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川渝地方史》课程论文

本科课程作业题目试谈影响刘文辉发动彭县起义的因素课程川渝地方史任课教师学院专业姓名年级学号试谈影响刘文辉发动彭县起义的因素摘要：在40年代后期，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内部众多的军政人员纷纷起义，投向人民。

1949年12月9日，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所部第二十四军、第九十五军和第二三五师在彭县宣布起义。

刘文辉领导的这次起义，可算是解放战争中最具有特色的传奇性的一次起义。

刘文辉作为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他是怎么一步步走向无产阶级走向人民的，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发动了这场影响深远的起义，有些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了他的决断，这将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关键字：刘文辉彭县起义影响因素解放战争刘文辉，号自乾，法号玉献，四川大邑人，生于1895年，小康农家出身，幼时读过私塾，他自14岁人四川陆军小学，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回川后服役于川军，潜心发展，在川军中得其堂侄刘湘提携，一帆风顺。

1927年升任国民革命军一十四军军长，1929年兼任四川省卞席及川康边防总指挥，拥兵10余万，占地大半个四川，成为四川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曾主政西康省十年之久，人称“西南王”。

又因其足智多谋，也有人称之为“多宝道人”。

1949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第五兵团，在华北军区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第四野战军各部的密切协同下，在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直接指挥下，按照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对国民党部对进行大迂回、大包围，以势如破竹、风卷残云的雄姿，向西南胜利前进。

11月15日攻克贵阳，11月30日解放重庆。

当时胡宗南部纠结盘踞于四川成都，若加上在川康所有兵力，难免会陷入一场苦战。

然而，就在这个紧急时刻，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所部第二十四军、第九十五军和第二三五师，于12月9日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倒向无产阶级政权一方。

在其起义的影响之下，川西的国民党多个兵团也相继发动起义，从而使解放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包围了成都，歼灭了盘踞在成都的胡宗南残部，并于12月27日解放了成都。

众说周知，刘文辉乃是集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四位一体的无产阶级对立者的身份，所以，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缘故，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之下才会走到本来属于对立的人民的一方，而且是死心塌地毅然决然的倒向人民阵营，这是一个很值得思索的问题。

笔者在阅读一些资料并且思索之后，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影响了刘文辉，使得他发动了彭县起义。

一、与蒋介石集团素有的矛盾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素来存在矛盾，有时明有时暗。

蒋介石为了巩固其独裁专制的统治，在反动统治集团中极力推行扶值嫡系、排斥异己的政策。

对地方实力派，则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吞并的策略，与地方实力派自固图存的愿望形成尖锐矛盾。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中央集团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明争转为暗斗，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从未停止过。

这种矛盾和斗争便构成了地方实力派反蒋的利益基点，不过蒋与各方实力派的矛盾背景各不相同。

早在1929年，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组成了一次大联合，掀起了此伏彼起的反蒋浪潮。

刘文辉于12月1日、2日与唐生智等75人联名发出电报，斥蒋介石为“全国公敌，誓当立予铲除”。

这次反将，因为蒋介石在军事上占上风，又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使反蒋主力唐生智及其部队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刘文辉的部队又远在四川，难以给予军事支持。

于是，随着唐军的迅速崩溃，此次反蒋斗争失败。

1930年，玛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组织讨蒋联军，发动了中原大战。

刘文辉认为这是一次倒蒋的大好机会，便一方面暗中调遣兵力，准备出兵武汉，与玛、阎联军相配合；另一方面又于9月6日发出鱼电，再次公开反蒋，要求他“克日下野”。

这次反蒋，因为张学良突然改变骑墙态度，并率军入关援蒋，中原大战遂以蒋的胜利而告终两次反蒋，使刘文辉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钊、肉中刺，政治上己是水火不相容，蒋必欲剪除而后快。

所以在1932-1933年的“二刘大战”中，蒋介石支持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等部，打垮了刘文辉军队，占据了刘文辉在四川的大部分地盘，迫使他率领不足两万人的残余部队退守西康。

蒋介石仍不放过他，不断地对他进行削弱和打击，先是在西昌设立行辕；继而在康定、西吕、雅安设立军统特务站，对刘文辉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后又屡次提出派中央军进入西康，企图彻底铲除刘文辉这股异己势力。

抗战中期，蒋介石的势力更加深入四川。

他一方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

另一方面排挤地方势力，对川军节节进逼，企图借抗日之机分化消灭四川地方势力。

此时刘文辉意识到如果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就不可能在这乱局中生存下去，刘文辉不得不寻求依靠。

而自从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失败后，国民党内部的实力集团垮的垮降的降，己经不成局面，国内可与蒋介石政权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似乎只剩下了中国共产党，除此以外很难找到其他强大可靠的政治依靠。

因此，刘文辉为了自身生存，必须得走反将亲共的路线。

所以，与蒋介石集团的固有矛盾是促成刘文辉发动起义，倒向人民阵营的诱发因素。

二、刘文辉本人的民主情节1941年3月，中共曾派代表华岗经成都到西康和刘文辉联系，做川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华岗自川康赴昆明后，就由李相符和刘文辉联系。

李相符又联系杨伯恺、马哲民等进步教授一起和刘文辉交往。

刘文辉对他们不但尊重、信任，而且希望依靠他们团结文化界人士开展反蒋民主运动。

于是由他主持成立了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刘文辉任社长，邵石痴主持财务，马哲民主持宣传，李相符主持组织。

后来，唯民社发展社员约为三十余人，多数为成都各大学教授。

唯民社成立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战，反对独裁，实行民主。

”唯民社成立后，主要是通过开展进步文化工作来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在成都创办《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在重庆创办《唯民》半月刊，由马哲民、沈志远、李相符、邓初民等分别主持，为争取学术自由，宣扬抗日民主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唯民社及其刊物团结了许多全国文化名流，这些爱国知识分子都是一腔热血，两袖清风，满腹经纶，是民族正气的重要代表。

刘文辉不但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条件，在政治上掩护他们，而且在生活上亦给予资助。

刘文辉对民主人士张澜一贯敬重。

1941年3月，民盟成立，唯民社并入民盟，不在单独存在，唯民社几乎所有成员都转人民盟，壮大了民盟在四川的力量。

是年秋张澜任民盟主席后，刘文辉和张澜就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并开始资助民盟的活动经费。

1944年9月，民盟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是年冬，刘文辉、潘文华、龙云三人陆续参加了民盟。

刘文辉、潘文华二人在成都张澜住处亲自填写了人盟登记表并呈交民盟主席张澜，算是办了人盟手续，成为秘密盟员。

事后，张澜将登记表烧毁，以示保密。

他们都是比较支持民主抗日的地方爱国将领，人盟后更加强了这种感情，也促进了他们对抗日民主运动的支持。

1944年11月，民盟四川省支部成立后，原“唯民社”创办的《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和《唯民》半月刊等，也由民盟来续办。

1946年春，民盟四川省支部创办机关报《民众时报》时，刘文辉亲自出面找张群说情并办好立案手续。

7月中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夕取缔镇压全国进步报刊时，对于《民众时报》，蒋介石曾叫张群转告刘文辉，要他“把报纸收拾倒”。

刘文辉对民盟的工作和民主运动的贡献，除了直接的支持参与外，其掩护作用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成都地区的民主运动因有了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的暗中支持，国民党要镇压打击也会有所顾忌。

但这里毕竟是蒋介石公开控制的地区，特务机构密布，捕杀进步人士随时都有可能。

然而，在刘文辉完全控制的西康省就不同了。

国民党调查统计局虽也在西康省设调查统计处，但处于刘文辉的包围和控制之中，不敢横行霸道。

因此，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在四川遭受迫害或有被捕危险时，远之出走香港，近之便去西康雅安。

雅安一时便有了“大陆上的香港”的美誉。

刘文辉本人对于民主运动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体现了他本人浓厚的民主情节，也正是因为他这一情节，在解放战争形势明朗的情况下使得他毅然投向民主所在的一方。

三、周恩来的长期统战部署和中共地下党员的秘密工作1926年8月中共党中央就指示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积极在四川开展军事活动。

同年11月在重庆组成了以朱德、刘伯承等为首的地委军事委员会，领导四川的军事活动，开展对四川军阀的思想教育争取工作。

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周恩来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争取团结刘、邓、潘等国军将领走爱国民主道路，弃暗投明，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周恩来在开展争取川康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工作中，主要是争取刘文辉抵抗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及对日妥协退让等反动政策，与中共结成统一战线。

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多次在关键时候、关键问题上及时帮助刘文辉认清形势与前途，给他指明方向。

1938年4月，周恩来派吴玉章秘密与刘文辉在汉口接触洽谈。

周恩来还通过刘文辉派到汉口的联系人邹趣涛向刘文辉转告：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依靠群众，团结一致，把抗战进行到底，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道路，川康地方实力派也应当走这条路。

同时还赠送了刘文辉一套新华日报合订本和社论集，使他能全而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

通过努力，1938年8月，将曾任刘文辉部师长的进步人士张志和受邀请到延安，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接见。

1939年夏，南方局派出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在重庆曾家岩潘公馆会见了刘文辉和潘文华，向刘、潘揭露了蒋介石蓄意整垮吞并川军的阴谋，使刘潘增强了同蒋介石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1942年2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宅亲自会晤了刘文辉。

周恩来向刘文辉讲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而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方针和要求。

周恩来赤诚相见的谈话，使刘文辉深受感动并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强了前进的力量。

此后，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便由一般的联系转入实际的配合。

中共不仅与刘文辉草拟了草拟了《八路军与一十四军抗日协定十一条》，周恩来还派王少春到雅安与刘文辉保持密切联系，架设了秘密电台并得到刘文辉的保护。

该电台可以与延安党中央直接沟通，经常把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胜利的消息，向刘文辉传达。

1946年春，蒋介石在重庆找刘文辉谈话。

周恩来知道后当晚即对刘做工作，要他认清形势。

同年11月，刘文辉到南京，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向他讲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并要他回西康好好搞，将来定有光明前途。

刘文辉回西康后，根据周恩来讲话的内容，发表了“今天的时代是民主的时代”的讲话。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