政府机构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第三,主张政治事务与行政事务分开。行政是执行命令的工具,而政策和战略的制定则是政治家们的事,据说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可以保证责任制的落实。第四,行政被当做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因此需要职业化的官僚,他们终身受雇,并可以一视同仁地为不同的政治领导人服务。 二、新公共管理 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不稳定直接导致政府收入的减少,同时社会保障开支大幅上升,政府陷入财政危机之中。同时,由于政府规模过于庞大导致管理失控、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伴随着财政危机政府陷入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的政府开始了改革。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西方各国政府改革运动的深入展开,“新公共管理”作为政府管理领域(公共行政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的新范式以及政府管理实践的新模式形成和发展起来了。 新公共管理起源于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府改革。这场改革后来也波及英联邦

地方治理理论述评汇总

地方治理理论述评 引言 地方政府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前者,就不能了解后者。在欧美,地方政府被视为民主政治训练的场所、公民道德和意识培养的基地、切合公民需要的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提供者、中央政府集权倾向的制衡者之一。而地方政府最为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一股以效率和效益为名称的城市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要求在全美城市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合并、兼并,尽可能地减少地方政府单位的数量,理想的结果是一个包括郊区的城市地区只有一个政府。但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地方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决不能仅仅依赖于地方政府,需要将视野扩展到地方政府与私人部门、NGO和市民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有政府主导和影响的地方公共舞台成为多重组织和个人与政府共同表演的场所。政府更多的是协调者而不是控制者,是掌舵者而不是划桨者,是服务的供应者而不必是生产者。因此,传统的地方政府全能角色必须进行分解和重构。 一,邻里关系 首先,我们必须对“邻里关系”这一重要概念作出澄清并对其进行讨论,因为这一概念是地方治理理论的一块基石。 (一)邻里关系的定义。Seebrook对邻里关系的定义是:在一个区域内,大多数人认识周围住着的人,而且很可能认知每一个人的年龄划分,知道所有标志性建筑和区域中心。 可以说,邻里关系提供了一个研究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有用的维度。它聚焦于一个关键的生活空间,在那里人们怎样接近材料和社会资源,怎么传递一个机会,生活在那里的对于自己或者外来者而言,标志性方面是哪些。地区劣势肯定存在,但它不仅因为在地方房屋市场和人们所在城市版图的地理位置。对于困难的社会体验加强了人们已有的困难体验。一些在邻里关系的人们尽全力来为自己创造最大化的机会。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的变量是这些活动和体验是否发生在一个业已建立的社会互动的社会世界里。

“十三五”时期的特大城市治理

“十三五”时期的特大城市治理 特大城市,从字面上理解,是指规模特别巨大的城市。其显著特征是,经济和人口聚集规模大,建成区占地面积多,创新能力强,在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划分标准,纳入本文研究视野的特大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天津、南京、广州、沈阳八座。 特大城市规模体量大,聚集能力强。其发展动力既有经济聚集因素,也有行政推动因素。其发展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等级高。八座特大城市中,中央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4个。较高的行政等级强化了这些城市的资源掌控能力和经济与人口聚集能力。 2.经济实力强。八座特大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的20%左右。八座特大城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除重庆外,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倍以上,深圳甚至高于2倍以上。 3.外来人口聚集多。八座特大城市的外来常住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近20%。除重庆、沈阳外,外来常住人口占比普遍较高,外来常住人口的大规模聚集构成特大城市的显

著特征。 4.民用汽车保有量多。八座特大城市的民用汽车保有量 占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的15%左右。按照人均保有量计算,除上海外,其余七座特大城市的人均民用汽车保有量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人均道路面积少。除南京和天津外,其余六座特大城 市的人均道路面积都低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特别是,上海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北京略多于1/2,广州不到70%。 6.房价收入比高。按照国际经验,房价收入比6-7是合 理区间。八座特大城市,除重庆和沈阳处于合理区间外,其余六座特大城市明显偏离合理区间。房价收入比过高成为特大城市的显著特征。 7.优质教育医疗资源聚集。八座特大城市聚集了众多的985高校和211高校。其中聚集985高校20所,占全国985高校39所的51%;聚集211高校56所,占全国211高校118所的47%。八座特大城市聚集了众多的三甲医院。全国共有三甲医院769家,其中分布在八座特大城市的有194家,占比25%。 8.能耗集中。八座特大城市用电总量占比高,人均用电 量大,是全国重要的能耗中心。 中国特大城市治理需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特大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是:人口过度聚集、

[概念整合理论的基础] 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理论的基础] 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理论的基础概念整合理论概念整合理论的基础概念整合理论摘要。概念整合理论结合了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正日渐成为交叉学科的研究热点。 概念整合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认知基础、心理基础及生物神经基础之上的,本文主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对概念整合理论的基础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概念整合认知基础心理空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了一种意义构建的理论框架(,1998、2002)概念整合理论,也称合成空间理论(,,.)。概念整合是一种心理空间()网络映射的动态认知过程(-),"概念整合理论结合了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正日渐成为交叉学科研究的热点"。(王正元,20xx)本文拟从认知、心理及生物神经等方面对概念整合理论的基础进行探讨。 1.认知基础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类进行有意义思维和理性活动的能力是抽象的,一切有意义概念和理性都是超验的();而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则是意义()是指针对能够进行思维和理性活动的人类而具有意义的东西。人的肉体经验和运用想象机制的方式对于人们如何建构范畴、理解经验是至关重要的。(,1987;转引自王寅,2002)(1980)率先讨论了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问

题,随后提出了"经验主义现实论"()。(1987)认为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非对客观世界的镜像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尤其是感觉运动系统的经验。(1999497)明确提出,"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被理解。 "(,1999497)认为认知的无意识性、心智的体验性以及思维的隐喻性是体验哲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王寅,2002)概念整合理论将意义视为人的思维模式,即相对于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认知体验,意义由大脑操作的心理网络模式整合而成,对其理解源于环境与人的不断相互作用。意义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进行跨空间投射()和实时(-)整合,从而在主客观结合的基础上理解信息概念的意义。 因此,概念整合理论是建构在体验主义认知论的基础之上的。 2.心理基础概念整合理论有着一定的心理基础,心理空间理论即是概念整合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1985)在心理空间()中提出了心理空间理论,他认为心理空间是人们进行感知、想象、记忆或思维的表征,是人们在思维、会话时,在大脑中临时、动态建构的一些相关信息的概念包()。(,1994)(1985)提出了辨认原则或称可及原则(),用来规范实体与表示指称的语词之间的关系,可及原则在意义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人们思维与会话时,在语法、语境和文化等压力的综合作

第一节 治理理论

第一节治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论是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崛起的显学,而合作网络途径则是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进展。本节将主要从合作网络途径的角度,探讨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的实践基础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处理群体生活的组织活动,就有了解决合作事务的具体实践。公共管理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国家产生以前。 早在国家产生前,原始人就以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为单位管理集体生产和共同防卫等事务。这是公共管理在人类历史上的原始形态。 步入阶级社会后,国家和政府成了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组织方式。国家除了要履行政治统治只能,还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以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公共事务少且目标单一,国家的公共管理只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根本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长远利益。同时,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也反映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对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社会事务被纳入政府议程,公共管理逐渐淡化阶级通知的色彩,进而获得了相对政治通知的独立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适应公共管理的这种发展趋势,行政力迅速扩张,大量介入国家和社会事务,出现了行政国家现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官僚行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工具。它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官僚组织的管理范围,随着公共事务的增多,政府的管理只能随之增加,政府规模随之膨胀,大政府时代也就到来了。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国家是官僚行政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运动在西方各国蔓延开来,各国开始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注国家的竞争力,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部门对公众的回应能力,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开始,人们提倡民营化,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采用工商业的管理方式治理公共事务,重塑政府。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生态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多变,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展,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正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

什么是城市治理

什么是城市治理 1980年代末以来,有关“治理”(governance)的讨论方兴未艾,是当今西方学术研究广泛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成为了一种显思想、主流学术,由此也相应地成为了一种“时髦的词语”。正由于这种时髦,也就出现了滥用,而在中文文献中,这种现象似乎更为严重。这与我们固有的对“政府”、“管理”等词的认识及相应的思维定式有关,而在接受外来思想时过分的实用主义(或更多的是功利主义)意识起了作用,总想把别人说的概念与某一种现象联系起来,以便于进一步使用。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出现了两种最典型的误读,一是将治理读解为是政府的一种管理方式,二是将治理读成了是对公众参与的强调。确实,治理这个概念与这两方面都有关系,但却不是仅指其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是这两者的简单加和。 “治理”一词久已存在,但在现在西语意义上的使用,肇始于世界银行1989年一份报告,此后在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中广泛使用。这种使用有其很深刻的原因。这些国际组织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不得干预主权国家的内政,但又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不满,尤其是以世界银行或地区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希望受援国都能遵循它们所确立的制度理念,因此便用“治理”一词来指代“国家改革”或“社会政治变革”的含义,从而以“一个相对而言没有攻击性的论题用技术性措辞来集中讨论敏感问题,而不致于让人认为这些机构越权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因此,从这个词的重新被挖掘出来使用的目的上就可以看到,是为了寻找到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政府管制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治理从头起便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有关治理的概念有多种定义,但相对较为广泛认同的是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的定义。这份报告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4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从这样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治理的理解如果从管理或管制的角度去理解则必然会存在误差。这一点在有关治理的经典文献中有一本J.N.Rosenau等主编的书,它的书名就是《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就是明证。 治理的实施需要公众参与,但公众参与并不就是治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公众参与制度的实施与运作,或者说,公众参与制度的“元制度”才是治理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将治理引入到城市规划领域,可以改变我们对城市规划作用方式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使我们通过城市规划发挥作用的机制发现规划作用方式的转变。这种新的理解和转变要求我们对城市规划的整体理解及其哲学基础发生改变。我们应该看到,城市规划不仅仅是政府行为,更是政治行为,当然,这里的政治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尤其不是中文中的狭义。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就可以较好地把握治理在城市规划中的运用。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城市规划究竟是怎么得到实施的,其背后的实施机制究竟怎样,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那么就不可能界定我们的规划体系,也不可能设计我们的规划制度。如果我们对城市规划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一点还搞不清楚,那么很显然,我们所设计的规划体制仍然不可能保证经过法定程序批准的规划得到实施。 在认识治理的概念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分清楚政治的谋略与技术的策略。在一定的意义上,政治的谋略充当着目的的角色,而技术的策略则担当着手段的作用,但这两者本身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们不能被技术的策略所迷惑,而应看到在此背后所被遮蔽着的政治谋略。在很多的情况下,政治谋略往往是技术策略发展演变的真正动力。但多少年以来,我们的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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