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一个思想史考察_李彤宇

引入科学文化资源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变革的一个方面，而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思考入手是其中的重要维度。

沿着这个维度的思想展开非常复杂，基本特征是从反思科学与哲学关系展开，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针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若干理论问题的激烈论战。

①本文从思想史的视角讨论八十年代有关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一般性思想变革，包括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意识形态转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质疑以及进一步的思考。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现实意义。

一、科学与哲学关系转换的思想史前提为什么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会成为八十年代思想变革的一条主线？为什么当时的理论界和思想界会对这一问题持续关注？弄清这个问题是本文研究和展开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中，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基本回答是“三论”，即哲学对科学的“指导论”，科学对哲学的“基础论”，科学与哲学乃至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论”。

五十年代以来，强调“哲学指导科学”是接受了经典著作和来自苏联的哲学教科书的观点，就学术传统而言这是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

而这种传统和观点被赋予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地位。

由于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统领和指导一切，因而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也就成为意识形态问题了，体现到科学领域就是强调哲学指导科学。

五十年代对此也有过争论，五六十年代的实践中具体化为用自然辩证法指导科学。

这种指导表现出来的就是用哲学的条文和术语来套自然科学问题，用一些例子来证明指导的正确性。

而“基础论”和“联盟论”难以落到实处。

这在实践中造成不少问题。

到“文革”发展到极端，“指导论”变成“代替论”。

长期以来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理论上的教条主义。

“文革”结束后，批判“代替论”，恢复传统的“三论”，是思想变革的重要资源。

进而，吸收现代科学精神，深入理解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成为突破教条主义，具有思想变革意义的内容。

对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有重要影响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其1979年“创刊号”的开篇之作是“本刊评论员”文章《战斗唯物主义的历史使命》，文章直面新科技革命，反思苏联和中国的自然科学批判运动，吸收真理标准讨论的理论成果，明确地表达了哲学对科学的“指导论”，科学对哲学的“基础论”，科学与哲学以及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论”。

不知是巧合，还是历史和思想发展的逻辑使然，放在自五十年代以来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历史中考量，这篇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一个思想史考察李彤宇1,2，王利2（1.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2.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呼和浩特010070）摘要：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反思是七十年代末以来思想革新的重要维度，本文从思想史的视角讨论这一变革的基本状况，包括三个方面：科学与哲学关系转换的思想史前提、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意识形态转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质疑。

关键词：八十年代；科学与哲学；思想史；反思；自然辩证法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4-04-01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科学哲学史研究”子课题“中国科学哲学史研究”（12&ZD11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3M541021）。

作者简介：李彤宇（1972—），内蒙古卓资人，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后，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科学文化、科技与社会；王利（1976—），女，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科技与社会。

①八十年代科学与哲学的论战涉及的问题有：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物质有限还是无限、宇宙有限还是无限、现代物理学与认识的主体性。

第31卷第3期2015年3月自然辩证法研究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Vol.31，No.3Mar.，2015文章编号：1000-8934（2015）03-0091-06第31卷第3期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在引领新时代精神风貌期刊上的带有意识形态引导性质的文章，形式上有着某种历史复归的成份，而在内容上又蕴含着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精神。

二、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意识形态转换八十年代在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意识形态转换和思想解放的深入上，正是顺着这三个方向展开的。

第一，“基础论”成为现代自然科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依据。

过去讲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只是留于口头；相反，由于现代科学精神和教科书上的理论框框不符而被一律批判为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

但从新时期开始，“科学是基础”则成为实实在在要落实的一条原则。

从“文革”中走过来，把现代自然科学视为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而加以批判的论调已没有多少人理会；和过去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吸取现代自然科学成就，从僵化和教条中走出来。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思想环境中，使得用现代科学成就来丰富和发展、甚至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大多数人所赞同。

政治层面对科学思想力量的重视和运用是推动理论变革的强大动力，这正是“文革”结束以来的实践，科学大会和真理标准讨论就是标志性事件。

1979年现代化起步后，来自政治层面的推动继续延续。

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初步总结了历史、描绘了未来。

他强调领导干部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否则无法胜任领导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干部一定要人人学科学，人人用科学，为此作出顽强的努力，不惜废寝忘食，用自己的榜样带动全民族为掌握现代科学文化来一次大进军。

”〔1〕这显示出科学在思想解放中的重心开始由批判“左”倾错误和拨乱反正转向从现代化的高度用科学文化改造精神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

而这种来自最高层政治的声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导向性国家的影响毋庸多言。

正是在这种政治倡导学习科学的氛围中，出现了另一件具有政治推进和思想引导意义的事件：科学家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讲课。

1980年已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国科协闭幕会上讲到：“我在这里郑重的邀请科学家当我们的老师，讲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到中南海去讲，中央书记处带头去听。

”给中央领导讲课的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李昌副院长负责组织，第一次安排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主讲。

为了这一次不同寻常的授课，钱三强、仓孝和、许良英、李佩珊、杜石然分工写作了讲稿。

《人民日报》专门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红旗》1980年第15期发表钱三强等五人合作署名的文章《科学技术发展简况》，讲稿公开发表。

②这次授课意义非凡，由科学家直接向政治高层讲授科学知识，这是自科学向中国传播以来的第一次，联系到以前科学与政治的对立以及现代化建设对科学的现实需求，就可以看到讲授科学知识的鲜明政治导向，它体现的仍然是政治对学习科学的倡导，是一种方向性的标识。

这也反映了新兴的政治力量要借助科学的力量来推动意识形态转换，建构新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八十年代初期新的意识形态旨趣和科学理性与批判精神旨趣的一致性。

在揭批“四人帮”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和自然辩证法界的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反思和批判“左”倾意识形态。

进入现代化建设阶段，对理论工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破旧，更重要的是立新，建构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意识形态。

其核心内容就是努力吸收现代科技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科学不再被置于批判境地或可有可无；相反，科学真正成为基础。

“科学基础论”成为建构新意识形态的中心。

这一理论新方向不仅得到来自政治上层强有力的推动和支持，而且也有来自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积极参与和推进。

科学基础论在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具体展开上，《哲学研究》发挥了新的意识形态指引和学术导向的双重作用。

从1979年开始，《哲学研究》接连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其中涉及科学方面有：《适应伟大的转变,加强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1979年第7期）、《积极开展科学方法论的研究》（1980年第1期）、《把辩证法理论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980年第2期）、《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1981年第4期）、《积极开展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研究》（1982年第4期）。

这些“评论员文章”②《红旗》为文章加了“编者按”：“为了改善和加强党对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刻苦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和各种业务知识，使自己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

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现将钱三强教授给中央书记处讲课的讲稿刊载于后，供大家学习。

”包括关乎辩证唯物主义的各个理论组成部分，中心主张是要适应现代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抛弃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思维方式，认真研究和吸取现代科技成果，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些文章的发表，是新的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思想转变的方向，为深入讨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不断冲破传统教条提供了理论前提和依据。

作为对这些新主张的贯彻，《哲学研究》编辑部在“评论员文章”发表后，主持召开相应的理论座谈会、甚至全国规模的理论研讨会，召集理论工作者专门研讨某个领域的问题，所讨论的都是以往“左”的理论框架中不允许存在或者与原先教条化原则相冲突的问题，然后在《哲学研究》上以“笔谈”的形式发表传播。

这在深化问题研究，促进学术范式转换起到了引导作用，当然也起到开拓视野、促进思考、打破教条的作用。

认识上的转变，需要理论上的论证。

理论界紧跟思想变革方向，论证“基础论”。

《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光明日报》等是重要的阵地，还有许多学术刊物和大学学报，都开设“现代科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栏，讨论这一在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由此也出现了一大批理论文章。

需要指出的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文章还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们在论证中常会引证经典作家主张的哲学要随着科学转变而改变形式的观点，也经常会挖掘经典作家重视和关怀自然科学的事情，以此为引入现代科学思想和改变哲学观念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

这种论证方式既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也是保护自身的策略性思考。

除去这些形式上的东西，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相互位置通过这些论证使得传统的观念难以延续；而“自然科学为哲学发展提供原料和能源”，〔2〕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吸收自然科学成果来丰富与发展的观念牢固地确立起来，为人们普遍接受。

第二，对“指导论”提出不同看法。

针对以往在“指导论”上的教条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危害，进入八十年代，作为指导原则的哲学及对哲学的教条主义态度受到批评：“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唯物主义最高的、甚至是最后的形式，我们这代和后代所要做的和能够做的只是给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范畴、概念增加一些新的实例，把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新理论往普遍联系、发展的观点以及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辩证法的原理、规律上套，或者把一些崭新的科学理论仅仅看作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模式化，即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具体的拟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