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精选范文)

浅析民事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精选范文）既判力理论发端至今，在民事诉讼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与诉权论和诉讼标的理论共同成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三大抽象而又重要的基本理论。

[1]正如日本法学家兼子一、竹下守夫所言“如果诉权论是关于诉讼的出发点的话，那么既判力可以说是关于诉讼终结点的理论。

”[2]尽管对既判力理论的研究已源远流长，但学者和立法者各自有不同的解释，而既判力制度仍然根深蒂固地屹立在民事诉讼理论殿堂之中。

尤其是在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最新发布的“二五”改革纲要中，已把“维护司法既判力”提上议事日程，更加体现既判力理论在我国已经日益得到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既判力制度的争议更多的是集中在既判力客观范围上，因为这一问题与诉讼标的等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及理论紧密相关，并直接涉及到实体与程序的关系等诉讼结构上的根本问题。

在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司法实践两个角度对既判力客观范围以及与既判力客观范围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然后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讨我国现阶段处理既判力客观范围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一、既判力客观范围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原则上限于判决主文中所作的判断，以确定的终局判决中经裁判的诉讼标的为限。

此说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历来为通说。

但由于诉讼标的理论本身的艰深晦涩，学者间对诉讼标的的讨论颇多，学说流派林立，观点繁芜，出现了旧实体法说、诉讼法学说之二分支说和一分支说、新实体法说等学说。

[3]采纳的诉讼标的理论不同，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亦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一般说来，采纳旧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较小;采纳新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则较大。

对于我国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客观范围应当限于诉讼标的范围以内，学者们基本无异议。

但对于如何确定案件的诉讼标的，目前理论界没有统一意见。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旧诉讼标的理论，目前此说为通说。

按照旧实体法说，法院的裁判是以原告主张的具体的、特定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作为其诉讼标的，法院裁判的既判力也应仅仅及于这一项已经经裁判的权利或法律关系。

可见旧实体法说的既判力客观范围明确，不容易产生争执，而且对于法院和当事人来讲都是非常容易理解和掌握的。

但如果在诉讼中存在请求权竞合，旧实体法学说的理论缺陷就比较明显了。

即在实际上明明是一个事件，但因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竞合而具有不同的诉讼标的，那么原告可以多次起诉，而前诉对后诉却没有既判力，这样当然会造成被告的多次应诉，法院重复审理同一案件，增加了法院的工作负担。

(2)新二分支说的诉讼标的理论。

[4]二分支说从理论上较为有力地解决了旧实体法学说在请求权竞合问题上的理论缺陷，使旧实体法说在请求权竞合时出现复数的诉讼标的，在二分支说理论框架下变成了单数。

但二分支说并未彻底走出旧实体法说的理论误区，因为诉的声明是一个，但事实理由可能有多个，反之亦然，而二者只要有一个是复数，诉讼标的就为复数，法院就得做出多个判决。

由此可见，采新诉讼标的理论将既判力客观范围扩张到除判决以外的事实理由，这与既判力客观范围限于判决主文的判断这一原则不符，而且这一理论在实践中也难以操作，因此目前很多学者已经放弃了此学说。

(3)宪法诉权说之下的诉讼标的理论。

该说认为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要求救济的基本权利，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均服务于宪法规定的诉权实现，民法对应适用的裁判规范未明确规定，或者请求权竞合时，法官可以根据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确定诉讼标的。

[5]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3、55条和56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程序立法将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作为民事诉讼的标的。

一般认为，所谓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请求法院裁判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的民事诉讼法采用的是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

[6]本文也持这种观点。

以采旧诉讼标的理论为原则，当出现当事人以一个事实为由基于两个请求权提起两次诉讼的情况时，只要当事人有一个请求得到承认，对另一个请求法院就应当以损害已得到赔偿这个实体法上的理由予以驳回。

同时，就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采用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容易与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所设计的其他制度相协调，也考虑到了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以及法官的素质等具体情况。

因此，采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可以避免诸多法律理论和概念的困扰，也可以避免当事人因法律知识的欠缺而导致败诉的情况，既便于当事人起诉防御，也便于法官作出裁判。

再者，德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和实务也基本采取了此说，其理论上的统治地位一直没有被其他学说所取代。

尽管该说有缺陷，但该派的学者们从未放弃过对其缺点进行修整，并无一例外地试图在实务中加以完善。

[7]二、确定既判力客观范围应明确的几个问题在讨论既判力客观范围时，总是回避不了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否则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既判力客观范围问题时，仍然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

1、关于判决理由有无既判力的讨论。

通说认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原则上限于判决主文中的判断，而不及于判决理由。

“判决的主文部分是民事判决的主要部分和核心内容”，以“确定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确定诉讼费用的负担”为内容。

[8]但是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判决主文中的判断一般都显得过于简短，仅凭此无法看出确定终局判决所裁判的诉讼标的究竟是什么，此时则须斟酌判决中的事实及理由的记载来明确其内容。

判决理由是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审明对纠纷性质的认定，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对当事人的何种请求予以确认，何种请求不予确认。

[9]“判决理由是判决的灵魂，查阅一个没有写理由的判决，等于使用没有灵魂的躯体。

”[10]但对判决理由的查阅并不是说判决理由也有既判力，此时不过是借助判决中所记载的判决理由，来明确判决主文中所裁判的究竟是何种诉讼标的而已。

在既判力问题上，通说将请求权与基础权利[11]截然分开，法院就请求权在判决主文中所作出的判断有既判力，而就基础权利所作出的判断则无既判力。

当事人之间发生纷争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裁判，此时当事人心目中针对的仅仅是争执事项即诉讼标的而已，当事人也仅提出诉讼资料来支持该诉讼标的，如无视该事实，而就先决事项作出判断，承认先决事项也有既判力，其后果将使当事人作为诉讼资料而提出的事实被绝对地确定，使当事人丧失了对在本次诉讼中提出但未经认真辩论的事实在今后别的诉讼中展开争执的可能性，相当于强迫当事人接受意料之外的结果，造成对当事人的突袭裁判。

而且，从这种争点与本案诉讼标的的关系来看，不让法院针对这种争点作出的判断产生既判力，不但不会使双方当事人因对这种争点进行过于严格的争议而浪费过多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使当事人更易于作出自认，如此一来，就会有助于促进法院机动且迅速地对诉讼标的作出审理及判断。

[12]如果当事人也希望某些基础权利产生既判力，那应该如何处理呢?日本的做法是，允许当事人提起中间确认之诉，如果没有提起，则不必赋予对这些基础权利的判断以既判力。

[13]若不承认某些基础权利有既判力，该判决可以说只是缓解了当事人间的某单个纷争，而不能彻底解决当事人间的纷争，在将来发生的一连串相关诉讼时，仍可能会出现相互抵触的矛盾判决。

对此，日本新堂幸司教授提出了“争点效”理论。

争点效是指法院就诉讼标的以外各个争点所作的判断产生的效力。

经过“当事人认真的争执”、“法院实质的审理”的争点，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对此所作的判断具有约束力，败诉当事人不得提出与该事实认定相矛盾的诉讼，法院也不得作出与之相矛盾的判决。

如果这样，在采既判力理论不能阻止纷争复燃的场合，采争点效理论即可防止。

争点效理论与既判力理论共同作用，以满足一次纠纷一次解决的要求。

争点效理论产生至今，虽然在日本法律上并未得以承认，但目前在日本法院判例中，法院在判决时却以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为基础采信了原判决确定的争点。

可见争点效理论正逐渐适用于日本的司法实践中。

与前面所提到的中间确认之诉相比，中间确认之诉是事前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矛盾，而争点效理论是事后阻止判决的矛盾，两者不能相互抹煞或替代，可并行不悖。

2.关于对一部请求是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

一部请求问题历来为民事诉讼法学家与司法实践者较为关注，主要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两派。

肯定说又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多数，认为对一部请求应不问其为明示还是默示，一律加以承认;另一种声音是少数，只承认明示的一部请求，对默示的一部请求不予承认。

肯定说的理论依据是处分权主义，认为原告就经分割之债权的一部分提起诉讼是基于其享有的处分权，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应只及于原告提起诉讼的一部分，未提起诉讼的剩余债权与提起诉讼的一部债权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诉讼标的。

该诉讼终结后，原告完全可以对未提起诉讼的部分再次提起诉讼。

另外，与多数派不同的是，少数派对未明示的一部请求，则认为其已被已明示的一部请求所遮断，因此若原告未明示其一部请求，则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及于全部债权。

否定说则不问一部请求是明示还是默示，一律加以否认，即使原告仅对其债权的一部提起诉讼，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也应及于全部债权，不承认原告还能就剩余债权提起诉讼。

否定说认为若允许原告任意分割债权，那么被告将不胜应诉之苦，法院也将承担许多无谓的审理负担。

同时，纵然原告在诉讼外有自由分割债权的权利，但由于民事诉讼是国家制度，基于国家权威的至高无上性，也不允许原告以分割债权的方式操纵诉讼。

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各有所长。

肯定说侧重于对私权的保护和对权利人的自由处分的尊重，而否定说则出于对公平价值的考虑，强调给予被告平等的保护和注重诉讼的经济性，防止被告被原告拖入诉讼的无底洞，长久不能脱身。

对同一问题之所以产生重大分歧的两派观点，根源在于，一定时期的诉讼政策，往往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一是司法者对于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和理解;二是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程度。

[14]3.关于抵销抗辩。

抵销抗辩是指被告以对原告享有的，与诉讼请求及其原因毫无关系的债权(主动债权)，主张以对等数额消灭原告请求债权(被动债权)的一种特殊抗辩。

各国立法均认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原则上仅及于判决主文，但却又都将判决理由中的抵销抗辩作为例外赋予其既判力，学术上将此叫做既判力的扩张，其目的在于“以与原告之本诉请求在其发生原因上无关系之反对债权为主动债权，使该本诉请求债权在被告主张抵销之对等部分归于消灭，以驳回原告之请求。

”[15]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对抵销抗辩的裁判是以主张抵销的数额为限，若被告的主动债权超过了原告的被动债权，那么被告在本次诉讼中只能主张抵销主动债权的一部分，对于未主张抵销的主动债权被告需另行提出诉讼主张。

比如说被动债权为20万，被告提出两个15万的主动债权以供抵销，那么对于未抵销的10万应如何认定，被告针对该10万提起诉讼的诉讼标的又该如何认定?况且这样也不利于诉讼经济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