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两用中：中式管理的哲学灵魂

执两用中：中式管理的哲学灵魂曾飞（2006年7月6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尚书·大禹谟》）十六字心经，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这“十六字心经”的意思是舜帝告诫大禹说，人心动荡不安，道心幽昧难明，只有精诚专一，实实在在地实行中正之道。

其主要含义是：允执其中。

“允执其中”也就是得当地把握住它的中正之道。

而所谓的中正之道也就是“执两用中”的思维方法。

中式管理，其根本，其哲学灵魂，也就在于此：“执两用中”。

执两用中和中庸思想为何“允执其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而“执两用中”又成为最重要的思维方法呢？“允执其中”是变易达到和谐的通路。

要实施执中之道，则要借重于“执两用中”的思维工具。

要使用好执两端而用其中的工具，就需要掌握它的具体的方法。

我们知道，凡事均有两端：或动或静，或刚或柔，或进或退，或扩展或收缩，或变动或稳定，或生产或消费，或阴或阳等等。

要“执两端而用其中”，就先要理解“两”的含义。

庞朴研究员解释说，中国人谈对立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它分成两种：一个是“两”，一个是“二”。

“两”本来是古代车上的小部件。

车子前面有根杆，杆上挂下来卡住马脖子上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叫做“两”。

中国哲学里面把互相并列的对立关系归类为“两”。

“两”就是并存，好比“左右”，左边跟右边一样，只是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是并列的关系。

比如企业和客户，就是“两”，是并列关系。

“二”也是指两个东西，但是“二”是有主从关系的。

比如我们说“二把手”，意味着还有“一把手”在上面，“二”所表示的就是一个主从关系。

按照这种说法，朱熹的所谓“理”和“气”就是“二”，理主气从，不是“两”。

而“雌雄”、“男女”、“损益”、“增减”、“进退”才是“两”，并列关系，没有主从关系。

“执两”要注意不把主从关系的“二”混进去当作“两”。

比如企业领导者和下属是“二”，不是“两”，是主从关系，不是并列关系。

这样，“执两”是比较简单的，人们并不太难掌握，只要不把“二”误当成“两”就可以了。

要“执两端而用其中”，真正有困难的是“用其中”，也就是如何根据事物的具体结构、状态选择实际有效的“中间”方案来解决问题。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所谓的中间其实有无数的状态，要选用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中间方案实在很难。

因此“执中”也就成了大难题，成为一个极其复杂，很难把握的问题。

“执两用中”的思维工具就因为使用的难度高而时常导致偏差。

为此孔子就曾经感叹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非民不用，实在是因为太难而不能用。

是时，占卜、算命等似乎更容易做的迷信行为也就乘机而入，妖言惑众，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这股浊流终于把个提供“用其中”的形象思维方法的古代易的思维工具变成了占卜用的的迷信工具。

——以致于至今仍然有很多人，甚至著名学者，都把《易经》视为占卜大典来理解和注释。

现代系统论的原理表明，结构决定功能。

《易经》则由阴阳两端的符号化开始，用两端的中间组合：“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构造出了一种用以描述事物中间状态的结构图式系列。

这种结构图式从简单到复杂分成三个层次：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最简单的事物结构只用一阴一阳的组合构造出太阴、少阳、少阴、太阳四象，即四种结构图式。

并用水作为太阴结构的代表，表明这这类中间结构的特性；用木作为少阳结构的代表，表明这这类中间结构的特性；用金作为少阴结构的代表，表明这这类中间结构的特性；用火作为太阳结构的代表，表明这这类中间结构的特性。

结构决定事物的特性。

我们也就可以依据中间状态的结构类型及其代表物来帮助我们完成“而用其中”的困难抉择。

事物的复杂性增加一些，就使用三元的符号组合来形成它的结构图式。

这就是八种卦象：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等八种结构图式。

乾以天为代表物，兑以泽为代表物，离以火为代表物，震以雷为代表物，巽以风为代表物，坎以水为代表物，艮以山为代表物，坤以地为代表物。

这些代表物的典型特性直观地表达了该种结构状态的特性。

便于人们抉择“而用其中”。

一般的事物大多具有更加复杂的结构，也就多使用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爻辞来对照、反映它的结构、状况和具有这一类结构的事物的共性。

用两个三元结构重叠，构造出六十四结构状态的结构图式。

每种中间状态的结构图式有一个名称，叫做卦名。

比如：损、益、未济、既济、困、解等等。

复杂的事物，不易用简单的代表物来表达它的典型特性，于是就采用根据卦象，并参照卦辞和爻辞的提示启发，来帮助人们理解该种结构图式的功能特性和所处的阶段的特性，帮助人们选择实际有效的“中间”方案来解决问题。

但这种结构图式系列工具相当复杂，并非一般老百姓所能理解和使用的。

这就使《易经》长久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而难普及于世。

而孔子则把古代的智慧集中用到一点上来，说“过犹不及”。

而这所谓的“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实质上又是什么东西呢?据《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

”礼的基本作用是治中，“无过无不及”所守的中就在于礼，礼成了中正之准绳。

可以看出，孔子是把礼视为“中”，执中、用中的依据就简化为礼，执中即是执礼，中庸意即谨守礼制，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不改不易。

经过这一番苦心的改造，这就使民众易于信守。

于是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

”古代圣贤所教导的“允执厥中”也就转换成了比较简单的仁、义、礼的信条，用于教化万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意思是说，孔子认为百姓可以使他们按指引的道路走，不可能使他们都知道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明确地宣示了孔子将古代流传下来的“允执其中”的智慧改造成让老百姓照着做的“中庸”信条的良苦用心。

孔子的这种良苦用心长期缺少知音，以致于一直被冤枉为愚民政策。

其实孔子的智慧是：老百姓掌握“执两用中”实在太难，只好取其次，给老百姓“中庸”的信条，老百姓就照着“中庸”、“守礼”、“重仁”、“重义”的路走就得了，简单易行，达到的效果还是一样的。

“易则易行，易行则有功”，孔子的这一改革，实在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用道德伦理规范人们的行为，确实有利于管理。

这比要求老百姓搞明白“执两用中”的道理，而且学会应用的社会成本实在要低得多，也行得通——应该说，孔子找到了现实可行的一种管理方案，虽然不是没有负面作用的最佳方案。

这样，在经过孔子改造之后所形成的中庸思想框架里的中道和执两用中，重点也就不在于思维方法，而在于道德伦理的体制和修养方法了。

因此《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程颐一语道破：“中即道也。

”执中居然成了守中道、守礼制。

在此变化的过程中，思维方法也就逐渐僵化了，从哲学方法向儒教信条的方向蜕化，也就逐渐丧失了活力。

这是孔子成功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以致到了末世的儒学大师朱熹手里，道统就成了“唯理是从”的死教条了。

朱熹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

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

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

”（朱熹：《中庸章句集注》）中即理也，孔子的守“礼”，已经被泛化为守“平常之理”，执中也就被诠释成了守“理”，遵守教条死理。

中华哲学的活的灵魂也就灭失得一干二净了。

曾经有过积极作用的儒家思想，从此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以理杀人”，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腐儒，而终被五四开始的革命运动的大浪所淘汰。

对此种趋势，老子早就不买帐。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弊端。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不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义，失义而後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

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

故去彼取此。

”其大意是：上乘的德不依据世俗的所谓德，依此而有了真正的德。

下乘的德不失却世俗的所谓德，依此就没有了真正的德。

上乘的德依从无为的法则，因而没有什么是它不能做的。

上乘的仁做了也没有什么作用。

上乘的义做了尚有些作用。

上乘的礼做了但民众不肯响应，只好揎袖出臂强牵引之迫民众就范。

所以人君失却了道尔后以义为治，失却了德尔后以仁为治，失却了仁尔后以义为治，失却了义尔后以礼为治。

因而礼是忠信的微薄，动乱的始端。

自以为能先知的，是抓住了道的光芒，而这正是愚笨的始源。

因此大丈夫应当居于道的厚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微薄之处；居于道的敦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光环之中。

所以去掉那个而取这个。

商朝讲天命，周朝讲德治，讲“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伦理上讲德行。

于是世俗的德的观念就由“德治”的统治思想而派生。

因此老子才说：上乘的德不依据世俗的所谓德，依此而有了真正的德。

而认为“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老子二十一章），即深通之“德”的法度，是只要有“道”就服从它。

而不是服从德治的思想。

老子的德，是从无名状态得到的局部规律，而不是伦理道德所指的的德性。

老子对当时盛行的借助于仁、义、礼的各种统治理论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抓住了枝末而没有抓住根本。

管理的根本在于无为而无不为，遵循规律来治理。

因而老子说得很清楚：“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一阴一阳才成其为道。

偏执一端就远离道了。

阴阳是两端，“冲气以为和”才是用其中。

唯有“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执中才是成事的正道，这才是真正的“中道”。

正因为执中才能在阴阳两端的相互激荡中得到整体的和谐，于是回归到了中华文明古老传统的“执两用中”的思维方法上来了。

而不是深陷于它的支末——遵守礼制的所谓“中庸”思想中而不能自拔。

总之，中庸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执中思想的修正。

中庸思想让传统的执中思想的哲理和方法退居二线，如孔子所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章句》），明白地说是“用其中于民”，而不是民众自己“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主语变了，由圣人代替了民众，圣人来思考，来“允执其中”，而后用在民众身上，民众只需紧随其后，服从“从众效应”就可以了。

也就是让民众“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中庸章句》）。

用圣人所认定的“中道”来让民众信守之。

对于中庸思想，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让这些正道和定理不偏地得到遵守，并且“不易之谓庸”，信守而决不改变。

庸，也平常之谊，使之成为平常的状态。

中庸思想的核心，就是道德伦理教化的普及。

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执中思想了。

执两用中与实事求是“执两用中”的传统思维方法在经过革命洗礼的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并很通俗地被表达为：“实事求是”。

这正是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的精髓。

也是被无数事实所确证的有效的思维方法。