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梼杌闲评_因果报应思想探究

2011年4月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Apr．2011第25卷第2期JournalofXinxiang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Vol．25No．2

●中国文学研究《梼杌闲评》因果报应思想探究

柴晓娜（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摘要：明末清初，特殊的社会环境及历史事件，导致当时出现了一批反映魏忠贤祸国殃民事件的时事小说，其中在文学性上取得较大成就的是《梼杌闲评》，它在“求实”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世情笔法，以一颗明珠为线索贯穿全书，又以佛教的因果报应构建作品的整体框架，使故事前后贯通，情节生动，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文学性。关键词：梼杌闲评；因果报应；探究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334（2011）02－0114－03收稿日期：2011－01－09作者简介：柴晓娜，女，河南平顶山人，陕西理工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的代表作《梼杌闲评》共50回，主要叙述了明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及熹宗的乳母客印月相互勾结、篡权乱国的故事。《梼杌闲评》的出现打破了以往时事小说纯粹以“求实”为主的叙事模式，转而以人类迫害蛇族，蛇族投生为人，扰乱社会政局最终遭受惩罚的神话故事，来构筑起整个作品的结构框架，它融时事、世情、佛教思想等因素于一体，开启了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的创作新方向。由于以往研究者对其中的佛教思想研究得较少，笔者在本文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报应之说在我国历史悠久，《周易》就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曾子也曾说过：“人之为善，福虽未至，去祸远矣；人之为恶，祸虽未至，去福远矣。”［1］46东汉之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及兴盛，中国将其演变为通过神怪惩罚的因果报应之说。在佛教与文学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佛教故事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另一方面，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宣扬佛教教义提供了工具。尤其是自六朝小说或唐传奇以来，出现了不少以因果报应观为主的作品。到了明代，小说中的佛教思想已占较大成分，从《水浒传》中的“洪太尉误走妖魔”引起作品中故事的发展，到处充满佛教暗语的《金瓶梅》及以“说报应之书”闻名的《续金瓶梅》等，无不充斥着幽玄之言。而《梼杌闲评》的作者极可能借鉴了其中的创作模式及思路，它以魏忠贤为中心人物，最主要的特点是“叙一时故事而特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2］131，它跳出了一般历史小说中枯燥、单调的叙述，转而追求离奇、怪诞，甚至是超越常情的故事情节设计，将时事小说中的真实性与世情小说中的传奇性统一起来。因缘生万法是佛教中重要的理论，由于因缘，而说果报。《梼杌闲评》一书以明嘉靖年间朝廷派官员朱衡治理水患开始叙述。面对给人民群众造成巨大损失的洪水，那些达官贵人吓得束手无策，于是找到善于治水的黄达，接着以黄达视察水患时离奇地遇到蛇精化身的“赭巳”，后者传以治水妙法并收到了成效，当河堤再次溃塌时，以“赭巳”为代表的蛇族却遭到硫黄焰硝的焚烧，“这火直烧到七日方息……只见一穴赤蛇，尽皆烧死”［3］9。被烧死的赤蛇

便转世为人，对当初祸害它们的人进行疯狂的报复。于是，当出现了以魏忠贤和客氏相互勾结、祸国殃民的事件时，“作者恐后人气不能平，因借因果之说，谓魏、客前身，实系淮河二蛇，尝助治水有功，治河者不奏闻于朝，请给封典，反火其穴而歼之；二蛇因是411率其族类，投胎为人，雄者为魏，雌者为客，余则为其同党，所伤善类，盖即当日河工中人所转生者也”［4］209。作者设计了魏忠贤是由红蛇转生而来的故事情节。历史中的魏忠贤是众多凡人中的一个，甚至生活极度贫困，没有办法才入宫做了宦官。而作品在描写魏忠贤异于常人的地方时，写了他出生前的异象：“忙把帐子一开，看时，只见一条大红蛇盘在一娘身上，昂头向外，眼放两道金光，见了人往被里一钻（第三回）”。出生时又有算命先生写道：“乾门开处水潺潺，山下佳人儿自安。木火交时逢大瑞，新恩又赐玉绦环（第四回）”。这些异象都在强调一个主题，即魏忠贤就是当年被烧死的红蛇转世。为了证明魏忠贤的存在是受上天保护的，作者更是在侯氏母子逃难的路上，设计了一些神灵对他们进行帮助，比如作为鬼魂的朱六娘：“急忙起来，却是个坟院……遂牵马携着孩子出坟院来，见一路皆有虎狼脚迹。”（第六回）对于魏忠贤对人类残忍报复行为的原委，作者借碧霞元君之口交代了事件的始末：“魏忠贤、客氏，乃雌雄二蛇转世。其余党羽，皆二百余蛇族所化。……其余被害诸人，皆是当年河工人员。”（第五十回）佛教认为业力的影响是不会消除的，众生所作的善业和恶业都会引起相应的果报［5］128。慧远更是综合中国古代的果报思想与印度佛教教义，将佛教中的果报分为现报、生报、后报三种，并说：“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后乃受。”［1］47《梼杌闲评》后三十回主要写魏忠贤入宫掌权后的所作所为，在整部作品中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作者精心布局，将人类对蛇族的迫害写成生报的报应，将朱衡、黄达幻化为杨涟、左光斗等人，遭到由蛇精转化成的魏忠贤等人蛇族的疯狂报复。书中写道：“此时杨副都、左都、顾郎中虽然未死，却也仅余残喘。不料比到后来，人越狼藉，刑法越酷，两腿皮肉俱尽，只剩骨头受刑。……及发出尸首时……都成一块血肉，尸虫满地，面目皮肤俱莫能辨。”（第三十三回）可见魏党人物的残忍。然而作者在写魏忠贤时，并非突兀地写他的冷血，而是用了前半部分二十回的内容写他在入宫前的种种经历。魏忠贤少时随母落入歹人之手，后来逃亡寻亲，结交太监，救女娶妻，贩布遇旧，到这个阶段为止，他的心理还算是正常人的状态。后来遭骗遇偷，落得身无分文不说，还害了病，“不觉过了十数日，酿出一场大病来，浑身发热，遍体酸疼，筋都缩起来难伸，日夜叫喊”（第十七回），落到了和众乞丐一起乞讨的地步。当他有了当掉珠子换来的钱时，再次遭到了众乞丐的抢夺，差点连命都送掉。这样的一个人，在落魄时受到了种种磨难，造成了他性格的多面化特征，一旦他的手中有了可以无限施展的权力时，他就会对当初的那些人进行疯狂的打击和报复。他亲眼目睹了程中书在殷太监的庇护下的作威作福，亲身经历了周逢春摔死妓女鸳鸯之后拿出两千两银子就可以使验伤结果改为“久病未痊，因下台基走失了脚，误推跌伤死论”（第十六回），而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从这一方面来说，魏忠贤的滔天罪恶与其说是对个别人的报应，还不如说是对整个黑暗社会的现世报。纵观以魏忠贤为题材的时事小说，基本上都是首先交代魏忠贤少时的生长环境，以后就是直接叙述其可恶可卑之事，中间似乎缺少了一个合理的连接。而《梼杌闲评》的作者就很注意二者的联系，以“赤蛇祸乱”的因果报应来解释魏、客二人乱政的同时，又使故事情节的叙述形成一个圆形的封闭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使全书的可读性和文学性大大增加。但是，凡事都有其好与坏的一面，作者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他还不能真正解释魏、客二人祸国殃民的根源是什么，只能将其归为前世注定，同时“与‘赤蛇祸乱’相统一的渗透全书的‘人生如梦’的幻灭感和虚无神秘的命运观念更使小说罩上了一种悠远凄凉的悲剧情绪，《梼杌闲评》的悲剧意蕴也正是在这种情绪中得以深化”［6］。

害人终害己，魏忠贤利用自己的权力制造了滔天罪恶，同时也给自己埋下了恶果。崇祯元年，魏忠贤先是遭人弹劾，后被贬凤阳，在被贬途中上吊身亡，死后又被开棺凌迟。而他的主要助手之一的客氏被暴打致死：“少刻，牢洞开了，众人将尸推出。只见面目皮肤都已损坏，下半截只剩一团，血肉淋漓。”（第四十九回）魏忠贤的其他党羽也是自杀的自杀，收监的收监，下场一个比一个惨。对于他们这些人的生报，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借碧霞元君之口说道：“魏忠贤你虽是冤报当然，只是你既锦衣玉食，富贵等于王侯，也足以酬你前世之苦；却不该凌尊逼上，非分无等，发汝五世为牛。客氏导上宣淫，逞妖无耻，亦发作猪五世。……以彰党恶害善之报。”（第五十回）中国佛教的政治作用，最基本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这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封建王权的合理性提供神学论据；二是一些名僧直接为最高封建统治者出谋献计，参与军政决策；三是麻醉人心，即通过宣扬一切皆空、超脱尘世、因果报应、天堂地狱、容忍调和与恭顺柔驯等教义，对人民进行“治511心”，使之安分守己，不起来造反［5］253。关于作品中的因果报应问题，钱静方认为是：“此与撰岳传者同一命意，盖非此不足平阅者之心，而为一般普通人说法也。”［4］209或许作者也已经认识到封建社会里的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个人力量的有限使他们不能对以魏忠贤为主的“梼杌”有任何反抗，就转而从宿命论的观点给自己一个安慰。“关帝”这一人物形象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非常高大的，作品在描写他出场时写道：“浩然正气塞乾坤，千古英雄关壮穆。”（第十回）当他看到倪文焕赤身睡在关帝庙里的时候勃然大怒，欲拔剑杀死，被人劝道：“此人虽系奸党，亦由天命使然，天尊岂可违天擅杀？”（第十回）对这样一个连天尊都不能杀死的人，普通的老百姓更是无可奈何。孟婆母子在与元元子等人斗法时非常厉害，面对魏忠贤的滔天罪恶，孟婆也只是说：“昨日那奸贼拿了双丸去，本该就取他的首级；但他气数未终，冤债未完，还有几处人民，尚有罪孽未消，我今且吓他一吓。”（第三十七回）于是，双丸“化为两条白练，在二人身上旋绕不定。……少刻，又化作两口雪亮的宝剑旋绕，离身寸许，险些儿砍著”（第三十七回）。道行深厚的孟婆要想取魏忠贤的命简直是易如反掌，或者此时除掉他就可以使劳动人民拍手称快，作者却没有这样设计情节。对于那个魏忠贤落魄时给予极大帮助的陈玄朗，也只是借老僧之口说道：“当日老僧有言，叫你得志时切戒杀性，你不听吾言，肆行无忌，枉害忠良，这恶担子有千斤之重，你要脱也难脱了。”（第四十六回）作者写这些似乎只想表明魏党的所作所为都是天命，是人们不可避免要承受的灾难，而广大的劳动人民除了接受之外没有别的解脱办法。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更重视的是它的教化作用，而因果报应观念更是对封建统治理论的很好补充，便于统治者更好地钳制广大民众的思想，有效地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梼杌闲评》的作者突破了同类题材小说中的简单罗列事实的写作模式，转而以因果报应观来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说既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又使人民群众心中的仇恨得到缓解。但正是因果报应之说，使作品也有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它的这种叙述模式模糊了历史事实，淡化了人们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解读，歪曲了事实的本来面目。“佛教在伦理道德上笼统地宣扬善得福报、恶得祸报的善恶祸福一致论，至多是对个人良心的安慰而已”［5］129。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冲淡了人们心中对魏党的仇恨，但并不是事事都能用“因果报应”思想来套用的，毕竟历史真实与小说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梼杌闲评》中的因果报应观念易使人们产生思想上的依赖性，使人们对于解决不了的事情惯于采用“因果报应”模式，不能真正挖掘出问题的根源，这些实际上是宣扬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参考文献］［1］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