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主流文化中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r——以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为例

白人主流文化中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r——以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为例陶芸;郭浩【摘要】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体现了强烈的政治敏感性,自1969年出版发行以来就受到美国主流文学解的关注.以莫里森为首的黑人女性作家领导了美国黑人文学的第三次高潮.小说通过刻画两个截然不同的黑人家庭——佩克拉一家和克劳蒂亚一家以及几个浅肤色黑人的故事,帮助广大黑人尤其是女性同胞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在白人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中认同并建构自我身份.【期刊名称】《北京印刷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25)006【总页数】3页(P183-185)【关键词】白人文化;黑人女性;身份建构;《最蓝的眼睛》【作者】陶芸;郭浩【作者单位】皖西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六安237012;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合肥23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6.4身为黑人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一员，莫里森创作的作品总是能渗透到一个宽广的区域。

莫里森把写作看成是“一种思考方式”1 P30。

莫里森一直致力于弘扬和传承黑人文化，探索黑人民族的历史和命运，对美国文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莫里森的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主要关注的是美国黑人群体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描写了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女性群体的欢喜与哀伤。

这与她自身的成长经历是密不可分的，莫里森的父母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的黑人一样，从南方举家搬迁到俄亥俄州，梦想着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创造美好的生活。

莫里森的一家作为被边缘化的美国黑人，很大程度上受到白人群体的歧视与冷漠对待。

但是莫里森又是幸运的，因为她的父母自尊自爱，努力呵护着自家孩子的成长，所以虽然生活艰辛，还是营造出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让孩子的童年充满了歌声和书声。

父母的正确引导能积极地感染子女，让子女在白人主宰的社会里依然能建立身份认同感，培养自身的责任感。

本文主要探讨小说中，受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的黑人女性在白人主流文化占绝对优势的社会里，怎样合理地进行自我身份建构。

由于美国种族主义的历史根源，一直以来，白人文化和审美标准根深蒂固于社会的每个角落。

在白人主宰的世界里，黑人群体失去了自我，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政治地位被边缘化。

他们盲目地全盘接受白人的审美观，认为金发碧眼蓝眼睛是美的象征，形成了“黑即丑”的观念和种族的弱势文化。

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黑人权利运动，一些黑人提出了“黑人是美的”口号。

但是睿智的莫里森认为这种提法实际上回避了问题的本质，也无法改变黑人的境遇。

她提出“凭外表判断人的素质是西方世界最愚蠢、最有害、最具毁灭性的观念之一，我们不应跟它有任何关系。

白人关于外表美的观念跟我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任何关系。

”[2]身体美是白人提出来的，如果按照这种价值观简单得把“黑即丑”变成“黑人是美的”，黑人仍在接受白人文化的精神奴役。

《最蓝的眼睛》中的小女孩佩克拉,做梦都想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因为在她看来，如果她能拥有一双漂亮的又大又蓝的眼睛，家里就会出现父慈母爱的和谐局面，在学校就不会受到欺辱，生活会变得美好。

所以，蓝眼睛的愿望始终伴随着佩克拉。

佩克拉的这种审美观的形成，除了有社会的原因，更有家庭的原因。

母亲波莉完全屈服于白人的审美观，在白人文化的统治下迷失了自己的黑人身份，瞧不起丈夫乔利，置女儿于不顾，却把母爱都献给了白人主人家的女儿。

女性在和谐的家庭环境的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作为妻子亦或作为母亲，波莉都是不合格的。

波莉眼神中的憎恨和厌恶使乔利完全否定了自我，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一切文明都源于白人民族。

没有白人的文明，其他一切就不可存在。

”[3]但如果一味地以白人文化、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为价值取向，黑人群体只会对本民族的文化和自我身份产生困惑和错乱。

（一）佩克拉的渴望黑人群体在白人主宰的社会里处于边缘地位。

黑人小女孩佩克拉更是处于“边缘的边缘”的生存状态，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母爱。

母亲给她的印象和回忆只有荒漠甚至是梦魇。

因为母爱的持久缺失，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对牛奶表现出异常的贪婪。

对杯子的喜爱让她更加迷恋牛奶。

牛奶杯上印有漂亮的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的白人女孩头像，正是自己母亲喜欢的孩子的模样。

杯子上的这双蓝眼睛让佩克拉产生了强烈的幻想，如果她也能有那么蓝的眼睛，生活该多么美好啊。

佩科拉一家住在寒冷、简易的库房里，买了个新沙发，运到家时却有很大损坏，他们深信自己“丑陋得让人无法忍受”，[4]不敢据理力争。

父亲酗酒且充满暴力，父母亲隔三差五就要大打出手，哥哥山姆时不时地离家出走。

她多么渴望目睹这些的是一双有魅力的蓝眼睛。

家庭成员在蓝眼睛的注视下定会审视自己的言行，做到和睦相处、真情流露。

她的黑皮肤让她失去了真挚的亲情和家庭的温暖，觉得是因为自己又黑又丑，母亲才会把全部的爱赋予了白人小女孩。

社区里的大多数人也没有给佩克拉任何温暖和关爱。

被邻居家小男孩裘尼尔喊到家里去玩，却被他认为是自己的战利品。

两人打斗间，裘尼尔失手将自家的猫摔在窗台，掉落到电暖炉上。

裘尼尔的妈妈——杰萝丹称她为“讨厌的小黑丫头”并将她扫地出门。

她去糖果店时，白人店主的眼神里流露的尽是厌恶之感。

百般羞辱后才买到了她最爱的糖果——玛丽·珍糖块，浅黄色的糖纸上印有一张笑意盈盈的白脸和一头飘逸的黄头发。

佩克拉攒钱定期去买糖块，似乎吃了糖块，自己也能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白人小女孩。

强烈对比之下，佩克拉更加自卑。

所以在买糖时，只说“那个”，仿佛从她嘴里说出“玛丽·珍”三个字是对它的亵渎。

在学校里，没人愿意和她同桌，所以她一个人使用一张双人课桌，坐在教室的前排。

老师们尽量避免和她交流，除非迫不得已。

同学们只会拿她开玩笑，编打油诗嘲讽她的黑皮肤，尽管他们自己也有着同样的肤色。

但是对于刚转学来的梳着长辫子、穿着名牌鞋和上乘质地衣服的混血儿女生，整个学校为之倾倒。

老师们都喜爱她，男孩们从不去捉弄她，女孩们也爱慕她。

在强势的白人文化的侵入下，佩克拉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观念，放弃了民族文化和价值观，慢慢地，意识形态开始变得扭曲。

失去民族灵魂的小女孩只会漫无目的、精神恍惚地走在小镇上。

小说的最后，佩克拉终于精神崩溃，变得疯疯癫癫，成为白人文化的牺牲品。

（二）波莉的自我迷失抱着对生活的美好幻想，波莉和乔利搬到遥远的北方生活。

刚到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时，两人相亲相爱，遵循着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

但是一切并非在他们的规划中发展。

一下见到很多白人让她不习惯，更谈不上相处。

黑人邻居也不像南方的黑人邻居那么友好，他们会取笑她卷曲的头发和说话的口音。

本不在乎穿着打扮的波莉，为了得到周围女性的认可，开始出去打工挣钱购置新衣服。

怀孕后，她不再打零工，倍感寂寞和无聊，开始痴迷于看电影，幻想拥有美丽的外貌。

在好莱坞电影里，白人的生活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昏暗的森林，僻静的小路，无尽的河岸。

男人绅士，女人漂亮，男女间的爱情是浪漫的。

她视白人女演员为偶像，模仿她们的发型，幻想着过上电影里白人的幸福生活。

“这两者（浪漫的爱情和外表的美）也许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观念。

”[5]波莉开始沦陷于白人文化设定的审美价值观念和体系里，抛弃了自己的文化和身份定位，沉迷于自己的幻想。

她选择用一个人的外表来衡量内在，全盘否定丈夫和孩子们。

她看到刚出生不久的佩克拉，就嫌弃她丑。

这不是一个刚分娩的产妇看到自己千辛万苦生下的孩子后的正常反应，丝毫没有一点母爱的情怀。

波莉从来没有给予年幼的佩克拉温暖的母爱，甚至只允许女儿称呼她为“布里德洛瓦夫人”，而不是一声“妈妈”，这真是极为可笑和讽刺。

在白人费舍尔家找到固定工作后，波莉找到了自我热情的燃烧地。

主人家窗明几净的大房子，透着香味的床单，手感丝滑的真丝窗帘是波莉理想中生活本该有的样子。

主人家的生活方式是她梦寐以求的，比如在白瓷浴盆里洗澡，再用干净的白毛巾擦干，穿上柔软的睡衣，梳理金黄色的头发。

所以她以白人主人家为家，越来越嫌弃自家肮脏的库房。

这家人亲切地称她为“波莉”。

她替主人家管理着食品，就连给主人家采购，也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因为她代表的是费舍尔先生。

触摸着费舍尔家的小女儿的柔软卷发让她觉得满足，她的工作让她变得充实且有成就感。

作为贫穷的社会底层的一员，波莉经过白人文化的洗脑，内化了白人的价值观，失去了对黑人民族文化和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库房中暗黑的光线更衬托出白人主人家的时光弥足可爱。

她严重地缺乏家庭责任感，看不起乔利，认为他是失败的典型，孩子们成为她的绊脚石。

波莉的审美价值观促使佩克拉更渴望拥有一双“蓝眼睛”，这个因素是促使她最后产生精神分裂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没有母亲教她女性语言，也没有母亲情怀来帮助她爱自己和爱自己的身体”[6]。

（一）建立和谐的家庭环境不同于波莉和佩克拉的自我厌恶、自我否定、自我抛弃，克劳迪娅一家在贫穷的物质生活里自尊自爱，不依照周围白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肤色和价值，从内心里肯定自己的黑皮肤，拥有着精神上的幸福。

克劳迪娅并不期盼人们送给她洋娃娃，她不明白金发碧眼的娃娃美在哪里，也不理解为什么周围人认为白皮肤就是美的。

这是具有民族身份认同的群体的共同心声。

她甚至把洋娃娃拆了，想一看究竟，这种行为暗示了她，一个承认并热爱自己肤色的黑人小女孩，不盲目追随白人的审美眼光，不屑于追求白人女孩的审美，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

克劳迪娅父母——麦克蒂尔夫妇努力做到不被种族主义左右，恪守着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维护着民族尊严。

他们居住条件和佩克拉一家一样地不尽如人意，为生计奔波，挣扎在温饱边缘，但一家人和和睦睦，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麦克蒂尔先生是个勤劳朴实的好父亲，麦克蒂尔太太虽然也会抱怨或者训斥两个女儿，但会从内心深处关心女儿们的成长，悉心照顾她们。

在克劳迪娅生病时，会在她胸口用力地揉搓大块的按摩乳膏，并帮她清理呕吐物，午夜时分会帮她盖好被踢掉的被子，以至于克劳迪娅回忆起这段时光就“想起的是某人的双手，想起她不想让我死。

”父母的关心和爱护让两个黑人小女孩心生自信，对生活充满希望，对弱者抱有深深的同情（虽然在他人看来，她们自己就是生活的弱者）。

在乔利放火烧了自家后，佩克拉无家可归，克劳迪娅家再次发扬了社区责任感：他们收养了她几天，给她换洗衣服还有吃的喝的，虽然这对于他们贫瘠的生活来说是硕大的负担，完全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外。

深受父母榜样影响的克劳迪娅姐妹在学校里也是处处维护黑人民族的尊严：她们敢于和欺负佩克拉的男孩子们打斗，和浅肤色的女孩莫玲争吵，不容许别人称她们为黑鬼。

因为黑人父母的正确疏导和用心呵护，女儿们能在白人文化的统治下保留着黑人的自我认同感和身份建构，健康快乐地成长。

（二）建立黑人的身份认同“当黑人自我在社会中得不到肯定，有不少黑人便开始在自身塑造一些白人特征，以达到心理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